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传播心理研究
分享人：龚一悦
[记忆面包导读]
本书从那些被有意收编或无意误读的“灰色地带”入手，结合新发现的材料和语境，重新诠释传播学经典文本，以颠覆传播学术史主流叙事的霸权，寻找新的视角，解放传播研究的想象力。本书在对拉斯韦尔、哥伦比亚学派、芝加哥学派、中国学者的传播研究等问题的研究上，均推翻了目前的定论，推动传播学界对传播学术史进行反思。
作者
刘海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国际新闻界》杂志主编，曾任宾夕法尼亚大学、香港城市大学访问学者。
写作背景
刘海龙自2002年起在传播理论课堂教学中产生困惑：“中国传播理论教材中在传播研究的历史部分基本是千篇一律的，看似连续的线索中有太多缺失的链条，一切知识都被未加批判、理所应当地赋予存在的合理性”。
针对该问题，自2006年起，刘海龙开始发表相关文章，并在访学、会议、口述史过程中不断发掘新的观点，采用知识社会学的视角，把传播研究自身的发展过程也置为传播研究的考察对象，基于近十年来的论文积累，最后修订成书。
主要内容
1 灰色地带
什么是灰色地带？
灰色：在宏大叙事中无法被归入非“黑”即“白”的分类体系之中的那些模糊的、暧昧的对象，是宏大叙事中被有意省略或遮蔽的个人与事件，即那些令人尴尬、无法被嵌入到某个连续事件流的“个案”和“特例”。
灰色地带：连续之中的断裂之处与断裂之中的连续之处。连续与断裂是两种看待学术思想史角度：连续强调绝对性、思想的传承、发展中的同一性；断裂强调范式革命和转型，认为学术思想的发展不是累积型的而是跃进型的。
如何重访灰色地带？
避免传统主流叙事；借助反讽的新叙事策略；回到传播学熟悉的区域，向内审视。
2 中国传播研究者眼中的美国传播研究
2.1 拉斯韦尔传播思想中超越5W理论和传播功能论的丰富内容
拉斯韦尔于1948年发表《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这是拉斯韦尔众多成果中最能代表其传播学思想的一篇研究成果。届时恰逢施拉姆等人推动传播学正当性改造，于是文中与新兴传播理论框架和实证研究相一致的话题被主流传播研究保留下来，而拉斯韦尔看重的其他议题则因与主导的范式不符而被歪曲或遗忘。
学界对5W理论存在诸多批判：传者中心的控制观念；单向，缺乏反馈；线性，缺乏对环境的注意；主张魔弹论，没有关注意义的编码与解码。刘海龙认为以上指控只有第一点属实，因为在拉斯韦尔的原文中对后几点均有论述。
注意结构是拉斯韦尔作为政治学家的核心传播观念，本是从认知角度思考大众传播影响的精彩思想，但因为过于功利以及理论建构不够精细，导致说服力不够，逐渐失去了吸引力。相比较而言，议程设置、培养分析、沉默的螺旋等理论则从个人认知这一微观视角入手，开创出一片新天地。
2.2 哥伦比亚学派的创造性及对后续研究的启发
哥伦比亚学派确立了一个全新的传播研究范式，即以功能主义作为理论指导、以行为主义和实证主义作为方法基础、以管理研究作为运营方式的新的研究体制。
哥伦比亚学派对传播效果的定义并不狭窄，它不排斥批判学派的视角，只是更强调论证的经验性与逻辑性。哥伦比亚学派的主流意见并不认为大众传播效果有限，它们对问题的复杂性有充分的估计。在研究方法上，除了实证研究外，哥伦比亚学派强调方法的多样性，主张方法与问题相适应。
哥伦比亚学派多受人诟病的根源在于给自己贴上了简单的标签。
2.3 芝加哥学派的内部差异以及与哥伦比亚学派之间的连续性
从芝加哥学派到哥伦比亚学派并没有发生明显的断裂，两个学派存在不少共识。尤其在代表人物帕克身上，可以发现芝加哥学派并不如凯瑞说得那么纯粹，它和哥伦比亚学派一样，部分认可行政研究，同时也不排斥功能主义的研究框架，方法上的差异也没有后来所夸张的那么大。
2.4 公共关系（宣传）正当性论证中的问题
伯内斯及其《宣传》被西方、中国传播思想史排除在外，但不妨碍伯内斯曾首次清晰、明确地表达了现代宣传观念，并成为20世纪以来普遍流行的宣传观念。
3 中国大陆传播研究史
3.1 中国大陆传播研究的起源问题
目前的主流叙事认为中国的传播研究始于1978年，这个看法混淆了“传播研究”概念与以施拉姆为首的美国学者所倡导的“传播学”概念。早在20世纪初，通过芝加哥学派等社会科学传统，传播研究便已经以“交通”研究的概念进入中国。
中国传播学偏颇的历史书写框架使我们的学术视野出现盲点，忽略了中国本土传播研究的社会学传统和其他传统，而将中国传播研究仅仅视为1978年后发生在新闻学界内部的事情。
3.2 中国学者对西方理论的跨文化解读、想象与改造
批判学派的理论实践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都寂寂无声，然而在传播学早期的引介中，批判学派没有缺席，对席勒等批判学者的思想介绍不仅高度同步，在篇幅上也远远超过来华的施拉姆。因此，批判学派理论并非一开始就缺席，而是在我们的社会记忆中后期“失踪”。国内的学者用新闻理论的框架去解读它们，因而低估了它们真正的价值，对它们“视而不见”。同时中国学者对批判理论采取的是实用理性的态度，妨碍了批判理论在中国的扎根。
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于70年代末被引入中国。90年代起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后大众文化的发展，文化工业理论被广泛用于我国大众文化批判过程。
中国的传播研究者在引进西方理论的过程中，绝不是对西方理论进行简单地移植，而是灵活地加以改造以适应国情。
3.3 中国传播研究的本土化问题
中国的传播研究不是本土化不足，而是本土化过度，以至于重视工具理性实践的本土特征成为唯一的选择。在起步阶段，既要打破以简单应用为唯一取向的路径，但又不宜简单否定现阶段应用的合理性。因此，可以采取多种本土化路径之间竞争与合作的方式，加强理论取向的研究，稳步推进中国的传播研究本土化。
反思与讨论
本书是一种后现代的拆解与重构，刘海龙通过对灰色地带的重访，提出传播研究在传统宏大叙事之外的连续与断裂之处，具有个人研究色彩。
书中所列丰富的史实补充了原有线性叙事，重新诠释了传播学经典文本，提供了颠覆传播学术史主流叙事霸权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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