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体育非遗传承的反思与路径重建//吕思泓，等

传统体育非遗传承的反思与路径重建

非遗传承为传统体育提供了制度、资金等支持，但其艺术化、教育化和市场化的传承思路存在诸多问题。后非遗时代，传统体育传承应不断顺应生存环境之变，围绕主体、空间、行动切实保障技艺代际赓续：精英化的传承主体由传承人及支持传统体育传承发展的新乡贤、地方官员等共同构成；传承主体需要主动适应传承环境之变，在城乡融合迅速推进的当下寻求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的拓展；具体行动上，兼职传承更利于传统体育技艺的代际传递，传承人应利用自身社会资本采取合理化的传承行动，以坚定信仰延续传统体育实质性传统。

引文格式：吕思泓,李文鸿,吴琦,等.传统体育非遗传承的反思与路径重建[J].体育学刊,2022,29(05):2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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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体育非遗传承反思

1.1传统体育进校园重在文化普及

在非遗保护过程中，各级学校成为传统体育传承的重要场域，但融入“传统文化进校园”战略的传统体育难以把学校（主要是中小学）转变为真正的传承场所。一方面，中小学体育的处境和地位，决定了传统体育与校园体育课程的融合流于形式。另一方面，学校体育教学与传统体育的传承方式存在根本的不同。传统体育往往与民俗民风相伴而生，其技能的养成有赖于长期跟随师父接受当地乡土民风的熏陶。传统体育与体育教学在内容、时空上的差异决定了二者产生和发展的环境具有根本性差异。试图从校园找到以传统体育为志业者的举措，与学校教学目标追求存在分歧，也会因文化环境的改变而难以收到预期的效果。

1.2传统体育艺术化导致文化变异

首先，传承空间的变化导致其功能的变异。例如，打席狮被改编为舞蹈“席狮趣”搬上舞台后，席狮原本以宣扬孝道促进族群团结的功能不复存在，舞台上“爷爷与孙女共享天伦之乐”的狮舞游戏无法唤起人们对席狮传统的共同记忆。其次，舞蹈化的艺术表演导致传统体育文化内涵丧失。传承人释宝华认为，经过艺术加工的打席狮只保留了席狮的“形”，其灵魂则没有了。可以说，打席狮在拥抱舞蹈而获得“重生”的同时，却以丧失传统意涵而“消亡”了。更严重的是，舞台表演（如“席狮趣”）形式的传统体育导致传承人因“专业性”被弱化而变得可有可无。传统体育舞蹈化的艺术转化改变了传承群体的职业属性，使得民间传承人难以找到懂得席狮文化传统的继承者。

1.3传统体育市场化实为民俗主义

首先，非遗的市场化运作忽视传承人作为文化传承者的主体地位。在产业化开发过程中，传统体育往往沦为“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指导原则下仅承担“搭台”功能的配角，传承人从事传承活动所需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地位等并未得到较大改善。其次，传统体育的传承具有源于乡土社会的独特性，难以适应功利性的现代契约法则。非遗保护与否、传承得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传承人对技艺的热爱，在现代社会依然被遵循的传统传承方式与以契约为基础的商业运作难以互融。最后，面对颇具本土人情色彩的传承方式，法律无法成为保障传统体育传承的制约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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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体育非遗传承的路径重建

2.1构建精英化民间传承主体

传统体育的传承应是直接参与传承和支持传承的民间精英的合理分工协作。一方面，传统体育传承人应是这一厚重传统的活态载体。传统体育传承人的养成需以客观文化熏陶和主观文化认同为基本条件。传统体育的“技艺”并不等完全同于现代体育范畴的“技术”，而是一个兼具厚重传统和个人经验的概念。如果不能深刻体验传统体育与当地文化、社会的关系及自身组织内部的礼仪、伦理等复杂文化事象，传承者及其传承行为就会变得极为“业余”。另一方面，传统体育有赖于地方社会多元主体的互动协作。传统体育发展有赖于社会组织网络的强大，除了技艺传承人，还包括支持传统体育传承发展的“新乡贤”、地方行政人员等构成的多元主体。

2.2拓展融贯城乡的传承空间

一方面，传承者需主动在自身城市化过程中将传统体育嵌入城市，拓展物理空间。都市乡民的存在为传统体育在城市中传承提供了可能。当下，很多已完成城市化的传承人主动将传统体育带入城市生活空间，构建起围绕传统体育传承的社会网络，实现了传统保存与现代发展的兼顾。另一方面，传统体育的传承应以人文性回归融入城乡一体化进程，拓展社会空间。首先，应处理好新的传承环境中的各种关系。从乡土的“熟人社会”到城市的“陌生人社会”，传承人应主动发掘城市居民对传统体育的需求，借助国家行政推动积极融入各种仪式和现代体育组织体系，重新构建新的生存场域。其次，传统体育社会空间的拓展应以城乡体育文化和谐融通为目标。传统体育城乡共融需以城乡民众“共情”为心理基础，而共同的文化记忆是共情产生的前提。跨越城乡的传统体育传承，需致力于唤起城乡民众对传统体育文化的共同记忆。

2.3确立与时俱进的行动认知

（1）以兼职传承再嵌入日常生活

传统体育有机融入传承主体的日常生活是实现其文化救赎的必由之路。传统社会中客家传统体育与人们的生存利益密切关联，但这种关联更多的是作为元素之一向日常生活的结构性嵌入，而并非直接以之为谋生手段。从现实看，传统体育之所以仍然在乡村存续，是因为有一批既有心又有力的传承人和支持者。在传统体育“生产性”有限、市场化成效不彰的现实下，一方面，传承的可持续性取决于传承主体将其与自身生存发展相结合的能力；另一方面，只有更多有情怀的兼职者的努力，才能为更多传承人提供传承技艺良好环境。

（2）充分利用传承人的社会资本

首先，在被称为“非正式制度社会”的乡村，传承人要充分关注乡土人情的作用。其次，传承人的视野和行动需扩展到乡村外部的世界，以获得传统体育发展的外部支持。此外，传承人应充分利用自身社会资本，联合其他精英群体形成传承合力。社会资本较为雄厚的传承人不仅可以在“韦伯式科层制与人情社会的张力”中游刃有余，还有可能借用权力促进传统体育的发展和提升，通过让渡经济利益使传承活动得以更好地开展。

（3）传续传统体育的实质性传统

调查发现，即便自身经济实力有限的传承人，仍有可能长期坚守传承，归根结底是由他们对所传承技艺中蕴含的实质性传统的信仰所致。传统体育中由图腾、宗教等信仰构成的精神力量和乡土社会充满差序伦理的处世之道共同决定其传承的本土特征和地方特色。重人情关系的传承既非完全意义上的市场行为，也非完全意义上权力支配下的资源分配，而是植根于传统的社会关系、师徒伦理和生活秩序的自然表达。对于大多处于社会阶层下游的传承人而言，这种充满乡土色彩的情感化行动成为对抗现代化消解传统之势的重要力量。

作者简介

吕思泓，1969年生，副教授，现就职于嘉应学院体育学院。

转自：“武术与科研”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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