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荣与壁垒：西方国家为何不再欢迎穷国移民？

作者 | 郑渝川

19世纪40、50年代，爱尔兰大饥荒造成至少100万人死亡，同样规模的人口则移民到了美国。20世纪60年代前后 ，越南战争期间，以及印尼国内动荡时期，有大量的越南、印尼难民逃难进入西方国家。

20世纪80年代，埃塞俄比亚和东非地区也因饥荒造成大量人口死亡，但没有出现相应的移民潮。2010-2015年，出现了三次难民危机，一是中美洲儿童难民危机，二是波及东南亚和澳大利亚的罗兴亚难民危机，三是主要进入所谓的“新欧洲”国家的叙利亚难民所引发的危机。

观察家已经注意到，20世纪后期以来，也就是越南难民大规模移民进入以后，美国、澳大利亚和欧盟国家就不再积极地为外国难民提供避难所，而是寻求提供部分资金，然后半压制半诱导式地让发展中国家接纳移民，而这则相当程度上引发了移民进入国与移民群体的矛盾。

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研究者感到困惑的问题是，欧盟国家以及美国已经早就提出要重建制造业，但存在难以逾越的人力不足的困境（再加上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问题就更加突出），在一个多世纪以前，这些国家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敞开国门吸纳移民，但在今天，却采取了对于外来移民越来越严苛的政策。

第二个问题是，在欧盟国家和美国，主张宽待移民的政治势力、党派通常被认为是全球化、自由贸易的支持者，但这种传统的立场认知近年来也在发生倾斜甚至翻转。倡导自由贸易的欧美政客，也开始指责开放贸易、产业外流加剧了本国劳动力与外国工人的竞争，损害了本国工人的利益。这其实揭示出自由贸易认知，在最近几十年里尤其是最近十多年里出现了向着民粹主义化的方向转进的变化趋势。

依照美国政治学家、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系副教授玛格丽特·彼得斯在其所著的《壁垒：移民与全球化重构》一书中的观点，自由贸易发展到一定阶段，也就是不断削减贸易壁垒和资本管制，积极向外国商品开放经济，允许甚至鼓励本国企业对外投资，本就削弱了本国中低层次的就业数量，也降低了支持低技能移民的政治和经济基础。正如书中所说，自由贸易发展使得愿意为低技能移民承担经济上的成本，以及政治上的风险的势力变得空前的虚弱。

另一方面，新技术的投入，本身也会降低劳动和服务密集型行业的企业，为支持、包容低技能移民政策进行游说的能力。“机器换人”还会减少企业在西方国家的中低层次雇工，但在直观层面上，人们更容易将自己工作的丢失，归咎于无孔不入的合法或非法移民。

这意味着，以自由贸易为内核的全球化，自己最终导引发展出了逆全球化、反全球化的趋势。

而且，即便美国和欧洲国家成功地运作实现了所谓的制造业回流，重整制造业，更适合用工需求的显然是薪酬和福利要求更低的新移民，而不是前者国内的失业人群。

《壁垒：移民与全球化重构》这本书提出并校验了两个推论，其一，不断增长的贸易能力导致更大程度的移民限制；其二，企业不断增长的海外迁移能力也会加大对低技能移民的限制。书作者为此建立了一个包含19个国家或经济体、跨越两个多世纪的移民政策独立数据集，囊括了19、20世纪两个世纪，以及本世纪初的数据。

书中列举了美国不同时期，企业、行业等组织对美国国会进行相关政策游说的情况。美国全国纺织协会、美国钢铁协会、西部种植者协会（农业）都曾在历史上是低技能劳动力的主要雇主，冰爷在不同时期遭遇到巨大的贸易压力、国际竞争，因而也一连串式的放弃了对低技能劳动力以及相关移民管理政策的支持。翔实的经济史数据也确证了技术进步对于移民包容政策所起到的破坏作用。

正如书作者所指出的那样，全球化所激起的反全球化，减少了相关国家的行业对于开放移民的支持，这对于移民政策拥护者来说，前景并不乐观；但又一方面，为了确保逻辑自洽，西方国家仍有很多人口头上支持移民政策——只要不引入并移居到自己住所旁边——因为那是自由贸易政策的必然推论。但两个政策的内核却是矛盾的。所以，我们就会越来越频繁地看到，即如美国，一方面极力推动复兴制造业，但另一方面从不放松中低端移民。技术进步让反移民政策获得事实上的合理化助力。

《壁垒：移民与全球化重构》书中指出，要让美国等西方国家真正接纳移民——尤其是北非、中东、拉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难民，主要是美国和欧盟错误政策带来恶果的产物——只有一个可行方法，那就是重塑美国等国家选民的认知以及实际感受。

转自：“学术那些事儿”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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