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青兰 王秀苹 | 现代性下资本逻辑批判的三重审视——基于《资本论》的反思
张青兰 王秀苹◆文
现代性源于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集中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水平、生存条件和生活状态。资本主义的现代性病症滥觞于以资本为核心的生产，资本逻辑通过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渗透，进而影响到人们的现实生活。资本逻辑运行中凸显出生产、生存、生活三重样态。以“生产”为入口审视现代性，指明资本逻辑下生产的过程、目的和结果以及生产否定自身的未来发展趋势；“生存”连接“生产”和“生活”，以“生存”为中枢审视现代性，挖掘生存境遇中呈现的悖谬状态；以“生活”审视现代性，剖析资本逻辑下人的生活标准异化和现实生活关系对立化的现实，集中展现了资本逻辑下现代性的弊端。反思资本主义的现代性、构建社会主义的新现代性需要镜鉴资本逻辑，回归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理论，对资本逻辑下的现代性予以批判，根除现代性问题的病灶。
——张青兰 王秀苹
现代性不是抽象悬置于人们的思辨领域中的，而是通过现代化社会中的生产、生存和生活表现出来的，以资本逻辑理解资本主义在生产、生活和生存领域中表现出来的现代性症结，是实现现代性的破与立、批判与建构的关键。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性，需要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进行前提批判和反思。学界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研究包括：第一，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从文化层次对现代性进行批判，将资本主义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加以批判，指出现代性的资本主义文化对人的主体意识的控制和瓦解；第二，以鲍德里亚为代表，从消费层次对资本主义现代性进行批判，认为“消费系统并非建立在对需求和享受的迫切要求之上，而是建立在某种符号（物品 / 符号）和区分的编码之上”，作为个体的主体选择能力被消费所代表的象征符号控制；第三，以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人为代表，对现代社会中的科学技术进行批判，指出科技在提供便利的同时也成为一种控制力量；第四，以米歇尔 • 福柯为代表的“权力—知识”批判逻辑，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权力与权力观念进行批判。以上研究将现代性问题的病灶归于文化、消费、科技和权力等方面，然而，人类社会的发展归根结底受生产的发展程度制约，因此对现代性的考察和审视，离不开生产这一根本因素。
资本具有双重含义，作为生产资料，它属于生产的要素，反映资本的增殖，是资本的自然属性；作为社会关系，“资本显然是关系，而且只能是生产关系”，反映生产关系是资本的社会属性。资本的双重属性决定了资本必然突破在经济生产范围内“量”的繁衍和增殖，并进一步控制生产关系以维护和推进资本“量”的增殖，资本追求自身不断增殖的规律和现象形成了资本逻辑。资本逻辑在社会经济中悄然运行，间接建立起对整个社会上层建筑的抽象统治，“资本一出现，就标志着社会生产过程的一个新时代”，社会以资本为中心，并以资本逻辑代替社会本身的逻辑。本文尝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建构方法，辩证分析资本逻辑的作用和影响，以生产为切入口，剖析由生产决定的生存和生活状态，探讨超越资本逻辑下现代性危机的可能性。如何重塑新的文明形态的“属人的”生产、生存和生活，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及“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需要在资本逻辑的自反性中予以其回答。
一、现代性审视的入口：资本逻辑批判的“生产”
“历史发源地不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生产作为满足人们物质需要的主要实践活动，推动历史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中劳动者的主体自在性被资本增殖的逻辑掩盖，社会生产资料转化为“私有财产”；生产的目的和结果并非个人财富和物质能力的增长；生产的趋势不是肯定自身，而是不断否定自身。
（一）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结合表现为“资本”的生产而不是“社会”的生产
“不论生产的社会的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资本通过二者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的结合进行增殖，“劳动采取雇佣劳动的形式，生产资料采取资本的形式……两个基本的生产要素采取这种独特的社会形式——，价值（产品）的一部分才……表现为资本家的盈利”。首先，劳动采取雇佣劳动的形式，失去了独立性和自在性，依附性成为劳动和劳动者的特征。“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劳动者被卷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成为劳动力商品的卖者，资本家成为劳动力的买者，获得间接支配工人劳动的权利，双方关系在诞生时就不平等。因此，劳动不再表现为人的对象性实践活动的价值，它成为工人排斥的对象，“只要肉体的强制或其他强制一停止，人们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工人在自己的劳动面前处于完全不相干、完全外在化和异化的状态，劳动的目的仅仅在于维持肉体生存。其次，生产资料采取资本的形式。非劳动者占有生产资料并成为资本家，而劳动者不占有生产资料，甚至和生产资料这种物的存在一样属于资本，资本拥有无上权力。“（旧的生产方式）它的消灭，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的积聚的生产资料，从而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 , 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土地、生活资料、劳动工具，——人民群众遭受的这种可怕的残酷的剥夺，形成资本的前史”。生产资料不断集中，生产的规模化和集约化程度提高，直接占有生产资料的小生产者在资本集中的过程中被消灭，资本日益集中和工人的日益贫穷是同一个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最后，劳动者和资本家之间的关系即买者和卖者的关系，这种不平等的关系成为生产所固有的关系。“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工资和劳动时间是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关系的证明。工资作为劳动力的价格，为工人被支配和被压迫的现实蒙上了“平等”的面纱，工人得到的仅仅是维持自身生存和繁殖下一代劳动力的物质需要，而不是作为自由全面发展的人的需要。资本主义生产中工人的剩余时间被资本家占有，资本家窃取了工人的自由时间。
（二）生产运行的动力、目的和结果是“资本增殖”而不是“使用价值”
“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的动力来自增殖的需要，而不是生产本身。“发财致富本身才是生产的自身目的”，生产围绕商品的价值实现而不是使用价值，“在商品生产中，使用价值决不是本身受人喜爱的东西”。价值增殖实质是剩余价值的实现，从资本主义的结果来看，商品似乎拥有一种魔力，在进入流通领域后仿佛“自行增殖”，通过市场交换得到多出商品本身价值的价值，从而使资本家获得利润。在商品流通的直接形式 W—G—W 中，为买而卖，货币单纯作为货币进行流通，这一流通的目的是获得使用价值，满足购买者的需要。而在 G—W—G’形式中，则是为卖而买，货币最终流回它的起点。在这种流通形式中，货币已经转化成完全意义上的资本，商品的一切特殊使用价值消失，流通的两级是同样的质，表现为货币。“乍一看来，它似乎是无内容的……同样的东西又交换成同样的东西”，两级的区别只能是量的区别，在流通结束时价值发生了增殖。因此，马克思指出：秘密不在流通领域中，而在生产领域。剩余价值在流通领域实现，价值增殖则在生产过程中完成。生产过程的目的是价值，商品和货币是生产过程的两极，是价值的两种表现形式。剩余价值不从流通领域中来，只来源于生产过程中的可变资本，即由劳动者创造的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价值。结果是财富作为生产的结果，表现为彼岸的东西和抽象的价值。工人本身是财富的源泉，然而“ （资本主义生产）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剥夺了实现这种财富的一切手段。个人财富不表现为社会财富，它只有通过货币这一中介得到不同质的使用价值，才能满足自己存在发展的需要。“财富的社会形式，作为一种物品而存在于财富之外”，财富只是为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而存在，抽象价值控制生产，生产逻辑让位于资本逻辑。
（三）生产的发展趋势是否定自身而不是肯定自身
“社会生产力的无条件的发展——不断地和现有资本的增殖这个有限的目的发生冲突”，资本为生产设下限制，资本只有在既刺激生产力又控制生产力的时候才表现为生产力发展的条件。实际的情况是，资本总是不断突破自身的限制，使经济危机由潜在的可能变为现实，资本逻辑的内在超越性和自反性推动资本主义外壳走向灭亡。首先，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不是任意生产，它受到资本的内在限制，“资本既不是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也不是与生产力发展绝对一致的财富形式”。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资本的内在界限做出了详细说明：必要劳动是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的界限；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和生产力发展的界限；货币是生产的界限；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交换价值的限制。其次，资本不断突破自身限制，结果并不是财富的无限增长，而是“普遍的价值丧失”，经济危机由潜在的可能变为现实的可能。生产资料和劳动者作为资本的要素而存在，整个生产发展为私有制的力量，进而控制人的力量。日益社会化的生产要求生产资料社会占有、生产过程社会调节、生产结果社会享有，与资本逻辑下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生产过程资本调节、生产结果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不断显现，资本逻辑内在超越的趋势在生产中显示出来，资本最终会在自身的矛盾中成为自己的掘墓人。最后，由于资本追求增殖的本性，它不自觉地创造着更高级的生产形式的物质条件，最终毁灭其依靠的资本主义外壳。“资本主义生产……只是一种历史的、和物质生产条件的某个有限的发展时期相适应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是对以私人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由于生产的自然必然性，结果造成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对第一个否定的否定；生产内在的对立造成对结果的积极扬弃。生产过程中资本内在的逻辑自反性最终会解放资本，“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到了同资本主义外壳不相容的地步，“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
二、现代性审视的中枢：资本逻辑批判的“生存”
现代性是“属人的”现代性，意味着超越人的传统存在形态，高扬人的主体性，体现人的生存意义。资本主义生产决定人的生存状况，“生产绝非单纯经济学意义上的范畴，而是具有人之生存的总体性的存在意义”。资本逻辑下人的主体性异化，主客颠倒的状态下生存的时空正义性缺失，出现了生产财富却被财富奴役、创造文明却又窃取文明的悖谬现象。
（一）生存的主客逻辑颠倒
人的创造力、能动性和判断力在资本逻辑下被异化为非人的、僵死的力量。“要使他们能胜任自己的工作，不需要任何知识教育；他们很少有机会接触技艺，更少有机会运用判断力”，资本逻辑下人的生存表现为机器、动物和商品的存在，作为“类”的人的主体性丧失。首先，人被异化为机器的存在。劳动力成为生产得以运转的要素，工人作为“活的劳动资料”成为资本逐利的工具和机器。“随着工人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被贬低为机器……工人也越来越依赖于市场价格的一切波动，依赖于资本的使用和富人的兴致”。资本视人为机器，使人成为机器，人在实践活动中的创造性和能动性被压抑。其次，人被异化为动物的存在。“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人的劳动应该是生活的乐趣、精神的享受，然而资本逻辑下劳动侵占了劳动者的自由时间，“过度劳动，把工人变成一种役畜，是加速资本自行增殖”，劳动对工人来说，正如牲畜耕地一样，“工人对于自己劳动的内容是不关心的”，劳动的目的是满足肉体需要，人的精神世界日趋匮乏。最后，人被异化为商品的存在，“马克思所考察的商品，并不仅仅是构成‘社会财富’的‘元素形式’，而且是表现‘人的存在’的‘元素形式’”。“最大的交换，不是商品的交换，而是劳动同商品的交换。”人的生存不是其自身的生存，而是对象的生存，对象只有在是对其自身的反映时才能获得自己的本质力量，“一切对象对他来说也就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资本主义条件下对象不表现人的本质力量，人的主体性异化，劳动力成为商品，在资本市场上流通和交换。
（二）生存的时空正义性消解
资本的吊诡之处在于它既分割社会又重塑社会，它在生存空间中划出生产领域和非生产领域，在生存时间中划出劳动时间和非劳动时间，进而控制和阉割人的生存空间和生存时间，生存时空正义性被消解。一方面，资本逻辑控制人的生存空间。资本逻辑在空间域度上表现为分割、控制和整合的过程。资本的出现将浑然一体的社会划分为生产领域和非生产领域，资本逻辑在生产领域中取得统治地位后，资本的扩张本性也极力要求整个社会成为资本逻辑的跑马场，试图将非生产领域纳入资本逻辑的运行空间。在生产领域中，人格化的资本具有支配他人的权力，成为凌驾于人之上的力量，人的生存状态由资本而不是个人决定。在非生产领域中，资本取得最高的支配权和解释权，在资本的统摄下，非正义性的事物获得合法性，非理性的事物得到理性认可，资本取得神圣地位。整个社会异化为单向度的社会，人们对现存世界缺乏批判和革命精神，丧失了与资本主义制度博弈的能力。“如果这种再生产持续一个时期……它就会作为习惯和传统固定下来，最后被作为明文的法律加以神圣化”。至此，资本拥有人的生存的终极解释权，追求剩余价值的生产和立于其上的文明合法化，将其以“文明的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以此掩盖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剥削性和非正义性。另一方面，资本逻辑剥削人的生存时间。时间是人的生存确证和自由全面发展的条件，现代社会中资本主义生产将人的生存时间划分为劳动时间和非劳动时间。在劳动时间中，资本家通过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提高整个社会的剩余价值率和剥削程度，延长劳动时间，侵占非劳动时间。在非劳动时间中，资本逻辑的压榨蔓延到工作日以外的时间，工人的休息时间主要为：一是劳动过程中的休息时间，即工作日中的间隙；二是劳动过程结束后的休息时间，即休息日。工作日中的间隙是为了满足工人所必需的生理需要，为进入下一个阶段的工作做准备，休息的目的是生产剩余价值；而休息日则是为了消费生产的产品，“消费本来是人类自身的自我实现过程”，消费的目的是生产，休息日同样表现为剥削，即消费的剥削。“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随着资本侵入这里，剩余劳动时间成了对工人精神生活和肉体生活的侵占。”对此，马克思指出，“资本……像狼一般地贪求剩余劳动，不仅突破了工作日的道德极限，而且突破了工作日的纯粹身体的极限。它侵占人体的成长、发育和维持健康所需要的时间”。尽管生产技术条件有了大幅度的改善和提高，但这并没有使人们从劳动中解放出来，反而将人的生存时空全部置于资本逻辑下，随时为资本服务，使人成为资本的奴隶。
（三）生存呈现出悖谬的状态
资本奠定了人全面发展的基础，同时又造成了生存境遇的全面异化，即生产财富却被财富奴役，创造文明又窃取文明。首先，资本促进物质条件的“丰裕”。随着“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极大解放了生产力。然而，财富却使人们坠入自我迷失的深渊，“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不是为了金钱而存在的，连他们本身也不例外，因为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但是由于劳动的雇佣性质，劳动对象化为他人的产品，结果是丧失自身；资本家似乎占有所有财富，却被财富奴役，成为财富的工具和手段。价值被物所绑架，物的世界的增殖以牺牲人的价值来实现。其次，资本创造文明，生产的发展扩大了人们的交往范围，促进了人们的精神文化交流，带来了社会文化的发展与繁荣，这是“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随着生产的发展，“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受市场经济的冲击，“不言理想”“以耻为荣”等文化虚无主义泛滥，造成人的精神文化危机。“如果说自然经济中的文化危机是‘没有选择的标准的生命中不堪忍受之重的本质主义的肆虐’，市场经济中的文化危机则是‘没有标准的选择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存在主义的焦虑’”。最后，资本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资本主义生产的文明性在于满足人们多样性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确证了个人和他人的本质，“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然而在资本逻辑下的现代社会中，人们感受不到自己有意识的、普遍的、自由的、历史的、社会性的类特征，“‘现代性的酸’使一切神圣的事物都失去了原来笼罩着的灵光”，人在享受物质的欢愉中丧失了精神家园。
三、现代性审视的集中展现：资本逻辑批判的“生活”
生活是一定历史阶段中现实的个人表现自己的形式，不仅是肉体的再生产过程，更是表现生命的独特形式。“生活本是富有生动的态度和诗意的氛围”，是有意识的、有目的的主体性活动，是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状态的即刻再现。资本逻辑下，占有物质消费的货币符号成为生活的目的，生活成为手段；以占有为标准，社会关系和生产关系瓦解，人的现实关系对立化；回归生活逻辑的根本前提是扬弃资本逻辑。
（一）生活标准异化为消费标准
消费作为一种经济生活方式，承载着人们对自我超越、价值实现、全面发展的美好向往。然而在资本逻辑下，消费成为生活的目标，生活成为技术的奴仆。一方面，在资本逻辑下，个人消费和生产消费一样成为生产的要素。资本家通过刺激扩大消费本身以扩大消费，资本“要求在量上扩大现有的消费”，以“把现有的消费推广到更大的范围来造成新的需要”，并“生产出新的需要，发现和创造出新的使用价值”。为避免流通中断而导致资本增殖的失败，资本家充分运用广告、消费节日，以创建消费品牌、打造潮流文化等形式刺激消费，营造“消费越多、快乐越多”的假象，使大众盲目陷于消费的狂热之中。另一方面，“工人通过他的个人消费，把自己作为劳动力来维持和再生产”，消费是为了满足资本逻辑扩张的需要，而不是满足生活的需要。“扩大生产和扩大消费”是资本增殖的常态，当“消费即快乐”“消费是生活的真谛”等成为社会流行的标准时，人们把商品消费或物质享受的满足作为衡量生活质量的标准，资本逻辑借助消费盛景为生活中的个体搭建幸福生活的理想框架。消费至上、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念使人们陷入相对和虚无之中。
（二）生活关系异化为对立关系
“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实际上是这个过程的比其物质结果更为重要的结果”。资本逻辑的结果是人们的现实关系对立化。一方面，资本家和资本家、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对立。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物来表现，资本家与资本家之间为了占有市场份额，互相争夺。工人的劳动对象、过程和内容对自己来说完全是异己的，因为工人不占有生产资料。“对象化的劳动同时又表现为工人的非对象性，表现为与工人对立的一个主体的对象性，表现为工人之外的异己意志的财产”。劳动在资本逻辑下异化为无差别的赚钱工具，“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神圣光环……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在资本逻辑的夹裹中，职业的神圣性丧失，并成为增殖的手段。另一方面，家庭关系瓦解，随之而来的是社会关系瓦解，个人成为追逐利益最大化的原子化个人。“每个人都力图创造出一种支配他人的、异己的本质力量，以便从这里面获得他自己的利己需要的满足”，人日益异化为原子式的个人，“贫困堕落的双亲只想从孩子身上榨取尽可能多的东西。孩子们长大以后，自然也就对他们的双亲漠不关心并弃之不管了”。资本剥削家庭劳动，住宅成为工场，家庭关系异化为物质利益交换关系。
（三）扬弃资本逻辑是回归生活逻辑的根本前提
资本的增殖史就是人的生活史，资本逻辑的现代性问题最终必然反映在现实生活中。在资本主义的现代性中，资本逻辑无法完成“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任务，反而为其带来了限制、危机和困境。人虽由自然的“奴隶”转变为“主人”，但却未能超越“主奴关系”和“主奴模式”的支配，资本没有将人们带入新的文明状态，反而造成生活的异化和物化。现代化有两条进路，一是在资本的漩涡中继续异化和物化；一是超越资本逻辑重归“属人的”现代化进程。资本逻辑有其内在自反性和超越性，生产中否定的因素会同样否定生产本身，即资本经过漫长的迂回曲折发展后，最终有可能回归“属人的”生活状态，这种可能性只有在具体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中才能实现。一方面，要辩证扬弃异化劳动，回归对象化、社会性的劳动。资本逻辑下，资本拥有对劳动的支配权，工人丧失了支配自我的权力，人在劳动中不感到快乐，反而感到痛苦。“自由王国只是在必要性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只有使联合起来的个人占有生产资料，只有使单调的、无意义的劳动变成自由的、创造性的劳动，才能真正解放人的生活。另一方面，要辩证看待资本，构建生活共同体。要不否认资本也不放任资本，在发展中辩证看待资本的作用。资本在客观上使自然从自在之物变成为我之物，并在这个过程中确证和展示了人的力量。生活作为现实的人的感性活动的展开方式，要求人们对异化的、片面的和单向度的生活进行否定和扬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辟美好生活，超越资本逻辑，重建“属人的”生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过程中，为人们的美好生活不断开辟新的途径。
中国正处在全面开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构建现代性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问题。“‘资本’乃是现代社会的‘基因’，在其中蕴藏着全部现代社会的奥秘”。资本逻辑主导下，人的生产、生存和生活的危机不可避免，同时资本作为一种历史性存在，又孕育了扬弃危机的力量，正如马克思所说，否定资本的正是资本本身。“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资本在社会发展中是一种“必要恶”。对于中国现代化建设而言，利用资本的同时超越资本，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任务和责任。“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资本逻辑带来的现代性危机通过生产、生存和生活表现出来，其内在自反性也必然通过生产、生存和生活表现出来。我们无法回避资本逻辑宰制的时代，只有通过具体的实践根除资本逻辑主导的现代性病灶，在具体的改革实践中真正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
文章来源：《学术研究》2021年第4期
文章作者：张青兰、王秀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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