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社会问题的升级和化解

以下文章来源于嘉陵桥渡 ，作者郑渝川hiecy

公民社会，公民领域本身就是围绕话语体系而形成的，会遵循相当程度上的公民价值。但这只是一般意义上而言的，不能简化为虚假的，但确实不是稳定存在的。

公民社会、公民领域运行一些批判性议题，这在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广泛存在。这些议题有时会引入科学依据，有时则更多地接近于某种意识形态观念；有时注重社会共同体、社会共识、社会信任的存续，但有时又会刻意打破前述内容；有时注重证据，看重对个人私隐的保护，但有时又会反其道而行之，只要受害者出面声讨，被指控为施害者的一方会尴尬地发现自己有口难辩。

社会问题滑向社会危机，是当今不少国家和地区经常出现的现象。这就是美国耶鲁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杰弗里·亚历山大在其所著的《是什么造成了社会危机？》书中所探讨的问题。这类现象的进程通常表现为，稳定状态受到动摇，危机爆发，然后发生反击，最后在混乱中达成妥协和平衡，埋下下一次危机的伏笔。

社会问题发展出的社会危机，很多情况下是由某些职业团体、社会组织运作而成的。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在欧美社会所出现的历次社会危机，有很多都曾有过严密的规划。可以认为，这就是用理性来驯服从众者的感性。

社会危机中，新闻、出版等行业的从业者，以及社会组织的参与者，往往是最直接促成问题升级的力量。在欧美国家，有时，司法机关还会与上述中坚力量携手合作，从而让例如某些宗教团体成员以及某些富商侵犯幼童的丑闻，又如金融危机所暴露出的监管缺失和卸责推诿，再如美国汽车行业巨头企业在给CEO等高管发放高额薪酬的同时向美国政府求援等问题，很快被纳入查办。

而这样的快速行动，也就是司法机关的高效行动，其实就是借助国家机器的力量将社会危机牢牢地锁定在社会层面，使之不能跨越到政治层面。

当然，欧美国家无论是其官方还是非官方组织，有时会刻意挑唆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危机跨过政治与社会的边界，哪怕后者的司法机关也已经采取过相对公正的处理。

美国社会学家、耶鲁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杰弗里·亚历山大在其所著的《是什么造成了社会危机？：社会问题的社会化》一书，相当广泛而深入地讨论了社会问题是如何经由社会化，升级为社会危机。

正如书作者所指出的那样，在具备共同的文化意义背景（吸引哪怕是危机发起者、参与者自觉捍卫最基本的社会共同体）的前提下，又有制度性的力量防止社会危机出现不可控的升级，公民领域的抗争行为可以触动腐败、阴谋、贪婪、对妇女和儿童的侵犯及其他伤害等问题得到解决。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通过新闻，以及自媒体消息看到欧美国家经常陷入诸多社会危机，但这些危机都被牢牢地封锁在其体制、意识形态的边界以外——大概只有特朗普任期之初以及任期结束前的两个很短时间以内，特朗普及其拥趸滑过了上述边界。

上述危机的消息常常让旁观者误认为欧美国家乱成一团，已经无法发展，无法运作。但实际上，在欧美国家既有体制框架下爆发及发展解决的社会危机，反而通过问题的解决，增强了其意识形态内涵更新的能力。这也是为什么好莱坞的大片中，哪怕电影中的反派可以被设定为美国的政府或军界很高职务的履职者，哪怕美国某个领域被塑造得充满了腐败，但电影剧情也会赋予美国更多领域以活力、正气以及其他符合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亮点。所以，美国本国的左翼学者也戏谑地指出，好莱坞电影与过去苏联的文宣大片在内里主旨上如出一辙。

更具反讽意味的是，《是什么造成了社会危机？：社会问题的社会化》书中也谈到了默多克旗下的《世界新闻报》和《太阳报》对英国王室以及英国其他社会名人实施长期窃听、黑客入侵的丑闻（2005年）。这一丑闻其实很形象地佐证了11年后特朗普对于美国媒体的指控，那就是新闻界的第一属性是资本机构，为了牟取价值来源（独家新闻），与腐败官员一样，也会对法纪要求置若罔闻。

而且，英国公众对于新闻界违反法律、破坏事实、穿越底线保持了高度克制，并没有像对于英国政府、英国警方的履行行为那样施加很大的压力。到了2011年，美国的《纽约时报》切入到对《世界新闻报》和《太阳报》丑闻的报道，英国主流媒体改为激烈批判此事。但事件本身也仍被控制在有限范围内，换言之，默多克新闻集团在英国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优势地位受到了一定动摇，但英国新闻界作为公民领域、公民社会的最有力工具，所以仍被允许享有相当程度上的豁免权，不因其过失而承担实际需要承担的责任。这场社会危机就此平抑，也没有动摇英国人对于既有意识形态，以及新闻公正的信任——这是个有些诡异但完全符合逻辑链条的结果。

转自：“学术那些事儿”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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