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自主创新
作者｜张垒
内容提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也曾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数字时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首先要解决好新闻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自主创新问题。数字时代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自主创新，一方面要克服现有的种种障碍，如创新缺乏统一的哲学基础、理论来源“八面来风”、创新脱离中国实践以及对技术和新的“行为体”等物的因素过度依赖，理论的批判性和反思性遭到消解等等；另一方面，也要高度关注对新闻定义和新闻本体论的重新讨论及其背后的政治意涵，注重把新闻理论创新纳入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视野，厘清新闻理论与技术革命的复杂关联，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从当代中国的现实实践出发，将发掘传统新闻理论的经典内核和探索数字时代新闻传播规律结合起来，以更好地解释新问题新现象。
关键词
数字化 新闻理论 马克思主义新闻学 自主创新
正文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曾强调：“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新闻学作为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起支撑性作用的学科，如何通过理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自主创新，推动建构本学科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这是必须回答的时代之问。回答好这一时代之问，要从时代的变化着眼。当前，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人们生产生活新空间，互联网带来的新媒体崛起动摇甚至解构了传统新闻的定义和范畴。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要适应数字时代的新情况、满足数字时代的新要求，就要既厘清创新的出发点，找到传统理论“失效”、“失灵”的肯綮所在，同时严肃对待创新的价值取向问题，保证自主创新始终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
基于此，本文拟对数字时代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自主创新的前提性要素进行初步讨论。
一、数字时代给传统新闻理论带来挑战
当前，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数字环境兴起给新闻学理论形成冲击已经成为学界共识，有研究者甚至将数字时代之前的新闻学研究和之后的新闻学研究分为截然不同的两种“范式”。前者主要被视作关于职业新闻活动的研究，认为这种将“新闻”等同于“职业新闻”的认识论特征导致了新闻学在知识来源、研究目的与教育实践上的职业性特征。而数字时代的重要改变就在于：它全面动摇了建立在职业基础上的传统新闻学理论。
传统新闻学理论是否完全建立在职业基础上可以另加讨论，但新闻学理论的核心问题受到动摇则是无可回避的事实。从学界已有研究成果来看，这些理论挑战主要集中在以下一些方面：
（一）对什么是“新闻”和“新闻理论”的重新界定
不少学者认为在数字时代，“新闻”的概念本身需要重新界定。由于新闻的“泛化”和私人生活被纳入观念体系，传统新闻观念中侧重于“公共生活”的新闻定义：“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应该被更新为“能够进入社会公共空间的事实信息”。也有学者认为，“将新闻等同于真相，只是大众传媒的行动者网络炮制出来的一个假象”，数字技术体系使许多被大众传媒压制的“常识类型”被解放出来，使新闻变得更加“常识化”了。
从深层次上看，传统“新闻”概念面临挑战的重要原因在于新闻与新闻业的分离。一方面，新闻业不再是新闻生产的唯一源头，新闻以文字、
、数据、视频等多种样态存在，甚至新闻的生产和分发也不再是人类自身的事情，而是由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的技术行为体来共同实现，新闻内容的生产和传播不再由记者主导完成，而成为一个由多元主体参与的、循环往复的“生产——再生产”过程；另一方面，随着数字化对新闻业的影响日益加深，新闻研究在经过规范、实证和建构三波发展后，需要对这一研究领域进行超越传统新闻业的再理论化。
与此同时，近期新闻理论研究亦呈现出两种看似相反的走向：一是试图引进并重塑一种能够有效勾连宏大理论和微观经验、用于指导经验研究、只涉及有限社会现象的中层理论。如认为传统的把关理论、议程设置、新闻价值等理论就是一种“中层理论”，互联网和技术的影响则使“边界工作”等新兴理论成为在数字媒体时代探讨新闻业转型的核心概念之一。二是使新闻理论研究摆脱职业新闻领域这个“中层”，追求进一步的“上升”和“下沉”——即更加关注新闻与人类社会整体发展的关系、新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以及新闻与全球一体化、多极化发展的关系，使当代中国新闻学成为“走向宏观的新闻学”，同时更加关注新闻与整个日常生活世界的关系、新闻与基层组织、与每个人的关系，使新闻学成为“走向生活世界的新闻学”，成为“走向基层的新闻学”。
（二）对新闻价值、新闻真实、客观性等新闻核心概念的重新思考
“新闻价值”涉及对什么是新闻的判断，它不仅是从值得纳入报道的材料中进行选择的标准，也是决定报道呈现中如何进行强调、忽略的指南。有学者认为，数字时代，新闻价值的内涵和组成发生很大变化，可分享性、建设性等等有可能成为新的价值标准，与此同时，新闻价值也有可能逾越单一理论的范畴，与新闻选择、新闻判断、新闻把关等问题更深入地联系在一起，从而生成构建更为系统的新闻决策理论，并将新闻价值从一个描述性理论转变为解释性理论。而基于新的平台型媒体的出现，新闻价值判断一方面应当细分新闻生产的主体，针对产消者、商业自媒体和传统机构媒体不同情况进行针对性的引导策略的设计；另一方面，在对基于平台媒体的新闻实践进行引领的过程中，也要关注新闻的具体内容，在议题和形态两个维度上，探索针对性的策略。
“新闻真实”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首先，新闻事实不再是一个纯粹客观的实在物。在数字环境下，事实的生成和传播是嵌套式的，环境和语境不仅与事实本身难以区分，甚至在构成新的事实；其次，新闻传播的自组织现象，被各种话语所裹挟着的“新闻”使得事实与观点之间的边界趋向模糊，新闻也从对事实进行报道的职业化行为变成围绕事实的多元主体间协作与竞争的产物，在这种复杂的新闻生产过程中，传统的“新闻真实”让位于“有机真实”，即，无论是动态的宏观的新闻真实图景，还是具体的新闻真实面目，不再是由单一的某种类型的新闻传播主体决定，而是由所有参与新闻传播的主体（包括职业新闻生产机构、社会公众以及群体性或组织性的传播主体）共同决定；再次，新闻真实的建构方式也发生了重大改变。在传统职业新闻实践下，新闻从业者对新闻现场的“目击”或者说“在场”构成真实性的标志，但在新媒介技术语境下，由于公众成为多数新闻发生现场的“目击者”——大量涌现的技术机制使公众可以便捷地通过互联网平台发布那些未经处理、看似真实并值得信任的原始数据。这种“公民目击”虽然能够以更为原生态、现场化和多媒体化的事实呈现方式强化新闻事件的“真实性”，但又因公众的强烈主观性而造成新闻事实构建过程中把关机制的系统性缺失，从而产生比传统媒体时代更为严重的真实性问题。由此，新闻真实也逐渐从本质主义概念演变为操作性概念，客观的话语消融于新兴的情感话语。
“客观性”则似乎同样站在了消亡的门槛上。“客观性”原则与职业新闻生产息息相关，在一定程度上，它可以被视为一种具体的新闻操作规范。新闻专业主义正是以“客观性”作为核心原则。研究者认为，基于新闻事实越来越从客观走向“主观”，从职业新闻从业者的选择判断走向全体公民的采集传播，建立在职业新闻业及其报道操作规范基础上的“客观性”也将不可避免地消亡。与之相应，不少学者认为，“透明性”，甚至“介入性”在未来有可能逐步取代“客观性”，成为新的原则和标准。
（三）对新闻与社会的关系等“新闻学研究总问题”的重新审视
传统新闻学的概念基础发生动摇的背景，是互联网及技术发展对新闻与社会关系的重塑。有学者指出，数字环境下，要重新理解新闻学研究的总问题，即新闻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外部总问题）和新闻与人的关系问题（内部总问题）。前者通过新闻与社会整体、新闻与社会子系统以及新闻与日常生活世界等三个层面构筑了新闻的价值和意义；而后者则揭示了新闻活动的基本要素及其中介，即人、新闻与媒介的相互间关系问题。
从新闻与社会的关系来看，新闻信息传播作为主导性媒介形态，参与着对社会秩序的重构。数字背景下的信息和传播引发了新一轮的“时空压缩”，“在全球化与时空扭曲的互联网时代，时间越来越被认为压缩了，或甚至消弭了空间”，“就许多方面来说，空间在晚期现代世界失去了它的重要性”。哈特穆特·罗萨指出：“社会联合关系的当下时态（亦即稳定时期）的萎缩，和社会联系的大量激增，让人们格外仰赖于沟通传播媒介”。“时空压缩”还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齐格蒙特·鲍曼笔下“流动的现代性”的最终形成。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液化”的力量正在从“制度”转移到“社会”，从政治转移到“生活政治”，从社会共处（social cohabitation）的宏观层次转移到微观层次：代替传统社会固定、稳定和确定性的是个体化、自由、复杂而不确定，以及冲破一切旧有秩序的冲动。
从新闻与人的关系来看，新主体和新受众的形成不断改变着对传统新闻活动参与者的定义。人类学家汉森·艾伦指出，人与技术集合的“新主体”既是具体实在，也是变动不定的。这种变动不居的“流动受众”是不断切换多元身份的信息消费者，在不同的终端上以ID为核心游走在海量信息中，通过调整信源和社群身份不断消费信息，并逐渐寻求其中的秩序。在这个过程中，享受以事件和情绪为由头引发的，与其他个体随时随地、转瞬即逝的聚集和解散，在消费中不断寻求信息与情绪的满足。更有学者提出今天媒介化的个人已经成了“链接的自我”（the tethered self），把“永久在线”看作是媒介环境的最大变革。“永久在线”意味着，信息可以无障碍直达用户，受众可以在无限的信息海洋里选择，同时也失去了大众媒介时代的编排所提供的确定感，受众则力求在无限信息中配置有限精力，并重新开始对于秩序的寻求。
二、数字时代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创新需要解决的若干主要问题
整体看，现有研究对新闻理论创新的讨论点多面广，涉及新闻理论的不同方面和环节。这一方面反映了研究者从不同进路出发都对新闻理论创新作出探索尝试；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创新还缺乏一定的基础性共识，以至于不同探索在内在关联性上存在缺失，难以形成合力。反思现有研究，新闻理论创新需要解决好以下一些主要问题：
（一）从创新的理论要求看，需要解决现有新闻理论创新缺乏统一的哲学基础，无法与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传统开展对话的核心问题。
目前学界多数关于新闻理论创新的讨论建立在对西方新闻学理论的引进和拓展上，而西方新闻学理论则又来自西方自身的社会科学研究传统，是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向新闻学的渗透和延伸。这种看似新颖的理论创造出许多新概念、新认识。
例如，数字时代，随着新闻职业对新闻生产的垄断不断被新媒体打破，公民新闻、社会化媒体、机构新闻生产者等等非专业生产者大量涌入新闻生产过程中，新闻报道对象及相关人士也开始更多地介入新闻生产和传播过程，“参与式新闻”、“观点新闻”等等与传统新闻理念不同甚至相冲突的新理念被引入新闻业。在这一背景下，从互联网领域借用来的“透明性”代替“客观性”走上前台——公众不再期待新闻从业者内部掌握的所谓“客观”“中立”，而是希望打破整个新闻生产过程的神秘性，使之公开可见，并将是非的评价权掌握在自己手上。“透明性”之后，更有学者提出“介入性”的概念，认为：“传统新闻生产的线性结构被打破，新闻用户的能动性、心理和情绪成为积极的生产要素，而‘介入’则有可能取代‘客观’成为未来新闻专业理念的内核。”
客观来看，这些讨论展现出对于数字化引发新变化的高度敏感，但同时，这些讨论的前提和基础却是基于西方的新闻观和新闻理念，并不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创新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表面热闹喧哗的背后却有着舍本逐末的隐忧，甚至消解了我国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本体论、认识论以及社会主义新闻业具体实践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比如，相比西方所倡导的新闻的“介入性”，我国新闻业始终践行的是有明确目标导向的积极新闻学；而来自延安时期的“新闻大众化”传统与当前打破传统新闻职业壁垒的趋势也是一致的，并且比今天对所谓“透明性”的强调走得更远：“新闻大众化”运动所关注的不只是新闻采集过程的公开透明，而是尽可能地发动多数人参与到新闻采集、制作和传播的全过程，志在实现更为广泛的文化和社会目标。相较而言，“透明性”与“客观性”类似，本质上仍然是一种着重于形式和程序的“合法性证明”，是西方新闻业应对挑战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方法，其和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大众化”传统表面看似殊途同归，内在逻辑实则南辕北辙。
（二）从创新的实践支撑看，需要解决现有理论创新脱离中国实践，存在缺少对中国主流媒体和公众新闻生产传播实践进行理论提炼的明显短板。
新世纪以来，尤其是近两年来关于新闻理论创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西方理论的引介，大量论文事实上是对西方相关理论的平移，这一方面造成表面上理论繁荣，另一方面也带来对中国新闻实践，尤其是主流媒体新闻传播实践的疏离，出现理论虽然炫目多彩，但却非来自中国大地的严重问题。如，关于新闻理论的创新点和范式选择，目前学界提出的设想多达七八种，如社会范式、空间范式，以及情感转向、文化研究转向，研究者还引入西方的STS（科学技术）理论、场域理论、生态理论，以及更细分的ANT（行动者网络）理论、物质性概念（materialisation）、媒介化取径（mediatisation）、具身传播（embodiment communication）等等，仅仅把这些庞杂的概念搞清楚弄明白就需要耗费不少力气，而只有少数研究者尝试把这些概念理论用于解释中国实践。
跳出这些乱花渐欲迷人眼的理论阐述，现有研究很少关注到中外新闻业目前面临的并不完全一致的现实图景。从西方新闻业来说，由于本质上是商业驱动，除个别大报，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通过数字化转型或被纳入实力更为雄厚的财团而实现新生，甚至再次彰显其强大的影响力之外，多数传统媒体面临严重生存危机且缺乏明确的转型路径。相对而言，中国新闻业的情况更为复杂，一方面，基于市场的都市类媒体同样存在“关停并转”的现实危机；另一方面，政府也试图借助推动传统媒体创新发展，构建在新时代条件下与公众的重新连接。中国新闻业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满足党和政府新需求以及在市场价值的重新定位中找到新的生长点。因此，对中国新闻业来说，不仅行业消亡是个伪命题，并且行业的转型发展并非是一个纯粹自主的经济问题。而在公众参与或者西方语境下狭义的“媒介实践”维度上，中国公众在新闻生产和传播过程中的角色与西方也有本质不同——中国并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公民新闻”“公民记者”，多数公众参与以“舆情”的形式存在，与其说与传统媒体相竞争，不如说是与传统媒体及其新媒体形成了一个互为补充、核实、回应的新生态。
（三）从创新的完整度和体系化看，需要解决现有理论“八面来风”，创新方向不明、力量分散，统一性和体系化不足的主要缺陷。
与上述历史和现实两方面原因——既缺乏对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在新时代适用性、承继性地认真审视，又缺乏对当代中国新闻传播现实发展的有效观照——相对应，现有研究显得凌乱驳杂。我们似乎来到了一个学术理论的十字路口，举目望去，到处都有路牌，却依然难以确定不同道路通往的方向。
帷幕之后，别有洞天。学界讨论的不同理论各有其独特发展脉络和潜在的理论预设。如对“客观性”—“透明性”—“介入性”的讨论，背后仍然是以“客观性”为核心的新闻专业主义的话语逻辑，而这套话语逻辑在中国语境中的适用性已经受到不小的质疑。我们不能因为这套话语逻辑的演变在表面上似乎与社会主义新闻工作所提倡的“积极新闻学”或“正面报道为主”等理念相近，而误以为其内在逻辑本身发生了根本改变。与之类似，现有不同的理论取向，有的来自西方社会学的研究传统、有的来自文化研究和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野、有的来自对西方新闻学中“规范性知识”的更新，它们有着各自不同的哲学基础、方法论取向，甚至有着并不一致的关注和研究对象。
解决现有理论研究“八面来风”的问题，需要对现有各种理论和研究取向进行全面的批判分析，厘清其各自理论来源和演变脉络，并在这种梳理中寻求理论上可能的对话点。新闻理论的全面创新还是要通过形成相对固定的理论内核和丰富多样的研究路径来最终实现。
（四）从创新的社会功能看，需要解决现有理论对技术、对新的“行为体”等物的因素过度依赖，减弱甚至取消理论的社会批判性和反思性的潜在风险。
部分由于互联网及信息技术的强烈刺激，现有关于新闻理论创新的研究集中在对技术、对新的行为体等“物”的因素的全面分析。如，研究者倾向于认为当前新闻业最大的变化就是多元行为体的介入和参与——新闻业的参与者不再局限于传统“人类行为体”，还包括各种“非人类行为体”，如算法、内容管理系统，甚至新闻观念、新闻理想等传统符号领域的因素和制度安排。这些所有多元行为体的复杂协作关系参与了新闻生产和消费的全流程。
这种研究取向挑战了新闻学将作为主体的“人”置于首位的研究传统。虽然不少研究声称反对技术决定论，但这种将“人”与“物”并置的做法显然侵蚀了“人”的主体性，并且将各种“非人类行为体”中立化了，仿佛它们是完全独立于人及其整个社会结构的元素，从而走向了马克思所批判的客观唯心主义。在这种对多元主体的强调声中，“人”从“绝对的主体”变成了“相对的主体”，从“核心要素”变成了“要素之一”。而一旦“人”的因素受到贬斥，在“人”的背后，政治性的“人民”又如何能够继续居于新闻学的核心位置？这就使社会主义新闻工作的根本原则：“为什么人的问题”受到了动摇。
解决这一问题，关键是重新把作为主体的“人”——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语境中，就是“人民”——作为新闻学研究的出发点，处理好“人”与“物”、“主体”与“客体”、“政治”与“技术”的多元关系。
三、数字时代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创新的目标
理论是一套用以解释世界或某个具体领域的概念系统和知识体系，它包括一整套的概念、判断、推理等等。新闻理论的首要目的则是“解释不断变化的新闻现象、解释人类新闻活动中的各种关系”，以及“导引人们理解新闻现象，批判和反思新闻现实，并在理论的范导之下，改变或改造现有的新闻现象、新闻现实，开辟和建构新的新闻传播景象”。
新闻理论不是纯思辨性的逻辑演绎，它来自新闻传播实践，也需要能够指导新闻传播实践。在数字新技术革命引发社会剧烈变迁并使新闻传播业面临前所未有之挑战的今天，打造一个能够继往开来、逻辑连贯、相互支撑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体系，是新闻理论创新的首要目标。而达成这一目标，需要把握好以下一些重要原则：
（一）高度关注对“什么是新闻”及新闻本体论的重新定义和讨论
围绕“新闻是什么”或“什么是新闻”建构的新闻本体论是新闻学理论的核心。新闻理论的这一核心正面临多方面的挑战。在不少研究者看来，数字技术动摇了传统新闻的定义和核心概念。人们对究竟什么是“新闻”，如何判断“新闻价值”，如何在不确定的时代坚持“真实性原则”等等新闻理论的核心问题出现了新的重大分歧。不同新闻观念在数字时代正掀起新一轮竞争，而人们对新闻定义权的争夺绝不能仅仅简单视为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回顾历史，我们所熟知的“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这一新闻的经典定义，以及以此为基础对一系列新闻理论问题的论述，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理论推演，而是来自思想观念的斗争（与资产阶级新闻观的斗争），是在斗争过程中总结出的理论。因此，今天对“新闻是什么”的理论研究同时也是对数字时代新闻定义权和解释权的争夺，具有话语权争夺的深刻内涵。这就使新闻理论研究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同时也有现实政治的重要考量。
当今世界，中国面临美西方强大的竞争压力。这种竞争不仅是国力军力的竞争，更是思想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竞争。通过理论创新，形成适应时代需求、更加完善的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体系，不仅事关在与西方新闻理论的竞争中获得优势地位，更事关中国的新闻从业者和新闻传播参与者对中国特色新闻传播发展道路的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二）把新闻理论创新纳入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观照
中国的新闻理论必须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观照下，这是理论创新的重要前提。考察当前新闻理论的创新性研究成果，虽然其中不少研究为洞察数字时代的影响以及媒体生态巨变的现实提供了非常好的参考，但不无遗憾的是，总体而言，现有研究引进多、消化少，介绍多、分析少，大多没有把新闻理论创新融入到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研究的脉络中，没有充分发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潜力，也没有对西方种种流行的新闻理论范式加以批判分析。因此，其与中国新闻业、中国新闻传播实践的现实、与当下中国最广泛的社会和政治实践难免有疏离感。把新闻理论创新纳入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观照和范畴，就是既深入吸取当代世界新闻传播理论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又使这些研究成果嵌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理论的结构中。
如深入分析可以发现，“透明性”“介入性”等等西方所提出的新概念、新表述，实质上是西方新闻界为应对所谓“民主化”趋势在新闻的生产和传播过程中采取的策略化举措——一方面，数字时代对职业新闻生产范式的挑战，使仅仅依靠职业从业者、凭借其专业化的职业规范和公共服务的宣称来发掘“事实”和“真相”显得越发不合时宜；另一方面，新闻报道所涉及的新闻事实，绝大多数是与人相关且有人涉入的“事实真理”，这些事实真理“建立在许多人的见证基础上，依赖于多数人的证实”，因此“在本质上是政治的”。数字时代带来的深度伪造技术、对现实的多重中介化、大量基于数据的现象叠加和自我征引，等等，都模糊甚至取消了事实与意见之间的区隔，事实在“民主”（多数人意见）的压力下常常被反复地重新表述甚至组合、编排和再结构化。而从“情感”出发、更好地将新闻采编过程向公众开放，使之变得更为“透明”，体现的则是应对“民主化”趋势而变相地讨好公众，这并没有解决最根本的事实来源问题。
换句话说，这些“概念新秀”是西方基于自身在数字时代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而作出的“回答”，它建立在西方新闻理论和实践以及西方社会科学的研究传统之上，对于这些新兴概念和理论必须进行批判性的分析讨论。回到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下，面对数字化的深刻影响，关键不是西式“民主化”，而是取决于人们是否有足够的意愿和能力弥合各种各样人为的区隔，在现实的历史过程中，亦即在现实的社会实践中不断创造和生成新的主体、引导人民在参与新闻传播的实践中形成融贯和系统的认知能力，实现数字时代专业化与大众化新的结合。
（三）厘清新闻理论与技术革命的复杂关联
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新科技革命已经给传媒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技术越来越成为做好新闻工作的重要前提。可以说，新科技革命是数字环境下的新闻理论创新的核心要素。在一定程度上，正是新科技革命带来了新闻理论创新的急切需要，新闻理论创新需要对新科技革命将从整体上重塑社会环境和新闻传播生态抱有清醒认识。
要把技术、以及技术引发的社会变革作为新闻理论创新的关键因素，重点考察技术与社会互动过程中产生的复合冲击。任何一种技术创新都有其社会背景，同时也不断改变着旧有的社会形态，甚至带来剧烈的社会变迁。当代社会普遍存在的科技加速“几乎必然会造成生活实践、沟通传播结构与相应的生活形式当中的全面改变。例如互联网不只会增加沟通交流的速度以及经济过程与生产过程的‘虚拟化’，它还会形成新的职业结构、经济结构，以及沟通传播结构，开启新的社会互动模式，甚至是新的社会身份认同形式。”技术不断直接和间接产生着新的问题，无论中外，新闻理论必须对此不断作出积极有效的回应。对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来说，这同样是一个阵地争夺的问题，不能被边缘化了。
与此同时，也要高度警惕技术决定论和技术中立论等片面和孤立看待技术的倾向。作为新技术革命的重要成果，“算法”“大数据”等等新兴信息技术来自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也被深深打上了资本的烙印。新闻理论研究不仅要关注这些新技术对新闻传播活动的影响，也要留意其所发挥的“社会功能”和可能带来的“政治角色”。比如，在追踪新科技革命最新成果的同时，也避免盲目引入新技术背后所隐含的资本主义消费关系；在提倡数字革命的同时，也要避免出现少数人享有“数字红利”，而将多数人排除在外的现实可能；在新闻传播重视“网言网语”的同时，也要更好发掘和考虑网络上“沉没”“失声”群体的利益和声音。
（四）从当代中国的现实实践出发审思新闻理论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应该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从我国改革发展的实践中挖掘新材料、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构建新理论”。新闻学作为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以我国实际为研究起点，提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理论观点”不仅显得尤其重要，也是新闻学自身发展的本质要求。
从理论本身来看，新闻理论有强烈的实践属性和价值关联。新闻学是一门有着独特实践特征和强烈价值属性的学科。无论中外，新闻实践都是从现实问题出发，并以解决现实问题为鹄的，在这一过程中的实践创新是新闻理论不断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同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语境下，实践不仅具有方法论价值，而且具有本体论意义。亦即，实践不仅是认识的来源和基础、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是人类社会的本质和动力、是人的现实前提和生成根源。可以说，实践本身（包括其中蕴含的大众性、革命性内涵）构成了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我国新闻理论与新闻实践的历史性互动来看，新闻理论与新闻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要求和历史事实。党在新闻宣传领域开创性地提出和践行了“全党办报、群众办报”、通讯员制度、正面宣传为主等等一系列理念、制度和方法，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这些成果都来自中国实践，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概念、方法在新闻宣传领域的创造性应用。数字时代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理论创新同样要立足中国实践，关注各类媒体和机构的新探索，关注新闻传播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成员，找到在新时代继承和实践优良传统的新思路、新策略、新手段，铺设理论与实践转化的桥梁，使理论既能够直接反映现实、又可以推进现实实践。
四、余论：数字时代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理论创新的全球视野
数字时代是人类社会一次前所未有的巨大转型，新闻学正面临着全球性的共同挑战。这种挑战首先来自数字时代信息社会中的交往沟通比之新闻学诞生时期的大工业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世界交往是大工业社会的重要基础：“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在大工业社会，人们交往沟通的世界性既是由生产力的发展所催生，也被纳入了普遍竞争的斗争甚至适者生存的桎梏：“大工业发达的国家也影响着或多或少非工业的国家，因为非工业国家由于世界交往而被卷入普遍竞争的斗争中。”人们的普遍交往，既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也使“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
可以说，在大工业社会，人们交往沟通的全球化是一个“被卷入”的过程，尤其是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和民族来说更是如此。与人们交往范围和深度不断扩大如影随形的是，人们也越来越受到异已力量的支配，“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而在数字时代的信息社会中，随着人们交往沟通在各个维度、各个层面不断拓展，大工业社会中被动性地“卷入式”交往，越来越多地被主动的交往所代替，人们世界性的交往沟通也不再局限于生产力发展的单一维度，其作为人们的一种生活方式和生存需要的内涵不断增长，甚至成为一种社会的构成方式。
在大工业时代的大众社会下，新闻传播中传者与受众的单向传播模式复刻的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精英与大众的对立，而在互联网时代的信息社会中，如何使形式上去中心化的“人人传播”逐渐走向真正意义上平等的、参与式的“共同传播”，并在这种一体化的交往沟通中切实弥合人与人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乃至不同民族之间、不同国家之间的鸿沟，对全球化展开新的想象，这些都是从全球视野下审视数字时代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理论创新的着眼点和出发点。
在全球视野下，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的自主创新，不仅如同一些学者所提倡的那样，要打破新闻学从诞生起便带有的“大工业时代的思维惯性”，充分发挥其对于人类自由解放和历史发展进步所能够起到的推动作用，还要致力于使基于资本逻辑和生存竞争因而被动和异己的“普遍交往”，转变为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和共赢共享的、真正主动和自由的“普遍交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所指出的：“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自主创新所体现的是，从特殊中产生的普遍性探索，以及从自身历史和实践出发对世界共同前景的书写和展望。
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22年第11期
转自：“新闻与传播学术前沿”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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