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期、土地改革过程中实施的改革动员、基层治理路径乃至宣传动员策略，对理解当下社会治理路径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请看下文：
作者：何志明
来源《史林》2022年第5期
摘要
基层干部匮乏是1950年代初期新区乡村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借助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奔赴万千乡村的工作队成为培养一大批新式乡村干部的关键力量。在土地改革运动中，作为“临时性”“非常规性”的权力机构，工作队不仅代表国家推动土改在乡村中的迅速贯彻，而且借助诉苦斗争实现了乡村干部的初步“生产”。在土改实践阶段，工作队充分训练乡村干部的独立工作能力，及时塑造后者的法理型权威，实现从“非常规性” 权力向“常规性” 权力形态过渡，保证了土改结束工作队撤离时乡村权力的平稳交接。这一转换最终构成此时期新区乡村干部生成的内在逻辑。
关键词
1950年代初期;新区;土改工作队;乡村干部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工作队无疑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作为临时性的非常规权力组织，工作队代表国家进入乡村，推动土地改革，重组乡村权力结构，保证了国家对于乡村社会的掌控，学界对此已有为数众多的研究成果。关于工作队的角色定位，目前国内外学界有两种观点:一是中共土改政策在乡村中的实验者，意在强调土改工作队与乡村干部的合作关系;2二是国家权力在乡村中的贯彻者，着重突出两者之间的竞争关系。尽管两种观点泾渭分明，但仍然存在共同之处，即均以“组织”的维度，分析工作队与乡村权力结构变迁之间的关系。然而与村庄常设的党政机构不同，“临时性”和“非常规性”是工作队的显著特征。为保证土改结束、工作队撤离后乡村政治格局的延续，工作队除了上述两个角色外，还扮演了乡村干部培养者的角色，从而保证这种“非常规性”权力在乡村中向“常规化”“常态化”的权力形态过渡。这提示我们，从“人事”的角度探讨工作队在土改过程中培养新式乡村干部方面的政治功能，无疑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鉴于此，本文在运用档案文献，并结合对亲历者口述访谈的基础上，对1950年代初期土改工作队的这一政治功能展开专题研究，进而探讨此时期乡村干部的生成逻辑。
土改初期乡村干部培养过程中出现的偏差
195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在广大南方新区首先面临的问题是乡村干部的大量匮乏。因此，在短时期内选拔与培养一大批新式的乡村干部，自然成为新政权管理乡村的当务之急。此时期南方新区开展的征粮、剿匪、减租、退押以及土地改革等诸多社会运动，成为实现乡村干部新旧交替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土地改革全面启动后，各地迅速组建土改工作队并进入乡村，在重组旧有权力结构的同时，还肩负着选拔大量乡村干部的重要职责，以保证土改结束后权力的平稳交接与过渡。然 而，土改初期一些工作队对于这一职能定位缺乏认识，他们往往将完成土改视为第一要务。例如，在湖北个别地方，工作队“搞起土地改革竞赛，看谁搞的快” ，川北区一些工作队则忽视对积极分子的考察与选拔，在工作中包办代替，“ 开会自己讲，处理事情自己出头” 。在西南区，这种工作作风被批评为“ 裸体跳舞” 。
所谓“裸体跳舞”，即工作队出于对当地乡村干部的不信任而采取包办代替的现象。这种不信任首先体现为将原乡村干部撇在一边，选拔新干部时又较为随意，忽视村民的意见。在川东邻水县郑家村，工作队对原村干部采取“ 大换班” 的方式，不顾村民意见，将连农会都没有加入的人选为副村长，甚至将“工作最不积极，连晚上走夜路都怕鬼” 的人选为武装委员。 川北通江县杨柏乡三村整顿组织选举村干部时，工作队为了保证自己确定的候选人当选，强行通过自己拟定的名单，以致 引起部分农民的不满:“说是贫雇农专政，我看是工作同志专政。”该县斯波乡一些工作队“不相信贫雇农和没有认真的培养积极分子”，认为选不出合格的村长，结果“由(工作)同志代理”。7贵州一土改工作队在改选村农会主席时，为保证其内定的人员当选，选举时“亲手抓起一把玉米放在内定人选的碗里”;云南昆明县某村的工作队员甚至直接出任该村农协主席和委员;此外，在整理农会、选举、查田地、评产量、划阶级、分果实、主持斗争等方面，均不通过村民大会讨论，而是由工作队直接包办，引起农民的不满，称工作队“ 分啥就是啥” “ 划啥就是啥” 。
其次是对新任乡村干部的工作能力持怀疑态度，忽视对其能力的培养。一些地方的工作队大权独揽，导致新提拔的乡村干部“有职没有权，当家不做主，有的甚至成立〔为〕了工作同志的通讯员或炊事员” ，变成替工作队“敲锣、喊人、召集开会、点灯烧水的‘ 跑腿差役’ ” 。在川北通江县毛浴乡二村，该村土改工作队负责人杨某，每到做饭时，他就对村干部谢某说:“老谢煮饭了” ，吃完饭则是:“老谢把碗捡过去。” ”出于对乡村干部政治忠诚度或工作能力的怀疑，一些工作队开会自己唱主角，“不给农民干部和积极分子分配工作，开会时农民干部无事可做，摆摆‘农门阵’ ，睡睡觉就 回去了”。川东渡舟区的工作队认为农民积极分子讲话水平低，每次开会时“总是自己出面讲一通”，导致新干部和积极分子“感到自己不行而泄气”，“找不上工作干”。这种情形严重打击了新 提拔乡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川北区某工作队召集本地积极分子与干部讨论土改工作时，后者抱怨道:“讨论各〔 个〕啥子嘛，还不是工作队说了的上算。” 可见，工作队这种抛开当地积极分子和干部亲自上阵的做法，自然难以实现培养与选拔后者的目的。
工作队之所以包办代替，主要存在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一些北方干部受到“ 老区经验” 的困扰。此时新区各县土改领导者，大都为北方籍的南下干部。北方老区土改因过度强调放手发动群众，一度造成“过激化”并受到中共中央的严厉批评，一些干部甚至为此受到处分。解放战争后期，他们中的不少人被抽调南下并领导新区土改工作。出于担心发生“偏差”而存在“怕犯错误和束手 束脚的思想顾虑” ，他们在土改过程中采取包办代替的做法，以保证运动秩序的稳定。 群众一旦被发动起来往往难以控制，很容易出现“过激化”。对于工作队来说，在发动民众开展斗争时，他们很难在“ 发动群众” 与“ 保持秩序” 中取得一个恰当的平衡。7在这种情况下，“ 包办代替” 反而是土改初期部分工作队最为稳妥的做法以及“ 理性选择” 。
其次是部分工作队员参加过别区土改，自恃经验丰富，对发现与培养积极分子并不重视。例如前文提及的土改工作队负责人杨某，因曾参加邻县土改，对此次土改持轻视心理，工作方式简单粗暴，“动辄爱骂人”。该村一个农民代表罗青珍(化名，后同)参加乡农代会后，因天黑了就在其亲戚家(地主)住了一晚。杨得知此事后，就在全村大会上对罗大骂。不仅如此，他还动辄对村干部“轮眉鼓眼(方言，即发脾气——引者) ” ，村干部纷纷表示:“ 我们都怕他，群众更不敢接近他。” 为此，该村烈属黄作兵嘲笑道:“工作同志是来给我们农民撑腰的，像杨同志这样撑腰，会把我们撑下岩去。”杨某的这种工作方式，不仅未能推动土改工作的开展，反而引发村民反感——“ 群众都见不得他(方言，即讨厌)”。在这种情况下，该村新干部的培养工作自然毫无成绩可言，特别是在发现积极分子方面，“根本没有事先培植，也是自己临时决定的一批” ，甚至工作队所选定的十一个村干部中，“ 在改选时便有六个没有选出来” 。这个案例生动地体现出一些工作队在培养乡村干部方面出现的偏差。然而，作为国家权力的非常规组织，工作队具有明显的临时性特征，若不能及时培养新的乡村干部，或者其不能胜任乡村日常工作，必定会导致“土改结束后干部一走，工作就会完全垮台” 。在川北区，一些地方积极分子听说工作队会撤离，“ 害怕得觉也睡不着” ，他们拉着工作队说:“ 你们不留人在这里可不行呵。” 苏南区甚至个别县委也不愿意该地土改工作队撤离，为此苏南区党委书记陈丕显将其斥为“保守主义”。诸如此类情况的出现，说明工作队的“非常规性权力”并未借助土改实现向乡村干部“常规性权力”的转化。针对这一现象，新政权反复强调，工作队在选拔乡村干部的同时，还要培养其独立工作的能力，“避免工作团走，工作也走” 。为了及时培养乡村干部，川东区璧山县委还特别要求土改工作队员“每人培养准备提拔的对象一至二人” ，将其作为一项工作任务来落实。那么，如何发现与培养积极分子并将其培养为乡村干部? 土改中的诉苦斗争，适逢其会地成为工作队“生产” 乡村干部的重要方式。
“ 诉苦” 与乡村干部的“ 生产”
“诉苦”是土改运动的中心环节。既有研究表明，借助“诉苦”这一在土改中反复运用的权力技术，工作队得以打破土改前期的僵局，推动农民大胆斗争地主。笔者以为，“诉苦” 的功能不仅在于推动土改迅速走向深入，从乡村权力嬗递的角度来说，它还是工作队发现积极分子并“生产” 乡村干部的重要方式。
依据老区土改的经验，要发动农民起来诉苦，首先需要工作队展开深入细致的工作，“访贤” “访苦”“引苦”，为发现积极分子和培养乡村干部作准备。为了稳妥地推进土改，新区各省主要采取分期进行的方式，待到二期甚至三期土改时，一些工作队产生了“自满情绪”和“疲塌思想”，“认为干部有了一套经验了，群众已觉悟了，不必再搞什么串联”，导致出现“不诉苦就斗争”的情况。在经过上级领导机关的纠正后，诉苦斗争很快在新区土改全面贯彻开来。与老区类似，诉苦斗争的具体做法是“由工作同志深入各户访贫访苦，发现谁受的苦最多，谁最受剥削，谁敢向地主斗争” ，并 其作为积极分子的培养对象。因此，土改领导者反复强调发动贫雇农参与诉苦的重要性:“ 发动贫雇农必须先从访贤访苦，分批串联着手，然后在串联的基础上，召开贫雇农小组会与村的贫雇农大会” ，并在这一过程中“ 发现积极分子，准备培养领导骨干” 。
发动诉苦的基本流程是:工作队下村召集小组长以上干部会议，听取村长、农协主席和小组长的工作报告，召开村民大会、农协会员和武装队员大会，交代土改政策，然后下至各组召开小型贫雇农座谈会，通过漫谈、对比、算账的形式，发现积极分子，确定名单，接着通过访贤、访苦，召开积极分子会议，“ 以积极分子和苦主进行串联，培养典型苦主” ，召开村的贫雇农大会，让苦主在大会上诉苦后，选出贫雇农代表。这就是诉苦过程中的几个基本环节。在诉苦斗争中，一批贫雇农积极分子很快进入工作队的视野，成为土改的主要依靠力量。经过“访苦”“引苦”和“诉苦”一整套流程的标准化“作业” ，一批新式乡村干部人选很快被“生产” 出来。在经历了减租退押运动后，新区的地主经济已经遭到沉重打击。土改开始后，工作队入村发动农民诉苦，但后者起初的积极性并不高，认为“地主在减退时都是完全搞光了，现在没有油水了”。不仅如此，因减租退押运动时选拔干部不严格，导致一些存在政治瑕疵的人，如会道门成员、地主、旧保甲长等成为乡村干部，这种情况使贫雇农起来诉苦存在很大的顾虑，兼因“减(租) 退(押运动)中，工作同志作风不好，给贫雇农留下坏的印象，分配果实不公平，因而贫雇农不说话，局面打不开” 。因此，土改全面开始后，工作队下乡发动农民诉苦之初常常并不如意。
由于政治反对势力散布“变天” 谣言，这一时期新区乡村社会依然被“宿命论” 和“ 怕变天” 的思想所充斥。这一心理顾虑在经历过“变天” 的原苏区更为普遍。例如川北达州、广元、巴中等地，曾为当年川陕苏区范围，大量贫苦农民参加红军，“全区红属或烈属至少在八万户以上” 。作为原川陕苏区的政治中心，通江县的烈、军属数量更是众多。红军撤离后，他们都不同程度地遭到国民党政权以及地方势力的政治、经济迫害。因此，烈属自然成为工作队进行“访苦” 的主要对象。由于对“变天”存在畏惧心理，他们普遍存在“坐地等花开”“仇恨人不仇恨阶级”等想法。为此，工作队采取“一天小型诉苦，两天大会诉苦”的方式，特别是要强化他们作为烈属的荣耀感:“发扬革命光荣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针对他们“怕变天” 的顾虑，工作队充分介绍国际形势，告知旧政权永远不会卷土重来。随着对政治形势了解的增加，不少烈属改变了以前的畏惧心理，大胆起来诉苦，原来的僵持局面逐渐打开。在该县铁佛乡，一个烈属便说:“减租退押我害怕不敢说，我今天听了才晓得 国民党只有个筛子边边( 即指局促台湾一隅——引者) ，我想还怕啥子，我胆子就大了。”
诉苦在乡村干部培养中的作用，首先是帮助工作队掌握该村干部情况，为接下来的干部轮替准备条件。在该县复兴乡五村，经过访贤、访苦，工作队掌握了该村干部的不少情况，例如村长“是个大烟鬼，赌钱汉，又不劳动，现在还在压迫农民” ;云昙乡四村村长“ 有四十六背(一种量词) 田，解放前一贯出租，解放后夺佃四十背”。在铁佛乡，工作队下乡伊始，难以打开局面，在第一村召开村民大会，230 户只到了 150 户。在该村第六小组，农民大会上大家“一般不开腔，打起冷台”。组长何绍德说:“工作同志在问，你们说嘛。”虽然个别有诉苦，却只诉已去世的保长之苦，对当下则是“没有啥了”。工作队经过访贤、访苦，获知了“该村农协主席与地主之女通奸”“小组长与地主老婆通奸”以及“二人包庇恶霸(该恶霸是清共委员，有血债)”的情况。可见，通过访贤、访苦，作为外地人的工作队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旧有乡村干部情况，为重组乡村权力结构创造了前提。
其次是发现积极分子，为选拔新式贫雇农乡村干部奠定基础。在土改过程中，举行烈军属会议以营造“共情”的诉苦氛围，是发动诉苦的重要方式。在通江县广纳四村，工作队召开了38人参加 的烈军属会议。在大会上，工作队充分肯定其烈属身份的光荣，鼓励他们“在土改中积极起带头骨干作用”。为了发动他们诉苦，工作队首先从烈属思念子女角度，表示他们现在就是烈属的子女，要为烈属“谋利益”，“你们看到我们就像看到你的子女一样”。这些表述使烈属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一些女性烈属因为思念自己的子女泣不成声。接着，工作队员借用红军撤离后他们受到旧政权以及当地权势人物压迫的往事，鼓励大家控诉地主的罪恶。烈属陈文氏就连哭带说地倾吐了“她一辈子的苦水”，例如地主强迫她变卖家产和耕牛等。她说到这里，全场气氛被感染了，大家齐声喊道:“打倒反动恶霸地主!” 这种启发式的“引苦”，能迅速引起情感共鸣，达到诉苦的目的。陈文氏因其在诉苦大会上的突出表现，自然成为土改工作队重点关注的对象。
因此，“访贤”“访苦”与“引苦”成为工作队发现积极分子的有效方式。在通江县瓦室乡六村，工作队的经验就是“从运动中发现干部，培养干部，与逐步整顿组织相结合”。工作队首先将给地主做了八年长工的徐林贵作为动员目标，经过启发教育后，徐不仅大胆诉苦还“诉得非常沉痛”。在这个过程中，工作队发现他具有一定的工作能力，进而将其作为培养对象。徐林贵因此相继被选为小组长、村长。他在担任村长后积极工作，后因破获了一起“地主企图暴动”的事件而被提拔为副乡长。在徐林贵成长为乡村干部的过程中，诉苦斗争中的积极表现，成为其中关键的环节。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谓的“生产” 仅仅是指这些新式乡村干部从乡村社会边缘人到积极分子乃至乡村干部的身份转换，由于他们长期处于乡村政治边缘，一时之间并不具备工作队所拥有的法理型权威。对于工作队来说，必须尽快树立这些新式乡村干部的法理型权威，否则土改结束工作队撤离，乡村工作就会随之陷入停滞。按照马克斯·韦伯的理论，法理型权威主要来自其所担任的职务，“ 只有在其职务权威的范围内才具有了形式上的合法性” 。因此，工作队必须对这些乡村干部予以实际工作的训练，在提高其工作能力的同时，树立其在乡村的法理型权威，以保证乡村权力从“ 临时性” 和“ 非常规性” 的工作队向“ 常任制” 乡村干部的顺利过渡。
从“ 临时性” 向“ 常规性” 权力的过渡:土改过程中的乡村干部培养
解放初期新政权面临着沉重的征粮等资源汲取压力，为了确保新旧政权的平稳过渡，中共中央 决定暂时利用旧保甲人员以维持秩序。既然是“ 暂时利用” ，一旦征粮结束，这些人必将退出乡村政治舞台。取代他们的就是历次社会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在土改运动中，发现这些积极分子的就是派赴乡村的万千工作队。
关于工作队的职能，有西方学者认为是国家政策在乡村中的“实验者”，主要负责在“通报政策” 和为上级制定政策“ 搜集第一手资料” 。这一观点显然并不准确。事实上，工作队在乡村中具有极高的威信，它以其“非常规性”的特征与乡村干部的“常规性”权力形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为了保证撤离后乡村工作的稳步推进，工作队需要通过“母鸡带小鸡”的形式培养乡村干部，以保证“非常规性”向“常规性”权力的顺利过渡。在1950年代初期，为了解决基层干部不足的问题，西南局即要求各地不仅要“大胆放手” 提拔积极分子，还要“ 用带徒弟的办法去有计划的培养” 。“母鸡带小鸡” “ 师傅带徒弟” 等方式，是工作队保证土改结束后权力平稳交接的重要手段。
作为国家的代表，工作队借助国家权威，利用诉苦等手段高效推进土改进程。在实际运行层面，这种权威往往会产生“溢出”和“扩散”效应，使乡村干部主动或被动地产生依赖。这里所谓“主动” ，主要是指这些新提拔的乡村干部出于“ 变天” 或者乡村宗族血缘关系的顾虑，不愿在土改过程 中冲锋在前，此时工作队的包办代替，刚好满足了他们的这一心理;而“被动” 则是工作队不信任乡 村干部的工作能力，急于完成土改任务，忽视对于乡村干部的培养，将其变成工作队的“办事员”。后者直接导致乡村干部难以养成独立工作的能力，以致形成“工作队走，工作停” 的局面。
类似情形在北方老区土改中即已出现。在晋冀鲁豫边区武安县某村，工作队发动农民起来向地主乃至一些村干部作斗争时，部分农民很担心工作队撤离:“ 只要你们不走，我们就什么也不怕。但只要你们一离开，我们就又没有主心骨了。”这种情况在新区土改时同样存在。据西南局调查，西南土改开始后农民存在“五怕”，其中之一就是“怕工作队走”。这一现象固然是农民高度认可工作队的权威的表现，却也展示出他们对新提拔乡村干部权威的质疑，民众对工作队形成了无限依赖的群体心理。
这种心理的直接表现就是:“ 工作同志在，还有工作，工作同志一走，工作也就停顿了。” 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前文提及的积极分子听说工作队要撤离，“害怕得觉也睡不着”的重要原因。兼之个别工作队在实际工作中的包办代替，使原本“临时性” “非常规性” 的工作队权力被民众“常规化”了，而原本应该处于“常规性”的乡村干部权力反而被“临时化”。在这里，工作队与乡村干部在乡村权力格局中产生了错位，显然不利于土改结束(工作队撤离) 后乡村权力的平稳过渡。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改不仅要“改朝换代”，更要“改天换地”。所谓“改天换地”，就是彻底摧毁乡村旧有政权组织与权威模式，而代之以经过运动后涌现的新式乡村干部。从工作队派出的那一刻起，培养乡村干部就是他们在土改中的重要工作。这一工作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将积极分子的临时性身份予以转换，将他们培养为常规性的乡村干部。工作队在确定积极分子名单的基础上，有意对其开展培养与甄别，为接下来的乡村干部提拔工作准备条件。
在通江县龙凤乡，工作队通过诉苦发现了妇女积极分子鲜大明、向子清，在接下来的斗争中，就有意让她们出面主持大会。两人在斗争大会上表现出较好的工作能力，查出地主隐藏在农民家里的“手榴弹十二个，子弹二五○发，步枪一支”。由于在实际斗争过程中树立了威信，在工作队的帮助下，她们先后被选举为该村的村主任、村农会委员。而在东山乡，有的积极分子被工作队赋予一定职权后，“工作没有成绩而且还搞腐化”，很快被工作队从干部培养名单中剔除。为了训练积极分子独当一面的工作能力，川西眉山县甚至暂时撤回工作队，“让积极分子单独工作，抽回之干部加以检查” 。
通过实际工作的考验与甄别，一大批积极分子脱颖而出并成长为乡村干部。在川北通江县，据1951年12月底的统计，该县先期土改的7个区共培养乡、村、组干部3365人，占积极分子总人数(8333 人)的40. 8% 。从比例上看，从积极分子到乡村干部的身份转换，依然经历了一个较为严格的甄别过程。这种淘汰现象反映了革命伦理(大公无私)与乡村传统伦理(落后的生产力与革命自觉) 之间内在的紧张，而这种紧张往往加速了积极分子身份的变动频率。
二是培养乡村干部的实际工作能力，保证工作队撤离后乡村权力的平稳过渡。在西南区，西南局即要求各地在培养乡村干部时不仅只是安排其职务，而且要在实践中提高他们的工作能力，倘若“未经培养即上台了” ，他们“觉悟不高，无能力，只能当阿斗” 。早在减租退押运动期间，川北区党委就要求各减租工作队特别注意提高乡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培养他们独立工作的能力，使“工作团和干部走了，他们还是一样的‘管火’(即管用——引者)”，并指出如果没有这些乡村干部出面 领导，“就会使运动进行在若干地方显得贫弱无力，而且土改结束后，干部一走，工作就会完全垮台，敌人乘机反攻，胜利得不到巩固”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工作队的做法是:“一切工作的进行，一切问题的解决，应由农民协会决定与主持。工作干部只起参谋作用。”这就是地方党组织所谓“将政策交给农民” ，以便这些新提拔的乡村干部可以迅速独立开展工作。
那么，在实际工作中，工作队如何培养这些乡村干部工作能力的呢?
重视“开会”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传统。“开会”不仅营造了一种权力演绎兴替的仪式感，而且构建了一个类似剧场的环境，有效培养发言者的口头表达能力。在 1950年代初期，“ 开会” 是新区乡村生活的重要政治活动，也是土改工作队培养乡村干部工作能力和塑造其法理型权威的关键平台。在村民大会上，工作队往往尽力从会议的中心位置淡出，引导乡村干部发言，避免大包大揽、喧宾夺主。为此，土改领导机关就明确指出，工作队在召开会议时，“不要把自己全套主意都一下子搬 出来，这样会使乡、村干部找不到意见发表，甚至有意见也不愿意发表” 。
在公开场合讲话，是每一个乡村干部必须掌握的一项工作技能，更是工作队树立其威信的重要环节。土改初期，个别工作队对于如何培养乡村干部工作能力的方式较为机械、刻板。在云南安宁县，一名工作队干部在布置积极分子讲话时，竟然采取“ 他本人藏在桌子底下，他说一句，叫农民说一句”的办法，结果引得会场“哄堂大笑”。西南局在得知此事后，还将其作为积极分子培养失败的典型通报全西南区。在西南局和省区党委的推动下，工作队充分强调在土改过程中尽力从各种会 议中淡出，将新培养的乡村干部推上前台:
“不管召开什么会议，先由主席、副主席、村长讲话，切实执行农会职权，一切问题都先交给农会处理，工作同志作参谋。” 在会议过程中，工作队力图避免出现有损乡村干部威信的言论与行动，提高后者的工作自信心与执行力。为此，土改领导者告诫工作队:(在会议中)一般应让他们(即乡村干部——引者)先讲话，我们作补充，对他们的讲话应尽量表扬其对的，正确的;对其不对的，不正确的，在公共场合，也不能就当众加以批评指责，应在事后同他们讲明和设法补救。
通过会议这种特殊的仪式空间，突出乡村干部的地位和权威，是工作队将自身“ 非常规性” 权力向乡村干部“常规性”权力过渡的开端。在接下来的土改实践层面，工作队主要“采取带徒弟的办法” 来培养乡村干部，即“ 多给他们工作做，让他们在工作中去学习锻炼” ，而“工作同志不能手揽大权，包办一切” 。在工作中主动与乡村干部“共同研究，布置” 。具体做法就是，在土改工作中先与乡村干部商量并对其分工，然后“放手大胆让他们去办” ，事后再开总结会，肯定成绩的同时，指出其存在的不足。如通江县毛浴乡于1951年10月底召开贫雇农代表大会，10名贫雇农当选为大会主席团主席，为了帮助后者提高工作能力，工作队在会前与他们仔细研究分工，指导“掌握会场秩序”和“领导小组讨论” 的技巧，并在会后进行总结，帮助这些乡村干部进一步提高工作能力。
工作队通过对积极分子与乡村干部展开工作能力训练，逐渐改变了后者在乡村权力格局中的地位，使其从“边缘”走向“中心”。在土改开始时，他们的积极分子身份并不为村民认可:“你还不是才从家出来，和我不一样?” 一名受访者( 贫农成分) 在提及当地一个贫农成为农协干部时，言语之间仍然不失睥睨:“ (当时他) 穷得那个样子，(怎么会) 把他看得起!” 但在工作队的帮助下，这些贫雇农干部迅速确立了自己的权威地位。在通江县双泉乡，农民们对贫雇农出身、原本为他们所“看不起”的农协干部称呼也发生了变化:“他们当上农协会主席的，就直接喊主席，一般的委员就喊老师。”“老师”这个在“天、地、君、亲、师”的传统序列中排名第五的称呼，体现了农民对于这些乡村干部权威地位的认同。这种认同保证了工作队撤离后的乡村政权继续正常运转，从实践层面完成了工作队的“ 临时性” 权力向乡村干部“ 常规性权力” 的转化与过渡。
小结
对于乡村干部的选拔，1950 年代前期的新政权与南京国民政府前期有着完全不同的“生产”逻辑。根据中共的阶级分析理念，贫雇农因处于农村社会最底层，革命性最强，且人数最多，可以算作是“农村中的无产阶级”，因为“苦水愈多的人，受的压迫最大，斗争起来也最坚决”，自然成为新政权选拔乡村干部的首要对象。由于这些新式乡村干部是工作队在土改阶段选拔出来的，国家授予是其直接权力来源，他们自然会与党和国家保持紧密的联系。相比之下，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同样面临国家权力在乡村中的扩张问题。为了使国家权力末梢迅速向乡村延伸，国民党采取了将原来乡村旧势力合法化与官僚化的功利性做法，直接导致乡村成为土豪劣绅横行的舞台，最终消解了国民党政权在乡村中的统治基础。有意思的是，1950年代初期中共通过派出工作队，在南方乡村中发动农民诉苦，其斗争的重要对象就是这部分旧势力，后者成为旧政权在乡村中的代表，自然要被打倒，而取代他们的，则是在诉苦斗争中发现的贫雇农积极分子，后者迅速成为国家在乡村中的代理人。两种不同乡村干部的“生产” 方式，共同形成了 20 世纪中国乡村权力结构变迁的大致脉络。在这一过程中，工作队无疑是最值得关注的特殊组织。派出工作队是中共在乡村治理过程中 广泛运用的重要组织手段，被邓小平称为中国共产党在落实某一政策时的三个关键步骤之一。在土地改革过程中，工作队更是扮演了关键角色。解放之初，新区乡村基层干部极度匮乏且质量参差不齐，亟须选拔和甄别。1950年代初期接连不断的乡村社会运动，如征粮、减租退押、清匪反霸、镇反、土改等，为新政权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条件。特别是在土地改革过程中，工作队不仅肩负贯彻上级土改政令的职责，而且还在这一过程中发现与培养积极分子，使后者成为土改后乡村权力的掌握者。由于工作队深入乡村社会，通过发动贫雇农积极分子开展诉苦斗争，在彻底打倒乡村旧权威 势力的同时，发现了一大批贫雇农积极分子并将其培养为新式乡村干部。对于这些从历次运动中 涌现的积极分子乃至乡村干部而言，他们从乡村权力结构金字塔的最底层，来了一次大“翻身” ，成为乡村权力的执掌者。这种政治境遇的逆转，自然使他们对这个新社会产生深厚的个人情感。从新政权的角度来说，只有那些对旧社会、旧权威有着刻骨仇恨的人，才是其在乡村中的坚定支持者。所以，通过“访苦” “ 引苦” 乃至“ 诉苦” 这一系列程序，一大批乡村边缘群体成长为新式乡村干部，成为新政权最为信任的干部群体。工作队的这一重要作用得到了土改领导者的首肯并被誉为“培养提高干部的最好的办法” 。
关于工作队在乡村干部培养中的作用，邓小平在“八大” 上回答“几千年受地主阶级压迫的几万万农民，为什么能够成了自己命运的主人，这样坚决地建设自己的新生活呢” 这一问题时，明确指出:“难道不是由于我们党在土地改革期间所派的工作团，真正深入到了贫苦农民中间，找出他们的积极分子，唤起他们的觉悟，动员农民自己起来，推翻地主的统治，分配地主的土地，使他们真正懂得了自己的力量，形成了自己的领导核心，而不是简单地由政府下命令把地主的土地转移给他们的 结果吗?”邓小平的意思很明确，即工作队下乡后发动农民不仅在经济上“翻身”，还在政治上“翻身”——“形成了自己的领导核心”。大量新式乡村干部被“生产”出来并最终成为了乡村政治权力的执掌者，成功塑造了在乡村中的法理型权威。不仅如此，他们中的一些人因为表现突出，还被提拔到区乡一级政权任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 国家干部” 。
在新旧政权的过渡阶段，兼之新解放区面临的形势各异，不同地域的乡村干部选拔自然会存在各自的特点，例如有的地方首先强调对象的阶级成分，而有的地方开始却并不特别看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地域的乡村干部选拔很快呈现“趋同” 的特征:那就是阶级路线和政治忠诚为首要考量因素，业务能力则被置于提拔之后的培养阶段完成。这种选拔原则与具体实践之间呈现从“相斥”到“相融”的张力变化态势。正是这种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最终使新政权在南方乡村社会迅速奠定组织基础。
细究1950年代前期土改工作队在新区乡村社会的角色定位和工作绩效，可以发现新式乡村干部的生成有其深刻的内在逻辑。按照阶级分析思维，贫雇农因其经济地位，在乡村权力格局中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属于农村中的“无产阶级” ，自然成为新政权选拔与培养乡村干部的主要对象，这是1950年代初期新区乡村干部生成的理论逻辑;运动式社会治理是此时期乡村社会内部运行的常态模式，工作队代表国家进入乡村成为最高权力掌握者，他们肩负着培养新式乡村干部的重任，在具体土改实践中他们不仅注重乡村干部的数量，尤其强调提高干部的质量，即川北区党委所谓“母鸡抱儿子、师傅带徒弟”，实现权力从工作队向乡村干部的平稳过渡。 这又是新区乡村干部生成的实践逻辑。1950年前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在培养乡村干部方面的“成”与“败”，尤其是中共在北方老区土改过程在培养乡村干部层面留下的经验与教训，更是该群体生成的历史逻辑。正是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历史逻辑的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这一时期南方新区乡村干部生成的内在逻辑。
*文章注释、参考文献详见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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