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届“政治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综述

以下文章来源于政治传播研究 ，作者政治传播研究

第九届“政治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综述

2022年10月2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传播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治传播研究中心承办，《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协办的第九届政治传播与社会发展论坛暨第六届政治与传播研究生论坛在北京举行，与会者们围绕“数字中国建设与政治传播研究”的主题展开讨论。

在主题发言部分，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所长胡正荣作了题为《治理现实与传播理想》的发言，他认为中国的媒体融合、全媒体传播体系要与治理能力、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相互赋能，一方面要打造自主可控的全媒体自有平台，另一方面要让全媒体传播体系在网络社会的有机体中扮演社会运行、治理的神经系统。中国传媒大学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政治传播研究所所长荆学民的发言题目为《现时代国际政治传播我们该怎么说》，他指出中国要做好国际政治传播，必须意识到政治性是国际传播不能回避的本质属性、国家是人类社会进行国际政治传播不可替代的操持者，同时应注意避免国际政治传播中的经济、文化、科技、社会的意识形态化，不能回避各个国家在政治上的国别经验和具体智慧。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胡泳在其发言《李普曼与我们的世纪：重思公共性与民主》中指出，更多的信息并不一定会导致更多受启蒙的公民参与，也可能带来更多的噪音与无知；而只要一个民主国家能够保持开放的话语和合理的辩论渠道，事实的真相总会浮现出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网络交易监管司副司长张道阳在题为《数字经济时代市场监管领域的“变与不变”：观察、思考和应对》的报告中强调了中国数字经济监管工作的基本理念，即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同时要统筹安全与发展，建立数字经济领域的市场秩序，他认为数字经济治理必然经历“从数字化治理到治理数字化”的过程。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教授、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佟德志以《基于大数据的舆情治理及其限度》为题进行了主题发言，他认为运用大数据进行舆情治理具有其天生的优势，同时也具有限制性：不同于传统民主的民意被动采集过程，大数据民主不需公众主动进行表达就可以通过数据采集分析民意；但是大数据民主也具有舆情偏差和治理偏差等限度，应该重视但不迷信从网上采集的舆情，从大局上进行判断与决策。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中心研究员刘永谋的发言题目为《祛魅大数据治理》，他认为大数据治理是目前智能技术治理的根本,其依赖海量数据的采集、挖掘和解析，需警惕伪技术治理、非科学专家政治及反技术治理，而准技术治理虽不是完美的治理模式，却是令人满意的务实主义方案。

在数字技术与政治传播分论坛上，学者们集中探讨了数字技术对于传播秩序、体制的冲击，针对网络舆论、智慧城市等实际问题建言献策。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互联网法律研究中心主任方禹指出数据法治是当前网络法治建设的主要部分和重要内容，新媒体传播秩序成为规范重点。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国际关系学院拉美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马立明、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黄泽敏发现社交机器人活跃于国际舆论场并散布假消息，成为计算宣传中的信息武器。要遏制这种信息技术的滥用则需保持警惕，拒绝网络霸权主义与军备竞赛逻辑，在完善国际网络安全公约体系的同时强化民间牵制力量。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传播研究所、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苏颖梳理了互联网时代比较媒介体制的理论推进，她认为在学术对话的过程中比较媒介体制研究实现了原初理论基础从系统理论向历史制度主义的“升级”，反映了全球媒介体制正处于一种结构性转向的历史进程中。西南大学新闻传媒学院副教授汤天甜、硕士研究生温曼露在其研究中指出短视频促进了舆论的形象化、广泛化、智能化传播，但同时引发了视觉隐喻中的认知错位、算法规训下的技术桎梏、情感期待下的群体暴力、交互反转后的信息疲倦等伴随性风险，是威胁社会稳定的不确定因素。澳门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叶桂平、澳门城市大学葡语国家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孟静文以‘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为理论根基，指出澳门数字智慧城市建设中仍存在着评价监测力度不足、资源共享体系不完善等问题，急需通过制定发展规划、培养引进人才等路径补齐短板。

政治传播与国家治理向来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针对此议题，学者们结合自身在全国各地城乡的实地调研情况探讨基层治理中的经验与不足，同时就数字时代国家治理不可避免的网络舆情治理问题展开讨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宫贺、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董旭通过对 13 个试点城市中安置“政务互动屏”的社区进行经验分析，建构了以“嵌入式媒介”为核心的社区治理与沟通模式，同时指出居民对于人脸信息等隐私数据的泄露担忧是“政务互动屏”推广过程中的一大阻碍。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讲师向青平研究了湘西村级微信群中国家与乡村社会的沟通过程，指出微信群塑造了社会化社区和科层制弱化的虚拟治理场景，为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信息流动提供了结构化的管道，冲击乡村社会代理人作为沟通中介的治理模式，国家与乡村社会在协商沟通中再造乡村秩序。上海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尤游、硕士研究生李桂童基于上海市C村的危机治理实践展开研究，发现新媒体环境、公共政策与乡村人际传播场保障了不同群体先后有别的地获取危机相关的信息，而农村社区在组织和动员上不仅有基于现代化治理文化的上传下达，也有基于传统理性与通俗理性、全体村民在乡村的媒介传播场域中基于讨论交流和不断推翻否定进而达成一定程度的共同意会，这些促成流动的农村在面临危机时能够迅速建立起新的共同体。西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张爱军将网络舆情分为政治舆情和非政治舆情、突发政治舆情和常态政治舆情、群体性事件政治舆情和非群体性事件政治舆情、重大政治舆情和非重大政治舆情，进而指出治理政治舆情需要对归类政治舆情的差序治理和归因政治舆情的差序治理。

网络舆论是数字化时代中政治传播面对的特殊对象，在“政治传播与网络舆论”分论坛中，学者们从多个角度切入，探索数字时代中国舆论场、国际舆论场对政治传播的影响。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韩为政以2010年至2019年期间36起民族主义话语事件为例，考察社交媒体民族主义话语在情感表达层面呈现出的特点与发展动态，发现以“帝吧出征”事件为节点，社交媒体中的民族主义话语分为强烈的“愤怒”型情感，以及之后出现的“赞扬”和“轻蔑”为代表的多样化情感类型。中共内江市委党校专职教师吉木拉衣以广西地区的473份问卷调查为基础，指出互联网不仅能够扩展线上关系网络和线下交往网络，还能提升政务、经济和社会评价。贵州民族大学民族文化与认知科学学院副教授李科生和硕士研究生张婷、熊盼盼应用政务舆情回应模式探索政务舆情回应的实效模式，他们发现将政务舆情的“借风使船”模式与回应工作有效结合，有助于解决回应渠道梗阻、回应影响力和传播力低下、回应“本领恐慌”等问题，并与平台之间形成优势互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马得勇与博士研究生黄敏璇探讨了中国舆论态度是否存在极化及其形成机制，研究认为中国网民的态度立场是一种单峰型的分布态势，并且普遍存在高估他人与自己持有相同观点的“虚假共识”效应和高估实际观点比例的“感知偏误”现象。中国政法大学光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祖昊、中国传媒大学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讲师段锐、中国政法大学光明新闻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陈硕总结了“萌化”政治传播的三种社会政治效能——对权力象征的人格化补位、实现离散社会意识收编、强化社会政治动员，同时指出了现实中的“萌化”政治传播尚存在权力建构矮化、社会意识收编脚本单一化、游戏式参与纯娱乐化的问题。

在“政治传播与意识形态”分论坛中，学者们对华夏传播精神以及网络舆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形塑与影响进行了讨论。天津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副研究员董向慧结合人类学、考古学等学科知识探讨了传播史上围绕玉器时代形成的“媒介域”对华夏传播精神三方面的形塑：一是整体性宇宙观的传播思维，二是圣王合一的传播者崇拜，三是象数符号的传播知识特征。大连海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秦小琪与院硕士研究生李灵艺认为网络媒介与饭圈经济的融合发展一方面可以是饭圈经济与主流意识形态融合，另一方面会蚕食青年人的身体和心理健康，影响主流意识形态对于青年群体的正向引导，研究也提出了相关实践层面的建议。河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新刚和硕士研究生何作为探讨了舆情场域中泛在化社会舆论的冲击、媒介工具理性规约等因素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影响，并提出了要通过合理应用“灌输”模式、加强信息监管力度构建传播媒体矩阵等方式引导正确舆论导向，凝聚社会共识。中国矿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张彦华与中国矿业大学网络风险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顾秦一、耿文琪指出网络政治舆论对意识形态安全的影响过程呈现出较为鲜明的资本逻辑、技术逻辑和情感逻辑等三重作用逻辑，且基本贯穿于网络政治舆论和意识形态资源的生产、分配和消费过程，并提出建构“元治理”格局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等风险治理建议。

国际政治传播是政治传播亟需关照的现实问题，学者们“将论文写在大地上”，通过研究构建了数字时代国际政治传播中精准有效的对外传播话语体系，为如何塑造中国国家形象、对抗西方霸权体系话语提供了多元视角。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冯杰等人选取四个危机事件，从五个层次归纳中美双方在国际传播中的框架竞争，认为事实的动议不再是重点，双方倾向于从定义、性质角度建构合法性，以程序和行动推动事件进展。中国与拥有话语霸权的美国进行框架竞争这一行为本身便是一种国际话语赋权，而通过阐释事件的负面影响可与美国进行框架竞争，弱化其舆论收益。南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高冉与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本科生高玥、李林霏通过对美欧中俄数据跨境政策的比较，指出不同行为体对数据跨境的重视程度影响着各行为体数字政治外交的偏好，而全球尚未形成统一的数据跨境流动标准，这加深了数字政治外交的复杂程度。中国传媒大学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金勇与硕士研究生刘家豪基于对2017-2021年中韩年度票房前五十电影的研究，发现中国电影更多围绕国家立意叙事，而韩国影片更聚焦社会层面，两国都曾面对国家硬形象电影的传播局限性，并走向新的叙事转变。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研究员刘典和北京科技创新中心研究基地助理研究员赵婧如阐述了数据资源的重要性，研究在阐述国际传播的范式与权力格局的变动后提出，中国拥有大规模的互联网企业、媒体平台与数据资源的经济体，在此变动中更应积极探索公共与私人部门交融的国际传播新范式，为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天津大学新媒体与传播学院副研究员杨伊璐和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关天如以海外民众对华信任为研究重点，分析我国可信国际形象塑造的现状及影响机制。

本次论坛还特别设立了六个研究生分论坛。与会研究生主要围绕数字技术与政治传播、政治传播与数字治理、数字时代的国际政治传播、政治传播与政治参与、政治传播与媒介话语和政治传播史论等议题进行了学术报告。

转自：“国际新闻界”微信公众号

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