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传媒观察杂志 ，作者何映霏 李龙飞
媒体融合研究
栏目宗旨
网络驱动全球，媒体联接世界。伴随着信息社会不断发展，新兴媒体影响越来越大。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成为我们面临的一项紧迫课题。
2014年8月18日，我国关于媒体融合发展的顶层设计文件《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审核通过，自此“媒体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2019年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我们要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这对媒体融合发展提出了更具体的要求。
8年来，全国各家媒体积极投身融合发展实践。在此过程中，媒体融合发展取得了哪些突破？遇到了哪些难题？进一步融合发展的着力点在哪里？如何从融合实践中提炼本土学术成果？……
基于此，《传媒观察》推出“媒体融合研究”专栏，力邀新闻传播领域的研究者、从业人员深度探讨上述问题，以期促进业界与学界的对话与合作，为推进媒体融合不断向纵深发展提供学术支撑。
本栏目主持人：颜云霞
投稿咨询电话：025-58680906
编者按
随着数字技术重构新闻生产范式，媒介融合实践引发作为行动者主体的新闻从业者职业认知剧变，学术界对此鲜有讨论。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助理研究员何映霏和博士生李龙飞在《传媒观察》第9期发文，以“新闻常规”为切入点，引入“脱嵌-再嵌入”概念，通过深度访谈的研究路径，探讨媒介融合策略下新闻从业者的行动逻辑和职业认知，以此来构建媒介融合的“在地性经验”。研究发现，在新闻生产层面，新闻从业者经历“一心一用与一心多用、专业与全能、深度与速度、把关与流量”的矛盾，囿陷于“多个平台各自为政、跨部门合作沟通障碍、内容创新受限”的组织架构困局，共同形塑着新闻从业者身份“泛认同”的职业新认知。
随着数字技术重构新闻生产范式，媒介融合实践引发作为行动者主体的新闻从业者职业认知剧变，学术界对此鲜有讨论。本文以“新闻常规”为切入点，引入“脱嵌-再嵌入”概念，通过深度访谈的研究路径，探讨媒介融合策略下新闻从业者的行动逻辑和职业认知，以此来构建媒介融合的“在地性经验”。研究发现，在新闻生产层面，新闻从业者经历“一心一用与一心多用、专业与全能、深度与速度、把关与流量”的矛盾，囿陷于“多个平台各自为政、跨部门合作沟通障碍、内容创新受限”的组织架构困局，共同形塑着新闻从业者身份“泛认同”的职业新认知。
一、引 言
2020年9月，国家层面发布了《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明确规定了各家媒体推进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的相关工作。对此，国内学界谈及最多的“媒介融合”是基于上一阶段“报网融合”场景下实现的深化改革。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自上而下的研究视角，忽略了新闻从业者作为行动者的主体性以及个体观念生成的具体情境，也忽视了媒体机构自身产业的结构特殊性、制度规范性等因素，且在阐释建构“地方性经验”上有所不足，距离成熟的全媒体模式尚有一定差距。
随着全球范围内数字技术重构了新闻生产程式，传统媒体生存空间被挤压、版面减少或停刊、新闻工作机会不断减少、新闻从业者频繁离职、新闻创新重要性凸显等一系列迭代性变化，不仅加剧了新闻业的不确定性，还加速了新闻业数字化转型中媒介融合的进程。经由“市场、资本、权力、制度”等多重角力的新闻业，开始转向以数字技术驱动为核心的生产逻辑和组织逻辑。数字技术作为一股外部力量形塑着新闻业转型的变革语境，重新嵌入在新闻从业者的新闻常规之中。
吉登斯提出的“脱嵌-再嵌入”概念意指行动者突破时空限制，从原有的场域中挣脱出来以重新进入新的场域。有趣的是，行动者的行动逻辑并非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开展，而是用一种混合式的姿态调适人与环境的关系。在这一经典理论启发下，媒介融合视域下新闻业的基本特征和“脱嵌”的内在机理高度相通。基于此，本研究将媒介融合视为一种整体性“脱嵌”实践。为建构不同媒体机构案例的“在地性经验”，本文以“融媒体编辑部”为现实图景，关注来自不同层次、不同性质媒体语境下新闻从业者的行动逻辑，试图回答这些问题：媒介融合语境下新闻从业者的新闻生产实践带来哪些新常规？媒介融合组织架构的变化，对其工作常规有哪些影响？这些新常规如何相互交织，共同形塑其新的职业认知？
二、文献回顾
（一）再议媒介融合与新闻常规
近十年来，学术界曾多次讨论“融媒体”“全媒体”“新闻融合”等概念，其本质上都属于“媒介融合”（media convergence）。数字传播技术的飞速发展从外部和内部改造着传统新闻业，新一轮数字新闻话语正在崛起。在此背景下，Kolodzy（2007）指出“媒介融合”是一种新闻生产及传播的新方式，也是新闻从业者合作、收集、制作和编辑新闻的基本要素，它是连接媒体组织内部人员的关键。詹金斯曾描述“媒介融合”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主要由“媒介产业、媒介内容、媒介技术和受众”四个维度构成。有学者认为当下新闻业的“融合”是传统媒体采纳的一种策略性的创新行为，即“不同媒介形态、媒体机构、新闻工作者以及受众之间的密切合作”。
20世纪70年代，塔奇曼首次提出了“新闻常规”（news routine）的概念。它是一种日常工作建制，又是一套固定流程和操作规范。实际上，“新闻常规”形成了一种固定的结构来限制组织成员的行动，使常规化的个人行动“程序化”和“形式化”。它不仅为复杂而多变的新闻工作带来节奏，也为个体与组织提供相互适应的过程，即：个体透过常规使混乱的工作得以秩序化，将自己的工作模式调整到与组织内成员一致；组织也通过常规来进行无形的控制和约束，与个体达成一种共识与默契。舒梅兹等人进一步将新闻工作看成是一份“异于常态的工作”。由于经常会发生很多突发事件，新闻组织必须将每天的日常任务予以“常规化”，才能让新闻生产得以顺利进行。然而，随着新闻业媒介融合的动态发展和逐步加深，新闻从业者的工作常规也会随之调整。
（二）媒介融合策略为主的新闻生产实践
数字技术对新闻内容和形式无疑产生侵蚀性的影响，以媒介融合策略为主导的新闻生产模式与新闻专业性开始建立复杂勾连。新闻生产流程正逐步实现数字化，传统新闻生产周期正被压缩，新闻信息总量在增加，新闻生产的“截止时间”被提前，预示着新闻文化从过去“质量优先”向“速度优先”转变，新闻从业者对新闻节奏和工作量的感知也发生着变化。
目前有关“媒介融合影响新闻从业者的新闻生产实践”有两种研究取向。第一种是探讨新闻业“时间性”和“技术可供性”之间的关系。随着现代社会“液态”特征的出现，人们开始不断追求“即时性”或“瞬时性”，“等待”的时间感已荡然无存，人们需要立刻得到满足，而“即时性、互动性和参与性”恰好是区别传统新闻常规的主要特征。在Starkman（2010）看来，新闻从业者工作节奏的加速，主要是为了降低机构运营成本，在从业者数量不断减少的情况下，只有压缩新闻从业者的工作时间和提高工作效率，才能满足原有新闻生产需求。王海燕（2019）认为在新媒体语境下，新闻从业者感知新闻实践的变化表现为“加速、提前、拉长和冲突”的时间特征，这种加速的时间极大地影响了新闻价值、新闻常规和新闻文化。周睿鸣（2020）从“时间性”视角对“澎湃新闻”个案进行了深度剖析，认为当下的新闻产品更像是一种“互联网产物”，不断适应从丰富的信息资源中筛选线索，适应不断变化的截稿时间和快捷的生产这种新的新闻生态系统。
第二种是从新闻从业者对媒介融合的态度和身份角色展开的研究。丁汉青（2018）指出，网络新闻从业者存在着三种不同类型的职业认同危机，即“价值认同危机、专业认同危机和角色认同危机”。王辰瑶（2018）总结了大量国外媒体机构新闻融合的案例，她发现新闻从业者对时间、多媒体技能产生的焦虑，以及对管理层、媒体结构机制表现出不信任，从业者对新闻创新中的融合行动持负面的态度。何瑛、胡翼青（2017）对人民日报“中央厨房”模式展开调研，发现通过架构创新式融合，中央厨房虽在内容生产上完成“一体策划、一次采集、多种生成、多元传播、全天滚动、全球覆盖”的新闻生产流程，但在具体实践层面上还留存诸多问题，从业者的权威性和能动性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经过文献梳理后发现，众多研究主要通过管理层自上而下的视角，聚焦于媒介融合赋予新闻从业者新闻常规的普遍性，忽略了其作为行动者的主体性以及个体观念生成的具体情境。诸多媒体机构纷纷试图仿效以“中央厨房”和“澎湃”为典范的成熟融合模式，又往往忽视自身结构的特殊性以及缺乏制度规范性。这些媒体机构在向媒介融合推进的道路上呈现出差异化的路径，融合度也会有分歧。显然，这些文献在新闻生产“地方性经验”建构与阐释方面还有所不足，还需要从新闻机构多样化的情境这一要素去考察新闻从业者的行动逻辑。
除此之外，媒介融合下的新闻业与“脱嵌”的内在机理高度相通，呈现出新闻内容生产的协作性、传播瞬时性、信息共享无边界性的特征。诚如吉登斯所言的“脱嵌”（“脱域”disembedding和“嵌入”re-embedding的简称）关系：个体的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从通过对不确定时间的无限穿越而被重构的关联中“脱离”出来，重新“嵌入”在新秩序中。因此，本文引入“脱嵌”概念，将媒介融合视为一种整体性“脱嵌”实践，将不同媒体语境下的新闻从业者作为一种“脱嵌者”，力图解释媒介融合赋予从业者在新闻常规中的行动逻辑与职业认知。本文采用深度访谈的方法，于2020年2月至9月之间进行多次采访，共采访了30名新闻从业者，采访时长为30分钟至60分钟。主要通过“面对面、微信语音和电话访谈”方式进行，采访对象均为记者或编辑，年龄在25—48岁之间，以此获取一手资料。
三、新闻生产层面：
从“旧惯习”到“新常规”
媒介融合语境下，新闻生产层面的旧惯习与新的新闻常规（简称“新常规”）之间发生激烈碰撞，主要表现为“一心一用和一心多用的矛盾、专业和全能的矛盾、深度与速度的矛盾、把关与流量的矛盾”。
（一）一心一用和一心多用的矛盾
媒介融合之前，新闻从业者独立地完成新闻生产，各自向所属平台供稿，任务分配清晰，根据报纸发行周期，如日报、晚报、晨报等不同时间节点安排一天的采写任务。媒介融合之后，从业者开始为多平台供稿，尤其是参与新媒体平台的编辑，一人分饰多角，变化多种叙事风格撰写新闻内容，新闻从业者无形之中只能暂时放下曾经的一心一用，一心多用才能提高工作效率，完成既定的考核任务。
以A1所在的报社为例，为响应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理念，该从业者所在的日报与集团内部一家晚报合并，其工作方式和工作量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合并之前，我主要负责对口政府条线。每周五中午1点开始报选题，之后计划下一周的工作安排，整个节奏在我的掌控之中。合并之后，编辑部要求记者同时给两家报纸供稿，由于两家报纸出版时间不同，截稿时间也存在差异。在一天工作安排中，假设早晨的采访定在9点，我须在上午11点之前，将稿件采写完发给晚报，接下来完成日报的采写任务。晚报新媒体端为24小时供稿，我只能腾出下午至晚上的时间去额外完成，而晚报的“新媒体稿件加工”环节需要本人参与编辑，为适合新媒体的叙事方式还必须重新调整内容，同时我还需要处理其他通讯员发来的稿件，整个人像上了发条一样，非常疲惫。（A1）
（二）专业和全能的矛盾
融媒体编辑部开始对从业者提出了“一专多能”的复合型新闻人才的高要求，但“全能”和“专业”二者本身相互排斥，过分的全能可能会削弱原来“做新闻”的质量。“一专多能”打破了传统文字记者、摄影记者和电视记者等单科培养的惯例，要求记者掌握多种数字化技能，试图打造一批“提笔能写、在场就播、对镜能讲、举机能拍、数据化操作”，拥有“十八般武艺”的全能型新闻从业者。
尽管现阶段来看，全能需求能全方位提高新闻采集的效率，但执行过程中却困难重重。一是因为大部分新闻从业者没有接受过传统新闻专业技能以外的培训，很多时候他们临时接到领导规定的任务，只能到现场“临阵磨刀”。二是因为新闻从业者的工作时间和精力本身是有限的，如果分配其他时间去做采写任务以外的事，就只能降低本职工作的效能，如此才能完成其他考核任务。因而，附加技能可能会削弱他们的新闻专业能力，无法保证原来做新闻的质量。“全能”不能代表“精通”，全能从业者目前只达到“全”，离专业技术水准还有一定距离。
现在领导要求我们出去采访时，都要顺便拍一段视频，但我拍得并不专业，因为以前学校新闻专业重视采写。对于一些新技能，我们也只能靠自学。其实我们一直呼吁单位多给我们搞一些技术培训，但是没有回应，这老拍也没啥进步啊。（A8）
（三）深度与速度的矛盾
媒介融合加剧了媒体外部同行之间以“速度”为目标的竞争较量，同时也加深了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之间的竞争。新闻从业者在“深度”和“速度”之间作出选择，实质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张力的过程，因为追求速度感的同时可能会牺牲新闻品质和可信度。在过去的生产流程中，速度有其“限制性”，只有在争取独家新闻时媒体间才会竞相角逐。对一些有固定时间节点的报刊而言，新闻快讯通常也需等到第二天才能刊发，外部同行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没有想象中激烈。
我可以用“争分夺秒”来形容新媒体之间的PK。有一次参加活动，台上嘉宾一人在发言，下面坐了20家媒体。对这20家媒体的记者来说，这个信息传播是一视同仁的。内容同时给到你们这20个人，但是你们20个人谁先发出来？就看你们自己的本事。（A15）
A6是一家市场化报纸的新闻从业者，主要负责对接企业、产业条线。在一次对企业高管的专访过程中，该企业同时安排了另一位新闻从业者进行专访。他们两人各自拥有1小时的专访时间，但彼此不出现在对方的现场。但就传播度和影响力而言，A6认为另一位新闻从业者的稿件写得更出彩：一是网络媒体比传统报纸的从业者赢得了一个12小时的“加工时间”，二是传统报纸叙事风格、版面篇幅等因素并不能适应新媒体时代的受众阅读习惯。
我的采访时间是当天16点至17点，但要在晚上21点之前交稿，我需要在17：00 ~ 21：00时段去完成这篇稿件，再交给编辑进行一系列排版、印刷和出版等流程，第二日才以电子版在网络中见刊。而另一位记者所在媒体是一家网络媒体，就媒体属性来说，发布信息拥有“即时性、大容量”等优越性。两篇专访都在第二天清晨发布（包含电子版）。我可能还是过多地受传统报纸写作思维影响，写这篇文章时希望带给读者更多“干货”，加上报纸版面的限制，没能一一展开，导致内容读起来“太干”，显得有些枯燥无味。而另外这位记者的文章从整体加以包装，可读性比较强。我想传统报纸呈现的深度访谈，如果把它做成“即时新闻”其实是不现实的，尤其是出版环节本身就会比网媒慢一拍，竞争上可能会有劣势。（A6）
（四）把关和流量的矛盾
媒介融合变相地加深了媒体内部的竞争。过去惯用的工作常规中，条线分配最初是为了避免同事之间不必要的冲突。如今，新闻无形中变成“点击与流量”的追逐者，“流量为王”的思维逐渐变成新闻从业者的考核机制和评价体系。他们在这场赛跑中难以在“有品质、有价值”的深度新闻与“夺人眼球、数量取胜”的即时新闻之间取得平衡，导致专业把关不足，使新闻从业者的新闻伦理冲突更加突出。
正如一些媒体机构将阅读量“10万+、100万+”作为考核目标，将个人发布在微信端、客户端等稿件的“阅读量、点击量、转发量”与个人绩效直接关联起来，以发奖金形式表示鼓励，或直接列入年度考核，这种形式的确提高了新闻从业者工作的积极性，但相对地，影响了把关人对新闻价值的选择和判断。为了一味追求“流量”，一些从业者炮制出大量夸大、文不对题的“标题党”去吸引受众，甚至不经求证就随意抄袭，或是利用低成本的技术手段模拟用户行为，增加虚假的阅读数据来攫取流量红利，忽视新闻内容的质量，造成了新闻业的恶性竞争。
A23是一位从事20年新闻工作的编辑，目前她所在的媒体机构从业者的稿费标准与稿件“点击量”直接挂钩，如果点击量没有达到预期，几乎拿不到当月的绩效工资，这对基础薪资较低的从业者来说，无疑加重了工作压力。她认为“点击量”对从业者而言虽然可以起到正面激励作用，但她有时候也会感到困惑，高流量的新闻并不完全等同于高价值的新闻内容，从编辑专业角度与受众角度分别评价一条新闻的价值，两者结果甚至会背道而驰。
我们稿费标准是按点击量计算的，对记者来说确实有吸引力，他们也开始慢慢地养成这个习惯，也表示认可。“10w+”的稿费就会非常高，而那些不是很高或完全没有点击量的稿件就没有稿费。有时候我也纳闷，记者随便拍一个短视频，可能会比他好好写一篇稿子的点击量要高很多，比如除夕当天拍一下北京空旷的街道，你说有新闻价值吗？说实话我觉得没有，但点击量都挺高，这也体现了受众的需求。（A23）
四、组织架构面临的现实困局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县级融媒体建设的战略方向，旨在从媒体管理、运营全方位与所有要素层面进行改革。而这种“新变化”最初体现在部门结构性调整上，通过减员、缩编进行岗位合并。但目前来看，组织架构层面仍然面临“多个平台各自为政、跨部门合作沟通障碍、内容创新受限”的困局。
（一）多个平台各自为政
媒体机构结构性的调整必然带来意义框架的重构。以A11为例，该从业者所在媒体是一家以区级地方命名的综合类报纸。在响应“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以来，该报社与平级的区级电视台进行合并，但内部运作并未展开实质性互动，还是“一块牌子，两套班子”的格局，导致重复建设、无序竞争。譬如，尽管编辑部配备了文字记者和电视记者，但由于双方专业条线基本雷同，职责划分模糊，在融合初期缺乏合理的分工与协作，多个平台仍然各自为政，甚至出现记者采访“撞车”现象，容易引起记者之间的冲突，造成资源浪费。
说起来都是血泪史了！刚开始矛盾还是很大的。媒体融合后变成两班人马，领导拿掉哪班都不合适，所以看上去我们是一个部门，但两拨人各干各的、互不干涉。有一次参加活动，在媒体签到的时候，负责人说你们媒体的人已经签过字了，我说怎么可能？后来一查原来是同单位电视台那边的记者签的字，可能是主办方在联系记者时误以为还是两家单位，所以邀请了两拨人。所以这次合并与初衷是不相符的，仅仅是形式上的调整，并没有带来真正意义上的融合。（A11）
（二）跨部门合作沟通障碍
随着媒介融合的加深，传统新闻编辑部逐渐打破了传统纵向新闻生产流程中部门之间的分工界限，实现了每个环节都能相互渗透，但采编部门与新媒体部门会因跨部门沟通成本高而无法产生良性协作机制。一些大型媒体机构纷纷成立了“新媒体部”或“融媒体中心”，在级别上与传统采编部门是一种既独立又平行的关系，新媒体部门有技术团队，但编辑没有采访权，而传统媒体记者手中掌握着重要的采访资源。两个部门本应该取长补短合作，但研究发现，新闻从业者自下而上发起选题策划和推进部门合作时，会因为多重阻碍而无法推进。可见，管理制度不完善依然是媒体机构系统性推进媒介融合策略中的难点。
以前我们文字记者做完采访后，都由新媒体部进行加工。随着新媒体平台影响力扩大，他们招的人手也多了，更有自己独立策划的能力。但我们采编部有资源，经常能采访到很多大咖。比如在与大咖进行采访沟通时，双方都希望在文字采访基础上加拍视频，他们就会紧接着问：“视频怎么拍？大概播多长？什么时候推送？”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是做不了主，我们部门主任也做不了主，整个流程须先通过我们主任的审批，然后由他出面再去跟新媒体部那边协调。其实沟通成本很高，要动用多层关系才能完成一个合作，拖到最后这个事就不了了之。（A29）
（三）内部创新受限
新闻机构内部的创业创新与媒介融合的发展紧密相关，许多编辑部鼓励记者在垂直领域进行不同程度的创新，如开创自媒体号、新媒体栏目等，但记者却因媒体内容管制、隶属范围模糊、媒体资源倾向等问题受阻。
当下，微信自媒体号以及植根于各大平台的新媒体频道，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逐步构成内部创新的新闻新生态系统。A22所在的媒体虽然是一家体制内媒体，但这家媒体所在城市拥有开放、包容的氛围，不断鼓励每个媒体人的创新行为。鉴于之前该从业者所负责的版面是“文化与读书”，自2019年以来，报社除全媒体图文内容之外，还增加了一个音频栏目，她开始带头踊跃尝试，在原有版面基础上，以自己朗读的形式制作“有声阅读”，甚至还想在其他短视频领域进行探索。尝试一段时间后，每当她向领导建言时，又因为部门内部资源倾向等问题而无法推动。
新媒体创新我们很想尝试，但是总得不到上层的支持，就以我们自己一个小编辑部的力量，根本做不了。我们整个报社也有全媒体中心，但他们做的项目都是那种可以挣钱的，或和市政府合作为报社带来资源的，这样才受到领导的青睐。（A22）
五、“泛认同”的职业新认知与自主性的削弱
新闻生产和组织协作带来的混乱与无序，是对传统新闻常规的“规训”与“挑战”，其加剧了新闻从业者的职业身份认同的冲突与碰撞。从传统的新闻生产模式中“脱嵌”后，“再嵌入”到新的数字生产场域中，从业者因职业身份的不确定性而产生对未来发展不明朗的职业焦虑，他们在回应媒介融合带来的不适应时，并不完全是“抵抗”或“顺从”，而是一种“泛认同”。这种“泛认同”身份的获得是基于认同的漂移性，呈现出“片段性、暂时性”等特征，更在于不断的流动状态中。
首先，当传统新闻属性被弱化时，新闻从业者以“审慎”的状态重新看待这份职业身份。目前以“速度和效能”为目标的数字新闻话语正在崛起，这种转型背后透视着新闻价值的变迁，催生出一种崭新的新闻生态。但一部分从业者不愿被信息巨浪吞噬，仍想驾浪抵岸，尽可能争取新闻人该有的那一份尊严和独立性。
“宁可舍弃一些新媒体文本上的美化和包装的时间，也要去核实新闻报道的准确性，更在意事实细节。”（A10）
其次，新闻从业者迫于媒体转型的现实压力，认清当下技术赋能的媒体趋势，认为应该更新自身数字化技能和专业知识储备，提高自己的数字素养，但繁重的工作量和原有的考核任务让他们力不从心。因此，他们表面服从组织管理，但内心却依赖于旧的新闻生产常规，通过比较与筛选、选择性和暂时性地参与来确定一种行动策略。
全媒体发展是媒体大势所趋，我也在拼命学一些新东西，毕竟媒体更新换代很快，媒体人需要一直保持活力，才能免于被职场淘汰。但领导对我们提出了太多要求，一天时间有限，真没有时间顾及方方面面，后来就敷衍或拖延。毕竟我知道真正绩效考核还是和稿费紧密挂钩，而不是做其他，我只能比较、筛选这份任务的重要性，侧重选择做哪些事。（A5）
再次，媒介融合强化了新闻工业化属性，削弱了从业者的自主性。新闻组织似乎又回到了新闻社会学研究第一波浪潮中塔奇曼曾描述的新闻业，即“在常规中运行的新闻工厂——就像新闻生产流水线的一颗螺丝钉，每日各负其责，他们变得孤独、呆板，缺乏鲜活性和创造性，只能被动地接受一切安排”。可见，目前初级阶段的媒介融合在某种意义上再次强化了新闻工业化属性，削弱了从业者在融合进程中的自主性。正如一位新闻从业者所说：“现在真的很难有时间去打磨一篇稿子。”（A3）新的组织秩序使他们重新筑造着有限的职业边界，难以形成一个以能够发挥从业者主体性作用的行动路径和新闻专业身份为联结的职业共同体。
六、结 语
本文通过对新闻从业者的深度访谈，构建了媒介融合自下而上的“在地性经验”，揭示了新媒介技术变迁下从业者面对多样化的媒介情境的行动逻辑和职业认知。在媒介融合的策略下，新闻从业者在新闻生产层面产生的旧惯习与新常规之间的碰撞，组织架构层面产生的分工、协作与创新的隔阂，两者相互交织在一起，共同形塑着从业者的职业身份“泛认同”的新认知。
媒介融合可视为一种“脱嵌”实践，赋予新闻从业者“脱嵌”的职业形态，媒介融合时代的新闻从业者作为“脱嵌者”，夹带着传统职业意识形态和传统常规，从过去实践经验和生产模式中脱离出来，又在新常规嵌入的情境中发生互动，内化为从业者一种新的职业规范。其不断与原有职业身份进行协商与重置，重构了一种新的社会关系和职业身份，塑造了以数字新闻话语为核心的生态环境，以此来应对他们新闻职业生涯的不确定性。
（载本刊2022年9月号，原标题为《常规“脱嵌-再嵌入”：媒介融合视域下新闻从业者的行动逻辑与职业认知》，注释从略。学术引用请参考原文。）
转自：“再建巴别塔”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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