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新冠病毒威胁，没有口罩人们寸步难行，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许多与口罩相关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抗拒戴口罩”的现象。人们会用各种言语表达这种抗拒，如“戴口罩没用”“戴口罩感觉闷”等。本研究以技术现象学方法对口罩进行分析，揭示口罩特有的信任困难，一起来看看！
作者：田凯今
来源：《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
摘要
以技术现象学方法对口罩进行分析，揭示口罩特有的信任困难，解释“抗拒戴口罩” 现象。现有的技术现象学理论在解释口罩案例上有一定的局限性，伊德理论中存在着对“具身”概 念的误用。“放大／缩小结构”与“透明性”概念也存在局限，相较“透明性”，“安全性”在口罩案例中 更为重要。考察口罩在不同情境中的多重稳定性，说明文化等情境因素通过诠释学策略与关系策 略的传递进入知觉。作为一项具体技术的哲学研究，口罩的技术现象学分析可以丰富对口罩的认 识，并对伊德理论作出若干修正与补充。
关键词
口罩；技术现象学；具身关系；透明性；诠释学关系
毋庸置疑，疫情时代下的口罩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面对新冠病毒威胁，没有口罩人们寸步难行，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许多与口罩相关的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抗拒戴口罩”的现象。人们会用各种 言 语表达这种抗拒，如“戴口罩没用”“戴口罩感觉闷”等。
常识上对于这一现象的解释大致有两种：一 是技术原因，认为随着口罩制造工艺的提高，我们可以期待一种透气效果与防护效果俱佳的口罩。二是文化心理原因，如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口罩 的接受程度有差异。那么我们首先需要讨论，即 便真的存在一种透气效果与防护效果俱佳的口罩，人们就一定愿意戴吗？其次，所谓文化原因又是如何作用，使人戴或摘口罩呢？以上两个问题 的答案都关系到佩戴口罩的知觉体验，所以有必要从口罩佩戴体验出发对“抗拒戴口罩”现象进行更加详细的理论解释。进而，我们将研究问题细 分为以下三个：在口罩佩戴体验中，究竟是怎样的 知觉体验让人们“抗拒戴口罩”？现有的研究理论 框架能否完整精确地描述这一体验，如若不能，怎 样拓展现有理论？文化等原因在口罩佩戴问题上 是怎样起作用的？本文将从技术现象学的视角讨 论以上问题。
具身关系下的口罩佩戴体验
在具体进行口罩的技术现象学分析 前，有 必 要先对伊德的技术现象学研究进路进行简述。技 术现象学奠基于伊德（ＤｏｎＩｈｄｅ）的相 关 研 究，是 一种针对科学技术的哲学分析方法［１］９。一方面， 它吸收了现象学的严格分析方法，如胡塞尔的变 更理论和梅洛－庞蒂的具身化思想。另一方面，它 又借鉴了实用主义的实践观点和有机体—环境观 点。此外，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思潮也启发技术 现象学采用具体的、经验的方法来研究多样化的技术［２］３０。技术现象学最重要的研究成就当属伊 德在《技术与生活世界》中提出的人－技术－世界 四 种 关系，分别是具身关系 、诠释学关系、 他异关系和背景关系。具身关系，指的是在 一 种使用情境下，“我”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将技术融 入“我”的经验中，并且由此转化了“我”的知觉和 身体感觉。典型的例子如眼镜、电话等。诠 释 学 关系，是指将诠释学作为一种技术情境中的特殊 解释互动，需要一种类似阅读的、特殊的活动和知 觉模式。他异关系指技术成为一个独立于人类的 存在 物，技 术 成 为 一 个 具 有 技 术 意 向 性 的 他 者。背景关系强调处于背景或场域的位置上，接近技 术环境的技术［３］７２－１１３。作为技术现象学研究进路 的基本框架，人－技术－世界的四种关系论述启 发了后续一系列经验研究，影响深远。
回到我们的研究主题－口罩。人与口罩的关 系应当归于其中的哪一种？一方面，这种关系不 是单一的，“在人工制品的使用过程中，使用者— 人工制品—世界之间可能同时存在多种关系”［４］。例如我们可以想象一位戴口罩的环卫工人辛勤工 作时的场景，这当然首先存在着一种具身关系，口 罩具身调节着环卫工人的呼吸。与此同时，他也 可以通过感知口罩内部的温暖，通过眼前的雾气 （雾气是由于口罩没有戴严，呼出气体从口罩上方 飘出造成的）来判断这是一个寒冷的冬日清晨，这 时自然 又 可 以 称 为 是 一 种 诠 释 学 关 系。另 一 方 面，这种关系也不是静止的。“用户、人工制品的 功能状态以及使用环境都有可能在使用过程中发 生变化，进而造成 使 用 者—人 工 制 品—世 界 之 间 的动态关系。”［４］例如，随着时间推移，口罩逐渐被 汗水润湿，封住了这位工人的口鼻，他努力扯下口 罩，将 它 揉 作 一 团，这时就可称为是一种他异关 系。口罩与人的关系虽然是多样的、动态的，但在 诸关系中，我们认为分析具身关系对于“闷”的体 验来说是首要的。尽管这种不舒适的体验我们确 实可以从诠 释 学 关 系 中 获 得。比 如 看 到 Ｎ９５口 罩，人们可能也会感觉很闷，但这种不舒适可视为 是对自我的一种移置。“意识的这些被移置的形 式都是基于知觉而派生的，知觉给它们提供了原 材料和内容。”［５］
下面我 们 仿 照 伊 德 对 眼 镜 的 分 析［３］７２－８５，对 口罩与人的具身关系进行技术现象学描述。我们 将看到，这种分析并不能体现口罩佩戴的全部典 型特征，反而会揭示出一些具身关系理论中关键 概念的模糊。
将口罩与人视为具身关系时，口罩首 先 处 于 呼吸的意向性之中：（我—口罩）→世界。口 罩 居 于呼吸的“我”与 世 界 之 间，处 在 中 介 的 位 置 上。“我”是借助口罩进行呼吸的，要呼吸的空气处于 口 罩 的 另 一 侧。口罩具有双重的透明性 （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首先 是 物 质 上 的 透 明 性，我 们 可 以切实在经验上呼吸到穿过它的空气，如果没有 这种物质上的透明性，佩戴口罩的呼吸体验就是 不可能的。其次，这种透明性是建构意义上的透 明，它是可学会的。初次佩戴口罩我们可能会不 习惯，或是感觉眼前有雾气，或是感觉耳朵被耳带 勒住。然而，随着我们逐步掌握了如何调整鼻梁 条，如何调整耳带，佩戴就会较为舒适。此 时，口 罩成为了我们日常经验的一部分，它似乎“抽身而 去”。在这种具身关系中，我们也能注意到身体的 优先性，由于在佩戴口罩之前我们已经有了正常 呼吸的身体经验，那么在佩戴口罩时我们就能够 察觉到技术中介的存在。口罩也同眼镜一样有着 “放大／缩小结构”，放大了“我”呼吸的过滤能力， 又缩小了人们通过面部尤其鼻腔感知外部温度、 湿度的能力，将多维感知降低至单维。人们对口 罩怀有矛盾的愿望：一方面，希望口罩成为身体的一部分，达到完全的具身；另一方面，希望永久获 得口罩的放大能力。然而缩小结构的存在使得这 只能是一种幻想。
到这里，似乎“闷”的体验已经解释得十分清 楚了，这只是口罩的“缩小结构”起作用，但仔细推 敲，似乎又有许多含混之处。首先，所谓“呼吸的 我”究竟是什么呢？是身体还是知觉？或是感觉 器官？其次，伊德的“放大／缩小结构”是从知觉意 义上来谈论的，但在口罩这个案例中，我们只能将 “放大结构”理解为放大了人体的过滤能力，过滤 能力可以称得上是一种知觉吗？最后，在伊德对 具身关系的分析中，“缩小结构”往往是起到将多 维感知降低至单维感知的作用。在本案例中，虽 然口罩也起到降低温度、湿度等维度的作用，但实 际上“闷”的体验并不与这些作用直接相关，更多 是由于进气量单一维度减少导致的。可见，“具身 关系”“放大／缩小结构”等常用概念还存在诸多模 糊之处，并不能精确地表述出“闷”的体验，也就不 能解释人们抗拒戴口罩的现象。
口罩的信任困难
人们之所以抗拒戴口罩，是因为口罩存在着一种信任困难－ 人们对口罩能否起作用无从知晓，我们无法感知呼吸的空气是否含有病毒。而 伊德的具身关系理论由于在什么是“具身”的问题 上含糊不清，导致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一困难。
与作为防雾霾工具的口罩相比，疫情防控期间口罩的信任困难更加突出。面对雾霾，眼前的浓雾与喉咙的不适都在提示我们雾霾的存在。戴 好口罩后，喉咙逐渐恢复的体验也在提示我们口 罩的有效性。相反，病毒无色无味又极细小，肉眼 难以观察，即便入体也不会即时发作，我们又怎么 能确定口罩的有效性呢？伊德强调：“令人着迷的 是放大、扩大和增强的效应。但是，与此 相 反，也 就容易忘记技术的缩小效应。解蔽出来的令人兴 奋，而遮蔽的可能被忘却。”［３］８３然而，在口罩案例 中，我们看到的是恰恰相反的情况：技术的“缩小 效应”无时无刻不提醒着我们口罩的存在，而令人 着迷的“放大效应”只是停留在一个无从检验的承 诺上。这与伊德常常提及的眼镜不同，在佩戴眼 镜时，人们不断地调节镜架来对焦、适应，以看清 远处物体。这里，我们称其为焦点意识。而 在 口 罩案例中，并不存在一个对焦的焦点，一个让我们 “看清”的对象。人们的调节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 尽可能地减轻“缩小效应”，由于没有焦点变化的 前后对照，对 承 诺 中 的“放 大 效 应”，人们 就 忽 略 了。在具身关系理论中，“边缘意识”一词的出现 是如此自然，以至于我们忘记了考察与边缘相对 的“焦点意识”在哪里，焦点的前提是什么。伊德 通过巧妙 的 案 例 选 择 回 避 了 这 个 问 题，“焦点 意 识”在选择的案例下成了自然而然。在伊德对具 身关系的分析中，“我”总有一个要去“看”的东西 或要去“听”的东西。意向性与意向相关项都已经 被提前给予了，承担这种意向性的器官也被提前 给予了，技术只是在“我”与目的明确的世界之间 给出了一条相对的捷径。然而，意向相关项真的 是如此明确的吗？以口罩为例，并不是我们面前 有一口空气，我们再去戴上口罩运用口鼻呼吸它， 而是人生活在空气中。呼吸是没有“焦点”的，并 不是一定要呼吸哪一部分的空气。
与口罩相比，可能同样覆盖口鼻的嗅觉放大 器更符合伊德对具身关系的描述。嗅觉放大器可 以显著强化佩戴者的嗅觉，对于香水品鉴师等需 要特殊嗅觉的工作颇有帮助。它符合典型的“放 大／缩小结构”，越沉重复杂的嗅觉放大器越灵敏 高效。与口罩相比，嗅觉放大器的不同之处似乎 只在于存 在 着 一 个 可 放 大 的 焦 点 目 标，“放大 效 应”此时不再只是一个承诺，而是真实可感的。人 们 可 以 调 节 嗅 觉 放 大 器，从而获得更强的嗅觉 体验。
在梅洛－庞蒂那里，知觉是身体的知觉。他强 调：“我的整个身体，不是在空间并列的各个器官 的组合，我在一种共有中拥有我的整个身体。”［６］ 这里的身体不是各器官的叠加，而是“身体图式” 整合下的身体。伊德在这一点上也没有误读，在 《技术中的身体》一书中，他区分了“身体一”和“身 体二”，“身体一”是指现象学意义上的能动的、知 觉的 和 情 感 的“在世之中的存在”（ｂｅｉｎｇ－ｉｎ－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身体二”是从社会和文化的意义上来说 的身体，第三个维度－技术维度－在身体一和身 体二之间穿梭［７］。伊德在理论中承认身体的整体 性，但在具体案例的分析中，整体的“身体”却退化 成了分离的“器官”。如眼镜案例的眼睛、助听器 案例的耳朵等。更进一步，“器官”的多重功能在 分析中也往往被简化为一种。例如伊德在谈到助 听器时，自己也说：理想中的助听器应当有与眼镜 一样的透明性，但是它很难达到，也更难去适应。
在他戴着助听器去参加鸡尾酒会时，背景的噪音 使得他不能听清身边人的说话声音［８］。助听器的 意向性和人耳相比是单一的，无差别地放大了所 有声音而丧失了选择性。这时，耳朵利用双耳听 声的相位差辨别声音方向的功能就在具身关系的 讨论中被忽略掉了。在口罩的案例中，鼻子既是 呼吸系统的器官，有呼吸功能，同时也具有嗅觉功 能。如此，“身体—多重功能的器官—单一功能的 器官”的简化链条形成，同时知觉的暧昧性也变为 单一功能器官的明确性。于是作为前提的“焦点” 出现了。但这毕竟是一种简化的理想条件，作为 前提的焦点的基础是不牢靠的，在例如口罩一些 案例中，我们没有一个明确的焦点意识，空气的洁 净与否是我们不能辨别的。这种信任困难是伊德 的具身关系理论所不能解释的。
“透明性”与“安全性”
当“焦点意识”存在时，“边缘意识”才能成其 边缘，人们可以通过调整技术与人的配合来弱化 这种边缘感。但当“焦点意识”不存在时，边缘意 识就跃升为首要的意识。边缘意识常常被归结于 技 术 的 准 透 明 性 （ｑｕａｓｉ－ｔｒａｎｓｐａｒｅｎｃｙ）。伊 德 指 出：“现实的或物质性的技术总是具有部分透明性 或 准 透 明 性，这是技术所带来的放大效应的代 价。”在另 一 种 表 述 中，伊 德 称 之 为“本 质 性 的 放 大／缩小结构”［３］８１。虽然将 准 透 明 性 冠 以“本 质” 的称呼，但技术的发展史似乎就是追求完全透明 性的历史，准透明性或称缩小结构只是被视为需 要解决的问题。口罩案例也是如此，人们期盼一 种既能让 人 自 由 呼 吸 又 具 有 超 强 防 护 能 力 的 口 罩，依然是在试图解决缩小结构的问题。然而，准 透明性只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吗？除了作为代 价它有没有自身存在的必要性？
伊德常常为人忽视的视域现象研究触及到了 这个问题，但是他没有继续下去。伊德试图找到 视域现象的极端，认为在极端处技术可能达到了 一种深入的具身，就不再是技术了。所谓的极端， 在本文中也可以理解成当缩小结构已经降低至最 小时的 技 术。伊 德 找 到 的 案 例 是 可 食 用 的 技 术 （ｅｄｉｂｌ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他以避孕药为例，认为它的 副作用（缩小结构）都被延迟了，成为间接经验，而 达到了 深 入 的 具 身［３］１１７－１２０。这恰 恰 是 一 个 缩 小 结构缺失的反面案例。今天人们谈及避孕措施， 首先想到的是避孕套而不是避孕药。明明避孕药 比避孕套更加透明，但是避孕药的不确定性一直 折磨着人们，由于能否成功避孕不是即时可见的， 相较而言避孕套就有了更多的优势。与此相似的 还有慢性药物的服用。例如，患有甲状腺功能减 退症的病人需要常年服用甲状腺片。按照目前的 医学研究观点，长期按量服用甲状腺片没有任何 不良反应，反之几天不吃可能身体也没有太大的 反应。那么就有一个偶尔会困扰甲状腺病人的问 题：我今天吃没吃药。在这个例子中放大结构被 延迟了，缩小结构也趋于极小（服药的方便快捷、 无不良反应），导致患者经常会忘记吃药。
一个更公开的例子是备受争论的疫苗犹豫现 象。疫苗犹豫现象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存在，影响 着公众对疫苗的接受程度，降低了疫苗接种率和 群体免疫力，甚至导致部分国家和地区出现了疫 苗可预防疾病（ｖａｃｃｉｎｅｐｒｅｖｅｎｔａｂｌｅｄｉｓｅａｓｅ，简称 ＶＰＤ）发病率 的 反 弹，而 导 致 疫 苗 犹 豫 现 象 的 一 个很重要因素就是怀疑疫苗的安全性。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年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对全 球１９４个国家和地区的调查显示，怀疑疫苗安全 性 和 担 心 副 作 用 占 疫 苗 犹 豫 原 因 的 ２２％ ～ ２３％［９］。疫苗在某种程度上 说，也 可 以 归 于 伊 德 所谈论的可食用的技术，它的作用（无论是药物作 用还是副作用）都是非即时可见的。按照越透明 越好的原则，如此透明的疫苗应当被无障碍接受 才是，但事实证明，缺失了必要的缩小结构反而会 导致抗拒。
以上几个案例从反面说明了准透明性或缩小 结构存在的必要意义。伊德也隐约注意到了这一 点，例如他在对“皇帝新衣”的讨论中说没有人会 不嫌麻烦地穿完全不可见的衣服。然而，在实际 情形或技术 世 界 中，在 伊 德 强 调 的“完 全 不 可 见 的”与“可见的”之间，还存在太多层次的可见与不 可见。每一种可见都是技术中介下的可见，而口 罩作用的可见与否不能拿到实验室去考量，只能 是在肉眼的层次上去讨论，因为只有肉眼层次才 是我们实际的日常使用情境。
在对技术中介透明性的讨论中，范·登·埃 德（ＶａｎＤｅｎＥｅｄｅ）的讨 论 最 为 细 致 精 到。他 讨 论了经典现象学、媒介理论、行动者网络理论、后 现象学、人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以及技术批判理 论等多个理论框架中的透明性问题，并把这些理 论按照对“透明性”的理解不同大体分为两种：种在 技 术 内 部，与 技 术 的 使 用 有 关，是 “使 用” （ｕｓｅ）的透明性，伊德的理论即 属 于 这 一 种；另 一 种是强调技术周围某种东西变得透明或不透明， 是“情境”（ｃｏｎｔｅｘｔ）的透 明 性。他 认 为 在“使 用” 类别中，我们可以辨别技术的“好”和“坏”，不是从 道德判断的意义上判断，而是更多地作为“工作完 成”（ｔｈｅｊｏｂｇｅｔｓｄｏｎｅ）易用性的衡量标准－在技 术的帮助下工作完成的效率［１０］。当然，通过口罩 的案例我们已经了解，所谓工作完成的易用性也 可能是不可见的。两种透明性的区分却引发我们 的思考：使用的透明性一定是首要的吗？如果情 境的透明性是更为重要的，那么为什么还要执着 于这一概念，而不是将那个“围绕技术的东西”直 接表达出来呢？
在当代技术现象学家罗森伯格看来，透 明 性 应 该 被 理 解 为 在 给 定 的人－技术关系中可以表征用户体验的众多特征 中的其中一个，而不是唯一的一个。他本人针对 其他案例也发展了一些类似透明性的概念。例如 在开 车 使 用 手 机 的 案 例 上 提 出 了 “领 域 组 成” 和“沉积”概 念［１１］。事实证明，这些概念不仅对于开车使用手 机案例是有效的，同样可以应用于其他案例的分 析［１２］。针对口罩 这 一 特 定 案 例，相 比“透 明 性”， 可能“安全性”更能说明问题。无论是戴口罩还是 摘口 罩，人们行为背后始终伴随着对自身、对 口 罩、对周围世界安全性的判断。与青年人相比，身 体虚弱的老年人可能认为自己抵抗病毒的能力更 弱，于是更加重视口罩防护。只有棉布口罩的人 与佩戴 Ｎ９５口罩的人处于同一班地铁上，内心的 安全感也一定不同。更常见的是同一个口罩佩戴 者会随场合不同而考虑是否佩戴口罩。设想小王 戴着口罩出门，很可能他与口罩的关系不是一直 佩戴的，而是随着时间、地点、人群、天气等不断变 化。在人群稀少、空气流通的场合，他会在内心衡 量现 在 摘 下 口 罩 的 安 全 性，决 定 是 否 继 续 佩 戴。我们常常可以见到有人将口罩套在手腕上或是放 在下颌上，这时的佩戴者就可以根据安全性判断 灵活调整自己的佩戴情况。口罩一方面是对外界 安全性的判断，另一方面也是自身安全性的标识。这一 点 上，口罩类似于二维码，是 安 全 身 份 的 确 认。我们在街道上看到佩戴口罩的人会将其识别 为安全的人，同样，佩戴口罩也是在向外界表明自 己是安全的，这既是伊德理论中诠释学关系的体 现，也是一种自我诠释。
诠释学关系的优先性
在解决了引言中提出的前两个问题后，最 后 一部分将简单讨论文化等情境因素是怎样作用于人的口罩佩戴行为。
人与技术的诠释学关系中一部分是由具身关 系发展而来的。代表性的例子如伊德对成像的分 析。他认为以技术作为分期，天文学史可分为三 个阶段：肉眼、望远镜和辐射光谱。阶段间的转换 依靠革命性的技术，望远镜的出现标志着第一次 革命，２０世纪无线电技术的诞生标志着第二次革 命。在第二阶段时，透镜所转化的视觉与肉眼视 觉还是同构的，而第三个阶段则是呈现前两个阶 段不可见的光谱，此时技术与人不是具身关系，更 多的是 一 种 诠 释 关 系［２］６２－９６。在更 多 的 情 况 下， 诠释学关系也许是占有优先性的。口罩案例中， 在怎样戴之前的问题是戴不戴的问题，在选择戴 不戴之前是究竟怎样诠释口罩的问题。
罗森伯格在对神经生物学成像技术的分析中 首先提出了“诠释学策略”（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这一概 念。他 认 为 科 学 辩 论 其 中 一 方 的 各 个 方 面，包括其主张的历史和其使用成像仪器的细节， 构成了诠释学策略，使多重稳定的科学图像的一 种变项成 为 可 能［１３］。诠释学策略可以使技术使 用者从特定的角度来理解技术，而这种理解方式 可以是习得的。比如对于一个尼克立方体，也许 某些人只能看出多重稳定中的一个变项，其他人 可以看出多重变项，那么在他朋友教给他这种诠 释学策略之后，他也可以识别出多重稳定性［１］３０。口罩的多重稳定性也依赖使用者的诠释学策略。究竟是作为卫生用品的口罩还是作为剥夺自由象 征的口罩，解读是根植于使用者的前见的。不存 在脱离前见的技术使用，同时技术使用的新经验 反过 来 又 进 入 我 们 的 前 见，形 成 了 诠 释 学 循 环。基于不同的诠释学策略，导致不同的技术使用者 也有着不同的“关系策略”（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所谓关系策略是指使用者为了使用某项技术而对 其进行的 身 体 接 触 和 理 解［１４］。我们 之 所 以 能 将 口罩理解成一个整体，视为一种卫生用品，是因为 在之前年复一年的卫生活动中，在那种文化情境 下培养出的记忆。文化等情境因素通过这两种策 略的传递进入到我们的知觉，改变我们的行为。
结语
至此，我们可以对引言中所提出的三个问题 作以解答。人们之所以抗拒戴口罩是因为口罩这 一技术人工物存在一种相对少见的“信任困难”。通常人们使用某种技术人工物时是利用它的“放 大结构”，在口罩案例中就是指它的过滤作用。不 同于大多数技术人工物，口罩的放大结构不能做 到肉眼可见的真切感知，人们只能得到一种承诺 的安全性。相反它的“缩小结构”（即戴口罩的不 适）却让人难以忽略。这种“信任困难”与真切的 不适感让人们抗拒戴口罩。现有的技术现象学理 论对于完整精确地描述戴口罩的体验仍有不足。伊德的具身关系理论通过“身体—多重功能的器 官—单一功能的器官”的简化步骤，预先设定了一 个作为前提的“焦点”。然而，在如口罩一般的现 实案例中，“焦点”存在并不是必然的，具身关系理 论不能 解 释 口 罩 案 例 中 无 焦 点 的 信 任 困 难。此 外，准透明性或缩小结构在理论中往往被视为是 放大结构的代价，本身并无存在的必要。在口罩 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适度的“缩小结构”对于增 加“安全性”是有帮助的，缩小结构有独立于放大 结构存在的价值。而“安全性”问题比技术现象学 传统上更乐于讨论的“透明性”问题在口罩案例中 更为重要。通过考察口罩在不同情境中的多重稳 定性，可以看到“诠释学策略”是“关系策略”的前 提，文化等情境因素通过两种策略的传递进入知 觉，使人们作出佩戴或摘下口罩的行为。正是由 于不同人群首先依托各自的文化背景与口罩形成 了不同的诠释学策略，才在佩戴口罩的活动中展 现出不同的关系策略。
转自：“质化研究”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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