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嘉陵桥渡 ，作者郑渝川hiecy
奥斯曼帝国、沙皇俄国，其实很大程度上很接近于大英帝国、法兰西帝国这样的殖民帝国，其模式可以追溯到古罗马帝国，即直接统治区与半独立性的领地并存，后者担负税收以及配合出征等义务。但长期以来，很多学者都采用“冲击-回应”范式来研究、解读19世纪不同时期，以及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的现代化进程。但这其实忽略了奥斯曼帝国在架构体系上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具有高度的多元性。
奥斯曼帝国在征服埃及等北非地区领地以后，又陆续鲸吞了波斯湾沿线的广袤地区。这些地区主要交由当地部族进行自治。
汉志位于阿拉伯半岛的西部，受副高压带和信风带影响，呈热带荒漠天气，当地从农业来看纯属贫瘠。但汉志地区包括了宗教圣地麦加和麦地那。所以，这是一个对于奥斯曼帝国在经济上无关紧要，但政治上极端重要的地区。
原本，汉志地区交由当地部族自治，后者服从奥斯曼帝国，这可以维持治理结构。但在19世纪，随着蒸汽船渐趋普及，使得长途旅行便利化，这就解决世界各地的宗教信仰者前往麦加和麦地那朝觐创造了条件。而大量朝觐者的到来，对于奥斯曼帝国而言，在经济上创造了可观收入，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增强帝国在区域内外的影响力。
奥斯曼帝国到了18世纪其实就已经在很多方面发展滞后，严重落后于西欧多国，甚至连以粗放管理著称的沙皇俄国，也将奥斯曼帝国作为可以恣意霸凌的对象。这就是为什么18世纪末、19世纪初，奥斯曼帝国曾涌现出改革派，探讨帝国转型为近代国家的可行之策。但这项改革很快失败，奥斯曼帝国到了19世纪中期以后，已经失去了启动哪怕是有限改革的勇气。
奥斯曼帝国落后于西欧各国，而这个帝国内部的不同区域，也有相当差别。正如今年出版的《自行车、港口、缝纫机：西方基建与日常技术在亚洲的相遇》一书所指出的那样，奥斯曼帝国的首都伊斯坦布尔一带，精英是西方文化的接触者，认为首都的西化程度最高，本国其他地区则远逊之，所以现代化发展的目标就是以伊斯坦布尔为中心、模板，在国内进行复制。
如《自行车、港口、缝纫机：西方基建与日常技术在亚洲的相遇》书中所说，这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也就是现在的土耳其人，开始对当时归属帝国的其他领地，如巴格达、贝鲁特以及汉志等地在内的区域，都依照英国人看待印度那样，视为殖民地，进行一番近代化、殖民化的开发。
汉志地区降雨量很小，当地水贩会将一年仅有的几天降雨时间降下的暴雨，储存到巨大的水箱里，然后再在一年内的非降雨时段售出。这种饮用水自然免不了细菌感染，而价格畸贵，当地平民以及海外朝觐者都怨声载道。1879年，英属印度政府派遣了一个医生到汉志调查了当地卫生状况，指出当地水贩甚至用与人类排泄物混杂在一起的脏水，按照饮用水价格高价兜售。这种情况下，欧洲各国向奥斯曼帝国施加了很大压力，后者也意识到，汉志地区的饮用水危机正在持续削弱帝国统治的合法性。
为了解决这项问题，奥斯曼帝国在19世纪80年代组织大批工人挖掘开了努曼谷地的地下水，用4年时间重新疏通了连接努曼与麦加的水渠，由此可以为麦加每分钟提供多达6000升的清洁饮用水。奥斯曼帝国政府还在麦加城内修建了9个蓄水池，负责看守清洁，再按照西方的做法铺设水管，使得城内的医院、餐馆、政府机关、军营、沐浴场所可以获得洁净的清水。
《自行车、港口、缝纫机：西方基建与日常技术在亚洲的相遇》书中指出，发生在19世纪末，由奥斯曼帝国在汉志地区多个城市建造的供水系统基础设施建设，很好地让当地居民感受到了国家的在场感——这对于长期统治汉志的部落首领而言，帝国一方过度扩张，破坏了与部落之间的平衡关系，削弱了地方统治的合法性。而麦加等城市的水箱投资者和水贩也十分厌恶帝国政府进行的公共建设。两种力量合谋而动，在一个不算长的时间内终于将帝国建造的供水系统基础设施破坏殆尽。
等到1907年，当英国派往奥斯曼帝国卫生部的观察员弗兰克·克莱默巡查麦加等地时就发现，当地人民又只能依赖私人水贩售卖的高价脏水了。其实，这也标志着奥斯曼帝国对于其所谓的边疆的管治的彻底失控。
《自行车、港口、缝纫机：西方基建与日常技术在亚洲的相遇》这本书选择了一个很好的切入口，那就是近代化技术、管理方式在被西方人引进到亚洲各地后，希望以这样的技术和管理方式来改造当地社会，由此引起的激烈反弹或是不甚激烈，但惯性持久的逆反。
书中收入的案例包括奥斯曼帝国在阿拉伯半岛汉志地区的饮用水工程建设的兴起和失败；英属印度在20世纪初为满足殖民者驾驶机动车而拓宽了印度各城市的道路，却为殖民地人们在城市里驾乘非机动车提供了空间；缝纫机如何被引入荷属东印度社会生活；美国在占领菲律宾以后，如何将本国的电气化厨房设备、消费主义文化引入作为殖民地的菲律宾，由此改造当地中产阶级的生活，等等。
在过去，无论是所谓的保守右翼，还是左翼阵营的部分人士，往往对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基于认知、利益反抗技术和管理方式的做法都会提出批评，很容易将之界定为抗拒进步。
但实际上，如果不予以反抗，更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式的植入，直接目的是便于控制、殖民，就像是汉志地区那样，如果当地部落和水贩没有破坏水渠，很可能就会导致奥斯曼帝国彻底将当地纳入行省化统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沙皇俄国和奥斯曼帝国的共同特点都在于，帝国统治的边缘地带，也就是所谓的高度自治区域，民众生活往往要把帝国直接统治的行省好得多。（如果不破坏水渠，）汉志地区的民众在当时确实有可能更早、更为持续地获得洁净供水，却可能因纳入帝国直接统治，要么被更加频繁地征调进入帝国正规军，然后作为炮灰消耗在鏖战的一战前线；要么被迫缴纳更高的税收。
更关键的是，如《自行车、港口、缝纫机：西方基建与日常技术在亚洲的相遇》书中所说，很多精英（无论所谓的左翼还是右翼），都有着一种“全球化想象”，相信“商品、资本、思想、人员应当自由通畅地流动，并由此达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也就会说，在这些精英的眼中，更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式终将战胜、取代旧有版本，因而无论如何都没有必要予以抵制。哪怕新技术、新管理方式在推广中，有时还会采取侵略、欺瞒（舞弊）等方式，这些精英也会予以容忍、默许。
实际上，从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后，欧洲和北美许多城市在迎接新的科技革命、产业革命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迟钝、抗拒来看，更新并不等于更好，技术和管理方式与社会的贴合，必须考虑后者的复杂性，否则就会让前者的落地变成一个尴尬的笑话。
转自：“学术那些事儿”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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