作者｜岸本美绪
日本历史学家，御茶水女子大学名誉教授、公益财团法人东洋文库研究员，以研究明清社会经济史著称
我所谓的“近世”一词指的是16至18世纪这一时期，那并不是因为当时中国与欧洲early modern时期的国家体制和社会经济存在方式相同，也不是因为我认为当时中国已经被编入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中。与之相反，我的想法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各具特色的地域互相影响，从而共有16至18世纪那一时代的激荡节律。
在这里所讲的“节律”有波动的形象，与直线式的进步模式不同。过去发展阶段论倾向于认为，社会经济本来应该向一定的方向发展。当然历史上有发展不顺利乃至倒退的局面，但这种局面被认为是不正常的、起因于外国入侵或者统治阶级反动政策的现象。与此不同，我想试图用某种波动的隐喻（metaphor）来描写中国“近世”社会的宏观形象。
这个“波动”观点的特点有二：第一是重视跨越国境的广域交流，第二是注目于景气、风俗等较为模糊的长期变动局面。这些特点可能令人想起布罗代尔（F. Braudel）在其经典著作《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中采用的空间范围与变动局面（conjuncture）概念，但我直接受到启发的并不是布罗代尔的著作而是日本历史学界的一些动向，在这里列举若干例子。第一是日本史研究中“跨越国境”反思日本史的潮流。三位日本史学者共同编辑的系列论文集《亚洲中的日本史》（1992—1993）可说是这个潮流的代表性成果之一。在这个系列的第一卷，编者们（荒野泰典、石井正敏、村井章介）从亚洲视野给日本列岛的历史做了时期划分，其标准为日本列岛对外关系的“相对安定期”和“过渡期乃至变动期”之间的“脉动”。这个脉动的重要原因当然是中国大陆的政治、经济变动，因此他们对日本史的时期划分与中国（以及整个东亚）的时期划分有密切关系。具体地说，他们把从公元前3世纪到19世纪的东亚历史分为10个时期，其中有关明清时代的时期划分如下：
第六期（13世纪中叶至14世纪末）：元军入侵和倭寇；
第七期（15世纪初至16世纪前半叶）：册封体系的完成和勘合贸易体系；
第八期（16世纪前半叶至17世纪末）：倭寇状况和摸索新秩序；
第九期（17世纪末至19世纪前半）：近世秩序的安定和矛盾的深化；
第十期（19世纪前半到19世纪末）：亚洲的近现代化和民族主义。
这些时期中，奇数时期是相对安定期，而偶数时期是过渡期乃至变动期。他们提出的广域性脉动的学说，可说是日本历史学界早就存在的“东亚世界论”之继承和发展，对中国史研究也会给予很大的启发。
第二是宫崎市定对中国历史上“景气变动”的注目。他在1977—1978年出版的概论性著作《中国史》（岩波书店）里比较系统地提出他的景气变动论，指出“凡在经济现象中直接影响到一般民众之生活者，莫如景气好坏之重要”（上册，第4页）。据他说，古代（太古至汉代）是景气上升时代，中世（三国至唐末五代）是停滞下降期，近世以后景气变动周期趋于短期化，其中高峰期为北宋、元初、明代弘治年间、清代中期等。所谓的治世和乱世之别实际上与景气变动有密切关系，并不仅仅在于统治者的能力。宫崎的景气变动论似乎是受到当时法国隆盛的年鉴派之经济变动史研究的影响，但与中国传统知识人的风俗变动观也有某些暗合之处。
下面我将从宏观的视点来对16到18世纪的东亚历史（大致上相当于荒野等时期区分中的第八、第九期）作一素描。我们知道16世纪的中国因“北虏南倭”而大伤脑筋。在中国大陆东侧的外围地区有一大片不断处于战争和纠纷状态的地域，仿佛把中国团团包围起来。从蒙古人反复入侵的北方边境到女真人纠纷不断的辽东、众多领主展开激烈战争的战国时代的日本、倭寇猖獗的中国东南沿海，还有东南亚各地区在国王和有实力人物之间发生着激烈的对抗。中国的周边地区，在这样的战争状态持续不断的背景下，于16世纪出现了全球性的国际商业热。当时在中国生产的生丝等手工业产品在全世界拥有销售渠道，作为交换，美洲大陆和日本出产的白银流入中国。成为国际商业舞台的中国周边地区聚集着各种各样希望通过交易获利的民族。汉族人、蒙古人、女真人、朝鲜人、日本人，还有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等欧洲人，都加入到那些频繁举行的交易中，同时也构成了一个为获得交易之利益而粗暴抗衡的舞台。在那里投入的军事费用更使该地区的交易热升温。因此与苦于沉重税赋、景气呆滞的中国内地互为表里，在中国的外围商业活跃、战争不断的地区形成一条带状地带，在那里接连不断地涌现出一些新兴的军事政权。在辽东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是在1588年，在日本列岛丰臣秀吉实现统一是在1590年，这一同时代性绝不是偶合。在东南沿海，从16世纪中叶的王直开始到17世纪前半期的郑芝龙，接连出现垄断海上贸易的势力，其中若干已达到了号称东海海域的海上王国之广泛的支配能力。在东南亚16世纪也有很多新兴国家以海港城市为据点，以海上贸易为经济基础成长起来。东南亚史专家安东尼·瑞德（Anthony Reid）把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相当集中的这些东南亚新兴政权称为“绝对主义国家”（absolutist states）。
在此一百年前，15世纪的东亚、东南亚的广域秩序由于以明为中心的朝贡关系呈现比较安定的状态。进入16世纪以后，在明的周边地区具有军事和经济实力的新兴政权产生，并互相对抗，这个广域秩序瓦解了。广域秩序的瓦解和商业国家的成长过程在16世纪的欧洲也可以见到。虽然罗马教皇的权威于14世纪开始衰退，但神圣罗马帝国代表的那个普及于全欧洲的基督教共同体的理念仍根深蒂固。可是在国际商业发展中，随着西班牙和葡萄牙、荷兰和英国、法国等大西洋沿岸的各国扩大经济和军事力量，通过基督教的权威来统合欧洲的理念也瓦解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也可以认为是伴随着这样的变化发生的事件。
明代后期以后的中国处于随着国际商业的发达而涌现出新兴政权、旧秩序不断瓦解的世界性潮流中。成为17世纪以后历史主体的，正是在这样的局势中产生、强大起来的，并在竞争中获胜得以生存的国家。欧洲绝对主义诸国家是这样，日本的德川政权是这样，清朝也是这样。在中国的东北成长起来的清朝绝不应该看作是依存于狩猎采集的落后的奴隶制国家，倒是应该看作是一个通过参与人参和皮毛的国际贸易而形成的商业性、军事性政权。
这些国家克服了16世纪的动乱，于17世纪以后摸索着试图建立新的秩序。我想强调的是，这些国家建立起的体制并非互相类似的，而具有相当不同的特征。欧洲的绝对主义诸国家和日本的德川政权、中国的清朝，我把它们都叫做16世纪动乱中成长起来的近世国家，可是那不是因为这些国家特征相似。当然如果想找出相似的一面是很简单的。比如说这些国家都是中央政府具有强大力量，带有集权特征。可是另一方面，不同点也很多。而我觉得近世这个时代有趣的地方，正在于此。
试图建立新秩序的这些国家面临着一些共通的问题。我曾把它命名为“后16世纪的共通问题”，下面简单地介绍一下。第一是民族（族群）、宗教问题。16世纪的国际商业发展、人口的流动、新兴宗教的兴起和传播营造了一个众多民族和宗教混合的社会局势，近世国家是以什么样的正当化理论来处理这些多样性，实现国家整合的呢？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并不一致。在入关以前已经具有满洲、蒙古、汉的复合国家特征的清朝在入关后进一步发展了这些特征，营造了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多语言的具有广大版图的国家。而欧洲的绝对主义国家和日本却在实现民族的同一性、宗教与语言的同一性方向上推进国家建设。
第二是社会组织问题。16世纪的动乱时代是政权互相抗衡的时代，同时也是整个社会涌现出各种集团并互相抗衡的时代。怎样统治这样的各个集团，建立一种统一的安定的政治制度呢？关于这一点，答案也不相同。日本和欧洲比如法国完善了由出生的家庭来决定身份的世袭制身份制度。可是在清代中国，虽然有八旗那样的世袭集团，但整体上由科举等制度而造成的社会地位的流动性非常强。宗族那样的血缘团体的社会性力量虽然很强大，但那不是与国家性身份制度相关的，只不过是民间的互相扶助的集团而已。
第三是市场经济和财政问题。16世纪急速成长起来的国际贸易和市场经济成为新兴政权的重要财源，可同时带有引发战争和社会不安、动摇政权的危险。怎样驯服这如同危险的猛兽一样的市场经济来确保财源呢？在这一点上，答案也是不同的。有国家直接参与商业并从中获得财富的欧洲重商主义国家；也有对商品经济比较自由放任，同时将土地税作为主要财政基础的清朝；还有抑制土地买卖和人口流动以确保土地税收入的日本等。
这些答案的不同点造就了近世各个国家的多彩个性。各个地域的答案不同，可是各个地域却面临着共通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它们应该说是“一个时代”。那么，哪个答案是正确的呢？从19世纪以后欧美掌握了世界霸权这个阶段来回顾的话，也许我们可以认为正确的答案是一目了然的。就是说欧洲特别是英国的答案是正确的，其他的多多少少有些错误。但是近年来的历史学家正试图逐步摆脱那种由结果来判断过去的看法。认为产业革命发生在英国是一种偶然，发生在其他地区也不足为奇。如果这样来考虑的话，近世各国所具有的各种特征就值得我们从新的关心点出发，把它们作为后16世纪各个地区针对共通问题使出浑身解数得出的答案来进行一番重新审视。
今天由于能力有限，我只能对明末清初的东亚进行一个素描，而没能涉及其他时期的历史，比如从宋到明初，或者19世纪以后的“近代”历史。但我认为，这种“波动”性历史观在研究其他时期的历史时也会有一定意义。这个“波动”性历史观可说是我对目前“近世”论所面临的问题提出的尝试性回答。
1）各个地域面临的问题有共同性，但答案有多样性，我们不应该用现代的观点太轻易地下判断说哪个对哪个错；2）各个地域的答案当然是以既存的社会经济情况为基础条件的选择，但并不是必然而然的发展，而是有创新性意义的摸索；３）各个国家（比如清代中国、德川时代的日本等）各有个性，但其成立过程和独特性质只有在我们从更广域的视点来做分析时才能充分地阐明。我觉得，当此21世纪初的新变动期，“后16世纪的共通问题”会以新的面貌重新出现。如何处理民族纠纷和宗教纠纷来营造一个安定的公平的国家秩序，如何调整国家与民间团体的关系，如何应对全球化经济来实现经济繁荣，当我们从这样的观点出发重新审视后16世纪的世界时，当时各个国家经过反复尝试而琢磨出的独自的答案是依然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
文章来源：编选自《风俗与历史观: 明清时代的中国与世界》，注释从略，转自 勿食我黍 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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