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如何起作用？
解释贫困的六种文化概念
编者按：
作为一篇文献综述，本文介绍了如何将当代文化社会学中的六种概念工具（文化框架、叙事、文化剧目、象征性边界、文化资本与制度）同贫困和种族研究相结合。作者质疑了过去研究中存在的仅认为文化具有中介或调节作用、忽视文化影响、把文化视为某一群体固有特征的简化倾向，并提出应经验性地研究主体与主体间的文化机制如何影响了各种族在贫困境遇上的异质性。事实上，作者总结的六种概念工具并不限于解释贫困与种族问题，还可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研究中涉及文化与意义实践问题的诸具体领域。二位作者还与David J. Harding共同编辑了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2010年第1期）的“再思贫困与文化”的特刊，并撰写了导论文章，读者诸君如有兴趣可参看之。
作者简介：
Michèle Lamont，哈佛大学社会学系
Mario Luis Small，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
文献来源：
Pp. 76-102 in The Colors of Poverty: Why Racial and Ethnic Disparities Persist, edited by Ann Chih Lin and David R. Harris. New York, NY: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从上到下为第一、第二作者
引言
“文化”——这个词在有关贫困、种族和族群的研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但却缺乏理论或经验分析上的复杂性。文化或被研究者视为一个群体的规范或价值观，或是一个群体对工作或家庭的态度，抑或一种可被观察的行为模式，但因其研究缺乏深度和精确性，他们无法分析诸如人口统计学上的趋势、选择性偏见、公共政策之影响等具体的议题。很多研究都缺乏这种复杂性，比如，有的研究把“文化”和“种族”交替使用，好像一个种族的所有成员都有一套统一的信仰或行为模式，又或者是把文化作为剩余类别来解释统计模型中无法解释的差异，再比如说把文化作为一个可以干预结果的中介机制，而非一个独立的因果变量。反之，其他的学者则完全抗拒文化解释，认为“文化”不能被“科学”地研究，而文化解释仿佛不可避免地会将社会问题归咎于受害者本身的文化上。
其实，过去关于贫困问题的研究往往只展现出了对于文化的浅见，而在过去的廿年间，文化社会学家已通过理论和经验研究，勾勒出了文化因素如何形塑以及被贫困和不平等所形塑的微妙的、异质的图景。他们使用框架、文化剧目、叙事、象征性边界、文化资本和制度等概念，来研究贫困者如何诠释他们的处境并给出生存之道，从而给予我们理解贫困中不同种族差异的新洞见。这一支文献虽然在对文化的理解上尚未达致共识，但其研究路径足以使社会科学家在现有的粗糙假设（比方假定某一族群都具备固有的文化特征，例如所谓的“亚洲人的工作伦理”）上更进一步。这些概念使我们能够避免对种族和族群的刻板印象，从而优化贫困政策、提高学术研究的解释力。
这些新的研究方向常被从事贫困和种族研究的学者所忽视，原因有二：首先，从事这些新研究的大部分学者并非那些一贯从事贫困和和政策研究的经济学家、人口学家、政治学家或社会学家；其次，他们的数据收集方法是参与式观察、深度访谈、比较历史分析和内容分析，这对那些量化社会科学家来说也不太熟悉。由于缺乏鉴别这些方法之优劣的训练，故而许多量化科学家都将质性研究视为无甚实质意义，或者“非经验研究”（在他们看来，不是量化研究就不是经验研究）。即使是文化社会学中的量化研究，如对文化消费和文化网络的研究，也往往被关注不平等的跨学科研究者所忽视，这对相关的学术研究伤害良多。
忽视这些研究的影响不仅限于象牙塔内，因为文化也是公共讨论中提及贫困问题时的主题词或潜台词——人们基于福利制度过于宽松的前提，区分出“活该受穷”和“不值得受穷”的人。这些讨论常常在关于美国个人主义、责任、勤奋工作和公平的讨论中被粗暴地引用，而这些讨论又影响了关于贫困和移民的争论。George Borjas（2001）, David Ellwood（1988）和 Lawrence Mead（1986）的著作对贫困政策的制定很有影响力，但这些著作都建立于所谓“穷人文化”的假设上，这些假设自20世纪60年代初出现以来一直受到文化社会学家的反复批评。政策话语往往依赖于对美国文化的未经证实的假设(例如其“核心价值观”是什么)，这些假设，不仅缺乏经验基础，还成为宏大叙事的一部分，这种叙事将自由主义等同于道德堕落，将放任不干预的政策等同于公平（Guetzkow 2006; O'Connor 2001; Somers and Block 2005）。
如果不重视文化社会学家对贫困问题的研究，上述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我们接下来的文献回顾不会巨细靡遗地通盘总结，而是要指出那些富有启发的新研究，以阐明未来研究可期的方向。许多概念（如剧目、框架和叙事)可以通过内容分析或调查数据分析转化为变量，并使用数据模型进行研究。然而，本文所描述的几种分析工具更适用于过程追踪法。我们要检视的并不只是两个现象是否相关，还要分析一个现象在何种条件下导致另一个现象的发生，借助于定性资料才能更好地解释这些问题，以克服定量研究之局限，使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和文化机制如何影响贫困境遇中种族和族群的差异性。
概念与背景
多年来，关于文化和贫困理论中最突出的是奥斯卡·刘易斯（Oscar Lewis, 1969）的“贫困文化”。刘易斯认为，当那些在社会和经济上从被资本社会中所边缘化的人发展出一套应对自己低社会地位的行为模式时，这种文化就出现了。这种行为的特点是低抱负、政治冷漠、无助、失序、地方主义，以及对所谓的中产阶级价值观的贬低。刘易斯认为，一旦这样的文化出现了，它就发展出一种机制，这种机制即使在社会结构条件改变的情况下也往往会延续下去。刘易斯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弥合结构-文化之间的鸿沟，这两种解释方法长期对立：文化解释强调指导行为的价值观和规范，结构性解释强调对行为的经济和结构性约束。刘易斯的理论显然更倾向于文化解释。
从1980年代开始，对这些问题的社会学研究开始区分出多种路径。一些学者从能动性、自由意志、决定论等方面检视了文化和结构之间的相互作用以超越将二者粗暴对立的倾向（Sewell 2005）。另一些人则提出新的问题：人们是如何发展意义系统的？他们不问文化意义系统如何决定人的贫富，而是问穷人如何根据自己的社会境遇来形塑自己的意义框架、文化脚本或剧目。
其实，如刘易斯一样的早期研究反映了帕森斯式的文化定义，即认为文化是一套统一的、内在连贯的属性，它可以形塑一个社会群体的特征。虽然当代的大多数学者并不同意帕森斯的定义，但是目前他们还没就新的文化定义达成共识。不过，很多学者都受到了格尔茨的影响，格尔茨引用韦伯的话说：“人是悬在由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在格尔茨看来，所谓的文化就是这个由人编织的“意义之网”。在这个文化定义和很多实践导向的研究路径中，文化被视为人们自己所生产、并用以（mobilize）回应所处环境的“意义”（Ortner 1984）。与其说是人拥有某种“文化”，不如说人们生存在文化符号中，使用文化符号、创造文化符号、并回应文化符号。就这方面来说，我们基本同意这一观点。我们也反对那种认为“一个种族有一种文化”的观点，这种观点对于研究贫困的种族差异没有任何帮助，因为一个种族中个体的差异或许比种族与种族之间的差异更大，因此，贫困的种族差异不能归因于所谓一个种族所固有的群体文化。有别于分析一个群体所共享的文化价值观，我们应该经验性地研究个体如何理解他们自己的生活。
当代的文化与贫困研究：六种概念工具
接下来的内容将讨论六种检视文化的方式——框架、剧目、叙述、叙事、文化资本、象征性边界、制度——并评估研究贫困的学者通过这些概念发现了什么，以及使用这些概念能为我们理解贫困带来什么不同的见解。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些研究中，有些人认为文化是因、贫困是果；有些人认为文化是果；还有些认为二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他们因而只做了一些描述性分析。这些研究上的异质性恰恰是这些研究的优势所在，透过这些各不相同的维度和方法，我们得以捕捉产生不平等和贫困的若干因果过程。这些概念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组合起来为我们理解贫困提供综合性的解释。
框架（Frame）
“框架”这一概念主要源于舒茨（1962）、彼得·伯格和托马斯·卢克曼（1966）、戈夫曼（1963）的研究。一些文化社会学家探索了人们在认知层面上如何看待他们周围的世界。他们认为，没有人会简简单单地看待周遭事物，相反，每个人对社会世界（例如其中的社会关系、阶级系统、种族、邻里社群、组织关系）的看法都带有一个“滤镜”般的文化框架，这个滤镜使他们突出一些部分而屏蔽了其他部分。对“框架”最突出的应用是社会运动的研究。大卫·斯诺和罗伯特·本福德将“框架”定义为“一种诠释性图式，通过选择性地对现在或过去环境中的事物、情境、事件、经历和行为序列进行编码而简化和浓缩外部世界”（1992,137）。这些研究是为了回应先前资源动员论的社会运动研究流派，这一流派关注的是运动的领袖如何动员并获取运动所需要的物质资源，框架视角批判资源动员论，认为文化或象征元素对运动是必不可少的。无论动员了何种资源，如果运动人士不能改变潜在参与者的看法的话，就没办法完成动员（Small 2002,23）。
这一视角已被应用于社区贫困的研究。Mario Small（2004）分析了波士顿本地的一个拉丁裔社区项目中，他的问题是，为什么30年后，居民在当地社区的参与程度上有所不同。与所谓贫困文化的假设相反，他发现，参与程度的差异与他们所表达出来的“价值观”几乎没有关系，而更多的是与他们对社区的认知框架的差异有关。当被要求描述他们的社区时（这就揭示了他们的认知框架），两组人在将所居之地描述为“社区”还是“工程项目”（project）、是否描述该社区的历史这两方面存在不同。那些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有重要的政治和社会参与史的社区的人，通过积极参与在地活动，延续了他们心中的传统。那些认为这个社区只不过是个没有特别的历史的低收入建筑工程的人则不会参与活动。Small研究的是个体对社区的认知框架，而David Harding（2005, 2007）则研究了框架如何影响人们对贫困的反应。他发现，波士顿弱势社区的青少年比其他社区的青少年表现出更大的框架异质性（例如，在回答青少年怀孕是“尴尬”还是“没什么大不了”这种问题时）。因此，弱势社区的青少年手中有更多的选项来理解、应对他们身处的境况，这些认知选项既包括主流的观点，也包括他们自身另类的观点。
“框架”从两个方面精进了贫困文化的研究。首先，“贫困文化”预设了在相同的结构性条件下，人们会产生单一的文化反应，但是Small和Harding的研究都说明，很难在经验层面上找到所谓贫民窟居民所共享的文化和价值观，相反，贫困社区内部的文化框架存在重要的差异，文化反应存在普遍和显著的异质性。其次，这些研究重新界定了文化和行动之间的关系。文化规范-价值观视角假设了价值观和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而框架的视角倾向于假设二者之间仅存在Small（2002, 2004）所说的“约束”与“可能性”关系。框架不会直接导致行为，而是使它有可能发生。不过，如果这么定义的话，那么“框架”也不过被视为引起行动的一个必要不充分条件。
文化剧目（Repertoire）
学者们还将文化视为个人在行动时所动用的实践、信念和态度的集合。这支文献中最被广泛征引的学者是安·斯威德勒（1986），她将文化视为一种个人在“不稳定时期”（unsettled times）打开的工具箱（tool kits）。她认为，“文化影响行动的方式不是通过提供指导行动的终极价值观，而是通过塑造一个包含习惯、技能和风格在内的剧目/工具箱，人们经由这些工具箱来构建行动策略。”（1986, 273）。从框架的角度来看，文化是个人看待世界的一副“有色眼镜”，而从剧目的角度来看，文化是个人用来处理社会世界中诸问题的一套工具。
在斯威德勒看来，重要的并非价值观是否塑造了个体行动，而是手中的工具箱得以让他们采取何种行动。不同的工具箱包含不同的行动剧目，而有些人的工具箱里的内容又比另一些人多。斯威德勒认为用价值观来解释城市里贫困问题是很讽刺的，“在很多调查里，下层社会的年轻人们都说，他们也重视教育、也想去上大学。”换言之，他们和中产阶级在教育方面的价值观是一样的，但是他们的行动模式却和中产阶级保持了深刻的差异。斯威德勒认为差异的根源就在于他们手中的工具箱与剧目的不同，“如果有人去问一个贫民窟的年轻人，为什么他没有采取行动来追求和中产阶级一样的成功道路时，他们的答案可能不是‘我不想过那种生活’，而是会说‘谁，我吗？’”斯威德勒的意思是，贫民窟中的清寒子弟并不像中产阶级青年一样具备迈向成功之路的技能，而在一个并不具备熟悉的技能、风格或者成功办法的环境下，一个人就很难走向成功，因为人们更擅长走上一条已经具备熟悉技能的路、而非一条充斥着生疏技能的行动之路。
斯威德勒的这种视角将文化视为一套内部充满异质性，而非单一、连贯的文化系统，它使得一个群体内部可以存在文化的分化和矛盾。与框架视角一样，文化剧目的视角为群体内部的多样性和个体行动者多样的行动视角保留了空间。个体在行动过程中可以而且确实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故而这种视角使我们有可能理解在外人看来可能是自相矛盾的东西——例如，人们一方面相信婚姻的神圣性，一方面又在婚外偷生孩子。此外，它有助于确证哪些行动是不可能的：如果获得大学学历或维持长期婚姻的行动策略并不隶属于一个人的工具箱，那此人就不太可能采取这些行动。如今，要想进入一个竞争激烈的大学，其所需的行动技能包括联系ETS中心并注册SAT考试，获得学习材料或注册先修课程，接着要指明将成绩寄送到哪所大学，以及许多其他事项。如果一个17岁的年轻人不知道要做这些事情，这个人就不太可能进入这些很难被录取的大学，尽管从理论上讲，上大学似乎是一件合乎理性的事情，但没有相应技能就无法完成。清寒子弟往往需要多种剧目才能摆脱贫困，比如他们要学会怎么进入一所两年制或四年制的学院，怎么学习技术知识，怎么获致街头生存的智慧，怎么避免卷入街头暴力。
不过，正如Michèle Lamont（1992）所指出的，剧目视角也存在问题，它没有解释的是，为什么人们在行动过程中会选择某些剧目而非另外一些呢？在某种意义上，斯威德勒的剧目视角说明了文化的“供给侧”问题，但却没说明影响人们获得或者使用一套文化工具（比如注册考试以获得大学教育）而不使用另一套工具的原因。人们做出剧目选择的取决于机会，也受制于结构上的限制，这些限制既包括文化性的因素，也包括非文化性因素。另外，由于斯威德勒的定义里包括了“行动策略”、“剧目”、“技能”、“风格”、“习惯”这些各不相同的隐喻和概念，这就使得工具箱这个概念很不简洁。不过，这一视角确实弥补了早期研究范式中的明显疏漏，也就是文化系统内部的异质性和矛盾问题。
叙事（Narrative）
虽然框架、剧目和叙事都在认知上塑造了人们对其所处的社会世界的理解，但只有叙事是故事：它们通常具备开头、中间和结尾，并可以被清楚地识别一套话语。叙事和阶级的研究始于William Labov（1997）关于非裔美国人所用方言的研究。虽然“叙事”的定义很松散，但是一般来说，它表明人们发展出了一套对自己、所处环境和塑造他们的行为的其他人的理解（Somers 1994）。这种研究视角认为，当面对两种可能的行动时，一个人更有可能追求那个符合其自身叙事的行动，而不是那个可能对外人来说很合理、但对自己却说不过去的行动。
无论学者们是否明确地使用叙事的概念，他们都常认为，人们告诉自己的“故事”会影响他们如何理解自己的生活和困难。例如，Alford Young（2004）发现，在芝加哥的一个住房项目中，低收入的黑人居民在描述他们所遇到的困难时，很少强调种族偏见。这是因为他们所经历的居住隔离使他们很少和白人互动，因此，白人在他们的因果解释中并不突出。
叙事视角在阐明人们的自我认知时特别有用，包括一个人的自我受限感，和对他人的责任感如何影响行动，例如，一个人如何将资源传承给孩子。这一观点具有巨大的潜能，它表明，人们并非在受到某个动机的刺激后就自动采取相应行动，而是要在人们对自我的生活境遇有足够的认知、产生叙事后才有可能。定性的方法很适合于研究叙事，不过话语分析、内容分析、调查、认知地图和其他量化方法也同样适用。
象征性边界（Symbolic Boundaries）
象征性边界是物体、人和实践之间在概念层面做出的区隔（distinction），它作为“一个规则系统，知道了那些影响社会行动的互动”（Lamont & Fournier 1992, 12）。象征性边界把人从道德、经济、文化等方面区隔成有价值的和没价值的，它们是创造社会边界的必要不充分条件。社会边界表现为空间隔离、劳动力市场隔离和跨种族婚姻（Lamont & Molnár 2002）。这些社会边界提醒我们注意不同群体的人所划定的边界、控制边界“缝隙”的努力（他们在多大程度上监控着自己的边界）、用来划定边界和证明自己是谁的标准，以及他们排除在外或污名化的群体是谁。象征性边界揭示了个人如何含蓄但又明确地界定不同的社会阶层，特别是他们如何界定包括穷人在内的不同群体的特征和缺陷。因此，在美国，工人的自我定义总是强调勤奋、责任心和自给自足的品质，他们在自己和穷人之间划出了一条强烈的道德边界，其言下之意是，穷人比他们懒惰、还占工人阶级的便宜。相比之下，法国工人更有可能把穷人视为自己在资本主义境遇下的阶级兄弟，值得多加支持。法国人的这种观点源于本土的多种文化剧目，包括其强大的社会主义的传统、天主教还有共和主义的概念，这些都使得“团结”的概念广泛存在（Lamont 2000; Lamont & Thevenot 2000）。与美国相比，法国人针对穷人的经济再分配政策也截然不同(另见Gallie & Paugam 2000; Katz 1989; Silver, 1993)。
边界工作（boundary work）对群体的形成来说至关重要，它是建构集体认同的一部分，个体通过共同特征、经历和归属感的标准来区分“我们”与“他们”。一群人要想获得集体认同，就必须被局外人视为独特的，由此他们的集体认同才能具体化。对穷人的边界工作和身份认同的研究集中在穷人如何自我定义（把自己定义为工人、优秀的父母还是有道德良知的人)，而不是把他们的身份识别为特定的文化模式或所谓的贫困文化。通过隔离特定的文化模式作为贫困文化的中心和中间方面来为他们签署身份。理解贫困中人的边界工作，有利于我们分析他们所做出的选择。此外，在美国，穷人和非穷人之间的边界经常和族裔边界相重叠，它经常被争论，也被维护。譬如，父母常常强化家庭的族裔身份来避免他们的下一代被人同化（Noh & Kaspar 2003）。这种日常的边界工作再生产了关于种族的刻板印象，又强化了族裔间的群体边界。政策制定者们要想消除贫困中存在的种族差异，就应该避免各族裔的刻板印象。
“文化资本”指在各种情境中用来排斥他人的“制度化的（被广泛共享的），具有高社会地位的文化信号（signals）”（Lamont and Lareau 1988, 56），这一概念已被广泛用作分析生活风格和品味的差异如何促成不平等的再生产。它阐明了中产阶级和中上层阶级的成年人(专业人士和管理阶层)是如何将他们的阶层传递给后代的（主要是通过让他们熟悉教育系统所重视的文化惯习）。美国早期的相关研究倾向于关注高雅文化（例如DiMaggio, 1982），最近开始关注更广泛的文化物。
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
根据布尔迪厄和帕斯隆最初的理论框架（1977），穷人和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会受到学校教育系统的阻碍，因为学校惯于使用偏向中产阶级文化的评价标准（例如，广博词汇量的使用） （Bernstein 1993）。对于这些孩子来说，这种文化偏向往往会导致过度选择、自我排斥和“降级”或边缘化（Lamont & Lareau 1988）。他们内化了中上层文化更加优越的信念，因此，他们也是一种象征性/符号暴力（symbolic violence）的受害者，这种暴力导致他们贬低自己阶级文化的价值，并使用那些偏向中产阶级的标准来评估自己。
“文化资本”概念所提出的问题之一是，不同类型的资本是否能在不同的情境中运作，妇女、少数族裔、穷人或工人阶级对文化资本是否有着相对自主的理解（Erikson, 1996; Hall, 1991; Lamont & Lareau, 1988）。拉鲁 （2004）的《不平等的童年》表明，中产阶级、工人阶级和穷人父母对孩子课外活动的管理方式大为不同。这为他们提供了不同的文化禀赋或文化资本。拉鲁通过其民族志的田野调查发现，她所采访的中产阶级人士倾向于“有目的的培养”，并为他们的孩子规划了大量的课外活动。相比之下，她所采访的工人阶级和穷人父母更倾向于“自然成长”，与中产阶级相比，他们在管理子女生活方面参与得比较少。在她的研究中，工人阶级和穷人的闲暇时间是并不固定、较为松散，但这并未帮到孩子们学习到中产阶级孩子的技能，也没有帮助他们为职业生活做准备（自我指导、多任务处理、领导能力等等）。因此，拉鲁展示了闲暇的使用如何再生产了阶级不平等。在她的受访者中，阶级差异大于族裔差异;例如，黑人和白人中产阶级的父母在如何管理孩子的闲暇时间方面很相似。父母将不同的文化标准、取向和思维习惯传递给他们的孩子，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下，其中的一些相对优势会让阶级和种族的不平等延续下去。
对文化资本和文化消费的研究通过描述阶级间的文化分化和隔离，帮助我们理解文化是如何导致贫困的。例如，Bethany Bryson（1996）发现，中产阶级以其音乐品味的杂食性（从流行音乐到爵士乐再到古典乐）而和其他阶级区隔开来，中产阶级欣赏“除了重金属”以外的任何音乐形式，也就是说，他们最不喜欢在社会和文化层面上都离自己最远的那个阶级——工人阶级和穷人——所喜欢的音乐。因此，在布尔迪厄（1984）的基础上，她指出，分析一个群体都喜欢什么、讨厌什么对于理解边界工作来说都很重要。另外，在她的研究中，穷人和工人阶级所喜欢的音乐流派更少，而在一个看重多元广博文化的世界中，只喜欢有限的音乐就变成了他们的阶级标识。她认为，对文化的接纳度（tolerance）构成了中上阶层的文化资本。在我们看来，这种品味上的接纳和排斥导致了上流阶层和底层在文化上的隔离，这与阶级/种族）隔离制度（包括居住、学校、家庭、城市）相结合，创造了普遍的“我们-他们”的边界。如果我们要对更普遍的社会隔离的条件做广泛研究，就必须纳入这些洞见，毕竟制度性的歧视可能会在这种文化差异的背景下产生乘数效应。
最后，这一支文献也对那些认为如果文化内部存在异质性和矛盾，故而不能用以因果解释的观点做了回应。社会学家已经阐明了喜欢或讨厌什么文化是因阶级和种族而异的（Peterson, 2005）。国际上的一些研究表明，包括学校在内的许多制度性机构都迎合中产阶级的品味，这对工人阶层和低收入群体的产生了间接的影响。这些研究足以说明，文化差异不仅不是偶然的，而且具有强大的解释力。
制度（Institution）
越来越多关于制度的研究专注于精确地分析制度渠道如何对个人态度产生级联效应（cascading effects）。这些渠道对于理解社会排斥或合作的机制、机会来说很重要。理解合并和排除的机制和机会密切相关。制度可以被严格地定义为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程序、惯例和规范（Hall & Taylor 1996），也可以被定义为社会建构的共享的认知和诠释图式（Meyer & Row 1991），或者更狭义地被定义为正式组织。然而，不论何种定义，制度都促成或限制了人们对于种族、阶级、性别的理解与经验，而这些理解又反过来影响了贫困。因此，在综述的最后，我们要关注制度。当人们考虑到贫困政策时，制度的角色就凸显出来了。
Brian Steensland（2006）研究了1960和1970年代的保障年收入（guaranteed annual income）计划，分析了在图式、话语和制度三个机制中，文化如何导致政策的结果。他认为之前的研究集中在社会运动、国家权力和商业利益的解释上，但忽略了文化的作用（1280，n.8）。他强调的是一种诠释性的反馈机制。他的研究说明，支持或反对这一政策计划的人所使用的语言词汇都代表了对某种文化价值类别的支持，例如，是叫做“福利接受者”还是“有工作的穷人”，是称为“收入补充”还是“福利支持”，这反过来影响政策的制定。这说明了某些分类或边界在遇到相应的机会结构或制度时会影响特定文化图示的扩散，从而使得这些文化在政策制定中成为成规惯例，并影响分配政策。通过反馈或循环效应，文化边界变得制度化，并嵌入到政策、非正式组织和文化实践中，并系统性地排除某些类别的人群。这些文化过程对发达国家如何吸收和“处理”贫困产生了影响，包括劳动力的市场准入机制、反就业歧视政策等。调查这些制度化的过程使得我们要在更广阔的知识背景中重新审视贫困研究。它使我们更少关注个人，多关注政策、结构、制度，包括维持了区分“我们”和穷人的分类系统的文化和社会机制（O’connor 2001）。
未来的挑战
我们并非主张研究贫困和种族不平等的学者只关注文化，而是要引入思考文化的不同方式，并指出文化以多种形式与社会结构相互作用。
文化意义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它可能会在因果链的各个关键点施加干预，从而决定不同族裔最终是否会陷入贫困。它在各种情境中的作用是不同的，如果我们想要更好地理解文化在导向种族差异中的作用，那就需要将文化拆解成更加具体的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并没有试图在文中所指出的六种分析工具中做高下之分，它们每一种都可以说明不同的过程，文化意义经由这些过程导致了种族和族群之间贫困的不均衡分布。光靠过去的“贫困文化”理论是不能说明这些过程的。其中一些过程涉及到穷人的意义制造和决策的微观过程，另一些则涉及到社会层面的文化表征，这些表征影响了政策制定。
对于贫困的种族差异的研究，要建立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并在以下方面加以改进：首先，相关的研究应该及时更广泛地了解并掌握不同的学科如何收集、积累经验证据。熟悉包括定量与质性方法在内的各种方法可能是填补这一领域空白的必要条件。其次，研究者不应该出于对因果推断中内生性问题的担忧，就不去考虑和文化有关的现象如何生产和再生产不平等。事实上，尽管确定何为因、何为果在多变量模型中至关重要，但在涉及过程追踪法的研究中却没那么紧要。对内生性的担忧往往阻碍了量化社会科学家去考虑文化的因果作用。第三，我们需要更多异质的观点来解释文化和贫困相互之间的因果关系：框架、剧目、叙事会影响贫困，但是贫困也会反过来影响它们。探索文化变革是否会引起社会结构的改变可能是徒劳无功的，更有效的问题是在何时、何种条件下、文化变革如何导致社会结构的变革。当务之急是要改变讨论文化的词汇和概念，以超越过去那种对文化的单薄的浅见。
我们希望本文的讨论已能清楚地表明，研究者不太可能通过观察所谓的“种族文化”——也就是某一种族、族群或阶级的大多数成员共有的价值观或态度——来理解贫困中的种族差异。本文中的六种概念都把文化过程放置在个体或个体之间加以理解，而不是放置在族群这个整体单元中。理解文化如何导致贫困的种族差异的有效方法是理解不同种族背景的人面对歧视时，如何获得结构性机会、财富优势、社会资本以及其他机会或限制。文化因素应与这些因素一起加以理解，而不是独立于这些因素。生活在贫困境遇中的清寒人家如何理解他们所处的社会世界？更准确、更深入地理解这个问题，才能使研究者做出更好的政策建议。当然，文化也不能轻易地通过政策来操纵或改变。然而，如果政策或制度的拟定是基于对它们想要改变的环境更为全面的理解（并且和贫困中人的理解相一致），那么这些政策杠杆就可以是更有效的杠杆。
转自：“再建巴别塔”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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