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月5日19：00，四川大学哲学系主办的“澄观美学系列讲座”《理论与艺术理论——从中西方知识传统的差异谈起》顺利举行。
本次讲座由四川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助理研究员黄铮老师主持，南京大学艺术学院童强教授主讲，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院长胡易容教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博士后汪珂欣老师与谈。来自全国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学生共300余人在线上聆听童强教授的讲座。
童强教授从“理论是什么”、“理论化的特征”、“艺术理论的性质”三个部分展开。
第一部分为“理论是什么：追求真知”。古希腊哲学家相信，理念是真实的、不变的世界，而感官所知觉的现实世界不断变化、并不真实。这一观念对西方哲学、思想史产生了重大影响，形成了逻辑的体系化思维模式。西方思想强调知识的确定性，理念世界的认识是确定的、不变的知识。由于“实在”与“现象”的区别，古希腊哲学家区分了“意见”与“知识”。他们认为知识是对实在的认识，是关于某物、关于某种存在物的知识，不存在的事物就不是事物，不会带来知识。因此不可能有错误的知识，错误的知识，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
因此，理论就是发现真理，就是对实在、理念世界的知识。这种知识哪里来？柏拉图认为通过沉思，中世纪哲学家认为可以通过逻辑推演。理念世界是世界的本质，并且具有非物质主义（即理念主义，唯心主义）特性，也就是说不可能通过感觉，只能通过理性来认识它。
后来的西方理论有一个从演绎到归纳的变化过程。现代科学的出现，改变了知识探索的模式，人们发现逻辑演绎本身并不能带来对事物的真正知识。以牛顿为代表的现代科学的成功，使人们开始注重从具体事物中探寻规律。这一过程也发生在美学研究领域。18世纪后期狄德罗、莱辛等人突破了古典主义美学，使理论思维从演绎法则的统治中解放出来，为事实、现象、直接观察开辟道路。这当然不是排斥演绎法则，而是要与它并驾齐驱。这一历程对于我们的理论建设富有启发。
讲座的第二部分为“理论化的特征”。童强教授指出，理论认识区别于日常认知，在于它的体系化、普遍性、确定性。数学的演绎给哲学的方法提供了示范。现实生活当中有各种等腰直角三角形，有木头、石头或钢材构成的大的小的红的黄的等各种等腰直角三角形，但几何学中的等腰直角三角形是现实当中无数此类三角形的理念形式。这是我们的理论、艺术理论的发展不得不关注的重要特征。
然而，我们在进行人文艺术的理论化时，却无法仿效严格意义上的自然科学研究，教条式的满足这些要求。
一方面，与西方知识发展历程不同的是，中国的思想史没有经历体系化、数学化、逻辑推演的曲折阶段，而是集中在日常经验层面，这些经验或认知主要是应对眼前的事情，譬如农耕、节气、铸造、土木、人伦、饮食起居等。中国思维比较集中在应对一个瞬息万变的经验世界上。古老的《易经》概括了判断各种变化的经验。老子的无为哲学强调的是以精神专一的状态应对随时的变化。古代哲人试图保持对象原本所处的流变状态，领悟对象世界的整体性、统一性。
另一方面，人文艺术中“人”的事实，不同于自然科学所面对“物”的事实。艺术与人文研究的对象包含感性、无意识、想象力等多种复杂因素，既无法采取纯粹的逻辑研究，也无法照搬纯粹的科学模式。就像中国思想所强调的“天人合一”，既不是逻辑的，也不是严格确证的，而是合情合理，是感性与理智的混合。如若不能理解“感性”，就难以理解人文艺术。近现代的西方哲学家们也注意到了，哲学需要一种情感的氛围。哲学的把握活动基于某种被感动的状态，而这种被感动性又在于基本情绪中。西方理论经过纯粹理性、照搬科学模式，回到了感性、想象力与理性协调的层面。
可以说，中国理论虽然没有沿着如西方纯粹理性的线索发展，但西方理论却在经历整个发展过程后，似乎回到中国艺术理论始终眷恋着的原点。
讲座的第三部分为“艺术理论的性质”。艺术理论是在理论的层面上对艺术的整体性认识，这既需要它能够直接面对各种复杂的艺术实践，又能够充分把握艺术的统一性、艺术的本质特征。然而，理论的术语强调明确的定义与蕴含，因此它很难直接触及感性，并获得感性的概念化理解。在这里，中国传统的讨论艺术的方式引起了童强教授的注意。从诗话、诗品、名画录、书画评来看，过去中国的艺术理论可以概括为“以形象解释形象”、“以形象思考概念”，在思考当中尽可能保持对象自身感性的特征。
在中国传统艺术理论中，童强教授看到了多种感性并置关系：一边是我们对艺术作品的感受，某种形象性的概念；一边则是对这些感受或者概念的形象化解释，诗化语言的说明。并置本质上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解释学路径。一种形象/概念与另一种形象/概念并置时，可以形成多种关系，如较为简单的比喻：一个形象/概念被比喻为另一种形象/概念。并置形成相互对照，形象可以从对方那里获得调整的、补充性的信息，由此得到一个远比单独出现的形象更多的理解。这实际上就是生动的比喻、类比可以带给我们更丰富理解的原因。当饮食的滋味用来解释诗歌的某种特殊韵味时，有关滋味的常识一下子丰富了我们对于诗歌蕴含的领悟。所以，形象解释形象，尽管不是理论性的，也不是普遍性的抽象陈述，但它同样可以提高我们对事物的认识。
可以说，中国传统的诗学画论，对于艺术理论有着我们至今尚未充分给予评价的启示。我们需要深入研究中国传统的诗学画论。它们不应该因为缺乏体系、语焉不详、充满文学化描写等因素而受到忽视，事实上这些充满形象化的描述为我们保留下大量的感性材料。古代相当丰富的感性记录因此得以保存，有待于在新的理论视野中得到研究。
讲座的最后，童强教授总结道，艺术理论需要自身的基础性理论框架，正是这个框架为整个建构提供支持。缺乏这个基础性框架，那么许多来源于传统的感性化的观点实际上就很难得到充分的阐释，并纳入相应的理论体系当中。他认为在这个过程中，概念化（概念的抽象、普遍性）、体系化（体系各部分之间的逻辑关系）、理论增长缺一不可。
与谈环节，主持人黄铮老师从时间性与空间性两方面概括了本次讲座内容，一方面，童强教授在对比中西方知识传统中，加入了时间的维度，理清了不同阶段的理论变化；另一方面，将生活经验和理论结合在一起，论述了理论如何回到“人”的本身。在今天的时局中，童强教授贯通性的讲座，对于任何一位学者或渴望知识的人来说，都是很难得的机会。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院长胡易容教授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与谈。首先，是关于中国传统艺术理论如何融通中西知识论的问题。胡易容教授指出，如果从现代西方逻辑体系的方式来看，今天确实可以说是没有艺术理论的，然而融通是艰难的，某种程度上需要超越民族自尊心，而童强教授在中西方知识传统对比中，发掘了传统中国讨论艺术的方式，为建构现代艺术理论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就像讲座所述，在人类萌发求真、求知的原初阶段，东西方具有某种共通性。比如原初的“真”，亚里士多德的时代称之为“真理”，真理之智慧是哲学的最高形式，差不多时期的中国，则是以“真知”的概念大量出现在《庄子》中。其次，是关于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康德以来，人文科学在现代学科体系中产生了与自然科学的对立感，然而原来是没有这种学科对立的，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物理学，并非我们今天所说的物理学，直到人类经历了西方中世纪时神的压迫，才在之后的启蒙运动、文艺复兴中，逐渐转向到了自然科学。今天，我们重新讨论理论的性质时，可能需要回到原初，回到自然科学中，找到思想来源的基础。可以说，我们在研究过程中，现代意义的学科划分常常是需要被重新审视的。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汪珂欣老师，提及博士毕业以来，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过童老师讲课了，今天仿佛回到了读书时代。童老师的讲座给了她诸多的启发。一是中国强调日常生活、以形象解释形象的传统，她想起《尚书》记载的那个充满巫术的远古时代，人们认为文字、卦象、图像是对“天”、或者甲骨文中“上帝”神迹的显现，每一个文字都是在以形象解释着人们心中的绝对的存在，这可能是后来艺术混沌、感性的传统来源。二是人文学科需要感性经验、与生活密不可分。春秋战国处在巫术文化还有一点余波的末端，百家争鸣是在这样巨变的时代所产生的，也许我们只有借助当下的生活经历，与古相通，才能够更好地理解、描述历史上面对苦难的呐喊。就像童老师在专著《艺术理论与空间实践》、《中国政治思想史》中提到的那样，面对中古时期科举的产生、门阀士族血缘的没落，艺术才可能成为新士人群体突破困苦与焦虑的新方式。
在精彩的与谈环节之后，黄铮老师对童强教授、韩刚教授、汪珂欣老师及线上、线下的参会者表示衷心感谢，期待未来能有更多的学术交流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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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
四川大学哲学系
来源：图像美学
转自：“艺术与学术”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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