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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燕，王润斌.古希腊城邦时代裸体竞技的文化意蕴与钩沉启示[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22,56（12）:66-77，84.
古希腊城邦时代裸体竞技的文化意蕴与钩沉启示
（王海燕）
作者
王海燕，王润斌
福建师范大学 体育科学学院，福建 福州 350117
古希腊最为著名的四大泛希腊赛会，其共有项目大致可分为车马竞技与裸体竞技，现有史料证明，城邦时代有多个国家及地区均有车马竞技的出现，而裸体竞技却唯独出现于古希腊地区，其伴随着古希腊诸城邦的强盛而兴起，又随着诸城邦的没落而逐渐异化消亡。在古希腊人看来，裸体竞技是其区别于异族蛮人的关键所在，是古希腊人特有的文化骄傲与身份认同。那么，裸体竞技究竟因何兴起，又因何走向没落？其存在之域为何是古希腊城邦而非他处？它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又产生了怎样的互动？现今的我们又当如何看待这一习俗？对这些问题的阐释与回答有助于认识古希腊竞技独特的文化密码，有助于理解现代竞技体育文化呈现的历史脉络。
裸体竞技作为一种鲜明的时代印记与体育文化特色，引起了诸多学者的关注。曾守訸［1］较早地对赤身运动（即裸体竞技）的缘起及兴衰进行了解析；韩勇［2］则对裸体运动产生的原因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认为其起源与古希腊的风俗习惯、艺术风格及地理环境密切相关；也有学者从不同视角对裸体竞技进行了分析，如李郁和陈烨［3］从体育伦理视角出发，认为古奥林匹克裸体的表象后是社会伦理和宗教伦理的导向，赵新平［4］从身体观出发，认为古希腊竞技运动中的裸露习俗是体育中身体自然美的文明展示。现有文献为后续研究者了解古希腊裸体竞技文化打下了基础，但可惜的是，上述文献并未（或极少）基于原典史料来探讨古希腊竞技运动中的裸体问题，王邵励［5］指出，“如果不追溯史料源头，不考辨史料真伪，我们在转引传抄过程中常默认为确凿史实的记载，极有可能是乌有之事”“体育史首先是历史，其次才是体育的历史”。在现有基于原典史料展开的研究中，有两位学者基于各种图像和文字史料对裸体竞技的起源进行了探析，Mouratidis J［6］认为古希腊在公元前8世纪晚期即已出现裸体竞技，这一现象可能与英雄崇拜或战士的裸体活动有关；Myles McDonnel［7］则认为，早期雕像和花瓶中的裸体竞技场景不能区分其人物属性（人或神），并认为柏拉图和修昔底德关于裸体竞技起源的说法也不尽可信，指出裸体竞技可能在公元前六世纪中叶的雅典出现，也可能更早在斯巴达和古奥运会上出现。Bonfante L［8］基于各种艺术及文字证据，对古代所出现的各种裸体现象进行了解析，认为从公元前七世纪到公元前四世纪，希腊和意大利的艺术中都有裸体，但意义不同，古希腊的男性裸体源于一种仪式、宗教背景，发展出一种特殊的社会和公民意义；王大庆［9］认为裸体竞技作为一种社会习俗，承载着古希腊人的人生理想，这种理想可通过宗教、社会、政治、伦理、哲学和审美等多个维度体现出来，二者相互依存，相得益彰。
上述研究成果对本文的构思与写作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与参考价值。但同时，亦有值得商榷之处。首先，裸体竞技不仅是一种艺术或社会的投射，更是一种身体现象，尼采将哲学的走向拉回至对身体与生命的重视，认为“对身体的蔑视使人看不到个体，……一切‘非利己主义’都是颓废现象”［10］，本文同样认为，裸体竞技作为一种体育行为，它是一种身体的表达与呈现形式，是一种身体与社会的互动；其次，现有成果中更多就历史谈历史，缺少现代通联思想，习总书记曾指出，“我们的实践创新必须建立在历史发展规律之上，必须行进在历史正确方向之上”［11］，以史为鉴，方知兴衰得失。故此，本文试图从原典史料出发，以身体哲学为理论基础，以裸体竞技最为辉煌、文献资料较为丰富的城邦时代（包括古风及古典时代：公元前8~6世纪及公元前5~4世纪中叶）为研究时段，探讨裸体竞技中身体在社会中的文化表现，并以当下社会为基准，借古喻今，探讨裸体竞技的钩沉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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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城邦时代裸体竞技的历史脉络
1.1裸体竞技的起源与兴盛
裸体竞技的起源时代久远。在荷马时代的《荷马史诗》中，虽有对竞技运动的描述，但并未提及裸体竞技的案例，根据已有史料记载，裸体竞技应当发源于城邦时代。关于其起源的具体时间与地点，有多种史料给出了不同的解释，其中在体育界流传最广的当属在公元前720年的第15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墨加拿城邦的奥西普斯（Orsippus）夺冠的场景，Pausanias在其《希腊志》（Description of Greece）中记述如下：“在科罗埃布斯（Coroebus）附近埋葬着奥西普斯，他在奥林匹亚的赛跑中获胜，当时所有的参赛者都按照古代习俗穿着兜裆布。……我个人的看法是，在奥林匹亚，他故意让兜裆布从他身上滑下来，因为他意识到一个裸体的人比一个穿着兜裆布跑的人更容易一些”［12］。
柏拉图（公元前427－公元前347）与修昔底德（约公元前460－公元前400/396年）则从社会层面探讨了裸体竞技的起源。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指出：“请他们回顾一下希腊人，在并不太久以前，还像现在大多数野蛮人那样，认为男子给人家看到赤身裸体也是可羞可笑的呢。当最初克里特人和后来斯巴达人开始裸体操练时，你知道不是也让那个时候的才子派的喜剧家们用来开过玩笑吗？”［13］修昔底德则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记载道：“斯巴达人是最早依照我们近代的风尚，穿着简单服装的，富裕的人也尽可能过着普通人的生活。他们也最早实行裸体运动，公开地脱掉衣服；运动后，用橄榄油遍擦身体。在古代，就是在奥林匹亚赛会时，运动员常用腰带遮盖他们的腰部；在不久以前，这种习惯还是保存的”［14］。
从上述文献我们可以看出，关于裸体竞技起源的时间与地点，各个史料之间并未达成一致观点。保萨尼亚斯认为裸体竞技在公元前720年的第15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出现，而柏拉图和修昔底德并未明确指出其起源时间，但均认为裸体竞技这一现象在他们所处时代的“不久以前”出现，只是起源地点有所不同，柏拉图认为是克里特人最先开始裸体竞技，斯巴达人紧随其后，而修昔底德认为斯巴达人就是裸体竞技的开创者。在此基础上，王大庆［9］针对古希腊时期的雕塑和瓶画等艺术品中的裸体竞技图画，梳理了诸多学者的研究观点，但仍未得出共识性意见。
虽然现有文献并未就裸体竞技起源的时间、地点达成统一，但仍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大致的时空区间，基于习俗的形成本身就具有偶发性与不确定性，上述史料对于后世探查裸体竞技的起源仍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
1.2裸体竞技的衰落与消失
马其顿帝国及罗马帝国时期，体育馆（后部分演变为罗马浴室）与运动场是裸体竞技的主要场所，鉴于基督教兴起后罗马帝国对裸体的讳言，以及希腊式竞赛作为某种异教仪式被当时文字记录所贬斥，后世主要通过各类非文学作品中希腊式竞赛的举办、体育场馆的兴建，以及碑文、银币等的变化与记载来了解裸体竞技。介于本文研究的时间区间为希腊城邦时代，且对罗马帝国时期的原典史料搜集有限，本节主要借鉴现有研究成果来论述裸体竞技衰落的内容。
裸体竞技的衰亡经历了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希波战争后，古希腊诸城邦逐渐走向繁荣，希腊文明日趋鼎盛，但在战争胜利后，各城邦陷入长期内战之中，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以斯巴达和雅典为首的两大城邦元气大伤，随后被马其顿征服，城邦时代走向没落。但在马其顿帝国时期及罗马帝国统治初期，希腊文明并未被废止，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发扬和繁荣，各地兴建了许多体育馆，希腊式竞赛也逐渐增多。后来，在基督教不断深入、办赛资金短缺、马戏运动兴起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希腊式竞赛逐渐消亡，裸体竞技也随之消弭。
1.2.1宗教互斥与信仰弱化
古希腊文明在当时属于非常先进的文明，所以在马其顿统治时期及罗马帝国统治初期，帝国统治者并未废弃希腊文明，一方面是为了学习其先进文化，另一方面是为了安抚希腊人。比如亚历山大在远征前经常向古希腊诸神献祭，称自己是腓力和全希腊之子［15］，并经常在献祭后举办希腊式竞赛，将其带去了埃及等多个地区。罗马帝国统治初期，对希腊式竞赛也持积极态度，哈德良甚至增设了希腊式竞赛的数量，在小亚细亚、叙利亚、埃及等地均有体育场馆建设及地方财政支持的记载［16］，奥古斯都、盖乌斯·卡里古拉、尼禄等帝王在位期间也均举办甚至参与过希腊式竞赛［17］。
直到四世纪初，为国家福祉而举行的仪式都是希腊、罗马或其他宗教仪式，随着基督教的兴起及其被帝王所追捧，原有的各种仪式活动被分为三类，即基督教——好的，异教——坏的，世俗——中性［16］，希腊式竞赛本身就是祭祀盛典的一个分支，无疑带有宗教属性。赵毅［18］通过对《狄奥多西法典》的考察证明，罗马皇帝并未颁布过废除奥运会的敕令，但在公元394年9月－公元453年11月间颁布过多个镇压异教徒的敕令，并认为在此之后古奥运会绝无存在可能。的确，在四世纪末五世纪初，希腊式竞赛数量大不如前，这确实与异教镇压有一定的联系，但仍有竞赛被保存了下来，甚至延续到了六世纪［16］。有另一种观点指出，在对异教的镇压兴起之初，希腊式竞赛已经在积极适应政策的变化，他们逐渐废止了基督徒所厌恶的牺牲奉献仪式，以焚香等行为代替，虽有法律下令摧毁异教建筑，但同时有法律要求保护艺术品，在这期间，希腊式竞赛与神庙之间的联系逐渐被切断，四世纪末五世纪初，民众已将希腊式竞赛看做一种世俗项目，并有基督徒参与其中，只有悉知历史与希腊文化的人才知道这些活动的宗教过往［16］。无论事实如何，宗教因素确实对希腊式竞赛造成了影响，从本质上讲，对异教的禁令也在一定程度上拔除了希腊式竞赛及裸体竞技的根基，是裸体竞技衰落不可被忽视的因素。
1.2.2受众减少与文化异化
公元300年以前，罗马皇帝更多主持希腊式竞赛，因为希腊式竞赛更受欢迎；后来，皇帝选择主持马戏等罗马式活动，因为它们是传统项目，而且，希腊式竞赛模式太过僵化，很多比赛几年才举办一次，在比赛中，荣誉通常为冠军所有，马戏等罗马式活动则不同，其荣誉永远为帝王所有［16］。各地的社会精英与富人是当时各种竞赛活动的赞助者，他们通过赞助这些活动来谋取自己的政治地位，随着皇帝与民众观赛兴趣的改变，他们也将更多的钱投入马戏活动。罗马有一个悠久的传统，皇帝的生日及执政官就职时会组织马戏活动，对精英及富人来讲，重要的不是观看而是被观看，赞助这些活动可以达到取悦民众及表忠帝王的作用，同时也可以为他们的政治目标服务［16］，一举多得。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希腊式竞赛的观众数量出现滑坡。
在罗马帝国各种表演及娱乐休闲活动的影响下，与裸体有关的场所及文化也出现了异化。在希腊城邦时代，体育馆是公民裸体锻炼的主要场所，希腊化时期，受罗马浴室设计的影响，体育馆内沐浴设施变得更加精致［16］。在一世纪，希腊式体育馆与罗马浴室相互影响促成了大型浴室体育馆的发展，创造了一个集放松和各种体育锻炼于一体的场所［16］。到了三世纪，之前一直存在于体育馆中的摔跤场或被遗弃，或被改做他用，这表明锻炼不再被认为是至关重要的［16］。四世纪，体育馆的地面被硬化，已不适合用于锻炼［16］。在文化方面，四世纪早期，马戏运动已然兴起，并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观众，与此同时，希腊式竞赛的数量减少，许多以参加希腊式竞赛赚取奖金的中下层人士不再能维系自己的生活，他们开始受雇参加各种罗马表演［16］，文化异化进一步加剧。在竞赛受众减少，场所、文化异化多重因素影响下，希腊式竞赛数量减少，裸体竞技的主要场所被压缩，裸体竞技进一步衰落。
1.2.3资金短缺与竞赛渐止
希腊式竞赛的消亡与办赛资金的短缺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些办赛资金主要有四个来源，分别为竞赛土地（agonistic lands）、现金基金（cash funds）、城市财政（city treasury）及私人赞助（sponsorship）［16］。竞赛土地与现金基金属相对稳定的资金来源，竞赛土地是最安全的资金来源，它不受通货膨胀的影响，只在受到天灾时才会减产，如以弗所奥运会，由Nysios庄园资助，一直持续到公元420年［16］。现金基金对竞赛的影响较大，其通常是当地的银币，因此易受通货膨胀影响，许多用现金基金资助的小比赛通常存在时间不会超过一个世纪，因为资金总会出现各种问题，而且容易被挪用［16］。
城市财政与私人赞助属于较为灵活的资金来源，但同时，这些资金在使用时也存在较大风险。很多竞赛的部分资金都来自政府的财政，在三世纪末四世纪初，各类希腊式竞赛并没有真正的衰落，但330年之后，这种情况似乎发生了变化，君士坦丁和康斯坦丁二世没收了一些公民财产，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帝国行政与军事开支，导致很多城市很难用城市财政来弥补预算漏洞［16］；而且，在三世纪末到四世纪，省级边界的修改使地方长官由原有的监督者变为领导者，政府对财政的控制进一步加强［16］，很多竞赛因此受到了影响。城市财政的减少，现金基金的蒸发，以及竞赛土地的潜在问题，最终都让赞助商对竞赛的维护负有更大的责任［16］。在四世纪之后，私人赞助作为竞赛资金的来源之一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到了四、五世纪，马戏运动逐渐兴起并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观众，帝王也开始更多地主持马戏，赞助商们为了实现其政治抱负，自然也将资金更多地投入马戏活动中，希腊式竞赛进一步走向衰落。
总体来讲，希腊式竞赛及裸体竞技的衰落并非单因素即可撼动，自身竞赛模式的固化、新型运动的兴起、宗教、资金等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着希腊式竞赛及裸体竞技的存亡。570年，裸体作为公民锻炼方式消失，虽然裸体竞技仍能吸引年轻人，但其已被视为行为不端［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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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城邦时代裸体竞技的文化建构
本文所探讨的裸体竞技，既包含各泛希腊赛会中的裸体竞技项目，亦涵盖古希腊人在日常生活中所进行的裸体竞技，相较于赛事间隔时间较为长远（一般为一年、两年、四年甚至更长）、届次较为固定各类泛希腊赛会而言，古希腊人在日常生活中所进行的裸体竞技则更为“亲民”，可随时在各城邦的体育场馆中进行，与此同时，体育馆亦是希腊城市的标志性建筑，有些大型城市不止有一座体育馆，雅典便拥有至少三座。［19］古希腊裸体竞技中的部分项目并非完全裸体，以武装赛跑为例，起初，参赛者需穿戴甲胄、头盔、护胫，并手持圆盾参赛，后来考虑到甲胄太重不利于参赛，规定只戴头盔、持盾牌便可参赛，到公元前四世纪，减轻到只持盾牌便可参赛。［20］在现有的各类瓶画等考古史料中，武装赛跑运动员的躯干整体上是裸露的，加之现有诸多研究已将其归类为裸体竞技［19，21］，故本文亦将其归为裸体竞技项目。
习俗及文化的产生不能脱离其所处的社会背景而孤立存在，裸体竞技也不例外。英国历史及考古学家约翰·罗布与奥利弗·J.T.哈里斯指出，“要理解身体，最基本的是将身体置于其所关涉的文化、社会、政治与物质框架之下”［22］。二人还提出，不仅仅要检视历史环境如何创造特定的身体类型，亦应检视特定的身体类型如何产生特定的历史形态。本节将简要介绍与裸体竞技有关的空间场域，进而，从原典史料出发，以身体哲学理论为依托，将裸体竞技置于希腊城邦时代的背景之下，探讨裸体竞技中身体“受缚”“挣脱”与“被排斥”于社会的文化表现。
2.1 “体育人”的萌育——裸体竞技与空间场域
在古希腊，虽然裸体竞技十分盛行，但其只在特定场合或场所出现，如某些宗教仪式、竞技赛会的会场、体育馆等，本文主要探讨与裸体竞技相关的场所，在当时的社会情境下，主要可分为运动场、体育馆及摔跤场。
2.1.1运动场馆呈现裸体竞技的独特空间
运动场（stadion）是运动员进行裸体竞技的主要场所之一，运动场只在宗教节日的赛会期间才会派上用场，在古希腊有许多竞技赛会，其中以奥林匹亚竞技赛会（即古奥运会）、皮提亚竞技赛会、尼米亚竞技赛会及科林斯地峡竞技赛会最负盛名，这些赛会均设有裸体竞技与车马竞技，裸体竞技必须以赤裸的形象参与竞赛，而车马竞技则对服装没有限制，允许穿着服饰参与竞赛。古希腊的运动场是赛跑、五项全能和拳击的比赛场地，初为赛跑用的跑道，呈长方形，场地一般选在凹入的山谷中，两侧斜坡能提供天然看台，运动场始端位于凹入山谷的顶端，环绕以半圆形看台，终端则呈方形，是敞开的［19］。古希腊运动场跑道的长度因脚长的度量衡不同而有所差异，为600古希腊脚长（以奥林匹亚竞技场为例，其跑道长度为192.27 m）［23］，跑道的宽度应允许若干运动员有足够空间并排冲刺（约为30 m）。
古希腊的体育馆与裸体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希腊文中，体育馆（gymnasion）的词根为gymnos，意为“裸体的”。最早的体育馆仅仅是城镇边缘的自然场地，因为那里有空地、水和树荫，适合运动，通常与各种当地英雄和神灵的神龛和祭坛有关［24］。古希腊几乎每座城市都设有体育场馆，某些大城市设有多座。Stephen G.Mille［25］认为，古希腊时期为运动员训练而设置的建筑主要有两个，分别是体育馆和摔跤场（palaistra），它们每一个都有独特的建筑形式，但两者在物理和功能上是相互联系的，在古代，通常用体育馆来统称两个建筑，因为其所涵盖的场所更加广泛，一般由一条跑道（dromos）和一个摔跤场组成。在罗马帝国时期，部分体育馆被改建为罗马浴室，锻炼效用逐渐降低并丧失，放松与娱乐功能提升。
王以欣在其书中借用唐纳德·库勒的观点指出，全面发展起来的体育馆是进行身体教育的一座公共设施，其对全体公民开放，而当摔跤场独立于体育馆存在时，其可以是公共的，也可以是私人的，可被成人使用，亦可被少年使用［19］。摔跤场通常是一个由柱廊环绕、带有庭院的中空型建筑，其三面设有单柱廊，一面设有双柱廊，以保护后面的房间免受风暴和阳光的影响，三面单柱廊中设有座椅，双柱廊后设有带座位的礼堂（exedra），另有拳击室（korykeion）、涂粉室（konisterion）、浴室（loutron）、涂油室（elaiothesion）、更衣室（apodyterion）等多个功能室［25］，其中更衣室是运动员裸体训练前必备的脱衣房间。
2.1.2竞技场域异于生活场域的根源所在
古希腊的裸体行为并非在所有场合都能被接受，在非特殊的公众场合下赤身裸体仍被视为一种行为不端，裸体竞技的繁盛得益于古希腊社会的包容性，但这种包容性是有一定限度的，这便造成了竞技场域与生活场域的分殊，竞技场域内的裸体行为可从两个层面予以解释。
首先，场域内裸体与个体的运动表现互为关联。在裸体竞技兴起之前，运动员都穿着兜裆布进行比赛，pausanias认为，奥西普斯正是意识到一个裸体的人比一个穿着兜裆布跑的人快，所以才在比赛中故意让兜裆布滑落下来［12］，兜裆布的存在会影响运动员的竞技水平，降低运动表现，各类服饰亦是如此。而且，当时从事锻炼和竞技的人通常会在身上涂抹橄榄油，关于涂油的运动功效，诸多学者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有人认为涂油是为赛前热身，使肌肉保持柔韧，也有人认为是为保护皮肤免受日光伤害，或认为涂油能使身体发亮美观［19］，但无论如何，运动员在全身涂油后，显然无需再穿衣。
其次，场域内裸体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有学者认为，古希腊的裸体竞技源自战士的裸体训练，认为各大赛会裸体竞技比赛项目中武装赛跑的引入正是一种项目溯源［6］，而初期的体育馆也具有一定的军事属性，公民曾被强制要求在体育馆中进行军事训练［16］，体育馆所带有的这种军事属性促使馆内人员按照训练要求保持裸体。除军事因素外，宗教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馆内裸体行为，在古希腊，不论是竞技赛会，还是体育馆，都有宗教因素的存在，竞技赛会本就是祭祀盛典的一个分支，体育馆中也设有神龛和各种神像，有学者认为，运动员涂油也具有一定的宗教功能，古希腊人在宗教仪式上会为神像涂油，而运动前涂油这一行为有将自己奉献给神明的意味［19］。
2.2“社会人”的塑造——裸体竞技与权力建构
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的源头之一，在希波战争之后，古希腊诸城邦日渐繁盛，产生了光辉璀璨的希腊文化，其在哲学、建筑、制度等领域均造诣颇丰。在这种社会状态之下，裸体竞技作为一种“标志性”习俗应运而生。福柯在其《规训与惩罚》中提出了政治肉体（body politic）这一概念，认为“权力和知识通过把人的肉体变成认识对象来干预和征服人的肉体”［26］，在古希腊社会中，政治、宗教、军事等“权力”正是以如此的方式影响着裸体竞技这一习俗。
2.2.1裸体竞技与宗教
宗教在古希腊社会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古希腊的政治、军事等活动均与宗教密切相关，裸体在某种程度上也带有一种宗教属性。古希腊宗教起源的很大一个因素便是对自然的敬畏，从诸神的统域中便可窥得一二，如雷电之神宙斯、海神波塞冬、太阳神阿波罗等。这种对自然的敬畏与崇拜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古希腊人的祭祀，他们在献祭时会追求一种“自然”“干净”“野性”的祭品，比如在《荷马史诗》的描述中，人们经常向神献祭未驾过轭［27］、未调训过［28］的牛，在pausanias《希腊志》的描述中，希腊人在祭祀克托尼亚（Chthonia）女神时，献祭了一头成年的、活泼的、未经驯服的牛［12］，除却祭品，古希腊人在选择祭司时也会选择未曾结婚的少女。L. Bonfante指出，成人仪式都涉及裸体或特殊的服装——某种程度上是对无性纯洁仪式状态的回归，裸体——没有服装——本身就是一种服装［24］。而古希腊人裸体竞技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也符合这种“自然”与“干净”的规律，裸体的形象本身就是一种祭品。
裸体竞技很大程度上依附于竞技赛会或体育馆，两者均与宗教相关。城邦时代的竞技赛会本身就是祭祀盛典的一部分，用于祭祀各类神明，向神明展示强健的肉体，在古希腊人心目中，只有得到了神的宠信才能获得冠军，所以运动员在比赛前，经常向神祈祷，裁判也会组织运动员向神宣誓，以保证公平竞赛。在裸体竞技乃至竞技赛会尚未兴起之时，竞技运动便与宗教、葬礼相互关联，荷马史诗中便有为帕特罗克洛斯举行葬礼和竞技的记载［27］，城邦时代，祭神仪式进一步壮大，竞技赛会兴起，裸体竞技也融入其中，以至于到了马其顿帝国及罗马帝国时期，这些仪式仍被继承［15，17］。就体育馆而言，最早的体育馆仅仅是城镇边缘的自然场地……通常与各种当地英雄和神灵的神龛和祭坛有关［24］；城邦时代，在体育馆旁边通常会设有神庙或神像［12］，内部设有神龛；罗马帝国早期，体育馆与宗教之间的联系仍未被切断，只是内部供奉的神明发生了变化，如在珀加姆体育馆的一个房间里，供奉着奥古斯都、赫拉克勒斯等多个神明［29］。
此外，古希腊人对诸神形象的崇拜与追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裸体竞技。古希腊人相信人神同形同性，神除却拥有比人更高深的法术及更美丽的形体，在品行及情感等方面并不比凡人优异，而且，古希腊的神话人物经常以裸体的雕塑形象出现在人们视野中，故此，古希腊人通过裸体竞技来塑造自己的身形，以期达到近神的目的。
2.2.2裸体竞技与政治
于城邦时代的希腊人而言，裸体竞技是其区别于异域蛮人的关键所在，是体现其身份认同的重要标志。在古希腊文明最为繁盛的古风及古典时代，诞生了许多杰出的政治家，如梭伦、克里斯提尼、伯利克里等，他们的改革为雅典，甚至为希腊城邦带来了民主政治，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的包容性。柏拉图在论述裸体竞技的起源时曾说，“请他们回顾一下希腊人，在并不太久以前，还像现在大多数野蛮人那样，认为男子给人家看到赤身裸体也是可羞可笑的呢”［13］。由此可见，在裸体竞技起源之初，当时社会对这种现象的认同度并不高。但随后，在当时的政治生态之下，裸体竞技很快被希腊人所接受，成为他们的标志性习俗，外邦人的非裸体竞技行为被鄙视，修昔底德曾提及，“就是现在，许多蛮族人，特别是在亚细亚，当拳术比赛和摔跤比赛时，还系着这种腰带”［14］。在希腊人看来，裸体竞技成了文明与野蛮的分界线，是他们区别于其他地区“蛮人”的骄傲之所在，能充分显示其社会文明的优越性。
裸体竞技的政治优越性不仅体现在古希腊人与蛮人之间，亦体现在古希腊诸城邦之内。古希腊地处地中海东部，有着连绵不断的山岭，城邦之间纷争不断，但因地理因素限制，作战时战车的效用度大大降低，出现了闻名一时的斯巴达重装步兵等作战团体，马匹因其实用度较低，花费较大，成为当时只有富人才能拥有物种，“在克里特，马的使用颇受限制。你找不到许多的马，因此养马和赛马的水平比较低是不可避免的”［30］。因此，在古代奥运会上的车马竞赛，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富人的竞赛。就裸体竞技而言，虽然当时社会上的富人可以花钱聘请教练为自己的训练提供指导，但相对于车马竞赛来讲，裸体竞技还是为当时社会上的普通公民提供了展示自己的机会。Isocrates在其《论马队》（Team of Horses）一文中也阐述了这种现象，“尽管在天赋和体力上他一点也不差，但他鄙视裸体竞技，因为他知道有些运动员出身低微，居住在小邦，受教育程度低，因此他转而饲养赛马，只有那些富人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而穷人是无法做到的……”［31］，梭伦还通过立法的形式给予参赛及夺冠运动员一定的金钱奖励，这一法规很大程度上推进了竞赛参与人群由贵族向公民演化，是当时社会民主的重要体现［32］。雅典的著名将领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因家世不佳，也尝试通过裸体竞技项目出人头地，“地米斯托克利说服一些家世很好的年轻人，陪他一起前往赛诺萨吉斯，在身上涂好油膏以后从事角力的训练，经过这种巧妙的安排和运作以后，能够打破贵族子弟和贫贱寒士之间的隔阂，使得半血统出身的人可以和雅典的市民融合在一起”［33］。
在城邦时代的政治生态下，裸体竞技渐与民主挂钩，此时，社会又能以裸体竞技为手段，对一些社会群体进行赋权，如福柯所言，“权力以符号学为工具，把‘精神’（头脑）当作可供铭写的物体表面，通过控制思想来征服肉体”［26］，权力制造知识，而知识又为权力服务，裸体竞技就是一种具有民主含义的“知识”。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谈论到为了构建一个理想化的国家，应当给女子以同等化的教育，在这其中，要通过一些手段和途径来给女子“赋权”，裸体竞技就是其中的代表。在当时的社会情境中，女子地位十分低下，女子赤身裸体地同男子一起进行操练是一种和可笑且不能被接受的行为，柏拉图指出，“女的护卫者必须裸体操练，既然她们以美德做衣服。……如有任何男人对女人（出于最好的动机）裸体操练加以嘲笑……自己不智，反笑人愚，他显然就不懂自己在笑什么，在做什么”［13］。
2.2.3裸体竞技与军事
裸体竞技与军事关联紧密，这种关联与当时战乱不断的社会现状是分不开的。在泛希腊赛会裸体竞技的比赛项目中，有诸多项目夹杂着浓烈的军事色彩，如五项竞技（Pentathlon）中的标枪，武装赛跑（Race in armor—hoplitodromos）、拳击（Boxing）、混斗（Pankration）等。标枪在古希腊时期是一种常用的作战武器，武装赛跑更是战时常用作战行为，就格斗项目而言，它们彼时少有规则限制，经常以某方认输或死亡来裁决胜负，残酷程度堪比战场。但同时，裸体竞技又显然有异于战争，古代士兵在作战时并不以裸体的形象出现，相反，他们非常重视甲胄的使用，两军交战，战胜方通常会将遗体归还对方，但会将其甲胄剥下据为己有，可见其珍贵程度。所以，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下，各种裸体竞技的项目与规则难免会受到军事战争因素的影响，但在某些方面也是有异于战争的存在。
虽然裸体竞技不同于战争，但古希腊人这种裸体锻炼与竞技的方式显然会强健体格，熟练技巧，因此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战士的培养，而且，古希腊人也非常重视裸体竞技的军事意义。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指出，好的教育应当“用体操来训练身体，用音乐来陶冶心灵”［13］，虽然在柏拉图的论著中，对灵魂的重视要远高于肉体，但在军事卫国方面，柏拉图还是提倡通过这种身体操练来护卫国家，他提出，“体育方面，我们的护卫者也必须从童年起就接受严格的训练以至一生”［13］。而且，雅典也素有崇尚体育、注重锻炼的传统，“因为他们生活在敌人包围之中，即使在城邦里，奴隶的人数也是他们的许多倍。他们意识到必须有强壮的体魄，才有安全感，才能随时准备参战”［34］。而以军武立国的斯巴达此举更甚，“法律还要求所有的斯巴达人在外出征战期间定期锻炼身体”［35］。
希腊人裸体竞技的主要场所——体育馆，也与军事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起初，公民必须在体育馆中进行两年的强制军事培训，当民主氛围兴起后，体育馆参与者群体的范围扩大，这种培训制度后改为一年自愿培训［16］，公民在体育馆锻炼身体，保持身体健康，以便在国家需要他服兵役时做好准备，它倡导的是身体健康和公民责任［24］。以上种种均可看出体育馆的军事属性。
2.3“自然人”的觉醒——裸体竞技与主体外溢
国家或地区的政体会通过各种“权力”将社会中的个体转化为一种“政治肉体”，从而实现对民众的“规训”与“控制”。但人并非物体，其具有主观能动性，能进行自主的思维和探索，“身体是一个双面性的存在：既是向至高权力屈服的载体，又是诸种个人自由的载体”［36］。汪民安提出，在两种情况下，身体会重获自身的主权：“一个事件令人难受的压抑，另一个事件则充满着戏剧般的欢快。身体在被这两种状况压倒性地统治的时候，它就会获得自身的主权。此刻，身体就会反射自身，身体就会受到自身的关注”［37］。因此，人在“寻欢”与“避痛”时所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可视为一种主权的获得或主体的外溢。
2.3.1追求俊美形体
古希腊人对人体美有着异乎寻常的崇拜，这一点从古希腊的诸多裸体雕塑中就可以看出，在古希腊逐渐走向繁荣的时期，古希腊的雕塑作品对人体的细节及动作刻画也日渐成熟，形成了许多不朽的佳作，而且，这些雕塑作品的数量也是非常可观的，从保萨尼亚斯的《希腊志》中便可窥得一二。古希腊的雕塑作品与其他时段的作品不同，以男性裸体形象居多，这在历史上是不多见的，历史上的裸体形象大都以女性居多，且多用来表达对生育及繁殖能力的崇敬，所以有些作品会在一定程度上夸大女性的生殖器官，而古希腊的裸体男性塑像非常重视对男性肌肉线条及身体姿势的刻画，可见当时社会对俊美形体的痴迷。
希罗多德在其《历史》一书中曾描绘过这样一幅情景，希腊人在某次战斗胜利后整理战后尸体，有一具尸体“不但魁梧，而且姿容美好，是值得一看的。正因如此，他们竟而情不自禁地离开了他们的队伍来看玛西司提欧斯的尸体”［38］，在战时尚能发生如此情景，作为当时裸体竞技之所——体育馆，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柏拉图在《卡尔米德篇》中描绘了苏格拉底在体育馆中遇见身材俊美的青年卡尔米德的场景，“我的朋友，你知道我不擅长测量，当美貌的事物出现时，我就像一把没有刻度的尺子，因为在我眼里几乎所有青年都是美的。但是此刻，我承认，我一看见他就对他的俊美和形体感到震惊”［39］，后来，“……体育场里的所有人都围了过来。此时，我看到了他的外衣下俊美的身子，我的欲火顿时点燃起来，无法遏制自己”［39］。在柏拉图所记载的苏格拉底的言论中，其对美好灵魂的追求要远高于肉体，但他在看到当时年轻人俊美的形体时依然无法自遏，可见俊美的形体可让古希腊人产生视觉及精神上的享受，唤起主体愉悦，也促使主体参与或继续从事裸体竞技，以获得俊美形体。
2.3.2崇尚强健体格
古希腊人对强健体格的崇尚也是体现其主体外溢的一个重要表现。雅典人认为，“在这些较小的好事物中健康居首位，美貌居第二位，力气以及其他所有身体素质居第三位”［40］，文中所指的“较小的好事物”是指非精神层面的事物，从这些事物的排列顺序中可以看出雅典人对强健体格的重视。不仅是在雅典，古希腊的诸多城邦都对体格上的强健异常重视，斯巴达甚至允许女子参与锻炼以使其繁育出的后代更加强健。
古希腊人对强健体格的追求可从两个方面加以解释，首先是基于主体能动性的“避痛”行为。古代的医学并不发达，由锻炼形成的强健体格可在一定程度上抵御疾病的入侵，公元前430年－公元前427年，一场瘟疫席卷整个雅典，直接导致了约四分之一的居民死亡，“瘟疫过后，雅典人又恢复了正常生活和过去的习惯，更多地来往于体育馆。直觉推动他们注重体育锻炼，因为他们发现，能抗过这场瘟疫的人，都是注重身体锻炼、身体健康的人”［34］。
其次，强健的体格会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一种民族认同感与荣耀感，这一精神追求促使古希腊人积极参与裸体竞技。这一点在与异族交战时体现得尤为明显，“希腊骑兵只要捉获异族人，就要扒光他们的衣服再将其出售。由于这些异族人从不裸体训练，因而皮肤白皙；也因为他们经常乘坐战车，故而身体柔弱，不能劳作。他们由此得出结论：这场与异族人的战争，与一场同妇女的战争绝无二致”［35］。
2.3.3倡导节制思想
古希腊三贤——苏格拉底、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是节制思想的积极倡导者，而且，三者都强调了灵魂的重要性，强调人的肉体应与灵魂相匹配，且灵魂应当起主导作用，用以避免肉体的纵欲过度。但三贤对肉体的看法与中世纪基督教统治下对肉体极端排斥不同，三贤的思想更多的是强调一种“度”，用来警醒当时的世人对肉体的过度崇拜，强调的是一种理性与节制，所以，三贤虽然倡导用灵魂来引导肉体，但并不反对裸体竞技，如亚里士多德就曾言，“没有人去责怪一个天生丑陋的人，而责怪那些因不锻炼和不慎重而导致如此的人”［41］，不仅如此，三贤也提倡用强健的肉体来护卫国家。
三贤所提倡的这种节制思想，也是一种身体的趋利避害的行为。他们认为，必须要对肉体的行为加以控制，“以免它会因充满了所谓的肉体快乐而变大变强不再恪守本分，企图去控制支配那些它所不应该控制支配的部分，从而毁了人的整个生命”［13］。亚里士多德在描述体育锻炼时提出，“如果锻炼过量，就会毁掉强健；如果锻炼太少，也同样如此。在食物和饮水方面也一样；因为如果太多，会造成健康的损伤，太少亦如此，只有按恰当的比例，才能保持强壮和健康”［42］。
当然，三贤所提倡的节制思想不仅体现在对肉体的克制，亦体现在对情欲、快乐等因素的控制，中世纪之后，基督教将三贤这种节制思想予以曲解夸大，并逐渐将其转变为基督教七大美德之一，对当时的人们加以控制，此不失为一桩憾事。
2.4“局外人”的出现——裸体竞技与身份认同
在古希腊社会中，并非所有人都可以参与裸体竞技，裸体竞技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那些无法参与裸体竞技的人，我们将其称为“局外人”。阿甘本在其著作中提出，“西方政治的根基性的二元对立范畴，不是朋友/敌人，而是赤裸生命/政治生存、生命/生活、排除/纳入”［36］。阿甘本对福柯的理论予以升华，认为社会中不仅存在被规训的个体，还存在赤裸生命，即神圣人，这些人“可以被杀死，但不会被祭祀”［36］。在古希腊这种民族国家式的系统中，当人“无法再以属于一国公民之权利的形式出现的那一刻，它们自身就立即丧失所有的保护和现实性”［36］，斯巴达的黑劳士便是这样的存在。裸体竞技的这种身份认同在很大程度上承袭了古希腊时期的政治社会认同，形成了一种类似于公民权的分割方式。
2.4.1族群相异与外邦隔离
外邦人首当其冲地被排除在裸体竞技之外，尤其在一些比较正式的宗教场合，如古奥运会的赛场上等，即使在一些不需要裸体进行竞赛中，如古奥运会的车马竞赛，也未曾出现过外邦人的身影，而女子和奴隶均有参赛纪录。希腊被马其顿征服后，才逐渐有外邦人参与到竞赛中去，外邦人被排斥于裸体竞技之外可从两个层面予以解释。
首先是古希腊诸城邦的宗教文化不允许外邦人参与裸体竞技。从某种层面上来讲，裸体这一习俗在古希腊社会中带有一种宗教属性，“学者们将运动裸体解释为出于宗教目的的纯洁的仪式状态”［24］。在古希腊诸城邦的宗教中，“城邦神只接受公民的祈祷与祭礼，外邦人的祈祷与祭礼则被拒之门外，就是城邦的庙和祭典，外邦人也不得走近”［43］，古希腊的宗教仪式都严禁外邦人参与，外邦人触摸过的物品都将变成俗物，甚至被外邦人看过的邦火也会失去其神圣性。因此，就裸体习俗的宗教属性而言，外邦人理当被排除在外。
其次是外邦人自身对裸体习俗的排斥促使其远离这一习俗。与古希腊诸城邦对裸体竞技的态度不同，外邦人对这一习俗深恶痛绝，将其视为一种耻辱，吕底亚便是其中之一。据希罗多德记载，吕底亚的僭主坎道列斯认为他的妻子非常美丽，经常向他的侍卫巨吉斯称道，但担心巨吉斯不相信他的话，便邀请巨吉斯偷偷观看他妻子的裸体，但他们的举动被妃子发觉了，她立刻猜到了丈夫在做一件什么事，并计划着报复自己的丈夫，因为“在吕底亚人中间，也就是在几乎所有异邦人中间，在自己裸体的时候被人看到，甚至对于男子来说，都被认为是一种奇耻大辱”［44］。因此，在内外双重斥力之下，外邦人自然便成为了裸体竞技的“局外人”。
2.4.2等级分化与底层隔离
西耶斯在《宪法初论》中指出，不是所有居民都拥有政治权力，“妇女、儿童、外国人，还有那些不会对公共建制有所贡献的人，必须不能对公共事务有主动的影响力”［45］，古希腊城邦的参政人群也有相似的属性，而裸体在一定程度上是可参政人群的身份象征，“在古希腊，为了运动而脱光衣服成为男性、种族、地位、自由、特权和身体美德的自信表达”［24］。而除却公民之外的其他社会成员，也被排斥于裸体竞技之外。
体育馆是古希腊人裸体竞技的主要场所，它对进入其中的人有着严格的限制，马其顿贝罗亚（Beroia）的一个双面石碑上面刻有体育馆的一些管理规定，“奴隶、自由民及他们的儿子、不适宜运动的人（apalaistroi）、男妓、商人、酒鬼、精神病患者和店主（agoraiai）是不允许进入的”［24］，若有违反，主教将受到责罚，这其中并未提及外邦人及女子，因为在当时的社会中，这两类人是理所应当被排除在外的。
在古代奥运会的裸体竞技比赛中，参赛者的身份会被核查，以确保比赛的纯洁性，与此同时，观赛者的身份也被予以限制，女子等社会底层人士不允许观赛，古代奥运会上曾发生女子假扮男子观赛的事件，“埃利斯的法律禁止任何妇女参加奥运会……，卡丽帕特拉是一个寡妇，她把自己打扮成教练员，带着她的儿子参加了奥林匹亚的比赛。她的儿子胜利了，她激动地越过围栏，暴露了自己的身体。所以她的性别被发现了，但出于对她的父亲、兄弟和儿子的尊重（因为他们都曾在奥林匹亚获胜），她被免于惩罚。但是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未来的教练员在进入赛场前必须脱光衣服”［46］。由此可见，在古希腊社会中，外邦人及本邦的社会底层人士不仅是参与裸体竞技的“局外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观看裸体竞技的“局外人”。
3
古希腊城邦时代裸体竞技的批判反思
3.1社会驯化与本体弱化
受古希腊宗教、军事等因素的影响，其社会居民被逐渐驯化，虽然许多城邦先后进行了改革，形成了民主政治制度，但此种民主属于比较激进的民主。阮炜指出，古代自由不同于现代自由，当时的古希腊人没有宗教自由，没有人身自由，没有充分财产权，没有教育子女的自由，没有不参与政治的自由等，因此，是一种不自由的希腊民主［47］。在这种社会环境之下，人的肉体也逐渐被驯化，使裸体锻炼蒙上了一层“功利性”色彩，“公民的身体是城邦的武器，为了使这件武器有力且合手，有必要让他们经常参加体育活动”［47］。柏拉图等人也倡导应当克制肉体自身的需求与欲望，用灵魂来控制肉体，消除肉体的主动性，提倡身体锻炼应当用以卫国等，肉体的地位被进一步弱化。
自柏拉图起，灵肉对立二元论开始萌芽，在后续的时代中，肉体更是被贬入尘埃，哲学家们总是极力颂扬灵魂的高尚与肉体的卑贱，福柯提出，权力以符号学为工具，通过控制思想来制造驯顺的肉体，古希腊时期的肉体在一定意义上便是一种驯顺的肉体。在斯巴达等城邦中，肉体更是被国家所“征用”，成年男性公民必须投身军营，食公餐，成了卫国戍边的“武器”。虽然在古希腊时期也有“主体觉醒”的存在，但仍无法逆转社会大流，身处在民主但不自由的社会中，人的本体地位被弱化，肉体成了城邦权力支配下的某种“工具”。
3.2观念超前与范围自限
裸体竞技作为一种偶发性产物，其之所以能在古希腊社会被延续并发展，必然与当时的社会生态密不可分，可以说，是城邦时代的社会环境催生并繁荣了裸体竞技。除却宗教、军事等因素对裸体竞技形成了包容外，古希腊人对人体生殖器官的敬畏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社会包容度。古希腊人并不以生殖器官为耻辱，反而待之以虔诚畏惧之心，他们几乎带着一种宗教敬畏的心理将其视为繁育后代的神秘工具，体现了人们对大自然那种永无穷尽的现象所心怀的朴实而崇敬之心，也体现了天生易受伤害的人类对他们的生殖能力所怀有的感激之情［48］。在雅典一些节日和其他场合中，人们将男性生殖器官模型当成一种吉祥物来看待，因此，裸体竞技这一习俗产生后，古希腊人对其反感程度并不强烈，并逐渐为当时较为开明的社会环境所接受。
从当时的社会环境来看，裸体竞技为古希腊人提供了一种身份认同感，而且，裸体竞技所具有的排外属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守护了其宗教纯洁性，于当时古希腊人有益无害。但是，在同期其他国家及地区的认知体系中，裸体便是一种行为不端，即使在当代社会，除却一些特殊场合外，人们也并不在公众视野中裸体。因此，单从项目本身传承与发展的角度来讲，无论是在当时社会，还是在现今社会，裸体这一习俗极大地限制了其项目自身的发展，其传播范围及流行时间均因此而受到限制，罗马帝国时期，希腊式竞赛中的裸体行为再次不为基督教义所容，逐渐走向衰落。裸体这一习俗固然带有一定的文化属性，是城邦时代希腊人的文化骄傲，但这种文化的外推阻力很大，且其并未为适应社会而做出积极改变，最终将自身推向了毁灭之途。
3.3公民民主与外部隔离
在古希腊的竞技赛会中，车马竞技的高昂费用提高了项目的准入门槛，相较而言，裸体竞技为公民提供了一个平等的竞技平台，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民主。但其仍是一种少数人的民主，绝大多数人仍被排斥于裸体竞技之外，如外邦人、奴隶、自由民、女子等，这些裸体竞技的“局外人”是当时社会环境的牺牲品。从本质上来讲，裸体竞技的“局内人”与“局外人”与公民身份密切相关，“公民是指那些祖籍本邦、有权参与城邦的司法、议政及祭神仪式等活动的成年男子”［49］，这种身份地位很大程度源自世袭，要进行身份认证的公民须在婴儿时期和青春期在每年的阿帕托里亚庆祝会上得到正式的认证，“这是一个为了尊崇宙斯、雅典娜和赫菲斯托斯神而举行的为期3天的氏族节日……，人们奉献牺牲，并且正式审查这个男孩是否有资格获得公民权”［50］。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公民属于某种特殊的社会宗教团体，公民的认证具有非常严格的程序体系，在古希腊，尤其是斯巴达，很少有外部人员被纳为公民。
鉴于古希腊宗教的排外性及裸体竞技本身的宗教属性，“局外人”的出现也不足为奇，这种排外性可视为特定社会环境下的产物。但就当前的社会环境而言，这种排外性已不能为世人接纳，当前的体育运动提倡参与平等，虽然现代奥运会在兴起之初也未允许女子参赛，但随着女权主义的兴起及国际环境的变化，其逐渐将女子纳入其中。现代奥林匹克主义的基本原则指出，人们“享有《奥林匹克宪章》规定的权利和自由，应不受任何歧视，如种族、肤色 、性别、性取向、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观点、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51］。也就是说，所有人应当被平等地、不受歧视的对待，裸体竞技所具有的排外属性显然已不合时宜。
3.4参与平等与内部歧视
裸体竞技为普通民众提供了平等的竞技与训练平台，使公民可以无差异地参与竞技赛会的比赛及体育馆的锻炼，而且，从另一个层面来讲，裸体意味着褪下服装，更加模糊了公民与贵族间的差异，人人都赤身裸体，并无华服衬托地位，愈显公民参与之平等。但是，公民之间的富裕与贫穷、高贵与低贱真的会因褪去服装而完全消除吗？其实也并不尽然，就雅典而言，在梭伦改革中，他根据农业收入的多少将公民划分为四个等级，分别为“五百斗级”“骑士级”“牛轭级”和“日拥级”，这四个等级的农业收入逐次减少，而且，可担任官员的等级也逐次降低［50］。虽然这些公民都享有平等的人权，但在财富与权力方面却存在着相对不平等，这些因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裸体竞技。
在古代奥运会的赛场上，尤其在赛会举办初期（约公元前700－480年），竞技场上总是有很多社会精英的身影，学者认为，当时贫穷公民家的孩子没有那么多的余暇时间参与锻炼，而且，若想要在大型竞技赛会上取得成功，私人和相对昂贵的教练是必不可少的［52］。由此可见，贫穷公民与富裕公民在锻炼时间与教练聘请等方面已然拉开了差距，而且社会上的贵族精英也在一定程度上看不起底层公民，认为他们没有教养。此外，那些经常去健身房裸体锻炼的人获得了特权阶层公民理想的全身晒黑，少数公民可以合法地使用公共体育馆，但他们面临着社会排斥和公共尴尬的压力，工人阶级的男人脱光衣服后，他们棕褐色的线条和白色的臀部暴露了他们较低的社会地位和他们工作谋生的需要，“白臀”还暗指懦弱和无男子气概［24］。由此可见，即便是能参与裸体竞技的公民也不可避免地遭受内部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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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城邦时代裸体竞技的钩沉启示
4.1身体观念的内化是体育永恒的主题
身处民主但不自由的社会环境中，古希腊人不可避免地受到规训，但其对于身体的重视，却是后世未能企及的。古希腊时期的裸体竞技本身就是对身体的重视与自信，他们认为自己拥有比蛮族更优美的身形与更强健的体魄，他们认为自己与神明相比只是欠缺完美的身体与高强的法术，在城邦时代的鼎盛时期，健身更是成了公民的一种生活方式。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身体往往被当作社会的一部分，不断被驯化和建构，伴随着不同的社会需要被主权者所掌控。柏拉图之后，身体被当作容易让灵魂迷乱的物质体被世人排斥。随着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社会思潮的兴起，十七、十八世纪的欧洲开始进入体育思想史意义上的身体启蒙时代［53］，身体的地位逐渐被确立，体育的意义才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中。
体育，从字面意思便可看出，首先便是对身体的重视，身体承载着人的主观意识与运动表达，身体的“觉醒”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个体主权的表达。在诸多国际大型体育赛事中，运动员通过身体的运动表现争夺桂冠，并逐渐建立起自己在业内的话语体系，但我们同时也看到，不当的畸形夺冠心理将运动员引入歧途，导致了兴奋剂等药物的滥用，最终受害的也是身体。在学校体育中，儿童青少年每日身体活动参与现状令人担忧，上网、看电视等造成的久坐行为增加，若任由这种身体活动不足的问题继续延续，那么在未来几十年里，国家将面临各种健康威胁及潜在的经济损失［54］。如何让身体的发展与体育达成默契的平衡，让身体观念真正内化至体育的核心，是当下体育在发展过程中值得注意的问题。
4.2平等理念的深化与参赛歧视的规制
古希腊的裸体竞技为地位较低的社会公民提供了展示自己的平台，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社会民主，促进平等理念的实现，但从根本上讲，这种平等依然是少数人的平等，外邦人及不具有公民身份的本邦人已然被排除在外，而且，虽然公民可以平等地参与竞技，但在体育馆的日常锻炼中，底层公民所暴露出的白臀等谋生“印记”，依然为上层人士所不齿，平等理念被进一步践踏。在当下的国际环境中，由种族歧视带来的区域冲突不断在全球上演，奥运会等大型体育赛会作为一种友谊与和平的象征，理应为全人类在参赛歧视规制与平等理念深化等方面作出表率。
值得庆幸的是，国际奥委会等大型体育赛会的领导者已经在采取各种措施规制参赛歧视、促进竞赛平等。在2020版《奥林匹克宪章》中，其基本原则的第4和第6条均提及了无歧视原则，“体育运动是人类的权利。每个人都必须能够毫无歧视地进行体育运动……”“享有《奥林匹克宪章》规定的权利和自由，应不受任何歧视，如种族、肤色 、性别、性取向、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观点、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51］。国际奥委会也在积极为无歧视原则注入新的内涵，比如“不歧视性取向”即为《奥林匹克2020议程》改革方案新敲定内容。此外，在国际奥委会发布的《奥林匹克2020议程》总结报告中，指出了其为促进性别平等所做的努力，包括促进参赛运动员实现50：50的性别平等，将国际奥委会女性成员从改革开始前的21%增加到改革后的37.5%等［55］。改变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国际奥委会正努力践行平等与反歧视理念，其他大型体育赛事也应当在此方面作出表率。
4.3审美观念的异化与个体体态的表现
古希腊人追求强健、优美而又自然的形体，其审美观念从当时的雕塑作品中便可窥得一二，他们将日常的健身与锻炼视为强健体魄、塑造形体、增进技巧的重要手段。当代健美体系将古希腊时期的人体塑像称为古典艺术作品，这些塑像帮助早期健美运动员在他们的身体话语中构建了一个正常的愿景，这种健康的“自然”、“正常”与虚弱、多病、畸形的“非自然”身体形成对比，促使早期健美运动员将追求健康、健美和力量作为一种责任［56］。希腊式的古典审美对当代早期的健身环境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伴随着工业化的到来及娱乐产业的兴起，人们的审美观念逐渐由内在向外在转化，当代人的体态发展逐渐在人们的审美异化中走向了畸形。在男性健身运动中，人们开始通过各种技术和药物来构建身体，并在各种规则与表演范式的影响下开始追求“更大”的畸形体态［56］，这些行为逐渐背离了强身健体的初衷。女性塑形行为亦是如此，当下，女性身体仍不能摆脱“被凝视”的命运，在这些“凝视”之下，女性逐渐成为自身的监督者，迫使自己去追求社会审美所倡导的形体特征，并逐渐在对自身身体的苛求中产生成就感［57］。这种对身体由内在向外在的关注，是在异化的社会审美下被裹挟起来的，各种利益相关者通过这种方式来销售商品，贩卖娱乐，使人们在对身体的苛求中产生愉悦感，外在形体的重要性逐渐超越内在身体。将人们对审美的追求重新拉回内在，逐渐瓦解异化审美对身体造成的损害，是社会及民众应共同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略
基金信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9BTY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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