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中的谎言悬案及其道德判决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12期P43—P44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摘自《伦理学研究》2022年3期，崔晋摘

西方哲学中关于谎言悬案的第一次道德判决是由柏拉图提供的。在《理想国》中，有三次涉及谎言。第一次是在讨论欠债还债是否正义时提出的。苏格拉底认为不能把真实情况告诉疯子，也就意味着面对疯子，头脑清醒的人可以甚至应该说谎以确保安全。第二次提到谎言则是讨论如何用讲故事来教育护卫者。苏格拉底认为首先需要审查故事的编者，拒绝丑恶的假故事。《理想国》中第三次提到谎言就是在哲学史上引起长期争论的“高贵的谎言”。在第二次处理谎言问题的时候，柏拉图为言辞谎言的合法性开辟了道路，此时又把谎言提升到“高贵的”层面。按照谎言作为药物使用的逻辑，谎言之所以高贵，应该是因为能够治疗疑难杂症，不然难以配得上高贵二字。对于理想城邦来说，高贵谎言的第一个医疗目的就是维护群体团结，第二个医疗目的就是劝说各类人群认清自己的内在构成，安于各自合适的位置。高贵的谎言中潜藏着城邦最大的真实。对于城邦的存在来说，最大真实就是各分工群体的团结共存。从柏拉图对谎言的处理来看，谎言本身不具有自在价值，他总体上对谎言是持反对态度的，认为真实才是本身可欲的。但是谎言本身又是可利用的，统治者对谎言的合理利用如同医生用药治病一样可以达到医治城邦混乱和争斗的功效。在柏拉图这里，善的才是真的，而真的一定也能导向善的。

西方哲学中关于谎言悬案的第二种有典范意义的道德判决是基督教哲学家奥古斯丁提供的。马尔科姆·斯科菲尔德评价说：“在说谎的道德哲学史上，奥古斯丁代表着古代与现代之间的一道分水岭。”奥古斯丁不像柏拉图那样保留谎言的药物治疗价值，给言辞之谎留有存在的道德空间，而是持一种绝对主义的禁止态度。关于何为谎言，奥古斯丁坚持从动机上来判断，如果没有说谎的动机，即使说了与事实不符的话，也不被认为是在说谎。“判断是否说谎，是从说话者本人的意识来说，而不是就事实本身是真是假来说的。”奥古斯丁根据说话的动机来判断是否说谎，同时根据其后果对谎言进行分类。奥古斯丁将谎言分为八种：第一种是有害于信仰教义的谎言；第二种是对他人有害的谎言；第三种是对某人有益但对他人有害的谎言；第四种情况是无益也无害，单纯为了骗人而说的谎言，奥古斯丁称之为纯粹的谎言；第五种是为了取悦他人的谎言；第六种是对他人有益的谎言，比如不透露他人金钱存放处；第七种是除非审判官来传问，无害于任何人而有益于某些人的谎言；第八种是为保护他人身体纯洁的谎言。奥古斯丁认为，所有这八种谎言都是罪，虽然罪的大小不同，但“无论哪一种，我们都应当一律憎恨之。因为没有哪种谎言不是与真理相对的”。善意谎言的例外导致的是整个真理规则的坍塌，所以奥古斯丁要严厉禁止谎言。当王者与神者都失去权威，人类历史呈现的是一幅赤裸的诡诈与争斗景象，人们不再遵循可预期的游戏规则，而是被对可能导致当下即毁灭的力量的恐惧感所驱使。或者反过来说，因为存在诡诈的残酷现实，才有了柏拉图式的谎言审慎和奥古斯丁式的谎言禁止。

西方哲学中关于谎言悬案的第三种道德判决是目前具有广泛影响的康德的理性谎言禁令。康德让人类理性取代了哲学王和上帝作为谎言的终审裁判者，不过在判决上跟随了奥古斯丁而不是柏拉图。“如果一个凶犯问我们，我们那被其追杀的朋友是否躲在我们家中，对该凶犯说谎也会是一种犯罪。”如果跟随柏拉图，处理方式可能就会是相反的，因为谎言可以作为治疗凶犯的药物，判定言辞之谎不是真的谎言。但是康德强调的是，“但凡是他说的，他都必须是真诚的（他不应当欺骗）”，对“真诚义务的违反即为说谎”。虽然人可能会犯错误，但是人所说的一定是他相信或确认的，也就是不能把自己认为是假的说成是真的以及把不确定的说成是确定的。康德否定了柏拉图的言辞之谎与心灵之谎的区别，也阻止了奥古斯丁的内在后退，要求“在一切说明中都要真诚（正直）”。

不管是柏拉图的言辞之谎与心灵之谎的区分，还是奥古斯丁和康德一致反对的撒谎救人，都是将谎言作为绝对之恶来看待的。然而，尼采告诉我们，“各种不同语言的共存表明，对于语词来说，从来就没有什么真理问题，从来就没有什么正确表述问题，否则就不会有如此之多的语言了”。尤瓦尔·赫拉利则走得更远，认为“除了存在于人类共同的想象之外，这个宇宙中根本没有神、没有国家、没有钱、没有人权、没有法律，也没有正义”。人类本来就是生活在自己的想象构造之中，在有意义的人类世界开端上，谎言比真理更真实。因为能够说出与事实不一样的东西，人才能够打破自然规律，而进入康德意义上创造自身序列的本体界。但是世界既然已经开端，如果时光不会倒流，人类就只能往前走，哪怕是在荒诞中也要努力寻找真实。不管是柏拉图、奥古斯丁，还是康德，关于谎言的讨论都是在默认人类群体首先存在且要追求更好存在的意义上。

真诚的价值高于谎言。谎言之所以为谎言就在于有真诚作背景。撒谎救人的案例已然预设了凶犯暴露自己意图的真诚。真诚是绝对的，但真理却不尽然。谎言的直接对立面是真诚，而不是真理。在这一点上，康德的真诚是对的，尼采的真理也是对的。除了真诚、真理，与谎言相对立的另外一个概念就是真相。真诚相关于体验，真理相关于理性，真相则相关于存在。对于人类总体事务来说，也许永远无法揭露真相，因为存在永远在创造和变动中。但是一旦存在，真相就永久留存并等待着被揭露，同时也等待着被解释，而真理就存在于被解释的真相中。被解释通畅而不自相矛盾的真相就变成了真理。当真相被掩盖、真理被扭曲时，能够突破谎言的则唯有真诚。如果区分一下与谎言斗争的三种哲学模式，可以认为柏拉图追求的是真相，奥古斯丁着眼的是真理，康德诉诸的则是真诚。从柏拉图到康德，关于谎言悬案的道德判决既可以说是层层递进的探索，也可以说是层层递减的探索。因为沉重的文明累积逐渐消解了真相和真理，只有无假于外的真诚尚可以提出自我要求。

用真相对抗谎言，相应于物理运作层面，遵循的是知识规律。医生比病人知道更多的医疗真相，舵手比水手知道更多的航海真相，统治者比公民知道更多的治理真相，所以前者认为在有必要的情况下，可以向后者撒谎。基于更多真相的谎言，前提是说谎的一方被认为比另一方具有更多的知识，哪怕并不真的具备，只要后者认为具备，谎言就可以成功。

真相可以被掩盖，但真理不会。被谎言解释所掩盖的真相经常会被真理戳穿。真相和谎言之争终究会上升为真理和谎言之争。真理总是来源于不那么可靠的社会事实，所以真理永远处于被再次阐释和确认的过程中。真相抵抗谎言，常常处于地下的涌动状态。而真理对抗谎言，则是公开的较量。真理相关于理性，但理性并不完备，通过普遍化测试的准则也未必就是道德的，所以真理经常被谎言打败。真理之所以抵挡不住谎言，尤其是组织性的谎言，是因为后者可以阻止真理的传播，而不被传播的真理就成了被掩盖的真相。

抗争至最后，能够在根本上对抗谎言的只剩下真诚。说谎源于自欺的冲动，真诚源于自由的冲动。只有冲动才可以对抗冲动。康德将真诚的反面定义为谎言，既是理性的洞见，也是情感的悲怆。真诚在根本上是灵魂的裸露，比肉体的裸露更让人感到不安。真诚的体验诞生于生命之初，纯粹如母婴之间。道德完人并不存在，在日常生活中，在寻求他者认同的过程中如果屈从于自欺的冲动，就会撒谎。但当能够虚心承认道德过错且能够知错就改时，便可以认定为诚实或真诚，这就是一种伦理上的成熟。只要真诚还在，无论谎言多么强大，历史都会再次开启新的意义序列。

转自：“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

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