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别：非营利组织
导言
非营利部门服务弱势群体并促进社会公平的历史悠久。越来越多的非营利部门依赖商业化收入的现象唤起了广泛的关于使命漂移与身份迷失的担忧。交叉补贴假说通常被用于证明非营利组织的商业化，但这个假说并没有得到足够的实证检验。美国罗格斯大学陆家欢与Young Joo Park和韩国学者Jongmin Shon
合作，探讨非营利医院的商业化收如何影响他们所提供的社会福利。结果表明，拥有更多商业化收入的医院提供了更少的与增加社会福利和减少健康差异的服务。论文发表在公共管理类顶级期刊PMR上面。
（文献来源：Young Joo Park, Jiahuan Lu, and Jongmin Shon. (2022). Does Non-Profit Commercialization Help Reduce Social Inequality? Revisiting the Cross-Subsidization Hypothesis.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24(12): 1957-1979.DOI:https://doi.org/10.1080/14719037.2021.1945668 ）.
研究问题
第三方管理、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治理和跨部门合作等新治理模式的兴起导致了政府高度依赖第三方组织提供公共服务和解决有挑战性的政策问题。通过合作，来自不同部门的组织集合各自的优势、产生协同效益，最终促进了社会公平，推动共同价值。当政府在其边界之外寻找合作伙伴时，他们有时会青睐非营利组织，因为非营利组织被认为比营利性的组织更加可靠。因此，学者们研究了非营利组织在服务客户和解决社会不公平以及加强共同规范与价值观是否比营利性组织具有更好的表现。事实上，非营利组织和营利性组织之间的差异及其管理影响一直是公共管理中一项挥之不去的问题。
近几十年来，非营利部门与营利性组织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特别是在非营利部门中持续增长的依靠出售产品与服务的商业逻辑暨我们所熟知的非营利商业化在全球的许多国家（如比利时、柬埔寨、加拿大、捷克、墨西哥、英国以及美国）成为了一个具有高度争议性的话题，既有的文献研究对其也表现出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商业化有助于非营利组织提升组织效率，促进自给自足；另一种观点认为，商业化导致目标转移和组织合法性的丧失。这场商业化辩论的核心问题是：非营利部门能否以及如何平衡好商业手段与社会使命？随着非营利部门的商业化现象愈发广泛与深入，这种紧张关系如何影响非营利组织在实现社会使命与促进社会公平方面的独特作用就更加具有公共管理研究的关键意义。
一个经常被用于支持非营利组织商业化的论点是，非营利组织通过商业活动赚取利润以支撑其与使命相关但非营利性的活动。正如James所解释的那样，“由于一些首选的服务可能无法覆盖其自身的成本，这些非营利组织发现自己开展一些营利性的活动以弥补其他活动中产生的赤字”。根据这一论点，商业化成为非营利组织利用资源来交叉补贴与其使命相关的活动和服务的一种手段。这种交叉补贴的假设很有吸引力，因为非营利组织通常在资源紧张的环境下运作，商业活动可以提升自己自助的生存前景。如果非营利组织能够运用交叉补贴，他们就能很好地平衡商业手段和社会使命，并在混合市场中与一般的营利性组织产生区别。正如James所说，“只要非营利组织的慈善目标仍然是驱动力，这种商业化对组织财务和长期的稳定具有积极的影响”。
有趣的是，尽管学者们接受了交叉补贴假说，但对这一假说的直接经验检验却很少。事实上，现有的实践证据主要是案例研究和直接观察。虽然这些证据为文献提供了重要的见解，并为基础的理论建设做出了贡献，但这些可能尚不足以证明这一假设的正确性。为了解决这一研究空白，本研究测试了非营利组织是否参与交叉补贴以及背景因素是否会调节这种参与。
研究假说
交叉补贴假设认为，非营利组织涉及营利服务（即生产服务）与非营利但与任务相关的服务（即消费服务）的组合。他们可以有偿出售前者，因为生产服务通常是私人物品，而后者则很难定价，因为他们通常是公共或准公共物品。鉴非营利组织总是面临寻求足够的资源来推进任务的压抑，他们可以用营利性的收入来补贴无利可图的任务型活动。James提出的交叉补贴假说指的是这样一种安排：“非营利组织对其一部分活动——包括对组织的核心使命没有什么价值的活动收取费用并赚取利润以获得组织收入，帮助他们开展与组织使命相关的亏损活动”。
交叉补贴假说自诞生以来便受到了学者的欢迎，并有力地指导了此后的理论建设。然而，尽管有广泛的兴趣，但是对商业化收入和无收益但是与使命相关的服务之间关系的直接证据依旧相对缺乏，且经验证据也是混淆的。例如，Kim和Pandey研究了商业收入如何影响表演艺术非营利组织向收入有限的人提供免费门票的行为，他们发现，来自礼品店的商业收入与免费入场之间存在正相关，但来自停车费的商业入手与免费门票之间存在负相关。相对而言，更多的文献探讨的是商业收入与使命相关活动之间的关系，但证据依旧是不确定的。例如，Young发现，国家非营利性社会服务协会的商业合资企业通常与协会广泛定义的使命联系在一起。相比之下，商业化可能导致减少对弱势人群的服务，并降低服务质量。Brickley和Van以及Frumkin和Keating警告说，商业收入可能被非营利组织的管理人员用来推进与使命无关的目标，如过多的管理工资和员工福利，这可能会排挤与使命有关的活动。
总之，尽管交叉补贴假说认为，非营利组织越是“希望开展亏损的活动，就越是要寻找盈利的活动为其提供必要的资源”。但现有的经验证据似乎表明，商业活动与无利可图但与使命相关的服务之间的互动可能更为复杂。本研究通过测试一下假设，重新审视交叉补贴假说：
H1：非营利组织在拥有较高的商业收入时，更有可能提供无利可图但是与使命相关的服务。
此外，本研究还调查了非营利组织在某些情况下是否更有可能、或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交叉补贴，那些背景因素会调节非营利组织参与交叉补贴？本研究重点关注三个背景因素：财务松弛、资源竞争和社区需求。
财务松弛
在组织研究中，财务松弛较多的非营利组织更有可能使用商业收入来资助无利可图但与使命相关的服务。非营利组织的一个决定性特征是，他们在非分配约束下运作，法律上禁止他们在利益相关者之间分配利润。汉斯曼认为，“如果有净收益，必须保留并全部用于资助该组织所提供的服务的进一步生产”。这样一来，财务松弛的存在有助于非营利组织管理者克服资源限制，在追求组织使命的过程中享有更多的自主权和灵活性。正如Chang和Tuckman所称，“一个财政松弛的非营利组织比没有松弛度的非营利组织更不容易受到伤害”。同样，Bowman等人发现，财务稳健的非营利组织通常比财务薄弱的非营利组织积累了更多的限制财务资源。总而言之，财务松弛使得非营利中组织在推进其使命方面处于更好的的财务地位，鼓励他们将商业活动的利润用于支持亏损但对使命至关重要的活动，因此，本研究检验了以下假设：
H2：非营利组织的财务松弛会加强非营利组织参与交叉补贴的程度。
资源竞争
近几十年来，非营利组织获取资源（如资本、劳动力和客户）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由于越来越多的组织寻求转移资源的水平，非营利组织经常在其领域内竞争有限的资源库。非营利组织所面临的外部竞争格局对其运营产生影响。激烈的资源竞争会大大增加组织失败和解散的可能性。为了做出回应，非营利组织经常采用商业化的方式来应对资源竞争，因为商业收入有助于稳定他们的运营环境，减少对外部的依赖。
尽管资源竞争可能导致非营利组织开展商业活动，但竞争格局如何影响其交叉补贴行为却不太清楚。一方面，当组织处于竞争环境中时，非营利组织可能会专注于对组织自身的维护，从事有助于提升生存能力的活动从而减少对不盈利活动的关注。另一方面，交叉补贴可以成为非营利组织在竞争环境中的差异化战略。在这种情况下，非营利组织可以采用交叉补贴，以突出其独特的使命，并将自己置于一个独特的位置，以维持和发展。竞争环境越激烈，非营利组织就必须投入越多的经历将项目和服务与其使命联系起来。因此，本研究测试了以下假设：
H3：非营利组织的资源竞争调节了非营利组织参与交叉补贴的程度。
社区需求
组织生态学理论认为，组织在一个生态中运作，生态特征影响着组织的的行为和发展。本研究聚焦于一个生态特征：社区需求。鉴于大部分非营利组织是以社区为单位并服务于当地的需求且依赖社区的支持，一个非营利组织的地理位置为该组织服务社区需求提供了重要的机会以及限制。通常而言，坐落在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富裕社区的非营利组织能够获得多的人力和经济资源。
研究人员可以从需求和供给两个层面分析非营利组织所在社区的需求如何影响该组织的交叉补贴活动。在需求方面，当位于需求较高的的贫困社区时，非营利组织为可能无力支付全部服务费用的当地居民服务，因此，非营利组织必须采取措施资助这些无利可图的服务，而交叉补贴就是措施之一。在供给方面，非营利组织位于需求较高的贫困社区，也能从一定程度表明他们对解决当地问题和服务弱势群体的道德承诺。结合供需分析，本研究检验以下假设：
H4：非营利组织的地理位置与当地的社区需求加强了非营利组织参与交叉补贴的程度。
研究方法
为了研究这些假设，本研究采取了纵向分析研究设计。分析单位是2010年至2015年的2209家美国非营利性医院，样本中包括13103个观测值。作为一个重要的非营利性行业，非营利性医院提供了一个适当的实证环境来研究交叉补贴假说。从历史上看，非营利性医院一直在盈利。与此同时，它们也有深厚的慈善根基并致力于非商业化的活动，如提供社区福利或减少健康差异。“利润不是支付给‘股东’而是用于‘免费’护理、交叉补贴、不盈利的保健、无援的研究甚至是医学教育”的社会期待是美国健康保健行业的非营利性基础。然而，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医疗保健领域的商业化，使这种社会期待收到越来越多的的审查。核心问题是，非营利性医院是否正在失去它们的慈善性，并在社区需求方面变得不负责任。因此，作为检验非营利组织是否通过交叉补贴促进社会公平和推进公共价值的案例研究，本研究考察了非营利性医院。
数据
本项研究使用了两个主要的数据集，即美国国税局（IRS）990表和H表和罗伯特-伍德-约翰逊基金会（RWJF）的县级健康排名。首先，这项研究检查了IRS990表和H表，该表要求所有免税组织提交并报告其“豁免以及其他活动、财务、治理、遵守某些联邦税收申报的要求，以及支付的报酬”。根据活动和组织类型的不同，他们还需要填写额外的附表。特别是，自2009年以来，免税医院在附表H中报告它们的社区福利贡献。该表收集了关于活动或项目的数量、参与者的数量以及不同类型的社区福利捐款所带来的收入和支出的信息。
其次，将县级健康排名和路线图数据（CHRR）数据与990表按县合并。CHRR每年测量美国大多数县的重要健康因素，包括健康行为、临床护理、社会和经济因素以及物理环境，并在州内进行排名。由于该数据提供了详细的县级信息，他被广泛应用于帮助社区参与健康改善。例如，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使用CHRR来评估平价医疗法案下的社区健康。
模型
为了研究商业收入和调节因素是否影响非营利组性医院提供的社区福利，本研究进行了双向固定效应的面板数据分析，控制了单位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混杂因素以关注组织内的变化而不是跨组织的变化。
研究发现
三种社区利益的回归结果：财政援助、其他社区利益和社区总利益。非营利性医院的商业收入对社区福利总额及其财政援助有负面影响，而对其他社区福利没有显著的影响。具体来说，商业收入每增长一个百分点，社区总福利就会减少0.164个百分点（p<0.01），财政援助就会减少0.149个百分点（P<0.01）。这些结果未能支持具有更多商业收入的非营利组织能提供更多无利可图但与使命相关的服务（H1）。
同样，调节变量影响了商业收入和社区福利之间的关系方向（H2-H4）。首先，财务松弛削弱了商业收入和财政援助之间的负相关（商业收入和财务松弛之间的交互项的系数为0.088，p<0.05）。然而，它并不显著影响商业收入和社区总福利之间的关系，也不影响与其他社区福利之间的关系。这一结论部分支持了H2。第二，随着资源竞争的减少（HHI值的增加），商业收入对社区福利之间的负相关也会减少（商业收入和HHI交互项的系数为0.091，p<0.05），这一结论支持H3。HHI的调节作用对财政援助是显著的（系数为0.063，p<0.1），但对其他社区福利并不显著。第三，为参保人数调节了商业收入和其他社区福利之间的负相关，然而，本研究没有发现显著的证据表明为参保人口调节了商业收入和整体社区福利之间的关系，因此H4得到了部分支持。
讨论与结论
非营利部门在服务弱势群体和促进社会公平方面有着悠久的传统。非营利部门日益增长的商业化凸显了使命与市场之间的紧张关系。与政府和私人部门不同的是，非营利组织通常面临两条底线：他们赋予社会使命，又被期待财务健康且可持续发展，这可能导致非营利组织“将组织的繁荣与使命的实现对立起来”。在此背景下，交叉补贴假说旨在弥合使命与市场之间的矛盾，并证明非营利组织商业化的合理性。本研究验证了非营利组织是否参与交叉补贴活动，以及某些北京要素是否会调节这些参与。通过对非营利性医院的纵向研究，研究发现，拥有更多商业化收入的非营利性医院提供更少的无利可图的项目来服务弱势群体和改善当地的健康差异。此外，随着非营利性医院在财务上更加松弛，在不断竞争的环境中运营，或面临更多的社区需求，这种负相关关系会被减弱，但没有证据证明会转变为正相关关系。换句话说，商业收入和社区福利的提供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是相对稳健的。总的来说，该分析没有发现足以证明交叉补贴假说的证据。更糟糕的是，随着非营利组织商业收入的增加，他们可能会回避其与使命相关的活动。这样一来，研究结果在很大程度上与人们的担忧是一致的，即非营利组织的商业化会导致使命漂移、目标位移和理想主义的丧失。
转自：“治理学术”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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