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期推送的是Longtao He，Liping Mu等人2022年发表在 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期刊上的“Contributions and Challenges of Public Health Social Work Practice during the Initial 2020 COVID-19 Outbreak in China”一文。文章认为在新冠肺炎首次在中国爆发期间，社会工作者为促进公众和社区健康做出了重大贡献，旨在对新冠肺炎疫情后中国公共卫生和社区卫生社会工作这一新兴领域的发展提供启示。
介绍
新冠肺炎疫情再次引起人们对中国公共卫生系统抗击传染病爆发的能力的关注（Du等人，2021）。这一流行病突出了许多问题，如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健康不平等、危机应对效率低下、医疗资源获得方面的地区差异以及卫生系统不发达（Fahme等人，2021；Miller和Lee，2020年；Phillips，2022年），尽管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在控制和控制感染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Chen等人，2020年；Du和Chen，2021）。在最初的疫情暴发期间，公共卫生系统遇到的问题与其说是医疗问题，不如说是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问题（WalterMcCabe，2020）。2005年，世界卫生组织成立了健康社会决定因素委员会，指出“健康的社会决定因素是人们出生、成长、生活、工作和年龄的条件，这些条件是由全球、国家和地方各级的金钱、权力和资源分配决定的”（Green，2010；Liu等人，2020）。这些社会决定因素被认为是疾病的根源（Ruth等人，2020）。社会工作作为一个在健康领域尚未得到充分发展之前就已经在实践的职业，其根源在于处理涉及这些健康社会决定因素的问题（Judd和Sheffield，2010；Ruth等人，2019）。它在应对和控制2020年中国首次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社区层面（Wang，2020a）。
许多社会工作从业者在各级社会工作组织的号召下加入了这项工作，或者出于内心的善良自愿加入。他承认社会工作者在疫情中的积极贡献，以及该专业在有效管理未来疫情中的潜在作用。
尽管在新冠肺炎爆发之前，公共卫生社会工作在中国尚未正式发展成为实践或教育中的社会工作子领域，但中国社会工作者从一开始就致力于促进公共卫生（Li等人，20 20）。从最初的疫情开始，从各种学术和媒体来源可以明显看出，中国的社会工作组织和研究人员正在思考社会工作者调整其做法的最佳方式，以便做出贡献和提供帮助（Liu等人，2020；Shen等人，2020）。有几个问题被提了出来，例如，在这样一个不寻常的事件之后出现的道德问题（He和van Heugten，2021）。尽管近年来制定了一些地方性的社会工作道德准则指南，但在中国制定社会工作道德规范的想法是最近才有的（He和Xu，2021）。在应对疫情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工作者能够在国际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并与世界其他国家分享他们的经验和知识。因此，我们旨在研究社会工作者在新冠肺炎首次在中国爆发期间的经验，以促进公共卫生领域的发展。
方法
新冠肺炎首次在中国爆发后，就发表了许多与流行病相关的社会工作实践研究论文。我们的目标是全面综合这一时期关于公共卫生社会工作实践的所有分析和发现。识别研究问题这篇简短的反思性文章探讨了两个问题：
①在新冠肺炎爆发期间，中国社会工作者在帮助控制感染、促进社区和公共卫生方面取得了哪些成功？
②这次疫情暴露了社会工作的哪些问题，可以采取哪些措施继续发展中国的社区和公共卫生社会工作？
相关文章的识别我们使用关键词搜索与上述两个研究问题相关的研究。2021年7月10日至15日，在数据库Web of Science、PubMed、Embase、MEDLINE、Cochrane Library、Google Scholar、Grew Literature in the Health Sciences以及中文数据库CNKI、Wanfang Data和VIP中进行了搜索。在删除重复项后，第一次搜索产生了1499篇文章（中文526篇，英文973篇）。表1列出了中文和英文搜索词的完整列表。
结果和反思
四个阶段的分析基于以下两个研究问题。我们没有以表格的形式列出十四篇文章，而是在下面的讨论中酌情引用它们。
问题1：在新冠肺炎爆发初期，中国社会工作者取得了哪些成就？
新冠肺炎在中国突然爆发后，社会工作者通过其服务为应对疫情做出贡献的能力最初受到限制（Wen，2020）。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前所未有的动荡局势中，在社区一级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并提供有序有效的服务。回顾疫情暴发之初的事件，了解社会工作者的干预阶段，有助于透视和反思社会工作在抗击病毒中的作用。图2按时间顺序列出了应对疫情的社会工作服务进展。
早期阶段（2020年1月下旬和2月）：
作为政府结构的一部分提供的社区服务（适度的信息和资源提供）
疫情暴发之初，由于疫情的突然性、广泛影响和复杂性，社会工作者无法及时向最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支持（Wang，2020b）。如果没有政府的正式批准，如果社区预防可能被视为干扰国家检疫战略，那么就很难采取任何行动为社区预防提供支持。因此，社会组织独立应对和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非常有限（Wang，2020a）。在中国，社会工作的自主性一直很困难强国家弱社会 （强国加·若舍惠，“强大的国家和脆弱的社会”），在那里，政府负责公共生活的大部分领域（Yan，2006）。社会工作者长期以来与基层政府行政系统合作并在其内部工作，以有效提供公共服务，促进社区和公共卫生（Wang，2011；Yang和Wang，2018）。
因此，在疫情期间，社会工作者积极融入政府公共卫生危机干预系统，从而使他们的行为受到制裁。社会工作实践的重点是社区预防感染的传播，而专业实践，即个案工作则较少关注（Wang，2020a）。民政部呼吁许多省市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工作人员参与应对疫情，特别是在社区一级。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迅速响应了此类呼吁，邀请当地协会和大学社会工作部门讨论缓解策略，并创建了微信群共享信息和资源以支持国家检疫战略（Xu，2020）。
具体而言，社会工作者主要积极筛选和向公众宣传有关新冠肺炎的可信信息，并在疫情早期动员资源。社会工作组织和个体社会工作者在其社区中传递必要的检疫和公共卫生政策信息以及从一开始就遏制谣言传播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Wang，2020c）。由于当地居民熟悉并信任社区社会工作者（Wang，2021），社会工作者发布隔离政策并教育居民如何保护自己免受感染相对简单。除了在传递信息方面的作用外，社会工作者还通过向医院和社区有需要的人传递各种资源（如口罩、个人防护设备和食品）来帮助分配资源。例如，截至2020年1月底，总部位于香港的人道主义救灾慈善组织武汉无国界社会工作者办公室（SWAB）向湖北省14家医院分发了120个救生口罩和50万套医疗防护帽和鞋。在对武汉周边农村地区的50所养老院进行快速需求评估后，SWAB还向其中23所养老院提供了消毒用品，并在当月底前向所有50所提供了武汉当地商人捐赠的鸡蛋、大米和饼干等主食。
中期（2020年3月）：综合干预
如上所述，在疫情爆发初期，社会工作者主要以两种角色参与公共卫生：作为信息传递者和资源分配者。在疫情爆发的中期，他们继续扮演这些角色。他们还与志愿者、其他学科的专业人员（如心理学和医学）、社区中心、政府部门、，医院和其他社会组织支持疾病预防干预措施（例如测量体温和实施隔离措施），并在感染地区提供各种医疗资源和持续的日常支持（Ma等人，2020）。此外，他们开始为最弱势群体，如医护人员及其家庭成员、老年人和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人提供护理和支持。
中期由于检疫限制，社会工作者也开始进行全面风险评估，并向有需要的人提供相关服务，主要是在线工作。社会工作者创建了许多微信群，用于分享准确的政策信息，并提供改善心理健康的服务（如在线瑜伽或正念课程）。通过这项工作，社会工作者还可以评估人们的情绪状态，并在发现某人处于精神痛苦状态时进行干预或引入其他资源。此类服务通常通过数字技术提供。在疫情爆发期间，在隔离的限制下迅速作出反应意味着必须采取非传统的工作方式，其中一些工作方式在最初的危机之后融入了专业社会工作实践，尽管许多从业者继续认为面对面的干预和支持更有效，更符合道德规范（杜和陈，2021）。这并不是说在那个时期没有提供面对面的服务，即使在线服务更为普遍。许多社区社会工作者帮助应对父母被隔离后独自留在家中的儿童的基本和心理需求（Liu等人，2020年；Wang等人，2021），他们提供在线和面对面的服务，支持当地社区的医务人员和弱势群体，尤其是老年人，其中许多人不熟悉在线技术（Xu，2020）。
这种综合服务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武汉好伴侣响应团队，这是一个由武汉大学社会工作系于志宏教授领导的志愿社会工作服务团队（于志宏等人，2021）。该小组是第一批与当地民政和卫生部门协调，以获得在为应对疫情而设立的移动客舱医院工作的授权的小组之一；他们与不同的专业团队合作，包括后勤团队、医疗团队、面对面志愿者和其他社会组织，以使移动舱医院更加高效和有效；他们还为志愿者提供在线监督，帮助医护人员避免工作倦怠。他们还组织了各种微信群（本文作者参与了这些微信群），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免费咨询服务和其他个人支持，如陷入困境的武汉人。
后期（2020年4月起）：疗养和康复服务
疫情期间提供的社会工作服务不同于正常情况下提供的服务（Liu等人，2020）。2020年4月8日武汉封城解除后，社会工作者主要帮助客户和相关群体恢复社会功能，建立他们的复原力。社会工作者根据客户的具体情况采取适当的干预和康复方法。
例如，对于感染病毒的患者，社会工作者专注于为患者提供资源（如经济或精神），帮助他们恢复正常的社交互动和网络。就公众而言，社会工作者致力于倡导遵守社区公共卫生秩序，在社区开展宣传活动或其他活动，以帮助消除常见的负面情绪，如对疾病的过度恐惧和焦虑，或对某些群体（如武汉人或新冠肺炎患者）的偏见，鼓励和帮助人们恢复正常生活，同时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Fang和Fan，2020）。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他们对进入社区的边界进行监控，以强制使用口罩，并为政府的合同追踪系统扫描数字健康码。
问题2：中国社区和公共卫生社会工作的未来发展还需要做什么？
社会工作者在疫情暴发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并继续为保持疫情管理的成功做出贡献。然而，在应对首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社会工作作为一种职业暴露了三个突出问题，我们在这里概述了这三个问题。因此，我们还就社区和公共卫生中社会工作的持续发展提出建议。
1.社会工作作为一种职业缺乏独立性和稳定性
我们概述了社会工作者如何采取主动，并在应对2020年中国首次疫情中发挥积极作用。尽管缺乏防护设备，但许多社会工作者和机构在这一困难时期仍站在第一线，或努力提供在线帮助。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领导下，社区努力被证明是成功遏制疫情的最重要因素（Guo，2020）。在疫情暴发的早期和中期（2020年1月至3月），社会工作组织基本上无法提供其通常的个性化专业服务（Shen等人，2 0 2 0）-主要是由于疫情的突然性和前所未有的感染速度。然而，这种“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在中国，社会工作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成功地融入到政府管理系统中（Ma等人，2020）。此外，公众并不认为社会工作是一个高技能的职业，而是倾向于将他们视为临时志愿者或普通社区工作者。因此，在对疫情的最初反应中，社会工作被边缘化（Ma等人，2020）。
建议：提高社会工作在系统中的独立性和可见性社会工作组织和社会工作者在疫情初期采取了各种举措，甚至在许多地方政府采取积极缓解措施之前。这有助于提高社会工作者在系统中的合法性和知名度。中国政府从疫情爆发之初就认识到社会工作的重要性。2020年，根据国家双百计划，广东地方政府开始创建正式的社会工作职位（Yan和Zhang，2020）。尽管社会工作者认为这对他们的职业不友好，因为任何学历或专业背景的人都可以申请，但在没有特别关注社会工作培训的情况下，此举确实表明政府越来越承认社会工作是一个有价值的职业，至少在广东省是如此。此外，需要不断教育公众，使其了解社会工作的专业地位及其在改善社区和人口健康方面的作用。
2.动荡局势给社会工作带来的挑战
在疫情暴发之初，社会工作界的许多人试图向西方寻求如何应对疫情的答案（Li等人，2020；Shen等人，2020）。然而，社会工作者融入中国政府框架的事实以及这对他们参与疫情应对方式的影响意味着他们的情况与许多西方国家不同（Xu，2020）。在中国，建立一个遵循严格规章制度的临床社会工作体系的趋势越来越大。
沉重的行政和文书工作要求是西方高度监管的社会工作环境的一个标志，在疫情爆发期间，当速度和灵活性至关重要时，这将限制社会工作的有效性。例如，某些被认为对社会工作的成功至关重要的自由，如在社区中自由流通的能力，在疫情期间必须受到限制，这造成了道德困境。盲目地向西方寻求答案可能会导致社会工作者承担西方国家临床框架中普遍存在的那种严格的程序性手续，例如美国（Ruth等人，2020年；He和Xu，2021）。
这样做可能会导致中国社会工作者专注于提供严格的个性化临床服务，严格遵守社会工作道德指导和规则，而不是根据最大需求灵活地在社区和人口层面促进健康。这阻止了社会工作者采取其他形式的行动，而这些行动很可能是最初疫情期间最需要的。许多社会工作者详细讨论了遵守这些制度的问题，并就应遵循的价值观和道德原则以及应使用的专业技能和方法进行了辩论，这导致他们当时最终采取的行动受到过度限制。
建议：将实践和灵活性优先于僵化的程序事实上，社会工作者需要做的是努力确保提供专业技能和专业角色的多样性，以便在现实生活中提供有效的服务。戈德斯坦（1999）曾主张，在社会工作等职业中，好奇心和想象力是最需要的，嵌入不断变化的环境中，而不是理性，尽管这种好奇心和想象力必须建立在坚定的实践基础上。社会工作者必须明白，职业实践必须适应不同的时代和环境。
在诸如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等危机事件期间，社会工作者应能够及时提供支持，以预防感染并促进社区健康。灵活的以实践为导向的社会工作框架，避免过度的文书工作和严格的规章制度，在这种情况下更为合适和明智。
3.实地的分歧
疫情期间，社会工作学者和从业者在微信上就公共卫生社会工作展开了辩论。一些人认为，由于中国社会工作尚未制定类似的专业框架，该部门应采用美国的方法，认为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迫切需要这样的结构（Liu等人，2020年）。其他人认为，中国社会工作者从一开始就参与公共卫生领域，没有必要从西方引进框架来应对新冠肺炎（He等人，2020年）。这一反驳揭示了对美国社会工作和公共卫生的重叠历史根源的误解。20世纪初，当公共卫生和社会工作领域开始出现时，这两个领域从一开始就在许多领域进行了密切合作。例如，通过合作，他们帮助预防了一系列健康问题，例如改善了新移民的安置环境，降低了婴儿死亡率和发病率（Ruth and Marshall，2017）。当这些领域出现时，公共卫生和社会工作之间没有明确的区分，今天它们之间也没有任何实际和明显的界限（Yan和Zhang，2020）。然而，Ruth和Marshall认为，一个世纪以来，美国的健康社会工作逐渐朝着个性化临床工作的方向发展，而牺牲了社区和人口层面的健康干预方向（Ruth和马歇尔，2017）。因此，美国的公共卫生社会工作是一个急需培育的领域。然而，在中国，情况却截然不同，因为中国社会工作者仍然主要在社区层面工作（Wang，2011；Yu和Ran，2019）。
建议：增加专业合作，消除在提供社区和公共卫生社会工作服务方面的争议社区社会工作是1980年代中国社会工作重建后社会工作实践发展的中心（在毛泽东时代，社会科学作为一门学科被从高等教育系统中移除）（徐，2017）。中国社区社会工作者在基层参与实施政府主导的行政体系，致力于解决导致贫困、失业、营养不良、环境退化和污染等问题的健康社会决定因素（Hua，2007）。因此，关键是合作找出如何实施社会工作实践，以便更好地管理另一次疫情中的风险，而不是过分强调中国是否应该从西方引进新的社会工作方法，或者中国是否已经拥有一个可以称为公共卫生社会工作的系统。
结论
社会工作者积极参与应对中国新冠肺炎疫情，遵守将他们纳入地方政府系统的制度，从而使他们能够发挥作用，即使这是以牺牲他们的独立性为代价的。这为中国社区和公共卫生社会工作的发展带来了重要机遇。在对疫情期间社会工作表现的审查中，发现了几个值得关注的问题：需要提高该专业在中国政治体制下的独立性及其在公众中的知名度，促进在极不稳定的环境中出现新的实践和方法，并最大限度地提高专业实践的灵活性，促进行业内的团结，以便更好地提供有效的公共卫生社会工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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