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重读：对我国经济学界的回顾和前瞻

来源：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青年智库

本文作者为厦门大学原校长王亚南（1901年-1969年11月13日），现代中国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

十年来的经济学界，是有许多事情可谈的，但提起笔来，又似乎不知从何谈起。首先，可以谈谈变化，这要求我们做一点“抚今思昔”的工作。解放前，御用的经济学界给予我较深的印象，大约是这几点：

第一，整个经济学界，差不多都是由所谓英美学派，特别是美国学派把持。全国各地研究经济的人物，差不多被搜罗在“美国经济学社”翻版的“中国经济学社”中。大学经济讲坛，经济论坛，多半由他们主宰。他们的理论基础，全是奥大利学派的主观主义的货色，不过有的作了一点更庸俗的美国式的加工。一切经济学教本，几乎全是以消费论为中心，这种谬论已为资本主义社会千千万万的事例所驳斥，但是当时十足体现殖民地特色的经济学界，很少对此有所反省怀疑的。被资产阶级世界奉为“圣经”，并妄图用以压制“资本论”的凯恩斯的理论，实际上是从奥大利学派的那一套东西加工制作出来的，所以时间尽管不长，传播尽管不广，因血型相近，很快就被一部分有名气的教授当作了不起的大法宝。到了解放以后，他们还公然宣扬要用凯恩斯的“就业、利息、货币通论”来补充“资本论”。

第二，当时经济学界的当权学派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不敢正面来进行论战，这是什么原因呢？他们中间有这样一些人，提到马克思主义，就感到不值一谈，认为都是成见、信仰，不是什么科学真理。他们一般连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论著都没有摸过，又如何能对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进行论战呢？有一点值得提一下，就是中国资产阶级的脆弱性或两面性，在一定限度内，也在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中反映出来了。中国买办官僚资产阶级会御用一批共产党的叛徒和托派分子专做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不能做的工作，例如当时展开的中国社会史、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他们在论战中把当时中国社会直截了当地看作资本主义社会，而坚决反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说法。

第三，解放前，反动统治阶级所豢养的所谓经济学家只是屈指可数的那一点人，各有地盘，各有背景，大家都分别发挥了所谓自由主义精神和功利主义。结果，人数少，水平低，谈不上什么研究，由于反动统治对科学事业的压抑和窒息， 这就注定了“经济学贫困”的命运。

解放前在反动统治地区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播，虽然经常受到反动统治阶级的破坏和摧残，学习和研究的人遭到迫害，这一类文化事业受到封闭，但是在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还是起着广泛的作用。

上述情况在解放后，起了根本的变化。它的本质和面貌都改变了。经济科学在党的领导下，在科学水平的提高方面和科学队伍的成长和壮大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如果从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政治经济学界的希望和要求看来，我们的研究工作是远远落后于客观形势的。

首先，我感到，我们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学习与研究，还没有很好地配合上社会主义的建设实践，解放以后，我们曾有一段时间，用较大的力量来清除资产阶级经济思想，这是必要的。同时，几年来，我们也用愈来愈多的力量研究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提出的重大问题。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其次，我们经济学界的队伍比解放前扩大了，但比之我们的实际需要，还不够得很。我们的学校研究机关，正在大力培养青年干部，我们的经济实际工作者正在多方提高理论水平。最近，各地党组织分别在干部中组织政治经济学学习，这将会很快地在普及基础上提高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水平，也将很快扩大政治经济学的队伍。

又其次，我感到我们对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清算工作，做得还不彻底。庸俗经济学的荒谬的理论，能够找到一些投售的市场，是有其阶级根源的，不少人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认为那样的自私自利的讲法，正中下怀；也有一些人习惯于常识和表象的思想方法，不易接受经过分析研究的科学理论，而陷入庸俗经济学的泥坑。因此，我国经济学界的旧的资产阶级的经济思想残余尚待清除。

最后，我感到我们经济学界的计划工作和组织工作，尽管做了一些，并且在反右派斗争后，还做得更全面具体了一些，但仍没有跟上客观发展的需要。例如对某一经济发展阶段的比较重要的经济研究项目，没有及时研究提出，并组织力量进行钻研；对于全国各协作区的重要经济情况，未分别安排研究据点，有计划地搜集资料，这些说明我们的经济理论研究工作，没有好好配上社会主义建设计划的实践。最近，中央及各地有关方面，正加强这方面的指导，这对于各地经济教学研究机构和教学研究工作者的潜在力量和通力合作精神的发挥，对于青年经济学者的培养和贯彻经济理论联系实际的方针，将有决定意义。

从这几方面看来，我国经济学界的前途，正如整个学术界的前途一样，是光明的。在建国十周年国庆节中，回顾一下十年前的情况定会有隔世之感。十年来革古鼎新的成绩，虽然说明了我们大家做了一些工作，但是不能满足客观需要，还有更大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应该为完成这些任务而继续努力。

文章来源：《经济研究》1959年第10期

转自：“经管学苑”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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