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行坤：论七十年代阿尔都塞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

讲座回顾

讲座题目：论七十年代阿尔都塞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

主讲人：王行坤 教授

主持人：罗岗 教授

主办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人文与社会研究院

承办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

讲座时间：2022年12月27日19：00

线上地点：腾讯会议

主讲人介绍

王行坤，文艺学博士，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和古希腊思想研究，能够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文化理论结合起来，从而让文化批判具有更为坚实的基础。在《马克思主义与现实》《读书》等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余篇，翻译并出版相关译著多部。他翻译的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著名学者奈格里和哈特合著的《大同世界》《狄俄尼索斯的劳动》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主编的《“后工作”理论》在分析“工作意识形态”及其在现代社会再生产中所起的作用时，既梳理了中西历史中的劳动观念，也分析了当下具体的劳动形式，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处于相关学术研究的前沿。

内容回顾

2022年12月27日19点，华东师范大学2022年百场校级学术讲座第97场《论七十年代阿尔都塞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顺利开讲。本次讲座由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行坤老师主讲，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罗岗教授主持。本次讲座重点探讨“七十年代阿尔都塞”，王行坤老师考察了1976-1980期间阿尔都塞就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问题所作文本，结合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和毛泽东的相关思考，对阿尔都塞的理论进行探索。讲座吸引校内外三百余名师生踊跃参与，讲座结束后，听众在讨论区进行深入探讨，收获颇丰。

在讲座伊始，王行坤老师解释“何为全球七十年代”的历史背景。七十年代处于社会变革如火如荼的六十年代和新自由主义萌发的八十年代之交，属于特殊的革命转折期。欧美经济危机的爆发，美国在越南的失败，1968年五月风暴的余波等事件为革命的深入展开提供了一定支撑，并为西欧共产党在议会制选举中胜出带来希望；然而，这段时期同样也有着历史的消极因素，诸如激进运动的退潮——文革群众自发运动的“结束”，林彪事件等等，让法国知识分子失去了既往对文革的关注，开始“右转”向人道主义和人权话语；与此同时，1973年智利政变，阿连德牺牲的悲剧给西欧共产党带来深深的震动：当时的西欧共产党领导人认为不能过于激进，而需要与议会中的右翼结盟，然而这样的“退却”造成共产党在日后选举中的溃败，最终在八十年代的西欧政治舞台上无足轻重，面对新自由主义的高歌猛进而无能为力。

阿尔都塞的作品可以划分为五个时期，分别是1945-1950年的早期作品、1950-1959年的断裂期作品、1960-1975年的成熟期作品、1976-1978年的过渡期作品和1979-1986年的晚期作品。王行坤老师本次讲座的核心论述对象，便是“1976-1978年间的过渡期作品”；在这一期间阿尔都塞的理论/哲学介入，也相当于是一种“政治介入”，其导火索是1976年2月在法共二十二大和6月的“欧洲共产主义大会”。在法共第二十二大上，法共总书记乔治·马歇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不能代表我们政策的现实，即我们在法国倡导的那种现实”，表明法共试图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提法，与斯大林主义和暴力革命作切割，未来以议会的形式“和平民主”地获取政权。阿尔都塞一方面肯定与斯大林独裁做出区分的必要性，但同时也认为不能忽视“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对于革命的积极意义，在这次会议之后，阿尔都塞便写作大量文章进行理论上的反击。

“七十年代阿尔都塞”具有较大研究空间和研究价值，其一是由于阿尔都塞七十年代手稿近年来方得以总结出版，相关研究相对匮乏。其二是阿尔都塞对于现有社会主义理论提出了两个观察，“一个坚持”和“两个不存在”——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不存在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不存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阿尔都塞写作《论再生产》便是对“两个不存在”的补充。其三，阿尔都塞和毛泽东之间在七十年代就“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有着一场“错过的相遇”，无独有偶，《人民日报》在1975年发表《学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社论，展开学习无产阶级理论运动。阿尔都塞对于“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概念的重视体现了“语词”的重要，可以说阿尔都塞式马克思主义是围绕着这个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概念展开的。他认为简单地将无产阶级专政等同于斯大林主义是错误的，这是一个阶级斗争法则中的科学概念，正如马克思所说，“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观念”，归根结底，阶级关系是法律之外和之上的关系，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暴力，统治阶级的统治便是专政。针对马克思主义的“局限”，阿尔都塞借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探索和完善，进而提出了关于国家、社会主义性质的关键问题。

接下来，王行坤老师论述了被阿尔都塞定义为“特殊机器和装置”而运作的国家。在既往认知中，国家作为一个等级制的集权化机构，不仅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更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或者说维持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工具。阿尔都塞则不认可这种中立性的“国家工具论”，这种认识将国家视为凌驾于处于斗争中各阶级之上的独立实体，却没有认识到，只有属于统治阶级的强力才能进入国家并为国家所承认。其结果就是一般流俗的观念，即先有不同的阶级然后才有不同阶级因为利益而产生的斗争，最后是国家出面协调。这就否认了阶级斗争的先在性，从而巩固了资产阶级的合法性。在此基础上，阿尔都塞指出欧洲共产主义的虚妄在于他们想要通过议会选举成为“政府的党”，只有打碎资本主义国家机器中的从属和宰制，同时在生产、政治和意识形态中展开阶级斗争，才是无产阶级专政真正的历史任务。

关于阿尔都塞对于社会生产方式的讨论，王行坤老师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兼具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体，具有过渡性，资本主义要素(如工资)与共产主义要素(如新的群众组织)并存于冲突关系之中。原本的统治阶级在政治和军事上已被打倒，但是在生产领域，按劳分配的工资制度即资产阶级权利很难破除，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间的待遇差别、被管理者之间在待遇上的攀比心态在短期内也很难破除。只要存在分配差别，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也很难彻底民主化和平等化。在这一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同样艰难，毕竟过去的封建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根深蒂固，想要确立无产阶级文化的霸权地位，也并非短期内可以实现。王老师将阿尔都塞的工资观和毛泽东的工资观进行对比，不同于马克思和列宁将生产关系视为单数的，毛泽东认为的生产关系是复数的，包含着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和分配制度；资产阶级法权的本质是政治权力强化上下级关系并参与社会产品的分配，是生产关系的组成部分，而社会主义运动就是要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和“分配制度”这两方面进行深入革命。

最后，王行坤老师认为，因为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是不可避免的、艰难的过渡阶段，存在阶级斗争和跃退的可能。无论是议会斗争，还是暴力革命，都要以消灭国家作为共产主义战略。而关于社会主义工资问题，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资不是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而是特有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即以权力参与社会产品分配的形式成为生产关系的组成部分。在会后与谈中，罗岗老师指出，在社会生产力所生产的物质产品不够充分的情况下，不能按需分配又难以退回到供给制，可以承认工资制、按劳分配以及衍生出来的“尊重价值规律”有其合理性，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普通劳动者的利益；而毛主席强调的是社会主义工资制（资产阶级法权）催生特权阶级/官僚主义的不平等关系，无论是八级工资制、“三名三高”还是军衔制的出现，都让社会变成一个等级制的社会，形成官僚主义者阶级，这是七十年代毛主席的忧虑。吴子枫老师肯定对七十年代阿尔都塞展开研究的必要性，七十年代的阿尔都塞提供了一个从左面批判斯大林主义的理论空间，同时站在列宁和毛泽东的延长线上，反思葛兰西和欧洲共产主义。同时，阿尔都塞对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思考和他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思考联系在一起，按劳分配和等价交换依旧属于资产阶级法权的一部分，任何法权都属于资产阶级，都是不平等的。赵文老师谈到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功能问题，认为阿尔都塞将中国视为一个想象性替代方案，试图克服苏联的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弊端，避免国家固化为权力的意志代理；而在六十年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中，确实积累了大量全民性、多方位的群众经验，其遗产也一直保留到今天，阿尔都塞倘若有机会对当年的中国有更多接触，我们也可以看到更多宝贵的思考。老田老师认为六十年代中国具有复杂性，知识精英和官僚精英均有内在否定性，而阿尔都塞的思想对研究中国工人问题有重要意义。整场讲座让在场师生获益匪浅，于热烈的讨论中落下帷幕。

来源：ECNU中文之窗

转自：“艺术与学术”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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