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一方面大量农民外出务工向城镇转移，在城市购房定居，造成农村“人走屋空”的季节性闲置和长期空心化现象；另一方面，随着非农收入的增长及现代生活方式的蔓延，村民普遍存在改善居住生活空间的诉求，很多农民打工后反而选择回乡建房，村居别墅化已成为我国农村一道有趣的现象！
钟宇 中国人民大学
《建筑学报》 2022年第10期
农村住宅空间布局与功能的历史变迁
—基于湘东农村的田野调查
摘 要
以湖南省东部 L市 Z 村作为调研区域，对当地村民进行深度访谈，选取一户代表性家庭探讨农户分化和城市化背景下农村居民住宅空间的布局变化和功能变迁，讨论当前中国农村宅基地政策的矛盾与问题，并尝试分析农村居民住宅空间变化的潜在原因，为理解农房闲置和农村别墅问题提供历史与现实的案例参考。
关键词
农村住宅;空间;
非农就业;农房闲置
1990 年代以来， 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得益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快速发展， 工业化、 城镇化进程进一步加快， 中西部农民开始大规模流入东部地区。农村作为农业产生和农民居住的主要场所， 其空间的发展与演化受到了非农就业和人口流动的巨大冲击。与乡村工业化时期农民“离土不离乡” 相比， 城乡间的人口流动愈发频繁， 新的人地关系下， 人对土地“去依附” ：一方面， 在近郊村庄， 城市建设用地和基础设施的扩张大量征用农民土地， 合村并居和农民上楼成为常态 ；另一方面， 在远郊村庄， 城市化带来的城乡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差距，使得村庄空心化问题凸显， 大量农房处于闲置状态。除此之外， 非农就业带来的农民收入增加和城市工作经历带来的居住理念变化致使部分农民回村修房盖楼， 给农村文化、 乡村景观以及耕地保护带来一定影响。
围绕农村住房与土地这一话题， 我国学术界做出了大量研究， 但对部分问题的判断仍存有较大争议。经济学领域重点关注土地的触权问题， 在围绕承包地、宅基地的产权归属与划定问题上主要有两方争论：一方以交易成本理论为基础， 强调明确产权会降低交易成本， 促进土地要素的自由流转， 从而实现农业机械化、 规模化经营， 促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民增收 [1-3] ；另一方则支持当前土地和宅基地所有权归集体的制度安排， 认为当前土地制度是对农民的一种保护， 发挥着重要的“稳定器” 和“蓄水池” 作用， 在城市发生危机时， 可以避免大量人口陷入失业与贫困的境地， 实现经济社会“软着陆” [4-5]。在社会学领域，人们强调空间的社会学意义 [6]， 将空间放置在村落研究中， 这里的空间既包括全景式民族志中的传统村庄 [7]， 也包括流动人口自发聚居形成的“新社会空间” [8-9]， 还有从国家、 集体与农民的关系这一角度对土地政策进行讨论 [10]。在地理学领域， 学者们利用 GIS、 RS 技术从土地利用形态、 空间布局等角度探究农村居民用地变化 [11-12]。
城市化进程中， 以土地征收为形式的被城市吞并和以土地闲置为形式的被城市抛弃成为乡村消亡的两种形式。其背后， 一是我国原有城乡二元体制及城市土地国有制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两套不同体系 [2]， 二是经济发展带来的城乡间巨大发展不平衡， 工业化和城镇化促进了农民从农业生产到非农就业、 农村从人多地少到空心闲置的转变， 进而导致村庄人口结构的失衡和社会功能的衰落 [13]。
尤其是近年来， 一方面大量农民外出务工向城镇转移， 在城市购房定居， 造成农村“人走屋空” 的季节性闲置和长期空心化现象 [14-15] ；另一方面， 随着非农收入的增长及现代生活方式的蔓延， 村民普遍存在改善居住生活空间的诉求， 但城市房价高企， 加上特殊的文化传统与土地情结， 很多农民打工后反而选择回乡建房， 村庄空心化和村居别墅化已成为我国农村一对并行的现象 [16-19]。
本文尝试从微观层面的家庭住宅空间变化着眼， 关注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家庭生活和空间用途的变迁， 为理解当前农村住宅闲置和农村别墅问题提供一个新视角， 并以此为基础， 更好地理解农民建房行为， 为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提出一个微观的、 内部的关于农民住宅空间的反思。
研究方法与实地调查
本文调研村庄所在的湖南省 L 市， 地处湖南省东部、 湘赣交接核心区， 总面积约2000km2， 截至 2020 年， 下辖 19 个镇、 5个街道、 1 个省级经济开发区， 地区生产总值超过 700 亿元， 是全国经济发展百强县。2019 年， L 市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65 万元， 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29 万元， 同比增加 3508 元， 增长 8.9%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87 万元， 同比增加 2373 元， 增长 9%。根据当地政府 2018 年末数据， 户籍人口为 105.3 万人， 其中农业人口 63.47 万人， 非农业人口41.83 万人， 而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L市常住人口 885987 人， 据此估算人口流出超过 16 万人。 整体来看， L 市经济发展水平较好， 但依然存在大量人口流出现象。
本文实地调研的 Z 村位于城区东北部，是典型的丘陵地貌。 村庄至市中心直线距离6km、 路程距离 9km， 至高铁站直线距离4km、 路程距离 7km。 2015 年， 该市成立了一个示范区， Z 村被纳入其中 ； 2021 年，L 市成立新街道， Z 村划归至新街道管理。笔者分别于 2020 年 4 月和 2021 年 1 月进行两次田野调查， 期间与部分村委会成员和村民进行多次座谈、 访谈， 其中重点以该村第三小组成员为对象对其住房历史和空间布局进行深入调查。
住房建设的空间演变、 潮流与闲置
（一）“换房子”——农村住宅演变与发展
本次调查以住宅外立面材料作为区隔，Z村住宅的演变过程大体可以分为3个时期，各时期都有其典型的建筑风格， 空间布局类型和室内装饰情况也各不相同。本文将用泥土墙体及泥土墙体涂水泥料的房屋划分为土坯房 ；红砖墙体及红砖墙体涂水泥料的房屋划分为红砖房 ；砖混墙体贴瓷砖的房屋划分为瓷砖房 ；砖混墙体及钢混墙体带罗马柱、落地窗等外部装饰的房屋划分为洋房别墅。
1960-1980 年代中期， 是以土坯房为代表的传统时期。这一时期的住宅使用泥土和植物作为建筑材料， 就地取材， 利用传统建造方法人工建造， 以单层黄色土墙建筑为典型特色， 墙体较高， 顶部多有夹层用于仓储。材料的特殊性加上地区季风性气候， 使得屋内湿度较大、 冬冷夏凉。空间布局兼顾了农业生产、 手工制造、 生活起居等多项功能， 堂屋是空间的核心， 卧室、 厨房等房间都可以从堂屋到达。
1980 年代中期至 2003 年新农村建设前， 是以红砖房和瓷砖房为代表的、 从传统向现代变迁的过渡时期。红砖房以砖为主要建筑材料， 住宅外立面保留红墙原貌或喷涂水泥简单装饰 ；瓷砖房没有改变砖混结构，但逐渐注重外墙的美观， 多在住宅大门所在外立面贴瓷砖。由于建筑材料和施工技艺的改变， 这一时期兴建的住宅突破了土坯房单层的限制， 大多为双层或多层建筑。改革开放以来， 伴随乡镇企业的发展和外出务工的兴起， 非农就业在家庭收入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农民逐渐从繁重的农业生产中脱离出来， 但并不完全， 他们依然兼顾着农业生产活动。这种变化也反映在建筑空间上住宅依然保留了农业生产的痕迹， 例如猪圈、鸡舍、 薪柴厨房、 谷物收储间等空间依然存在。堂屋依旧是整个空间的核心， 以堂屋为轴， 左右各一间房， 这样俗称“三大间” 的构造也是土坯房的延续。另外， 尽管大多建筑向多层发展， 人们依旧习惯于以一楼为主要的生活起居范围， 一楼以上空间的利用并不充分。
建筑施工中主要从事专业性不强的重体力劳动者，与木匠、砌砖匠、电工等有技术要求的大工相区别。璃瓦等为特色， 建筑风格多样化。空间的布局和功能发生了巨大变化， 整体构造突破了以堂屋为核心的“三大间” 样式， 空间安排从整齐方正走向错落有致， 各个房间的用途更加清晰明确， 有关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的空间基本消失 ( 尽管村里种水稻的家庭越来越少， 但基本每户都种了一定面积的蔬菜 )。堂屋功能被分解， 向城市客厅功能转变 ；冲水式卫生厕所逐渐与卧室组合成整体， 公共卫生间与独立卫生间相区隔， 提高隐私性的同时改善了卫生条件 ；厨房空间随燃料使用的改变而缩小 ；二层及以上空间得以广泛利用，夫妻房、 主卧大多不再设置在一楼， 二楼及以上成为纯粹且私密的居住空间 ；车库、 院落花坛、 玻璃幕墙等相继出现， 这些转变都标志着农村住宅空间布局进入了现代时期。
（二）“种房子”——住宅建设的热潮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住房建设的发展， 可以清晰地发现 3 次大规模的农村“建房热”先后发生于改革开放初1980年代中期、1990 年代中期和 2003 年新农村建设至今。1985 年左右的农村建房热与人口增长和经济体制改革密切相关。一方面， 经历 3年困难时期后的 1960 年代是我国人口生育的高峰时期， 1963 年补偿性生育导致人口报复性增长， 出生人口超过 2900 万， 人口大量增加的势头一直持续到 1970 年代初。随着高峰期出生儿逐步成年， 进入婚配期，婚房建设和家庭分户等因素刺激了建房需求的产生。另一方面， 1978 年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逐步确立， 促成了 1978-1984 年农业的高速增长 [21]， 极大程度解放了农业生产力， 在此期间农民人均纯收入迅速增长。加上因人民公社解体， 农民的经济活动变得更加独立， 对住房的合理需求得到充分释放 [22]。1995 年左右的农村建房热则主要来自国家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放松， 农民非农就业带来收入的大幅增加，加上粮食购销政策的市场化调整， 都促进了家庭财富的积累， 刺激了农村住房投资。2003 年至今的建房热潮更多属于返乡建房行为， 既包括农村拉力， 也包含城市推力，涉及经济、 社会乃至文化心理多个层面 [23-26]。总而言之， 建房热与经济发展周期基本同步，农民收入增加是住房投资建设的基础， 但成为热潮的原因则更为复杂。
（三）“空房子”—— 农村住宅的闲置问题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农村绿皮书 ：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 (2018-2019)》 报告， 2018 年我国农村宅基地空置率为 10.7%， 样本村庄宅基地空置率最高达71.5%。大量农村宅基地闲置和废弃的同时，村庄用地却呈现增长态势。农村人口持续负增长、 宅基地大量闲置与宅基地规模正增长成为我国土地利用的一对矛盾。
对于闲置宅基地的界定， 目前还没有统一的定义。农村闲置宅基地可分为其上有建筑物或无建筑物， 前者属于建而不住， 新建了建筑物但长期无人居住或使用 ；后者属于占而不用， 可以建设却荒废不利用 [27]。按照闲置原因划分， 闲置宅基地主要有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政策下的宅基地、 外出务工潮流中的宅基地， 以及村落集体搬迁行动中的宅基地 3 大类型 [28]， 前两种包括了地和宅的双重闲置， 而搬迁行动中一般要求拆除旧房， 主要是地的闲置。建造了住宅的宅基地又可以按照闲置时间分为季节性闲置和常年闲置， 其中季节性闲置农房是指农户全家在外务工或经商， 仅在春节等节假日回家，一年中闲置时间大于 6 个月的农房， 这类季节性闲置宅基地与彻底放弃使用或完全坍塌的房屋有着本质的区别 [29] ；常年闲置农房是指长期无人居住超过 1 年的农房 [15]。
本文主要讨论农村住宅的使用现状， 即已经在宅基地上建设的农房闲置， Z 村的农房闲置区别于学术界所谈论的远离城市化核心区、 村庄人口大量衰减造成的农村空心化在 Z 村宅基地上住宅的闲置主要有两种类型， 一是由于外出务工导致的季节性闲置和常年闲置， 另外一种是新建住宅后旧房未拆导致的旧房常年闲置。调研结果表明， 新建住宅导致的旧房闲置远高于外出务工造成的闲置。此外， 在我们调研中还发现了部分家庭成员外出务工， 老人在家留守独居， 由此造成大量房间空置， 尽管有人居住， 但存在空间利用不足的问题。
在表 2 中， 我们利用“闲置住宅套数与家庭住宅总数的比值” 计算了家庭闲置率，超过半数的家庭存在住宅闲置情况， 其闲置的原因不尽相同。 如表 2 中编号 12 的家庭，户主自 2014 年开始在非洲务工， 妻女和母亲居住在 2003 年新建的瓷砖房中， 2018 年在市区购置一套商品房， 妻女和母亲搬至市区居住， 瓷砖房开始闲置， 仅有母亲偶尔回家种菜 ； 编号为 1 的家庭， 2003 年因儿子结婚在路边新建瓷砖房， 建成后全家搬至新房居住， 1985 年建设的红砖房处于闲置状态， 由于院子和房前空地较大， 2004 年开始出租作瓦片制作车间， 2016 年出租作米粉加工车间。 值得注意的是， 本次调查的小组居民在新建红砖房或瓷砖房时都会将原有土坯房拆除， 而新建洋房别墅类型住宅时都倾向于保留原有住宅。
经验与规范的田野
1960 年代， 空间作为一种新的叙事方法和理论视角出现， 带来了社会学的空间转向。大量的研究聚焦于城市空间中的关系与秩序， 沃思 (Louis Wirth) 认为城市环境会对个体活动产生影响， 强调城市生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塑造了新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模式 ；列斐伏尔认为资本主义带来了城市空间的分化， 塑造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 [30] ；大卫 · 哈维 (David Harvey) 认为商业主义和消费主义使城市核心区变为纯粹的消费空间， 丧失了日常生活性 [31]。遗憾的是， 这种空间分析只适用于资本主义空间， 即工业社会中的都市空间或大城市空间研究， 前现代社会或乡土社会空间并没有纳入研究 [32]。
农村住宅作为农民日常生活的空间载体， 清晰地表现了空间形式与生活方式的关联 [33]， 其演化变迁是多重因子综合影响的结果， 不能以静态的、 简单因果论的观点看待农村住宅的变化 [34]。本文尝试跳脱人类学在村落空间或家屋空间研究中所建构的静止的或静态的空间， 采取一种村民口述史和实地考察相结合的方式， 选取一户家庭的三代住宅作为切入点， 以考察农村住宅变化动态过程中的社会变迁。
Y 氏家庭 ( 表 2 中 5 号家庭 ) 在 1960 年代至今共居住过三代不同的住宅。1968 年建成土坯房 ( 图 1)1)， 1984 年对外墙进行粉刷，涂白色水泥， 同时加建卧室 1 间 ( 卧室 4)。1980 年 Z 村实行分田到户 2)， 户主父亲由于有单位正式工作不分田， 包括未出嫁女儿在内， 家里其余 6 口人共分到 1 亩 8 分田 ( 分散在两处 ) 和 8 亩林地 ( 当地称为“岭” )。1991 年， 户主父亲退休后在土坯房前沿路边修建商店， 售卖烟酒杂货以补贴家用( 图 2 左下商店 ) ；1996 年， 自建窑烧 4 万多块红砖在土坯房北侧新建瓷砖房， 包括人工、 材料等在内共计花费 3 万元左右 ；2012年， 为儿子结婚在瓷砖房北侧林地新建别墅作为婚房， 建成后由于儿媳怀孕， 2013 年底才正式入住。土坯房时期的家庭结构是以户主父母为核心的主干家庭， 房屋共居住三代人， 由于姊妹出嫁和孩子出生等因素， 居住人数先减后增， 最多时 8 人， 最少时 5 人。如图 1所示， 卧室 1 是户主父母房间， 面积最大，有两扇门分别可以进入堂屋和储物间 ；卧室2 是户主和妻子房间 ；卧室 3 是户主两个姐姐的房间 ；卧室 4 为 1984 年加建的户主奶奶房间， 妹妹未出嫁前和奶奶一同居住。堂屋后作为储物间堆放农业生产用具， 储物间旁的厨房为薪柴厨房， 厨房左侧为洗澡间，猪圈、 鸡舍的空间都为简易搭建， 层高较房屋主体低。
瓷砖房共两层， 房屋建成时奶奶已去世、妹妹已出嫁， 共居住三代 5 人， 建成后基本都在一层居住， 家庭结构是以户主为核心的主干家庭 ( 图 2)。一层平面中， 卧室 1 是户主父母房间 ；小客厅 2 和卧室 3 组成户主与妻子居住的套间 ；卧室 2 是户主儿子房间 ；小客厅 1 放有沙发和电视， 并连通左侧配楼。左侧配楼以两个厨房为中心， 另外还有猪圈、餐厅、 旱厕等。早期多使用薪柴厨房， 后仅用来熏腊肉。临马路的商店修建时间早于房屋主体， 用于经营杂货。户主父亲 2003 年去世后， 商店暂停经营， 2011 年改为经营麻将馆， 于 2015 年停业。二楼布局与一楼基本一致， 配楼仅有一层， 屋顶为平顶露台。别墅共两层， 目前共居住三代 7 人， 包括户主母亲、 户主夫妻、 户主儿子夫妻和两个孙子 ( 图 3)。一层平面中， 卧室 1 是车库上叠层， 层高较低， 目前主要是亲友聚会时的麻将房；卧室 2 为母亲房间， 带有卫生间，但由于生活习惯， 在搬家前几年母亲仍在瓷砖房洗澡如厕 ；二层的卧室 3 和卧室 4 共同组成套间， 是儿子儿媳房间 ；卧室 5 是户主与妻子房间。一楼餐厅与客厅 1 相连， 是家庭会客、 娱乐的主要场所， 二楼客厅使用频率较少。
（一）从堂屋到客厅
传统和过渡时期 Y 氏家庭的住宅整体形式和空间安排都是以堂屋为核心的左右对称式布局。而在别墅中， 堂屋的位置不再居中，其功能也有了很大的改变 ( 采访时受访者往往以“厅屋” 称呼老房子的堂屋， 而在讨论别墅时又会说客厅， 暗示了传统堂屋和现代化的客厅二者之间存在巨大差别 )。
堂屋是村民私人生活与乡村公共生活串联的一个空间节点， 在传统和过渡时期的两代住宅中， 堂屋都是最大的一间房， 也是大门所在的房间， 中间放着高脚桌， 这里既是吃饭的餐厅， 也是客人来时喝茶聊天的地方。堂屋也是“生产的车间”， 不同季节生产不同的产品， 如编制竹制品、 滚花炮 3)、 打谷等。堂屋还体现了强烈的家族意识， 其正对大门的墙壁上悬挂着祖先的牌位画像 ( 户主父亲去世后， 黑白画像一直挂在瓷砖房中， 并没有搬入新建的别墅 )， 红白喜事的仪式也都是在堂屋举行， 一旦摆上酒席， 堂屋里的那桌一定是最尊贵的亲戚。此外， 堂屋也常放置摩托车等交通工具。而在现代时期的别墅中， 大门和堂屋不再位于住宅整体的正中央，取而代之的大面积落地窗搭配沙发、 电视机， 现代都市客厅的概念得以发展， 这里依然是家庭私人空间和会客空间的节点， 是私宅中的半公开地段， 在公共与私人之间建立了转换区域 [35]。不同的是， 原来堂屋中的饮食、 生产、 祭祖等功能被完全剥离， 娱乐和休息属性被前所未有地拓展。此外， 户主两个孙子相继出生后， 客厅更是成为家庭成员一起照看孩子的“游乐场”。在这样的变化中， 住宅的去生产性和空间专用性得到了体现。
农民的院落是堂屋空间的延伸， 也在一定程度上承担着公共空间的功能， 从土坯房时期的“开放” 到楼房、别墅时期的“封闭”，围墙的出现将房屋和道路、 邻居住宅进行了更直接、 清楚的区隔。此外， 院落园林景观的出现也是一个新的变化。传统时期的土坯房院落是没有围墙的泥地， 与自然直接连通。过渡时期的瓷砖房院落被全部用水泥硬化。而在现代时期别墅硬化地面的同时， 房檐下和围墙边都种植了绿化植物用作装饰。绿地和花园被认为是城市精神的重要体现 [36]， 而在农村， 私人院落里园林绿化的出现则是生活水平与品质的象征。
（二） 告别农业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 中写到， “房屋用于蚕丝工业、 打谷、 烹饪及其他生产性工作。房屋也用作庇护、 睡觉和休息的场所”。在以上描述里， 农业生产是优先于生活休息的， 他以养蚕为例， 养蚕的后期需要占用除厨房外的几乎所有房间—“全家人都挤在一间卧室里”。在 Z 村， 房屋也承担着生产性的工作， 除了牛棚、 鸡舍、 猪圈等家畜禽养殖空间外， 各个房间都能看见农业生产的影响。Y 氏的前两代住宅里也不例外， 在居住土坯房的时期正好经历了人民公社化和农村改革分田到户两个阶段。土坯房狭小的空间中， 屋顶和房间的夹层会作为储存粮食和生产工具的场所， 屋旁也简单搭建了和厕所一体的猪圈 ( 合作化时期除了给公家割猪草外， 也要给自己的猪割草 ；除了杀年猪外，养猪的另外一个主要作用就是积肥 )。
Z 村主要的农业是以水稻为核心的种植业， 早稻抢收、 晚稻抢种的双抢是一年中最辛苦的时间。除了辛苦地打稻脱穗、 整田插秧， 打谷前的晒稻也是繁重紧张的环节， 特别是其需要大面积的空地来翻晒。人民公社时期有集体的晒谷坪， 公社解散后， 马路、自家庭院都会成为晒谷的场地。院落除了作为生活空间的向外延伸， Y 氏家庭的瓷砖房就建了一个大的水泥院落和设计成平顶的屋顶露台 ( 图 2)， 在收割时期， 院落和二楼屋顶平台都会被用于晒稻。晒稻脱壳打成米后，二楼的储物间 1 就成为常年堆放包括大米和红薯在内的粮食库， 储物间 2 则放置打谷机、脱壳机等农机具， 而稻杆也会被捆扎好堆放在薪柴厨房里 ( 图 2)。2007 年开始， Y 氏家庭不再种植水稻， 仅在离住宅 50m 左右的路旁菜地种植蔬菜， 水田流转给亲戚种植。2012 年， 亲戚也不再种植水稻， 撂荒两年后挖作鱼塘。于是， Y 氏家庭居住在瓷砖房的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房屋二层曾为满足农作需要的房间都被闲置。
（三）暂时与临时
1996 年修建瓷砖房时， 除了考虑到农业生产的需要， 户主也在考虑着未来儿子结婚和过年时家里客人留宿的住房需求。在户主建房前的规划中， 二层的套间 ( 和一层户主所住套间格局完全相同 ) 是留作为儿子的婚房，“我们住楼下， 他们住楼上， 互不打扰”。而实际上， 儿子从来没有住过这两间房， 他从十余岁开始到结婚一直住在一层楼梯间旁的卧室 2， 而儿子结婚时， 由于新房尚未落成， 卧室 5 曾短暂地作为儿子儿媳婚房 ( 图 2)。
但小客厅 3 和卧室 4 里都放置了一张床， 这源于湖南农村正月初二女儿回娘家的习俗。户主一共有 4 个姐姐、 1 个妹妹， 每年正月初二家里热闹非凡， 晚上聊天打牌到深夜。姊妹郎舅、 侄子侄女们往往会在娘家留宿， 最多时有近 20 人， 平日无人居住的房间在春节期间会作为客房，“还有几年要打地铺”。但随着侄子侄女的长大， 特别是交通工具的改善， 这样的情况改变了，“以前都是骑摩托车， 正月里又冻又冷， 晚上回去不方便， 现在基本都买车了， 下雨刮风都不怕了， 加上老房子上厕所也不方便， 陆陆续续就不在我家住了”。
（四）家庭与个人隐私
住宅的变化不是偶然， 也非随意， 新的设计适应了家庭成员之间和家庭与外部之间关系的新变化， 促进了家庭、 夫妻、 个人隐私权的发展 [35]。土坯房时期没有院子， 房屋开放地融入在丘陵中， 而 Y 氏家庭在楼房、别墅时期修建了“封闭” 的围墙， 将住宅和院落围了起来。在 Z 村， 现代化时期的住宅基本都修建了围墙， 而在过渡时期修建围墙的尚属少数， 围墙的出现显示着住宅连带周边庭院的私人属性， 外人不再能够随意窥探与进入。
卫生间的变化更是个人隐私权发展的证明。土坯房时期只有旱厕， 旱厕需要为农业生产提供肥料， 极其简陋， 且没有正式的门，从外面能就看见里面是否有人。洗澡则只有一个公共的、 简易搭建的屋外洗澡间 ( 图 1)，一家人都需要提着热水去屋外洗澡。在瓷砖房， Y 氏家庭依然使用旱厕， 洗澡间也没有热水直接接入， 但已经有了封闭的空间以保证如厕和洗澡的隐私。而在别墅房中， 公共卫生间和私人卫生间已经有所区别， 房子里共有 1 个公共卫生间 ( 一层 ) 和 3 个卧室内卫生间。户主妻子可能会去儿子房间照看孙子， 但她从来没有使用过儿子房间的卫生间。在这一点上， 卧室卫生间似乎比卧室更加私密。
（五）“谁能想到”
在 2012 年修建的别墅里， 出现了车库。户主 2011 年购买了第一辆私家车。此时搭配车库已经成为新修房屋的标配， 除此之外， 还有家庭通过改造房间、 屋旁搭建简易房屋等方式满足停车需求 ( 如表 2 中 12 号家庭就把临路的卧室墙面凿开改作车库、 7号家庭在房子右侧加盖简易车棚用于停车 )。2019 年， 户主儿子购买了家庭的第二辆私家车， 只有一个车库的别墅似乎也“落后”了， 按户主的话说—“买第一辆车都是借的钱， 谁能想到会买第二辆， 车库还是少了，我这台旧车只能停在老房子 ( 指闲置的瓷砖房 ) 的院子里”。
（六）关于闲置的辩解
农村住宅是农民生活起居的重要场所，我们不应离开历史的背景指责农民“城市农村两头占地”， 不能简单地将农村住宅闲置问题归罪于过度建房。1) 乡村空心化是乡村衰落在空间上的表现形式 [18]， 乡村的衰落和房屋的闲置并不意味着农民生活水平的停滞或倒退。恰恰相反， 这是经济发展和人口向区域性中心城市和沿海地区集聚的客观规律与必然过程 [28]。2) 在城乡二元土地制度下， 农村宅基地无法转化为城市住房用地， 也不具备抵押资格和交易属性， 土地制度滞后于人口的迁移。由于土地利用具有较强的不可逆性， 一方面， 宅基地复垦需要高额成本， 产生的建筑垃圾如果不恰当处置， 又会造成环境的二次破坏 ；另一方面， 复垦后的宅基地也很难再被开发为耕地， 就此限制了农村住房的利用途径。出于房屋资产保全和增值， 在缺少严格宅基地管理下，“建新房、 保留老房”成为许多农民理性的选择 [37]。3) 闲置过程中会出现未来的不可预见性， 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巨变是史无前例、 难以想象的， 那么在农村这样的巨变同样存在。Y 氏案例中， 户主 1996 年建房时还难以想象 5 年后猪圈会彻底荒废，即 2014 年整个村子就被纳入了畜禽养殖限养区 ；当年屋顶设计成平顶好让稻谷丰收时节有足够的空间晾晒， 而现在种水稻已经成为家庭的历史回忆。发展之迅速大幅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也增加准确预期未来的难度。最后， 人们对于地点的关系之中掺杂着浓郁的个人情愫 [38]， 老房子已经成了， 家庭成员对故人、 故事的感情寄托。
结语
长期以来， 受制于中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 城市与农村在空间和制度上被区隔为两种不同的社会空间， 但随着务工人员流动和户籍制度改革， 城乡间互动日益频繁， 对于空间的研究不能忽视农村住宅的巨变。本文以农村住宅空间变迁为基础， 选取了湘东农村一户家庭三代住宅为案例， 探讨空间所体现的人们生活的具体变化以及建房的逻辑与心态， 尝试以历史视角理解农民住房闲置问题。调研发现， 湘东农村住宅的演化经历了以土坯房为代表的传统时期、 以红砖房和瓷砖房为代表的过渡时期、 以洋房别墅为代表的现代时期。土坯房延续了数千年来的农耕传统， 以农业生产和生存型居住为核心功能 ；红砖房和瓷砖房则充分体现了从农业生产向非农就业过渡的混合特色， 其空间布局既考虑到农业生产、 家畜养殖、 家庭手工业等传统需求， 也包含着城市住宅空间功能划分的新变化 ；洋房别墅则象征着与农业近乎彻底的“决裂”， 尽管仍受农村环境和习俗的影响， 但在空间分配上， 农业生产的空间不再纳入考虑范围。
空间是社会活动的产物， 社会活动需要在空间中进行， 不同时期的住宅都深刻反映了农民关于空间的需求。总得来说， 3 个时期里住宅的生产属性逐渐被剥离， 居住属性日益突出， 个人隐私得到重视， 体现了农村居民对日常生活和居住品质的追求。而农房闲置则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既主干家庭向核心家庭转变的代际分开居住需求， 也有长时间外出务工和短暂返乡过节的季节性居住需要， 在本文案例中， 对未来生活的不准确预期也成为旧房闲置的原因之一。住宅空间关乎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 除了村庄形态、土地利用等宏大视角之外， 我们要回归个体生活与住宅空间之间的互动变化， 在讨论农村住宅闲置和农村别墅问题时， 不能以事后眼光对当时的建设情况强加评判， 而是要尊重农村居民的空间选择权， 将住宅问题放置在制度变迁与经济变革的语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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