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的竞赛”：
抗战时期中共在港建立对外宣传网的行动逻辑
作者 | 沈荟 刘巧荣
内容提要
1938年10月至1941年12月，是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捩点。中共与其所团结的精英报人、外国新闻记者及商人群体，各以所能，互相补益，在香港成功建立起对外宣传据点，形成了对南洋和西方华侨、进步人士的有效沟通，实现了争取国际舆论主导权助力抗战的战略目标。基于南方局党史资料、报刊史料、日记及回忆录等一手文献，从作为历史行动者的群体互动关系的视角出发，论文勾勒中国共产党建立对外宣传网所依托的党内外跨国交往网络，揭示出将文化技能与情感维系转化为民族、政治认同的形成机制，从而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人何以能够在抗战海外动员中培养出大批的同盟者与支持者这一核心问题。
关键词
人际互动 文化置位 宣传网 社会团结
正文
1938年10月广州沦陷至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此为中国共产党港澳工作历史中“爱国抗日统一战线”阶段的第一时期，亦是对外宣传历史上一个重要转捩点。中国共产党以香港为信息沟通的中介之地，积极向海外策进，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董显光因之而痛叹，“民国二十八年九月欧战爆发后与民国三十年十二月日本偷袭珍珠港间”，中共在“战术”上发生了重大转变，延安方面开始“积极扩充地盘”、“有若干外籍记者每能逃开我国政府的检查，常取道香港将虚构的电稿发出去”，以至于“美国各处都被中共宣传所独占”，国宣处纽约负责人“彷徨不知所措”、“感大错已成，挽救无术之痛苦”。国民党的苦况反衬并印证了中共外宣的实绩，到了1941年6月，“在香港这个小岛上建立起一个宣传基地的任务，基本完成”，实现了“要在香港建立一个对‘南洋’（今天叫东南亚）和西方华侨、进步人士的宣传据点”的目标。
然而，对于这一重要转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港宣传活动的研究，尚属阙如。几篇相关性成果为了解宣传机构的概况和报刊内容特点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材料，但就整体而言，这样的讨论是不完整的，也易忽略三个重要面向：其一，忽略对都市革命意义的探究。党的宣传历史研究，视角多落在中央苏区、陕甘宁边区的农民组织动员上，这意味着中国革命中的空间策略和地理政治因素没有得到关注。事实上，中共的宣传实践突破了区域化边界，建立了乡村与都市、港口城市和世界之间的信息网络，舆论力量随着变化了的空间关系而演进；其二，忽略对客观形势与宣传效果的深入分析。现有研究以“民族觉醒”为分析框架，认为在宏大的民族精神和宣传成果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直接的因果关系，只要用之去阐明道理、团结大众就自然会产生宣传效果，但这一思考问题的逻辑只是模糊而不是阐明中共的组织动员能力，因为历史行动者“大多是在‘未来’对他而言并不透明的状况下行动”，其中充满着困难困惑、意料之外与判断选择；其三，忽略对“人”的关注。革命是“处于不同的社会关系和推进力”中的人们的故事，若脱离了人来研究历史，其研究所得“将总不会接触到历史之主要中心”，对革命中宣传活动的考察不能仅仅依托于组织架构、报刊文本或单人事迹。
因此，“尽管关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学术研究成果日渐丰硕”，如裴宜理所言，我们却依然“难以提供一个有力的答案来解释革命胜利的核心问题，即：创建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群体究竟如何得以在与自己全然不同、文化程度低且又穷困潦倒的工人农民阶层中，培养出一大群党的忠实追随者呢？”类似的困惑也同样存在于中共的海外抗战动员中，面对与自己全然不同的外人群体和“浓得化不开”的“‘南国’的和殖民地文化”中的侨民群体，如何得以培养出一大群党的同盟者与支持者？并且，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和空间的起跑线上开始组织动员，而国民党有财力、物力、人力的支撑，却在整个抗战中如其所自我评价的“宣传永远是落后的”，那么，中国共产党的对外宣传组织是如何在新地点被建立起来的？具体执行的人员是哪些？国共之间的舆论力量何以就此发生了强弱转换？中共是如何开展对外宣传工作的？其运作的独特性与有效性究竟是什么？
为了更好地回答上述问题，本文将作为行动者的群体作为历史描述的单位，禀承“应记载复数的人及社会内部所存在的有机的、错综交互的关系，并且发现其中的因果规律”的原则，考察党的宣传组织和个人之间的动态关系，展示中心向外围逐渐渗透并形成认同的机制所在。为此，笔者搜寻并爬梳了三部分史料：一是《中共香港市委文件》和《广东党史资料》，整理出有关宣传和文化工作的文件、周恩来和廖承志之间的书信与电报，这有助于了解中共在抗战时期所面对的国际与国内形势、党对香港宣传工作的指示与安排。甚至查阅了陕甘宁边区的历史文献，发现“广交朋友”是当时全党全军必须学习并贯彻的重要战略方针；二是《华商报》与香港《大众生活》的报刊资料、参与香港海外宣传工作的当事人的日记、回忆录、同事亲朋的纪念文章，以及研究者编撰的年谱、传记与作者文集等资料；三是重点整理中共在港宣传活动的相关文献，但也考察国民党海外宣传部门负责人、英国对华政策，以及英国驻华大使、香港总督等史料，在国共对比、中日英俄因战争而高度关联的世界格局中来分析中共选择香港作为宣传据点的要义、成绩及所采取的一系列行动策略。
一、为何“过海”？
空间政治与宣传统战的可能性
香港虽是贸易自由港，但又是“英美法荷的、德意日的、蒋记国民党的和汪记国民党的情报活动中心”，即便是要“在这个地方办一张团结抗日和反对德日意法西斯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也必然“会遭遇各种各样的阻挠”，更遑论建立宣传据点。在当时的境遇下，中共迫切需要通过香港这一中介之地，将经济物资援助运送进来，将我党的信息传出去。日军于1937年9月封锁了沿海地区的中国航运，1938年10月又关闭了珠江航运，直接或间接运往内地的武器以外的物资仍在香港进行中转，如卡车、底盘和燃料。武器运输虽规模大大缩小但仍得以维持，主要是通过香港转运至越南海防或缅甸仰光，再从那里运往中国。与此同时，同战略物资的流动性状况一样，有关中国战场的消息，尤其是中共的信息也处于闭塞状态。彼时，欧战正在进行，关于中国的消息本身即难见报，合众社给它的驻华记者下达的一个指示是：“只发震惊世界的消息，而且要压缩在50字以下”。加之，国民党的严密封锁，有关中共的消息很难为海外读者所知晓。
面对这样的困局，利用香港这个地方，建立一个对外宣传据点，让香港同胞和散处世界各地的千百万华侨和外国进步人士，能有机会知道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就成了当时最迫切的任务。而中共之所以能够在香港争取到行动的转圜空间，首先主要得益于战略上的调整，即改变了1925至1937年港澳工作第一阶段的领导工人运动反对英帝国主义的革命策略，开始强调爱国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1937年12月，《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宣言》中强调了“扩大国际宣传和增加国际援助”的基本方针。12月27日，长江局会议在讨论两广工作时就提出，日军企图进攻中国南部，群众运动也应向此发展，明确香港是“国际宣传和华侨运动的中心地区”。一是向海外宣传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主张与事迹；二是把海外华侨和各国朋友提供的救援物资送到各抗日根据地；三是搜集国际最新动态供中共中央领导人参考。
其次，充分利用英方对国民党和日本的矛盾态度。一方面，相对于内陆来说，国民党对中共的直接压制并不能奏效。从历史发展脉络看，英殖民政府与广东地方势力来往密切，与蒋介石之间倒并无太多信任。1936年夏，蒋介石在化解两广兵变危机之后，视察广州时特意邀请香港总督郝德杰爵士（Sir Andrew Caldecott）前来会晤，强调了英国资本在华南的机会以及对日本采取联合防御行动的必要性。可是，郝德杰均回避了该问题，在其看来，蒋介石最近的友好表态对广州或南京的中国官员的行为几乎没有任何影响，他们并不信任英国人。
1937年岁末继任的总督罗富国爵士（Geoffry Northcote）虽然也与国民党广东高级官员进行了正式互访，对南京政府急于争取驻港英国人友谊的立场持欢迎态度，但也并不积极于同国民党建立合作关系。在罗富国眼中，“香港除了促进英国的贸易外，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利益”。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加强与英方上层的密切联系。戴笠曾以反政府的理由向港警察总监俞允时（John Pennefather-Evans）提出取缔中共在港所办报刊，俞当时的答复是按照港府的法律办理，并致函宋庆龄、邓文田、邹韬奋和廖承志约谈。廖即建议由孙夫人出面宴请俞允时，邓、韬及廖本人作陪，和俞联络感情，并请胡公（周恩来的代号）在重庆向英国大使卡尔提询中共在港活动的意见。周恩来和宋庆龄与英方的斡旋为我党在香港争取到一定的舆论发展空间。
另一方面，中共还充分利用英日矛盾、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上的因素，积极拓展在港的宣传统战活动。英日在华本为同盟关系，但日本的进攻态势已影响到西方列强的态度。从中共香港市委的报告来看，因英日在远东的矛盾和日本企图争夺华南及香港市场的关系，香港殖民政府在这一时期不反对甚至同情中国的抗日战争，同时也乐得利用中国人的反日情绪来打击日本，对民众运动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一只眼开一只眼闭”的态度，因此“利用这些矛盾和条件去争取群众运动的公开合法，大量发展是完全可能的”。抗战以前香港政府对中共是高压政策，从香港大罢工以来牵涉到政治和救亡的“都要吃官司”，但“七七事变”之后到广州失陷，港府就开始允许群众救亡工作，当然活动“仅限于救济的范围内”。香港督查总监曾在年会报告上声称“一年来香港共产党甚为活动，但他们主要不是反英而是进行一般的募捐救国工作，而且完全尊重香港法律，绝无一些非法行为，所以香港政府并不加以任何的干涉”。
此外，需注意的是，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因素往往决定了英国的远东政策，以及对国共关系的态度，进而影响到中共在香港的活动。1938至1939年期间，由于欧洲的军事外交形势恶化，英苏关系的改善也为人们所期待，英国外交部利用他们在中国的地位，帮助维护苏联的远东利益，希望能在欧洲获得对等的待遇。这部分影响力量主要来自下议院的工党成员和外交部官员，如外交部约翰·布伦爵士（John Brenan）和驻华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卡尔爵士（Archibald Clark Kerr）。这些官员都同情并试图帮助苏联，积极推动英国增加对华的承诺。英方在策略上一直防止中国共产党陷入“政治孤立”，避免“疏远共产党人，也许还有一小部分美国公众舆论”。布伦爵士和外交部的其他人希望在解决中国士气问题的同时，“不要在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制造英帝国的楔子”。
正是基于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共识，以及“一直支持中国人民抗战的英国大使克拉克·卡尔爵士对国民党的做法表示出种种不满”，卡尔才会与周恩来新闻秘书龚澎等建立朋友之谊，成为“真挚的中国友人”，与之“亲密合作”。1938年1月，周恩来在武汉拜访大使卡尔，对他说“八路军在敌后英勇作战，得到国内外人士的赞扬，赢得广大华侨的钦佩，纷纷捐助款项、药物和其他物资，可是没有机构办理接收，我想派人到香港设立一个办事处，我们不公开挂牌，办事处是秘密的，将不妨碍英国的中立地位，并请卡尔将军关照英国当局”。卡尔“给远东政策这只令人窒息的鸽子笼注入了一阵清风”。1938年1月，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以经营茶叶的“粤华公司”名义在皇后大道中十八号正式设立。
二、谁是我们的朋友？
政治家、报人与外国记者的交往网络
毛泽东和周恩来选定廖承志到港负责办事处，进行统战工作，要求他“团结左派，争取中间派，扩大统一战线，推动抗日救国运动”。这一指示实则涉及一个对于任何精英集团来说都极为重要的问题，即如何在吸纳更多的党外力量以避免“陷入被隔离或孱弱无力的不利境地”的同时，又可以保障组织内部的纯洁性和纪律性。“许许多多的此类革命都未能找到一条行之有效且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但中共找到实现统战成功的路径。这就是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所强调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那么，何为“真正的朋友”，需要具备怎样的素质和能力才可以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同行者？党组织又是通过怎样的凝聚力来实现对具有不同身份背景的朋友们的有效团结？通过对在港从事党的对外宣传工作的人员的梳理，这一疑问或可被管窥并得到一定程度的解答。
（一）中共在港“广交朋友”的代表：廖承志、潘汉年、连贯
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梁上苑曾回忆过“八办”的主要任务，即向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募集款项、物资和医疗药品以供应八路军和新四军；为完成此项任务就必须做好宣传工作。这就是宣传中共团结抗日的主张，揭露日寇的侵华暴行，报道战局的发展，特别是报道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战绩，用以加强抗战必胜的信心。当然，“利用香港特殊地理位置，搜集国际形势最新动态，供中央参考，这是不言而喻的工作”。“八办”公开负责人是连贯；实际领导是廖承志，他又是“保盟”的执行委员；潘汉年是八路军代表，又是党中央与宋庆龄的联络员。
1937年冬，廖承志被派驻香港，他当时的身份是中共南方局委员和广东省委委员，主要承担海外联络工作。他是广东人，“能说英、法、德、俄、日等多种外语，在香港工作是特别合适的”。廖家在香港根脉颇深，海外关系丰富。夏衍曾回忆：“有一次承志和我在皇后道散步，一路上不断有人和他打招呼，而且都很亲热，短短的几十分钟，认识他的就不计其数。”廖在香港广泛的社会人际网络为中共后续活动的展开提供了可能，并且，他几乎成为办事处和保盟，即中共和香港社会、海外之间的关联点，能利用香港的特殊环境和社会关系开展工作。不仅如此，廖是一位“难得的组织活动家”，也是“优秀的新闻记者，曾经协助编辑过两份杂志，他的文采是众所公认的”。潘汉年和连贯则协助廖承志开展工作。连贯在香港从事地下工作多年，交友甚广，在办事处进行统筹工作，“有人把连贯比作一座钟，这是说他办事准确”。潘汉年于1938年赴港，着手建立了中共的华南情报局，“常被邀参加保盟的会议，而且常和宋庆龄一起会见国际知名记者如斯诺、史沫特莱等”。廖承志、潘汉年经常在办事处接见华侨、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著名人士、学生领袖等。从内地到香港来的党组织的领导人常在此与三人接头。小伙计新仔回忆说，“来‘粤华公司’联系和办事的人不少，我所知道的有康贻民、廖梦醒、李少石、邓文钊等等，还有许多华侨和海外来的人士，也有外国人——我记得美国著名记者斯诺也来过。”
1940年9月27日，廖承志致电周恩来提出了加强华侨工作的想法：一是因为国民党在港有大批关于侨运的刊物；二是油印的《华侨通讯》虽与国新社、《世界知识》相配合，却“力量仍太零星，且很限于地方性，不能成为华侨中心的东西”。1941年1月，党组织决定在香港创办第一张报纸《华商报》，并要求用商界人士的名义办报，“不用共产党出面办，不要办得太红，要灰一点”，以统一战线的报纸形式出现，廖公的社会关系网即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报馆督印人兼总经理先是华比银行华人经理邓文田，后改为其弟邓文钊（亦为廖表妹夫），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同情共产党并支持革命。初期的筹办经费4万元与报馆租借费用，皆由邓文田资助，“一则易于应付港府，二则使港府易于应对国民党，三则资本有着”。当《华商报》欲建自己的印刷厂时，廖又派陆浮去新加坡联系南洋侨领陈嘉庚，陈与邓各出资4万元，使报社买下一幢集编辑部、工厂、营业部于一体的四层楼房子。
（二）以文会友的进步报人群体：夏衍、范长江、邹韬奋等
在建立宣传据点的过程中，除了爱国侨商提供资金、空间与设备外，进步知识分子群体在其中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1941年1月底，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李克农亲自到《救亡日报》找夏衍并转告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急电，即国民党特务要在桂林下手，要夏衍尽快离开桂林，到香港去建立一个“对海外的宣传据点”。同时，范长江也接到李克农的通知，要求转移香港，并作为名记者在香港继续发挥作用。接着，1941年2月10日，周恩来在曾家岩招待邹韬奋夫妇，请他“以党外民主人士身份”到港避难并发挥不一样的作用。知名文化人的安全赴港是中共“在暗中作了安排，环环相扣，均有人接应”。
赴港前，这些知名文化人的思想和能力早已为党组织所了解并得到认可。周恩来在接见他们时，首先提及其作品，这让知识分子顿生“流水高山深相知”的共鸣，“我从莫斯科回来的时候，就读过你（夏衍）翻译的小说”，“你（范长江）在红军长征路上写的文章，我们沿途都看到了，红军干部对你的名字都很熟悉”。更为重要的是，党组织高度重视对这些爱国知识分子的教育和培养，做了有针对性的细致工作。一旦见面，因为共通的思想基础，就会成为这些知识分子人生的转折点，引导他们成为革命道路上的同路人。夏衍“当了十二年新闻记者”的偶然机缘，主要源于同周公的谈话，它决定了夏衍的“工作方向”。1936年岁末，《大公报》名记者范长江因采访西安事变而与周恩来作了竟日之谈，后又于翌年2月与毛泽东作了通宵谈话，思想因之发生了重大的转变。胡愈之判断范长江之后的抗日救亡运动，“都是在周恩来同志直接或间接领导之下进行的”。邹韬奋在接受周恩来指导前，其实一直受到中共地下党员、生活书店总店的总编辑张仲实潜移默化的影响。中共驻国民党统治区的文委书记潘汉年也经常到《抗战》三日刊编辑部，与张仲实、邹韬奋等共议刊物主题和时评文章的编撰。
当这些党内外有名望的文人陆续撤到香港，加上原来在香港的金仲华、乔冠华、杨潮（羊枣）、张明养等，中共开始建设属于自己的报刊组织。主持《华商报》日常事务的是范长江。总编辑是胡愈之的弟弟胡仲持，他是《申报》的老编辑，从上海撤退到香港。夏衍主管社论和文艺版，还要做党的统战工作，不久就由张友渔担任总主笔。在政治上，廖承志和当时在香港的潘汉年同志经常有原则性的指示。廖沫沙任编辑部主任，编国际国内的要闻版，采访部主任陆浮兼编副刊《灯塔》。后来因须兼编港闻版，郁风接编副刊。天天来编辑部的还有：负责翻译外国通讯社电讯的曹伯韩，港闻编辑朱奇卓，一个姓蔡的英文记者。至于邹韬奋、茅盾、张铁生、胡绳、王任叔、恽逸群、戈宝权、周钢鸣等虽不常来，但都是报社的社论、专论或副刊主要撰稿人。邹韬奋也复刊了《大众生活》周刊，编委有茅盾、夏衍、乔冠华、胡绳、金仲华和千家驹，“除主编为专职外，编委都是兼差的”。值得一提的是，在香港的这批编辑记者大多是长沙《抗战日报》与桂林《救亡日报》的旧同仁或意趣相投的老朋友。这一关系又自然延续到了香港，如夏衍在办桂林《救亡日报》时，曾“不止一次向胡愈之、范长江等同志请教”，还经常以聚餐为名和胡愈之、范长江、张志让等聚谈；生病时社论则由廖沫沙代劳。当廖沫沙、林林和张尔华（敏思）于1941年3月撤离到港后，即在夏衍的安排下搬入正筹备出报的报社居住，准备《华商报》的编辑部工作。曹伯韩原是长沙师范教廖沫沙那班的语文教师。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些人云集香港，《华商报》与《大众生活》的内容是比较丰富且有深度的，“在当时的香港成为影响较大的报刊”。
（三）中国共产党人同外国记者的交往：斯诺、斯特朗、贝特兰等
除面向华侨的中文报刊外，中共还布局建立英文宣传机构。周恩来和宋庆龄自淞沪会战后即开始酝酿在港成立组织以广泛团结国际朋友及海外华侨，把香港“变成一条同外联系的渠道”。1938年6月，“一个向游击区——华北和新四军目前进行抗战的安徽——输送金钱和物资的国际委员会”保卫中国同盟在香港正式成立。因为“八办”和“保盟”的建立，中共密切了与在港外国记者之间的联系。其中，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詹姆斯·贝特兰（James Bertram）和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停留时间较长并积极参与中共在港的宣传活动。1938年至1942年间，除居住碧瑶写作外，斯诺曾“协助宋庆龄处理她领导的中国保卫同盟的工作，并试图在香港成立一个独立的工合委员会”。期间，常奔波于香港、重庆、延安和菲律宾之间以考察革命的最新动态。贝特兰则参加了廖承志召开的保盟成立会议，后与爱泼斯坦一同在组织内从事“起草报告和新闻公报”的宣传工作。从哥伦比亚大学藏有的宋庆龄英文往来函札来看，保卫同盟的英文机关刊物《新闻通讯》主要提供给所有愿意与保盟合作的外国机构。
而这些外国记者之所以能够取得共产党人的信任，皆因彼此多有交集，友情甚笃。1936年，毛泽东接受斯诺采访，在窑洞度过了许多个不眠的夏夜。1939年秋天，斯诺第二次经西安进入陕北，重访毛泽东。通过《亚洲》、《密勒氏评论报》、《生活》、《太平洋事务》等报刊及出版社，他向全世界报道毛泽东的军事政治生涯和中国共产党事业。通过与周恩来、朱德、陆定一等共产党人的交谈、接触和观察，私人之谊也因此建立。1937年10月，贝特兰在延安采访了“长发垂到耳际，温和而不同寻常风度”的毛泽东，并在联络中心认识了后来他亲切地称其为“肥仔”的廖承志。1938年初春，贝特兰常去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拜访负责人和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也正是在与周公密切交往后不久，即飞往香港参加保盟的成立工作。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后，已是一个“极其高明的新闻工作者”的爱泼斯坦从广州前往香港。在从事保盟的宣传工作时，结识了“非常活跃，讨人喜欢，多才多艺”的廖承志，并在其指导下翻译延安精选出来并要在国际上发布的文件，其中包括毛泽东的经典长篇论著《论持久战》。
此外，还有途经此地的外国记者，却因“蓬山此去无多路”而成为“殷勤为探看”的“青鸟”。1937年末，第二次来华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从意大利乘船经香港飞武汉、再辗转华北以采访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部队。1938和1940年，周恩来在汉口、重庆接见斯特朗，详细介绍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国共之间的冲突，并告知她“如果武装冲突加剧，希望这些消息能对外国发表”。1940年岁末，这位芝加哥大学博士、“出身名门的老资格政论家和（美国、俄国、中国）革命女儿”又乘飞机到达香港。随后，同在此养病的史沫特莱、贝特兰等支持中共的外国记者和进步人士有所往来，1941年1月返美后即在纽约报纸和《美亚》（Amerasia）杂志上发表有关中国的详细报道。
三、如何形塑认同？
人际网衍生海外宣传网
从人际交往网络转化为报刊宣传上的文化网络，这之间并不存在水到渠成的必然性。这里需要强调的是，革命组织者与作为追随者的文人的结盟并非理所当然，知识人的思维力量，也并非轻易就能转化为服务于社会变革的政治目的，顺利完成大众的心灵革命。梁实秋回忆《新月》时期知识分子的聚集时曾谈到，他们这些人各有各的思想路数，各有各的生活方式，更没有互相的依赖；也不曾组成一个严密的团体，只是在政治危机时刻暂时聚集在一起，通过办刊物表达他们对时局的看法。知识分子虽试图依托报纸、杂志等制度性传播媒介组织起来以“明道救世”，但常因无序的组织削减了他们作为政治参与者的整体影响力。但是，中国共产党却能将一个相对松散的、习惯于个体或小团体思维的知识人群体转化为一个具有强烈集体认同的合作群体，形成强有力的群体力量。
赴港前，这些知识人虽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但并没有紧密地凝聚在一个组织内，形成合力。赴港后，他们实现了彻底的个体身份转型，从“文人”、“记者”转变为“战士”。“到了没有轰炸，没有警报，物质上是润泽，而心灵上是枯燥的地方”，夏衍、茅盾这些“外江佬”的内心其实颇为紧张苦恼，但是党组织的任务让他们感觉到自己已成为“又经历了一次战役的‘文化兵’”，如夏衍在这一时期所表达的，“从这时开始，我才觉得新闻记者的笔，是一种最有效的为人民服务的武器”。在得到知识分子群体的认同与支持、建立宣传组织后，革命被不断引向深入。八路军驻港办事处每周举行一次时局漫谈会，交流信息，巩固党组织与知识分子之间的联系。廖承志经常在报告中传达“党的重要文件和指示”，介绍延安发表的重要文章和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乔冠华则掌握了丰富的国外材料，“国际形势分析也很吸引人”，这让参与学习的文化兵“学到了许多东西”。与此同时，党的领导者在组织报刊宣传活动的过程中，既懂得用精英文化，也懂得用民间的文化资源，发挥知识分子所长，用各种文化形式和手段，来提高宣传的趣味和品味。裴宜理将这一特点总结为核心概念“文化置位”（cultural positioning），也就是说，党的领导者深切理解文化的力量并懂得运用文化资源来进行社会动员。对一系列话语、符号和象征等文化资源的战略性运用在政治说服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共通过香港这一联系内地和海外信息的中介之地，同时建立起两张相当广泛的沟通网络。
（一）中华网：华侨、侨汇与海外中国的精神联系
第一张宣传网，通过《华商报》、《大众生活》等媒介，构建并维系着中共与海外华人的密切联系。韬奋在给南洋读者的回信中说：“我们的祖国有比别国更多的优点，千万华侨成为一个大集团，对于祖国的进步，具有极大的推动力……一个在国内，可称海内中国，还有一个在国外，可称海外中国。”环球各国都有华侨的足迹，他们多集于南洋群岛，而以菲列宾马尼剌，英属新加坡，荷属巴达维亚三地为中心，欧洲以巴黎为中心，美洲以纽约为中心。抗战期间，华侨人数达一千百余万，由于数百年来苦心经营，已拥有二百万万以上的资产，华侨每年的汇款达二万万至四万万元之巨，给中国国际收支不利差额抵偿了百分之二十五至九十七，抗战后，华侨汇款尚不止此数。从经济人口文化上看来，华侨在海外宛如第二中国。因而，华侨的政治关怀与抉择，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局的发展。
革命政权对于华侨之力量，“固须要正确运用”，华侨对于祖国之任务，“亦当有明白的认识”，“互为因果，互相倚赖，此于胜利前途，诚有莫大之关系焉”。过去，维系海内外中国的媒介是亲缘与地缘关系中的家书和落叶归根“万里寄踪”的心理。在20世纪中叶世局动荡、强邻压迫的境遇下，需要借助新的媒介将全球华人离散群体集合在“团结情绪”之下，巩固一个观念上的中华民族。“民族不是自然的馈赠，它是建构出来的。”共产党高度重视与海外华侨之间的信息交流，在香港所办报刊，皆销路畅旺。“当时编辑部（华商报）地方不大，来的人也不多，但都是些知名人士，报纸办得有声有色，创刊后不久就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销数不断上升，影响越来越大。”“销路远及澳门广州新加坡等海外各处”。香港的杂志“销行最广和最受读者欢迎的，该首推韬奋先生主编的《大众生活》”。早在1935年，韬奋和胡愈之等就在香港办过《生活日报周刊》，在海内外根基颇深。韬奋病故后，海外有许多与邹氏素未谋面的侨胞，自动捐款赠送他的家属，“仅仅巨港一地，这种捐款就达叻币三千元以上”。这就牵涉到一个重要问题：倘若报刊编者与读者趣味格格不入，那么民族国家想象社群的建设效力就会弱化。中共媒体内容为何就能够与读者阅读兴趣相契合？侨胞缘何会因媒介而与报人结缘？
其一，经验共享：“看得见的人”与情感共同体的形成。
福山在《对尊严与认同》一书中提出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即当我们使用“想象的共同体”来描述族群认同时，或许始终应当追问：谁的“想象”？通过什么在“想象”？强烈的身份认同是“人性的处境”，更是“政治的后果”。“民族”的社会建构过程既是自下而上的，也是自上而下的。共产党与国民党在华侨宣传模式上的最大不同，就在于这一建构方向上的差异性，在塑造民族身份时，能否与当地侨民的特征和习惯相适应。国民党仰赖自上而下模式，从国民政府派往南洋的重要官员身上，即可略窥党化宣传的僵化特色，如华侨对高凌百的评价是“妄自尊大，其身份是一个对付华侨的政客”。国民党“一些报销主义的老爷”在香港所办报纸和杂志，他们所谈的往往会“弄错了点”。而共产党注重两个方向的结合，倚重自下而上模式，如《华商报》编辑华嘉所回忆的：“都是依靠广大读者办报的，同读者的联系十分密切，有事总是同读者商量，支持读者的正义的热情建议”。韬奋则用“最多精力”来答复包括华侨群体在内的读者来信。在他看来，“知识分子或多或少是脱离群众的”，要接近群众也不容易，所以“只能从读者来信中摸到一点群众的脉搏”。
借用拉尔夫·艾里森（Ralph Ellison）在经典小说《看不见的人》（Invisible Man）中所说的话，华侨个体的处境往往“让人们看不见他”，以至于别人对他没有感知和理解。“我们这群（劳工店员小贩）漂泊异地，依人篱下的华侨，向来因祖国的不长进，无论到什么地方去，莫不受尽歧视欺凌之耻!”但是，在中共用报刊所建构的共同体中，华侨群体成为值得佩赞的重要组成部分。《华商报》创刊伊始，即发表《华侨不是摇钱树》、《关于保护华侨》等诸篇社论，赞扬华侨“毁家纾难的伟大精神”，并强调要对华侨的力量“不能不珍惜，不爱护”，因为如侨领邝炳舜和陈嘉庚所言，美洲华侨“都不是富有者，多半数是工人，每月平均收入不过六七十元美金”;南洋华侨的捐款大部分亦为“工人们的仅有蓄积”。
并且，华侨读者是与报刊编者书信往来的朋友，是菲律宾王芳卫、北波罗州陈扶桑、泰国苏鲁乙、仰光云影、岷里拉雪秋萍……，正如南洋芙蓉吴之弱承询“是否需要海外各报言论的参考，以便继续见寄”时，韬奋所回复的“盛情厚谊，至深感幸”。有的读者来信寻求对职业与教育的建议；有的希望能推荐阅读书；有的甚至通过报纸抒发生活中女性是否可以学习政治的苦闷和对失去女友的兄长的担忧，或请茅盾将小说《腐蚀》中的人物惠明引向勇敢的方向。于读者而言，《大众生活》甚至是一位“值得尊崇的老友”，因“这位老友在过去已有过光荣的历史，现在眼看着他为了救国而再挺身而出，真令人不胜其欣慰!”香港复刊即是“老友久别重逢”，简复栏目亦如“彼此间感到愉快兴奋之余，自无妨畅叙一番”。由是观之，海外中国所发生的政治事件、个人故事都有可能成为“数以百万计的男男女女的活生生的个人经验的一部分”。虽然个人之间彼此分离，但是这种“经验共享却可以创造出不可见然而又非常深刻的想象性亲缘关系”。正是这种关系将彼此结合在一起，这不仅事关其个人甚至私密生活，更与他们外在的公共生活有关。
其二，意义共享：“心灵革命”与政治共同体的形成。
海内中国与海外中国的联系表现出一种多层面性，有情感上的，亦有制度上的。中共在港所办报刊不仅回复读者为了生活“找出路”的苦闷，而且积极回应海外华人各阶层对国民党的“民怨”，为国家、为政治找出路，更为深入地到社会结构性变革中去探讨问题。在中共的报刊宣传中，一个重要叙述就是“转喻”有关人民生活和愿望、广大读者所最关心的新闻，通过民族身份的认同和正义感的激发来建立政治共同体。“转喻”的观念，即“意识到什么是什么”（conscious of something being something）。譬如意识到现实生活挫折与烦闷的本质是什么，日常小事的不如意可能被联系到一套更具理论性、更有延展性的思想系统，形成接口与接口的转接。如《大众生活》投书人见告“仰光自滇缅路交通以来，冠盖云集”，这些新客“挥金如土，茶楼酒馆，戏院舞厅，无处不有他们的踪迹，华侨中的大富巨商，固望尘莫及，就是赚英镑，揾美金的洋人，也自叹弗如”。以至西友疑问，“贵国战争四年，而‘人民’还这样富裕，有钱挥霍？”这位为“克苦耐劳的华侨鸣不平”的作者接着写道：“前托友人预定华商晚报，昨始收到，消息虽已过时，但副刊里面的文章，可谓说出了千百万中国人的良心话，令人感奋，倒退势力的滋长，实为抗战前途的大障碍，非努力改善不可，愿先生等努力!凡是中华的好儿女，都站在你们这一面的。”当时中共所办报纸的副刊“与一般的报纸不同”;“很重视言论和文章质量”，创刊时就连载茅盾的《如是我见我闻》长篇笔记；夏衍、沫沙、林林等所写的短小精悍的杂文和随笔；戈宝权评介苏联和国外一些著名作家和文艺作品的通俗文章；以及华嘉等和当地一些文艺工作者反映当地社会生活的散文等等，都深为读者注意和欢迎。“有许多读者来信，公认华商报是‘灯塔样闪耀在海面’，并且，鼓励该报继续‘为民主政治而努力’，‘为文化而努力’，‘为正义而努力’”。读者在阅读过程中，透过“转喻”，因目睹怪现状而产生的烦恼与困境便与《华商报》副刊“灯塔”中的思想与政治有了连结，而且与“现实行动”形成密切的关系。在这个格局下，“日常生活的感受都直接或间接、近期或长远地联系到一个清晰的蓝图，使得人们内心的意义感到一种满足”。
更准确地说，中共所办报刊是华侨群体“知识上的好友”，使之从中撷取“直接间接和抗战建国以及在这大时代中各人工作上修养上有关的知识”来充实自己的头脑，它们从不登“机关社团的会议新闻和耸人听闻的社会新闻，也不登香港一般读者喜爱的球赛新闻和赛马消息”;“不做读者群众的尾巴，但亦力戒太主观”。正如夏衍在《灯塔》创刊词中所言，在香港的中共报刊“一方面不想嬉皮笑脸，打诨插科，但他方面也并不打算扯长了面孔说教”，它更像“一杯清茶”、“一张小夜曲的唱片”，是读者在一天工作疲劳之后灯下披诵的读物，同时又能对“社会现象、文化情形，从爱国家、爱真理，争独立，争民主的中国的立场，披沥一点真诚的意见”。
（二）国际宣传网：“常取道香港，将持之有故的新闻送往英美”
第二张对外沟通网的建构则由中国共产党人与所团结的英美记者共同完成。
国民党于1939年初恢复实行封锁，“把对付日军的武力抽来警戒延安边区”。国共合作不过是同盟国强加给国民党的神话。5月6日，国民党对美宣传顾问厄尔·利夫（Earl Leaf）在写给斯诺的一封信上说：“在你的报道中请勿再使用‘共产党’一词。”英国驻华大使卡尔曾告诉斯诺，蒋介石声称共产党员已经“投降”。蒋介石在接见德国新闻记者时，也断然说“在中国没有共产党员了”。国民党官员设法使外交官和记者们相信中国共产主义者“作为一个党已不复存在”。而根据国民党的新闻检查政策，不许对自相残杀的内战进行报道。包括斯诺在内的不愿“损害中国事业”的新闻记者起初没有试图违反这一政策，也没有报道这方面的消息。直到1941年“新四军事件”发生后，这种在日本战线后方和周围发生的“战争中的严重性”，终于向外界透露了。
那么消息是如何为外国记者所知，又是如何突破严密的新闻管制传递出去的？周恩来及其助手陈家康、龚澎常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接待前来造访的外国记者，如《基督教箴言报》记者迪恩（Hugh Deane）与《时代》记者贝尔登（Jack Belden）即是其中的两位。迪恩在口述史中回忆说，事变发生后，贝尔登立即做了相关报道，并“打出两份主要报道，印了大约八个复本，交给飞往香港的不同的人”。有趣的是，他认为，在重庆的外国记者所写的新四军故事反不若在香港的斯诺和其他人写得好。这间接说明香港是当时重要的信息汇聚和传播之地。斯诺在《复始之旅》中写道，他是从在香港的“新四军的后方联络官廖承志”处得知皖南事变的消息，随后即第一次报道了国民党封锁的真相以及他在西北亲眼看到的事态发展。虽然所写的消息绝对不可能通过重庆的新闻检查，但斯诺能够通过“香港发出多则电讯”。由于斯诺的报道，伦敦和华盛顿要求它们的使节立刻作出报告。几天后，英国外交官证实新四军事件是真实的。他们还向伦敦报告，国民党即将对延安大举进攻。这时蒋委员长才勉强作了部分的承认，但他声称是新四军袭击了他的部队。蒋的态度直接影响了国民党宣传部门的应对策略。国民党政府“坚持扣发新闻，政府发言人拒不与外籍记者讨论该问题，即便偶尔遇上，也是躲躲闪闪，掩饰其词”，就连董显光也不禁扼腕叹息，“反不若中共的坦率报导来得叫外国人容易相信”。中共“把握时机抢先发表了新四军事件，政府一变而立于防守地位，国际人士听了中共一面之词，对政府后来的解释颇不置信”。
而且更令国民党宣传官员也不得不叹服的是，中国共产党人“重视宣传的价值和技术甚于大部分国民党政府官员”，“采取积极措施，对未来的宣传战做预先准备”。早在“皖南事变”发生以前，斯特朗在进行短暂访问后即将离开重庆以前，曾经对爱泼斯坦说，“周恩来预料到这样的进攻可能发生，给了她一份秘密的背景材料，以便一旦发生这样的事，即可在美国发表”。在香港，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也得到了同样的材料。斯特朗到香港后，发表了一篇“谈话”，其中对新四军事件“说明”，还强调“这件事将构成对英、美二国的威胁，因为日军可以无拘束地派队伍南下”。这也反衬出，斯特朗将皖南事变不独放在国共斗争的框架里讨论，而是将之与英美日的国际战场相联系。
正如费正清所言，“来自中国的报道，不仅存在于新闻界，也存在于外交渠道”，国民党的新闻封锁便被彻底打破，1941年2月初，罗斯福总统的白宫行政助理居里（Lauchin Currie）飞抵重庆，试图从中国现场来了解中国经济状况。他一字不漏地记录并转述了罗斯福的口信：“在万里外，我们了解中国共产党就是我们所称的社会党。我们喜欢他们对农夫，对妇女，对日本所取的态度。我觉得这些所谓共产党和国民政府类同的地方多于矛盾的地方。我希望它们可以消除矛盾，为了抗日战争的共同目标求更密切的合作。”财长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则明确表示，如果重开内战，重庆就别指望从美国获得更多的财政援助。这清楚地表明，美国是否向蒋介石提供战时支援要看其在联合抗日方面的行动，以最终确保日本在国际战场上的力量被有效牵制。华盛顿不仅收到了有关中共的正面信息，而且对这些电讯很感兴趣。
“民卅年，中共又提出他们才是中国真正‘民主份子’这口号，不久便成了国外倾共报纸刊物的好题目，为了证明确属‘民主’，中共还在延安设立示范区让外国人观光。”“同情延安的声浪在国外响入云霄”，西方世界只听到延安的“民主”。当西方世界不断听到延安的声音时，国民党依然力持缄默的老政策，甚至政权的宣传官员也满腹牢骚。广播电台英语部的头头彭乐山，曾无比沮丧地对爱泼斯坦说：“我厌倦了。1938年我们在电台广播新闻、进行宣传时，我们自己是相信的，并且受到鼓舞。那时我们工作起来轻松愉快。现在，我们老觉得我们是在胡说八道。”董显光的回忆录中更是充满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绪，批评国民党深深陷在不良的宣传老套中，“国外发表的有关中共的新闻，不问青红皂白，一律加以否认。这样一味的否认只有欲盖弥彰”。而中共继续借助于“许多新闻界的同情者”，不理国民党的新闻检查，把他们“持之有故的新闻送往英、美去”，结果是中共发出的新闻在外国记者那里“身价日增”，而国民政府供给的消息一概不要。
因此，经过抗战初期的三年建设，至1941年6月，中共在港已收获预期之结果，除了本文重点考察的一报一刊《华商报》、《大众生活》和外国记者的国际宣传外，茅盾主编的《笔谈》、《文艺阵地》，郁风主编的《耕耘》，张明养主编的《世界知识》，张铁生主编的《青年知识》，马国亮主编的《大地画报》等，相继出版。叶浅予、丁聪等还打入了《星岛日报》之类的中间偏右的报纸。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前充分利用香港的优越条件发展党员，开展宣传、统战以致情报工作。由于其在香港的长期经营，中共在香港的势力遍布社会各个阶层，形成一个巨大的共产党“飞地”（communist enclave）。不仅如此，胡愈之从香港转战新加坡办报。《华商报》的林林、杜埃和原《救亡日报》经理张尔华也经廖承志的安排去菲律宾办侨报。可以说，此时中共的宣传势力已突破港岛一隅，不仅实现了周恩来曾对香港分局所指示的目标，“在香港建立我们的宣传据点，出我们自己的一张报，不仅在香港发行，还要发行到东南亚菲律宾等地去”，还在外国记者的中介作用下将信息传递至西方社会。
四、余论
“忙着处理文告和传单的范长江，再也不曾出版像《中国的西北角》那样充满力与美的作品。……不过，对范孩儿了解够多的我知道，对他来说，文学成就或甚至自我表达本身并不是最终目的，而只是传递讯息的工具而已。对他来说，那个讯息就是中国的解放。如果目的可以达成，不论是透过无名的团体努力或署名的个人，其实都没有差别。无论如何，他的署名是长江，背后的那个作家不一定非得是范希天。”
——黄仁宇《黄河青山》
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能够利用香港的特殊环境，通过报人、报纸建立并巩固对外宣传网络，形成以社会团结为根基的抗战集体行动，绝不是一句简单的“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或“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所能解释的。华侨来南洋，“大多数是为经商或图谋生计，对国事一向不大关心”。同样，中国在西方国家的初期抗战宣传也“收获微小”，宋庆龄于1938年8月5日致哈斯克尔先生的大札中叙述了保盟在海外所遭遇的募捐困难，“由于敌方的阴险宣传和反动分子歪曲我们卷入的各种问题，美国公众普遍冷淡”。抗战初期，日本控制思想的宣传战与军事战一样“惊人成功”，董显光曾无奈地说这“真令人丧气”。事实上，面对不利的生活境遇或其他群体的苦难，“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即使行动目标实现后都能获益，人们仍然不会自愿地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其他群体的利益。因此，中共在港建立统一战线的宣传网并非“自然而然的现象”，依靠的是蒋介石都会赞道的“精神组织纪律”。面对国民党新闻机关“废弛懈怠”，“党国必因之而蒙受重大的损失”的状况，蒋介石直言不讳地流露出他对共产党新闻业务的欣赏，“异党经营的刊物，只花很少的经费，结果不仅消息灵通，而且推销非常普遍”，“人家死中求生，拼命牺牲努力!我们苟且偷安，得过且过，似乎是要从生中避死……精神组织纪律远不如赤匪!”
中共所团结的在港报人、外国新闻记者及商人群体，不是许多人数量上的组合，组成这一共同体的分子是所长各异的人们，各以所能，通工易事，互相补益。夏衍曾用“反正是‘书生办报’，颇有一点‘八仙过海’的味道”来形容在港宣传工作的特点。这其中的每一位书生都有各自的专业性才华和个性，赴港前都已累积了一定的人际与文化上的资本。同样，外国记者能成为中共的海外媒介，亦非易事，不但要深入西方新闻文化，还需博通中国政治社会环境，非有一定学养和职业经验，无法成为信息沟通的中间人，也不能发生媒介作用。恶劣的生存环境培育了通向未来的强有力组织，在宣传据点的建设过程中，党的领导者非常注重与知名报人的关系建设，礼遇中外记者。周恩来、廖承志等共产党干部在借重他们的专业能力以实践报刊文化置位的组织方面机敏而熟练，有效运用“广交朋友”的策略，将报人们聚合在一起，使一系列行动彼此呼应，这些教育程度很高的革命者将其自身及同盟者、支持者的“文化技能和人情关系转化为革命力量”。
由此可见，这一群体的学养、能力、组织是中共取得外宣成功的核心要素。然而，我始终感觉还有一个更关键性线索没有抓住，良将贤才和组织机构只是“器”，而“道”又是什么，促使这群人“拼命牺牲努力”的真正动因是什么？宣传组织的运转，靠的是人，而不同的人群对组织力的落实又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曾是国民党军官的历史学家黄仁宇在回忆青年时期同名记者范长江和室友廖沫沙的交往经历时，对其精神特质做过总结：“我多次想到他（范长江）时，都觉得他的道德情操比我高尚。同样的形容也可以放在田伯伯（田汉）、廖沫沙和陈侬非身上。他们都是给予者，不是接受者。每当大我的运动需要集体努力时，他们就立刻去做，很少考虑个人问题。当共产党员一定是在实践他们自身的信仰。”而他们的信仰，在黄仁宇看来，就是对“人类的关怀”，“先是个人道主义者，才是革命分子”。其实，又何止范、廖两位故旧，赴港的这一群社会精英均拥有满足自己物质生活的可支配资源，却因“爱国心和良知”而放弃坦途。即便是一些特务也对之心生“佩服和尊敬”，因为“他们知道，这些人都是有个性、有毅力的人物”。同时，外来的“良心支持者”（conscience constituents）也在抗战对外宣传的集体行动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他们不是“潜在受益者”，却在“为他人寻求改变”。邓文钊、斯诺这些本可置身革命风险之外的人拥有稳定的“资源流”（resource flows）或者可以接近“自由媒体”（free media），所提供的资金、设备与文字相当程度地解决了团结运动中集结的困难。
并且，这一群体了解当时读者对社会情境作出的反应，将其自身的道德精神形诸于报刊文字，为读者提供了一个具有道德根基的“意义框架”，将“爱国家，爱真理，争独立，争民主”的先进思想与中国的现实、人们所熟悉的情绪结合起来，发展出建立一个新的秩序和政治现代化的奋斗理念。当读者一旦进入《华商报》、《大众生活》等报刊建构的思想世界后，这些符号资源中所蕴涵的力量，即给最初引导他们阅读的动机和兴趣赋予新的意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意义框架在强调民族解放与民族国家时，将之与“全球”政治思想潮流相联系，如自由民主、反法西斯和共产主义，从而使中共的宣传亦具有与国际舆论交流与对话的能力。可见，在港的知识群体把道德关怀带进政治生活和宣传工作，竞争对于“真理、正义、美、道德和事物本质”的界定，而不似国民党更关注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竞争。借用局中人黄仁宇的话说，“在一片刺激和混乱中”，中国的抗战更被视为“道德的竞赛”。
易言之，面对其他政治势力、文化势力的竞逐，中国共产党能够从边缘走向中央，影响国际舆论，这一宣传实践中所内含的“信念以及价值观对政治行动的意义”值得深思。“政治行动若要有其内在的支撑定力，就必须要有追求一个理想的意图”，这个理想可以是关于一个“民族的或全人类的”，为了这样一个理想，他可以完全投入他对“进步”的强烈信仰中。抗战需要更广泛的社会群体的联合行动，社会团结的维系不可能只是依靠利益的一致性。诚如涂尔干所指出的，“自我利益实际上是最没有恒久性的东西”，“即使相互利益可以促进人们相互接近，但那只是瞬间的事情，它绝不可能建立一种外在的关系”。要探讨中共在抗战期间所积聚的宣传力量，我们需要寻找功利主义以外的社会团结源头，需要改变“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的研究视角，看到“革命并不是主要只依靠非个人的社会、经济力量或意识形态斗争就能解释的过程。……相反，革命是男人与女人们的故事”。革命或宣传上的成功需要建立在一个由摒弃私心而且精明强干的政治文化精英组成的网络基础之上，“这种网络变成了一个重要的社会背景和资源，它们的稳定性以及力度也变成一种重要的动力，因此它们对理解革命的方向、概貌，意义非同小可”。
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22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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