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小华¹² 马小珂³ 何茜¹
作者单位：
1.西南大学普惠金融与农业农村发展研究中心；
2.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3.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资源管理研究院
原文刊于《中国农村经济》2022年第11期
一、引言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出发，做出了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抉择。党和国家提出新发展格局，是从国内外形势判断出发做出的长期重大战略部署。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要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特别是在外部形势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增加，中国经济发展又同时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的情况下，消费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越来越重要，内需市场规模持续扩张和消费结构优化升级能力愈发成为决定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模式形成的基础条件（张杰和金岳，2020）。将农村消费市场作为深挖消费潜力、促进消费转型升级的主攻方向显得尤为迫切，这也是形成强大国内市场和畅通国内大循环、应对激烈国际竞争的客观需要。
从中国的现实国情和乡村发展现状来看，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问题依然存在，特别是城乡金融发展不平衡和金融服务“三农”不充分仍然突出。传统金融发展受到城乡和区域发展差异的限制，金融服务的覆盖面低、融资成本高等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彻底解决，导致金融对消费的促进作用难以发挥，这就需要依赖金融技术进步和金融创新，克服长期以来“三农”金融服务中面临的缺乏标准抵押物的“痛点”与信息不对称的“堵点”。数字技术快速发展促使数字金融出现，为农村发展带来了新希望。数字金融推进了金融交易的便捷化，不断推动金融服务门槛下移。数字金融与农村居民生活高度融合深度渗透，不但可以满足那些以往难以享受到金融服务的低收入和弱势群体的需求，惠及被传统金融排斥的大量农村居民，还可以极大地降低消费成本、改善消费体验、加速消费者的决策过程、提高消费支付频率、创造新消费需求。这为金融支持农村消费提质升级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手段，为提高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和促进农村内需动力释放带来了新的曙光和希望。
二、理论分析
（一）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直接影响
数字技术与金融行业不断融合，不但极大地降低了传统金融服务的成本和风险，提高了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而且使得数字金融中的各类金融产品和服务更加贴合实际生活，对消费者的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何宗樾和宋旭光，2020）。一方面，数字金融具有极强的地理穿透性，极大程度地突破了物理网点的限制，农村居民仅需在手机APP或者网页上进行简单操作即可完成查询、存取、缴纳等各项业务（易行健和周利，2018），提高了农村地区的金融可得性和普惠性（张勋等，2019）。另一方面，数字金融通过电子商务平台激发了新业态，拓展出更多的生产和服务模式，激发了农村居民的新兴需求。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消费的可选择性，满足了居民对不同产品的消费需求，推动了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提升和消费结构优化。
（二）传统信贷约束的调节效应
改革开放40来年，我国农村金融改革在服务体系建设、信贷投入和融资覆盖面、中介组织多元化、产品创新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由于缺乏抵押物资产、个人征信信息缺失等问题存在，农村居民获得正规金融服务存在天然阻碍，他们生产、生活的金融服务需求往往不能很好地得到满足（黄益平等，2018）。与传统金融模式相比，数字金融依托互联网平台，不但可以减少不必要的线下网点和工作人员，突破了金融服务的成本约束，还可以帮助金融机构更加精准地刻画用户画像并对其信贷风险进行精确评估，增强风控能力，降低潜在信用风险，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导致的流动性约束和金融排斥（周利等，2021）。此外，针对受到传统信贷约束的农村居民家庭，数字金融使用降低申请信贷的门槛，拓宽了申请借贷的渠道，解决了“无信心申贷”的难题，缓解了传统信贷约束，增加了信贷可得性，最大程度上释放了消费需求。同时，蚂蚁花呗等数字贷款平台通过“先消费后还款”的方式，弱化了支付和消费之间的连接，大大减少了人们的支付痛感，进一步刺激了消费意愿，甚至诱导产生了很多非理性消费。因此，传统信贷约束在数字金融使用促进农村居民家庭消费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
（三）预防性储蓄的调节效应
由于农村居民收入较低，其对不确定性的厌恶程度更高，因此在收入增加时农村居民更偏向储蓄而非当期消费，导致农村居民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普遍低于城镇居民且提升缓慢。随着数字金融产品的不断丰富和在农村的广泛应用，数字金融中的数字保险等服务，可通过分散风险减少农村消费者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从而增强即期消费（何宗樾和宋旭光，2020）。此外，农户通过使用手机等无线终端接入平台，可以更便捷地获得准确度和透明度更高的信息（何婧和李庆海，2019），减少由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不确定性，降低家庭预防性储蓄动机，从而提高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水平，进一步释放农村消费潜力。因此，预防性储蓄在数字金融使用促进农村居民家庭消费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
三、实证研究设计与结果分析
（一）实证研究设计
1.数据来源与说明。文章使用的数据主要来自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基于研究目的，本文仅选择了数据库中的农村样本，删除无效样本后剩余8481个样本。
2.变量选取与说明。选取农村居民家庭消费作为被解释变量，为了进一步分析数字金融使用行为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一方面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八大类消费（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和娱乐、医疗保健、其他用品及服务）标准划分消费支出的类别，另一方面将农村居民家庭消费划分为生存型消费（食品烟酒、衣着、居住）和发展享受型消费（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和娱乐、医疗保健、其他用品及服务）两类。数字金融使用为核心解释变量，从数字支付、数字借贷和数字理财三个维度对家庭数字金融使用情况进行衡量。在机制分析部分，将传统信贷约束和预防性储蓄作为调节变量。在控制变量方面，主要控制了户主层面、家庭层面和地区层面的变量。
（二）实证结果分析
1.数字金融使用与农村居民家庭消费。在基准回归结果中，数字金融使用以及数字金融使用多样化程度对农村居民家庭总消费的影响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具有刺激作用，且农村居民使用数字金融的相关业务数量越多，数字金融使用对家庭消费的促进作用越大，并且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讨论之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如今，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使用线上支付进行消费，在支付过程中，数字支付将现实中的现金交付转化成电子屏幕中的数字减少，有效降低了消费者的心理损失和购买商品时的实际支付痛感；快速便捷的支付过程，缩短了购买支付时间，减少了消费者在购买过程中可能存在的犹豫，这使得农村居民在原本就存在消费需求的情况下，在购买商品和服务时更容易冲动消费，从而释放了农村居民的消费潜力。
2.数字金融使用与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结构。在将农村居民家庭总消费分别细分为八大类消费和两种类型消费后，发现数字金融使用对八大类和两种类型的消费都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并且对于低消费水平的家庭而言，数字金融使用对各项消费的促进作用明显更大。通过对两大类消费进行分位数回归后发现，数字金融使用对生存型消费和发展享受型消费的影响均呈现出左高右低的下降趋势。与发展享受型消费相比，数字金融使用对生存型消费的影响在不同分位点处的作用力较小，表明对不同消费水平的农村居民家庭而言，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村居民家庭的生存型消费的促进作用明显小于发展享受型消费。
3.影响机制分析。本文主要从传统信贷约束和预防性储蓄的角度对数字金融使用影响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机制进行检验，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对于受到需求型信贷约束和存在预防性储蓄的农村居民家庭消费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因为数字金融使用，不但可以通过申请信贷的门槛降低以及流程简化提升获取贷款的可能性，而且可以通过减少由于信息获取以及预判抉择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增强农村居民的即期消费信心，推动农民消费水平的提升，释放农民消费潜力。
4.异质性分析。数字金融使用对于户主为女性的家庭有更强的消费刺激作用，原因在于数字金融使用可以缓解正规金融对女性群体的物理距离排斥，使得女性群体相比以往更加容易获得金融服务，增强了她们的金融可得性，为这类家庭消费提供金融支持。此外，数字金融使用对低收入和高年龄户主的家庭消费增长促进作用更大，主要在于低收入家庭消费受到资金和环境的约束更大，数字借贷、数字理财等服务可以推动这类家庭更为便捷地获取资金，而高年龄户主的家庭往往拥有一定的储蓄，本身具备一定的消费基础，同时随着年龄的增长，对即期消费的心理需求也会逐步增加，再加上数字金融使用可以降低预防性储蓄而对消费产生促进作用，从而进一步释放了农村居民家庭潜在消费需求。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采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并进行了异质性分析和传导机制的讨论。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看，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控制内生性问题以及进行多种稳健性检验之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检验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村居民各项消费的影响发现，数字金融使用显著促进了农村居民家庭的生存型消费、发展享受型消费以及八大类消费，且对发展享受型消费具有更大的促进作用，有助于推动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转型升级，有效释放农村消费内需动力。研究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传导机制发现，传统信贷约束和预防性储蓄对于数字金融使用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即在农村居民家庭存在传统信贷约束或预防性储蓄较高的情况下，数字金融使用促进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效果更强。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促进作用在不同群体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对于女性户主和60岁以上的高龄户主，数字金融使用对家庭消费的促进作用更强。同时，相对于高收入水平家庭，数字金融使用明显对低收入家庭的消费促进作用更强。
据此，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鼓励各大金融机构、互联网金融公司和科技企业加大研发经费投入，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加快数字金融技术的更新换代，简化数字金融服务应用程序，不断优化创新数字化产品服务，发展多样化、多层次、综合性的数字金融服务体系，提高金融服务效率，降低金融交易成本，从而提高数字金融的接受度和使用率，实现针对农村居民的基础金融服务不出村，重点金融服务不出镇。同时，通过建设村级金融服务站、数字金融服务体验专区，线下帮助农村居民掌握数字金融基本功能使用程序，打通普惠金融“最后一公里”。第二，政府部门与农村金融机构可利用微博、微信、抖音等多种新兴媒体向村民普及金融基础知识、必要的理财知识和数字金融产品，引导农村居民通过正规渠道了解数字金融相关知识和产品，提高金融知识与相关信息的传播效率，让金融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此外，通过应用数字化渠道、技术和大数据分析结果，提升机构运行效率、降低成本，推出更多普惠性的金融产品，让农村居民更有获得感、安全感。第三，金融机构运用数字技术实现风险管控、合规管理、运营决策等领域的数字化、智能化运营管理平台建设，为农村居民家庭的现金管理、数字借贷、数字理财等创新业务顺利开展创造条件。要坚持因人而异、因地制宜，打造适老化、民族版、关怀式移动金融产品，运用智能移动设备延伸金融服务触角，通过体验学习、尝试应用、经验交流、互助帮扶等手段切实增强用户数字素养和金融素养，不断提升农村金融服务深度、广度和温度，让守正向善的科技创新成果更多、更好、更公平地惠及更广大农村居民。
来源：“中国农村经济中国农村观察”微信公众号
转自：“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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