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期推送的是学者Lindsey Disney2021年发表在SOCIAL WORK期刊上的“The Impact of Employment on Immigrant Mental Health: Results from a National Survey”一文。文章表明防止或解决失业问题或维持就业的努力可能有利于移民人口的心理健康。
这是社论前沿第S3212次推送
微信号：shelunqianyan
介绍
在文献中，精神疾病和失业都被很好地记录为对个人的生活可能产生有害甚至有害的影响。然而，人们对美国移民人口中精神疾病和失业的交叉点知之甚少。这项研究考察了失业是否是美国移民样本中精神疾病的预测因素（N¼3732）。数据来自全国酒精及相关疾病流行病学调查，这是一个具有全国代表性的三波数据集。多元逻辑回归分析检验了消极就业状态的主要影响是否与第2波的心理健康诊断相关。在多元逻辑回归模型中，消极就业状态是所有心理健康诊断的重要预测因素。这项研究的结果表明，失业与移民的心理健康问题有关。本文介绍了社会工作实践、政策和研究的讨论和意义。
每年，美国有4400万人患有精神疾病（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NIMH]，2017年），导致生活满意度降低，自杀风险增加，估计经济成本为1932亿美元（NIMH，2017）。2019年1月，美国600万人受到失业影响（美国劳工部，劳工统计局[DOL，BLS]2018），导致经济受损（Hout，Levanon，&Cumberworth，2011），个人及其家庭陷入财务困境（Brand，2015；Vinokur，Price，&Caplan，1996），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下降（Linn、Sandifer和Stein，1985）。与此同时，2018年约有5000万移民生活在美国（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人口司，2018年）。鉴于美国有大量移民，研究工作必须了解这一特定人群的就业和心理健康问题的交叉点。
亚人口研究表明，对就业和心理健康问题的理解更加微妙（Beiser，Johnson，&Turner，1993；Zabkiewicz，2010）。例如，Zabkiewicz（2010年）发现，接受社会服务的女性亚群体并没有像普通人群一样从就业中获得同样的心理健康益处。Beiser等人（1993年）发现，前往加拿大的东南亚难民并没有像一般加拿大出生人口那样经历就业不足带来的负面心理健康影响。许多最近的美国。亚群体研究侧重于拉美裔或西班牙裔移民群体（Caicedo&van Gameren，2016）或使用小样本量（Dean&Wilson，2009）。对美国移民人口进行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大型研究较少审查心理健康与就业问题之间的关系（Szaflarski、Cubbins和Ying，2011）。
2017年，外国出生人口的失业率为4.1%，而本地出生人口为4.4%（DOL，BLS，2018）。然而，国家一级的统计数据未能描述外国出生人口的差异。例如，美国的移民。与普通美国相比，劳动力总体上不太可能拥有高等教育学位。然而2013年，就业不足影响了近200万移民，其影响率高于美国人口（分别为25%和18%）（Batalova、Fix和Bachmeier，2016）。
外国出生的人比本土出生的人更不可能经历心理健康障碍，这种现象被称为“健康移民效应”（Aglipay，Colman，&Chen，2013；Cunningham，Ruben，&Narayan，2008；Salas Wright，Kagotto，&Vaughn，2014）。健康移民效应对身体和精神疾病以及同一种族的外国出生和本地出生的人都适用，尽管这种效应在美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开始减弱（Garcıá-Pe´rez，2016；Szafalski，Klepinger&Cubbins，2019）。例如，12岁之前抵达美国的墨西哥移民成年人与美国原住民的酒精滥用率相同（Reingle，Caetano，Mills和Vaeth，2014）。在一般移民人口中存在亚群体例外，例如难民，他们比土生土长的人更可能患有基于创伤的心理健康障碍（Fazel，Wheeler&Danesh，2005；Szafarski等人，2019），或基于出生地或种族和族裔的其他差异。
此外，移民具有移民相关和法律地位相关的压力源，这些压力源会对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这是美国普通人群特有的压力源（Kirmayer等人,2011年）。
这项研究的目的是了解美国移民样本中的就业状况与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根据就业状况，移民心理健康是否随时间发生了变化。调查了以下研究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失业或继续失业的移民是否比就业或继续就业的移民更容易出现心理健康问题？
方法
1.参与者
本研究中分析的数据来自全国酒精及相关疾病流行病学调查（NESARC），这是一项由国家酒精滥用和酗酒研究所进行的三波纵向调查。NESARC收集了参与者的药物和酒精使用、风险因素以及心理和身体健康的信息（Grant&Dawson，2006）。第1波于2001年至2002年间采集；第二波，2004年至2005年；2012年至2013年间的第3波。第3波不包括第1波和第2波的重复采样；因此，本研究仅使用波1和波2。经过加权后，NESARC是一个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成年非机构化平民样本。在第1波的43093名NESARC参与者中，12.4%（n¼5338）的人自称为移民，当被问及“你出生在美国吗？”时，回答“不”参与者有五个种族/族裔类别可供选择，移民亚群体自我识别为西班牙裔（46.1%）、亚裔（23.4%）、白人（22.3%）、黑人（7.8%）或美洲原住民（0.4%）。本研究的最终样本（N¼3732）包括所有自报为美国移民的参与者，以及在第1波和第2波回答就业变量问题的参与者。
2.测量
相关变量。感兴趣的二分结果指标是心理健康诊断广泛性焦虑障碍（GAD）、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重度抑郁障碍（MDD）和酒精滥用障碍（AAD）。在面对面访谈中，使用酒精使用障碍和相关残疾访谈表IV（AUDAISIV）对这些诊断进行了评估（Grant等人，2003年）。AUDADIS-IV是一个半结构化的诊断面试计划，专为非专业面试者设计，它包括对酒精使用障碍、抑郁症家族史和选定的精神障碍的评估第四版《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DSM-IV）（美国精神病学协会[APA]，1994）。AUDADIS-IV的可靠性和有效性已在多个环境中以及普通人群和临床样本中记录。
NESARC将DSM-IV（APA，1994）对酒精滥用和酒精依赖的诊断合并为一个变量，该变量可获取/和诊断。NESARC将对心理健康诊断的反应分为“是”或“否”，本研究对第2波中新出现的心理健康诊断感兴趣，这是由参与者在第2波的“是，自上次访谈以来”反应定义的。
独立变量。感兴趣的主要独立变量是就业状况。在第1波至第2波期间失业或失业的人被概念化为具有负面就业地位，而在第1至第2波期间失业或就业的人被定义为具有正面就业地位。
失业被定义为对以下两个面试问题中的任何一个的“是”回答：你目前（1）失业或下岗，正在找工作吗？就业被定义为对以下五个面试问题中的任何一个的“是”回答：您目前是否（1）全职工作，（2）兼职工作，（3）有工作但因病未工作，（4）有工作而因休假未工作，或（5）有工作却无薪缺勤？四种就业状况类别构成了最终的就业状况变量。
参与者在第1波和第2波的回答以及相关的就业状态类别见表1。假设影响心理健康诊断的其他因素包括年龄（18-29岁、30-44岁、45-64岁、65岁或以上）、性别（男性、女性）、婚姻状况（未婚、已婚）、教育程度（高中/GED或以下，高于高中）、收入（0–19999美元、20000–34999美元、35000–69999美元或70000美元或以上），以及在美国的年数（5年或更短，6-16年，17年或更长）。
分析策略
使用SPSS第21版（Berkman&Reise，2011）进行数据分析。检查描述性和交叉表格，然后进行复杂样本多变量逻辑回归分析。运行了四个独立的回归模型，每个模型都有四个心理健康指标之一（即GAD、PTSD、MDD和AAD）。逻辑回归分析检验了在控制其他社会人口统计指标时，消极就业状态的主要影响是否与第2波的心理健康诊断相关。
结果
1.样本特征和双变量关联
在移民亚群中，18.1%（n¼681）支持第二波的一项或多项心理健康诊断。此外，86.8%的移民样本在第一波至第二波期间报告了积极的就业状况，13.2%的移民样本报告了第1波至第2波期间的消极就业状况，每个人都将第2波的一项心理健康诊断与就业状况进行比较。关于样本特征和就业状况与GAD、PTSD、MDD和AAD之间的双变量关联，见表2。
双变量结果表明，那些精神健康诊断为GAD、PTSD或MDD的患者第二波更可能有负面的就业状况，而那些被诊断为AAD的心理健康者则不太可能有负面就业状况。双变量结果表明，被诊断为GAD、PTSD或MDD的个体比被诊断为AAD的个体有更多的共同点。例如，在被诊断为GAD、PTSD或MDD的参与者中，有相似的年龄支出，而被诊断为AAD的参与者往往更年轻（48.6%在18岁至29岁之间，36.5%在30岁至44岁之间）。同样，被诊断为GAD、PTSD或MDD的参与者更可能在美国待了17年或更长时间，而被诊断为AAD的参与者在美国待的时间往往更少。女性参与者更容易被诊断为GAD、PTSD或MDD，而男性参与者更可能被诊断为AAD。与一般移民人口相比，患有任何心理健康诊断的参与者更可能未婚。患有PTSD或MDD的人高中毕业的可能性较小，而那些被诊断患有AAD的人则更可能高中毕业。在双变量分析中，教育水平不是MDD或AAD的重要预测因素。
2.预测GAD、PTSD、MDD和AAD的多变量模型
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中，负就业状态是所有心理健康诊断的重要预测因素。如果参与者报告了负面就业状况，他们患GAD的可能性是前者的两倍（OR¼1.96，p<.01，R2¼0.077）。报告消极就业状态的参与者患PTSD的可能性是1.25倍（OR¼1.25，p<.01，R2¼0.076），患MDD的可能性是1.5倍（OR½1.50，p<0.01，R2¼4 0.084）。消极就业状态的参与者患AAD的可能性约为一半（OR¼0.48，p<.01，R2¼0.144）。四个独立多元逻辑回归模型的结果见表3。
结论
这项研究的结果表明，失业可能会对移民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特别是对GAD、PTSD和MDD诊断。这项研究发现，酒精滥用和酒精依赖的结果正好相反，因此失业率预示着AAD的发病率较低。
然而，关于就业和酒精滥用的文献显示出混合结果（Dooley、Fielding和Levi，1996年；Henkel，2011年；Popovici和French，2013年；Ruhm和Black，2002年）。为什么失业会降低移民人口中AAD的可能性，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购买酒精的资金较少（Popovici&French，2013）。
此外，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检查AAD和移民人口中的特定民族和种族群体。Szaflarski等人（2019年）对美国移民中的酒精滥用进行的研究也使用了NESARC，研究发现，尽管墨西哥移民失业时不太可能酗酒，但非墨西哥西班牙裔/拉丁美洲移民失业时更可能酗酒。
还需要更多的研究来了解特定移民群体的就业与心理健康关系（Abdul Malak，2017；Szafarski等人，2011）。调查居住在美国的特定移民群体的研究将有助于社会工作从业者更好地了解特定群体的心理健康结构、工作角色以及精神疾病和失业的风险因素。就业可能是增加或减少移民压力的最重要领域之一，因为就业会影响许多领域（Disney&McPherson，2020；Teodorescu、Heir、Hauff、Wentzel Larsen和Lien，2012）。失业可能以具体方式（例如收入、住房）和非具体方式（如焦虑、抑郁、不安全感、不稳定）影响移民或移民家庭。以社区为基础并提供各种移民服务的社会工作计划是一种文化相关的护理模式的例子，这种模式可能对移民人口（Domenech Rodrı´guez、Baumann和Schwartz，2011年；Le、Zmuda、Perry和M u ~ noz，2010年）。防止或解决失业问题或维持就业的努力可能有利于移民人口的心理健康。
END
文献来源：Lindsey Disney; (2021). The Impact of Employment on Immigrant Mental Health: Results from a National Survey . Social Work, (), –. doi:10.1093/sw/swab005
转自：“社论前沿”微信公众号
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