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文章来源于拉丁美洲研究 ，作者林华
摘要：中国和拉美国家的减贫合作不仅将为各自的贫困治理提供更多的机会和选择，也有助于双方形成利益共享的命运共同体。本文旨在回答“中拉减贫合作的现有水平如何”“有哪些合作空间”“双方需要什么样的减贫合作”“如何开展减贫合作”等重要问题，从而为中拉减贫合作提供一种建设性方案。研究发现，中国和拉美都认识到了减贫合作的重要性，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将减贫纳入合作范畴。中拉减贫合作已经具备了政策、思想交流和实践基础，但双方合作仍处于起步探索阶段，无论在减贫合作理念的相互交流和理解、合作领域和手段的创新、合作项目减贫效应和社会效益的提升等方面都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中拉减贫合作要遵循顺应需求、互利共赢、互学互鉴、合作多样化原则，以确保合作的可持续性，使双方的发展命运连接在一起。在路径选择上，中拉减贫合作既要吸收借鉴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合作的成功经验，也要充分考虑拉美国家的特点。现阶段，打造机制化、启发式、多层次的知识共享体系，提升贸易活动的益贫性和包容性，强化投资和援助的社会效益，探索数字化减贫合作的可能，是中拉减贫合作的可行路径。
关键词：减贫合作 发展合作 可持续性 社会效益 知识共享体系 数字化
作者简介：林华，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拉丁美洲研究》2022年第5期
消除贫困是人类的共同使命，贫困治理已经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在2020年年底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胜利，实现了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为全球反贫困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中国作为负责任、有担当的发展中大国，在进行自身反贫困斗争的同时，还积极致力于全球贫困治理。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就通过向亚非国家提供无偿援助等方式开展国际减贫合作。改革开放之后，随着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在贫困治理国际合作中更加强调发展合作、互利共赢，更注重提升合作对象国的自我减贫能力。当前，全球贫困治理面临极大挑战，新冠疫情对全球减贫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此背景下，加强国际减贫合作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和重要。
长期以来，中国减贫合作的对象以非洲和亚洲国家为主，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虽然也属于发展中国家，但由于拉美经济发展水平整体较高，加之中拉关系起步较晚，中拉减贫合作直到近年来才被纳入决策部门的议事日程和学术界的研究范畴。随着中拉合作领域的不断扩展，如何突破原有模式、将双边关系提升到新高度，成为政界、学界深入思考的问题。在此背景下，中拉在保持和深化经贸合作的基础上，加强人文和社会领域的交流合作成为必然选择。而减贫作为中拉双方面临的共同任务、作为中拉政治和经贸关系向社会领域延伸的载体、作为中拉民心相通的重要推动力，理应成为中拉对话的新主题和中拉合作的新抓手。本文将从中国和拉美减贫合作的现实条件出发，论证双方进一步深化合作的可能性，提出中拉减贫合作应遵循的四项基本原则，并对双方合作路径进行分析研究，着重回答“中拉减贫合作的现有水平如何”“有哪些合作空间”“双方需要什么样的减贫合作”及“如何开展减贫合作”等重要问题，从而为中国与拉美地区的减贫合作提供一种建设性方案。
一、中拉减贫合作的条件和基础
绝大部分的中拉合作内容和项目并非以减贫为直接目的，但是中国对拉美地区的援助和投资都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合作对象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间接发挥了抑制或减少贫困的效应。同时，双方减贫合作意愿的提升和扶贫理念的相通，也为中拉开展减贫合作奠定了基础。
首先，中拉不断加强顶层设计，使减贫合作具备了政策基础。早在2008年，中国政府发布的第一份《中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就明确提出“中国政府愿加强同拉美国家在减少贫困、缩小贫富差距领域的交流合作，推动双方扶贫机构广泛建立合作关系，开展机构信息交流、合作研究等活动”。2016年，中国政府发布第二份《对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政策文件》，不仅重申了在减贫、消除饥饿等领域与拉美开展对话和交流的意愿，而且强调了加强减贫能力建设的重要性。中拉共同制定的《中国与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合作规划（2015—2019年）》和《中国—拉共体成员国重点领域合作共同行动计划（2022—2024年）》，也都将中拉减贫合作的内容纳入其中。前者的重点在于“对话和分享”，而后者将合作范围进一步扩展至“推动新的发展模式和为公共政策提供建议”。可以看出，中拉对于减贫合作的认识和目标在不断提升。
其次，中拉双方在消除贫困、促进公平理念上的相通为减贫合作提供了思想交流的基础。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首次提出的“精准扶贫”重要思想，成为后来中国开展扶贫攻坚战的理论指导。所谓“精准扶贫”，就是“对不同原因、不同类型的贫困，采取不同的脱贫措施，对症下药、精准滴灌、靶向治疗”。这种通过解决贫困人群“个性化”“特殊性”问题的理论，与拉美国家普遍采用的从收入、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居住设施等多维度视角看待、识别和治理贫困问题的理念有相通之处。自201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多维贫困指数以来，拉美各国陆续开始探索对多维贫困的测量和识别方法，并逐渐认识到多维贫困指标可以弥补单纯以家庭收入为标准划定贫困的局限性，也有助于政府制定更有针对性的减贫策略。无论是“精准扶贫”，还是“多维贫困”，其目的都在于对目标贫困群体进行细分，对居民家庭陷入贫困的原因和制约发展的因素进行解析，制定出更加有效的减贫措施。
随着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政府将实现共同富裕作为下一阶段反贫困工作的主要目标。共同富裕思想的基本内涵是让全体人民共享高质量发展的成果，“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实际上，共同富裕思想对于拉美国家而言并不陌生。早在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拉美经委会针对新自由主义造成的经济与社会的不协调发展，就提出“生产改造与公正相结合”的思想。进入21世纪之后，左翼浪潮席卷拉美，各国政府纷纷提出消除贫困、缩小贫富差异、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等主张。可以说，中拉在追求社会平等的道路上是同向而行的，双方思想的趋同为交流提供了更多话题、为合作创造了更多可能。
最后，中国对拉美的发展援助和中拉经贸活动为减贫合作提供了实践基础。对外援助和经贸往来的直接效应在于促进发展，而发展是减贫的前提和条件。从这个角度看，无论是中国对拉援助还是中拉经贸活动，都已构成了中拉减贫合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国际劳工组织2017年发布的报告显示，2003—2016年中国在拉美地区的投资活动共创造了26万个工作岗位。尽管没有数据表明这些岗位被哪些收入群体获得，但在一个以劳动报酬为家庭收入主要来源的地区，就业机会对于收入的保障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张原通过计量模型评估了中国援助和投资对拉美国家的减贫效应，认为“中国援助与投资整体上有助于拉美国家减贫……其他官方资金、商业型、基础设施、科教人文类援助，以及国有企业投资、工程承包、绿地投资、基础设施、商贸金融类投资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从另一角度看，帮助合作对象国提升自我发展能力已经成为中国参与减贫合作的重要方式，这既是南南合作模式的创新，也是国际减贫合作体系的新特征。
总的来看，中国和拉美都认识到了减贫合作的重要性，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将其纳入合作范畴。同时，中拉长期经济贸易投资合作的减贫效应也初步显现。这些都为进一步扩大和深化中拉减贫合作奠定了基础。
二、中拉减贫合作的提升空间
尽管中拉在减贫合作方面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和基础，但实际上双方合作仍处于起步探索阶段。无论与中拉经贸合作相比，还是与中国—非洲、中国—亚洲减贫合作相比，中拉减贫合作都是一个相对新鲜的事物，双方合作具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中拉虽然在顶层设计上达成了高度共识，但是在如何开展减贫合作上仍缺乏深入讨论。在具体操作和实施层面，双方也尚未形成系统性的合作。从历史上看，拉美和域外国家开展减贫合作的主要方式是接受欧美国家的官方发展援助。与中拉合作相比，拉美与西方国家的合作历史要悠久得多，对北南援助模式有较高的接受度和适应性。但是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减贫合作体系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一方面，南南合作正在成为国际减贫合作体系中与南北合作同等重要的力量。有学者认为，与传统上以官方发展援助为主要内容的南北合作不同，南南合作高度重视“互利互惠”“伙伴关系”和“自主权”。也就是说，南南合作淡化了援助的色彩，更强调合作共赢。另一方面，国际减贫合作中原来的“授人以鱼”模式正在被“授人为渔”所取代，受助国比以往更加重视自我发展能力的提高。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支持发展中国家开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帮助他们增强自身发展能力，更好地融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为国际减贫事业注入新活力。”尽管国际减贫合作理念和实践的变化符合中国和拉美国家的共同利益，但是拉美国家对这一变化需要一个适应、理解和融入的过程。为了加快这一进程，增进彼此间的沟通交流、扩大共识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其次，中国与拉美国家国情不同，某些优势在中拉减贫合作中难以发挥，中拉合作需要更多的创新。中国和拉美国家贫困问题的特点和致贫原因不尽相同，双方的政治制度、经济结构、治理能力也存在相当大的差别，这就决定了“中国式扶贫”的经验不能简单移植到拉美国家。举例来讲，中拉扶贫的对象不同。中国的贫困人口集中在农村，扶贫的对象主要是农民，消除贫困的关键在于解决农村问题。然而在拉美国家，尽管农村的贫困率高于城市，但是由于城市化水平很高，城市贫困人口的绝对数量远远多于农村。因此，拉美国家减贫的重点区域是城市。有学者在研究中非减贫合作时认为“中非减贫合作的共同难题是农村贫困问题”，这一结论决定了中非减贫合作必然要将发展农业、提高农村人口的收入水平作为合作重心。实际上，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地区的贫困问题都具有这一特点，而解决农村贫困问题恰恰也是中国减贫的成功经验和优势所在。但是，对于中拉减贫合作而言，农业合作很难发挥主导作用。可以说，中国与拉美的减贫合作比其他地区更需要在合作领域和手段上有所创新。
最后，中拉之间以减贫为直接目标的合作项目较少，或者说绝大多数合作项目缺乏对社会效益、减贫效应的考量，这与当前拉美国家对国际减贫合作的迫切需求不相适应。拉美国家的减贫工作虽然在2002—2014年取得了重大进展，但是新冠疫情的爆发严重影响了该地区的减贫进程，导致最近10年来获得的减贫成果几乎化为乌有。根据联合国拉美经委会的数据，2021年，拉美地区贫困率达到32.1%，贫困人口数量达到2.01亿；极端贫困率升至13.8%，极端贫困人口数量达到8600万，是近30年来的最高值。除了疫情之外，当前影响拉美国家减贫成效的结构性障碍在于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较弱。2009年以来，拉美经济发展不稳定、易受外部环境影响的特点逐渐显现，并有进一步强化的趋势。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持续、发达国家的经济低迷、大宗商品上涨周期的结束、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政策、美国加息等，都对拉美国家产生了重要影响，导致拉美经济在2009年、2015年和2016年三次出现负增长，2017—2019年期间持续低迷。经济不景气引发的就业困难加剧了贫困问题，某些国家的高通胀也对弱势群体造成了冲击。受新冠疫情影响，2020年拉美经济下滑6.8%，社会形势进一步恶化。在此背景之下，拉美地区依靠自身力量减贫的难度很大，需要外部力量给予支持，这一方面为中拉减贫合作的深化提供了契机，另一方面也对中拉合作的效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中拉减贫合作的基本原则
在分析了中拉减贫合作的现有水平和发展空间之后，应该考虑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在于中拉需要什么样的减贫合作，或者说，中拉减贫合作应该遵循哪些基本原则才能达到最理想的效果。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仅要基于对中国和拉美国家国情的了解，还要基于对双方能力的判断。实际上，前文的分析已经涉及了这两方面的内容。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明确中拉减贫合作的基本原则，为中拉减贫合作的实践提供指导。
（一）顺应需求
减贫合作要以符合双方的实际需要为出发点。如前文所述，中国和拉美国家国情不同，在减贫方面的任务和目标也存在差异。这决定了中拉减贫合作要根据各自需求做出灵活的调整，以免影响合作效果。比如，对拉援助方面，虽然中国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但仍然存在着与拉美国家需求不相匹配的问题。有的学者认为“由于其独特的政治文化生态，拉美有着较为特殊的地区特色，其合作模式与中国式援助在局部领域存在一定冲突”。也有的学者提出中国对拉美援助深度不足的原因之一是“拉美国家的发展水平较高，对中国的援助需求不大”。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共有33个国家，地区各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不一，减贫方面的需求也会有很大不同。这就要求中拉减贫合作，特别是双边合作要具有多样化、差别化的特征。对于中国来讲，减贫合作一方面要符合外交战略的需要，起到配合外交的作用，另一方面还要有助于提升中国形象，改变拉美民众对中国的刻板印象，促进民心相通。
（二）互利共赢
中国倡导在国际合作中秉持正确的义利观，“其强调的核心理念是：义利相兼、以义让利、互利共赢，以及大国的责任与担当。”以减贫为目标的合作与传统经贸合作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前者要更加注重以义为先、义重于利，但这并不意味着要舍弃利益、不顾利益，而是要义利兼顾、取利有道。习近平主席也曾指出：“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减贫交流合作关系，是消除贫困的重要保障。”
在拉美地区，中拉贸易投资结构所呈现出的特征导致中拉关系常被误解为“北南关系”。这种不恰当的定位加上拉美国家对域外资金技术的迫切需要，使其不少政府官员、学者、企业界人士都希望中国能在拉美发展进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对于这种期待，一方面中国给予了充分理解和积极回应，另一方面，中国也始终坚守自身发展中国家的角色定位，量力而为。实际上，在合作中强调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是新型的南南合作模式有别于传统的北南合作模式的重要特征，也更符合中拉双方的共同需要，不仅有利于中拉减贫合作体系向更加平等、有效的方向发展，也有助于激发合作方的内在发展潜力，从而提高自我发展能力。
（三）互学互鉴
减贫合作的目的不在于减贫模式的复制模仿和减贫经验的输入输出，而是在相互了解和理解中相互学习借鉴，取人之长、补己之短。虽然中国在消除绝对贫困的道路上已经先行一步，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必要再学习借鉴他国的经验，吸取前人的教训。不可否认的是，拉美地区的发展早于中国。有研究认为，部分拉美国家现代工业的发展始于19世纪70年代，属于当代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先行者。这表明，拉美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已经持续了100多年时间。但为什么时至今日，仍然没有一个拉美国家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为什么大部分拉美仍然受到贫困、饥饿、贫富悬殊等问题的困扰？为什么拉美国家的减贫事业历经坎坷？2002—2014年，拉美地区减贫成效显著，贫困率由45.4%下降到27.8%，极端贫困率由12.2%减少到7.8%。这又是如何做到的？面对一个日益庞大且诉求多样化的中间收入阶层，拉美各国政府有何举措保持社会上升流动的畅通？上述问题的答案不仅对于拉美国家十分重要，对于中国也极具参考价值。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拉美国家的扶贫主要依靠政府的转移支付，减贫项目和计划对国家财政的依赖性很强。但在经济形势持续低迷或遭受类似于新冠疫情的危机时，拉美国家普遍面临财政压力，因此也急需吸收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减贫经验，引入新的贫困治理方案和思路。所以说，中拉减贫合作中，双方在相互学习和交流中共同进步、共同发展，从对方的实践中汲取精华为己所用、避免重蹈覆辙，既是合作的过程，也是合作的最终目的。只有这样，中拉双方的发展命运才能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四）合作多样化
中国参与到拉美国家的反贫困进程中，本身就是拉美减贫合作伙伴多样化的体现。长期以来，拉美国家主要通过接受西方发达国家和国际金融机构的援助开展国际减贫合作。尽管官方发展援助和多边援助对于拉美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了一定促进作用，但是拉美国家在这种合作中始终没有摆脱被动“受援国”的地位。与之不同的是，中拉减贫合作是南南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双方在合作中保持的平等关系、伙伴关系为合作主体、合作方式、合作内容、合作层次的多样化提供了可能。中拉减贫合作的参与者既要有各级政府、公共部门、金融机构、科研机构等，也要有企业、社会组织。合作方式既应包括双边合作，也应包括多边合作；既要有经验交流、知识分享，也要有实践探索、能力建设。合作内容不仅要有与减少贫困、改善贫困人群生活质量直接相关的活动，还要有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推动落后地区开发建设为目的的活动。在合作中坚持多样化，既是提高合作精准度的要求，也是保持合作可持续性的要求。
四、中拉减贫合作的路径选择
本文第二部分提出当前中国和拉美国家在凝聚共识、创新合作、提升减贫效应三个方面具有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合作的空间。本部分将以此为依据，在参考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合作经验的基础上，从知识交流、贸易、投资、技术等不同角度探讨中拉反贫困的合作路径。
（一）打造机制化、启发式、多层次的知识共享体系
知识共享是国际减贫合作的重要内容。长期以来，西方国家的减贫知识体系在国际减贫实践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但近年来发展中国家的减贫知识日益丰富，不断形成新的公共知识产品。这为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知识共享提供了可能。目前，中国与东盟、非洲国家的减贫知识共享机制已经相对成熟和完善。自2007年起，中国—东盟社会发展与减贫论坛已连续举办15届；以促进基层交流为目的的“东盟+中日韩村官交流项目”自2013年以来已经举办9届；中非减贫与发展会议于2010年首次召开，连续举办11届，并于2015年被纳入中非合作论坛；“中非共享发展经验高级研讨班”自2008年起连续举办10届……这些定期化、机制化的交流培训活动不仅构成了中外减贫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极大地深化了中国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合作关系。相比之下，中拉减贫知识和信息的交流共享还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实现机制化、体系性的构建。一方面，首届中拉减贫与发展论坛于2021年才召开，远远滞后于上文提到的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地区的同类论坛。另一方面，中拉之间以减贫为主题的培训活动也开展得较少，未形成机制化运作。2014年，“拉美、加勒比及南太地区公共服务与减贫官员研修班”在北京举办，但只有苏里南、巴哈马、安提瓜和巴布达3个加勒比国家的代表参加。
今后一个时期，构建机制化、启发式、多层次的知识共享体系可以说是中拉减贫合作的重要任务。在机制化建设方面，如果能将中拉减贫与发展论坛打造成年度性、高水平的知识共享平台，不仅将填补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减贫知识共享体系的空白，而且将成为中拉减贫交流合作的标志性成果。强调知识共享体系的启发性，就是在交流和实践中，知识的提供者不寻求将自己的发展经验强加于他国，而是调动参与者自我思考、自我试验的积极性，从分享的知识中获得启发，探寻适合本国的方案。阿根廷学者在对中国减贫经验的研究中指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传统、背景，将经验从一个地方机械地转移到另一个地方是不容易的。虽然中国的成功在其他地区鲜有先例，但总能找到一些‘普遍性’的问题，使之适应本地的政治、社会、教育和经济现实，来对抗贫困的悲剧。”在挖掘和总结减贫知识的普遍性方面，学术界应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层次化建设方面，交流合作不仅应在国家层面展开，也应该在省市级的层面展开；不仅要在政府官员、政策制定者、学者中展开，更要在基层组织、社会组织中展开。在知识共享的内容上，中拉的交流主题不应局限于单纯的扶贫政策和手段，还要扩展至税收制度、小额信贷、城市非正规经济管理、妇女经济赋权、贫民窟（棚户区）改造等对改善社会不平等至关重要的内容。
（二）提升贸易活动的益贫性和包容性
贸易既有可能推动就业、提高工资水平、改善人民生活水平，也有可能拉大收入差距、增加贫困。这两种情形在拉美地区均有先例。之所以产生了不同的结果，主要原因在于贸易的益贫性和包容性取决于多种因素。具体到中拉贸易，它对拉美国家益贫性、包容性增长的作用是多重的，不能一概而论。上文中提到的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对中国与智利、墨西哥、阿根廷、巴西4国贸易创造的就业机会进行了研究，认为中拉净贸易总体而言有助于这些国家创造就业，但国家间差异明显。例如在1995—2011年，中国从巴西的进口为巴西创造了194.9万个工作岗位，但是中国从另外三个国家的进口只创造了94.8万个工作岗位。根据这份报告，中国的出口会造成当地工作岗位不同程度的流失。除了对就业机会的影响以外，中拉贸易的红利还有可能通过其他途径惠及穷人。例如，中国对拉美国家的出口，特别是日用品、家用电器等产品的出口，可以通过降低当地的价格水平给低收入群体带来好处。此外，如果拉美国家政府能够将贸易收益通过合理的社会分配政策转移给贫困人口，那么贸易活动对贫困也能产生间接性的积极影响。例如，阿根廷从2002年起开始对大豆、小麦、玉米等主要出口产品征收出口税，这不仅扩大了该国的财政收入，也使其大规模的社会救助政策获得了重要的资金支持。
虽然中拉贸易对拉美国家益贫性和包容性增长的作用受到了很多因素的影响，但无论从中拉经贸合作的大局出发，还是从减贫合作的角度出发，中拉双方都有责任进一步改善贸易结构，实现贸易平衡，同时通过特定的贸易政策，如对中小微企业实行关税减免等，使贸易发挥更大的减贫效应。2021年，中国对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出口2290亿美元，进口2226亿美元，双边贸易已经实现了总体平衡。但是中国对绝大部分拉美国家都处于顺差地位，只有对巴西、智利、秘鲁等少数国家例外。因此，继续向拉美产品开放市场、扩大从拉美国家的进口仍是未来一段时间中国努力的方向。
（三）强化投资和援助的社会效益
中国对拉美地区的投资和援助能够促进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特别是对于多维贫困的治理很有帮助。但是投资活动的根本目的在于追求经济效益，而且中国对拉投资的历史较短、经验不足，很难从一开始就兼顾到社会效益和社会影响。而对拉美地区的援助在很大程度上承载着巩固外交阵地、配合外交布局的功能。因此，无论是对拉投资还是援助，其社会效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处于次要地位。不过这种状况已经随着中国对拉投资和援助活动的日趋成熟而有所改观。首先，中国在拉美地区的投资已由最初的集中于自然资源开采向基础设施、制造业、农业、通信等更多的领域扩展。很多投资项目不仅帮助中国企业“走进拉美”，也成为它们“走近拉美”、贴近当地民生的重要载体。基础设施建设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例如，中国投资的巴西美丽山水电特高压项目，不仅满足了当地2200万人的年用电需求，还在当地创造了2.5万个就业岗位。中国在阿根廷胡胡伊省高查瑞投资建设的光伏电站，解决了周边十几个村庄的就业问题，使原本无固定收入的农民成为正规劳动力，有了稳定的收入。其次，赴拉美投资的中国企业越来越重视履行社会责任。企业不仅完成项目建设，还通过修建道路、学校、医院、银行等公共设施，组织捐款捐物等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和公益活动，造福当地民众。最后，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对拉援助在外交上的功能逐渐弱化，其根本目的已经转变为展现大国担当、谋求共同发展。根据官方数据，对拉美地区援助在中国对外援助中所占比重由2009年12.7%下降到2013—2018年期间的年均7.27%。这既与拉美地区低收入国家数量较少有关，也与中国更加重视援助对于拉美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针对性、有效性、合理性有关。
鉴于投资活动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对于拉美国家经济发展和就业的积极影响，中拉利用“一带一路”倡议深化减贫合作将是一个必然选择。尽管“一带一路”落地拉美的时间晚于世界其他地区，但是双方合作潜力巨大。截至2022年2月，中国已与21个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签署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一带一路”不仅要帮助拉美国家加强互联互通，还要走出一条适合拉美国家的“减贫之路”。考虑到拉美国家的发展水平和条件，“一带一路”的减贫效应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加以强化：一是通过关注城市发展，将改善基础设施的红利向城市中低收入人群扩散；二是通过技术合作提高劳动者的技能和收入；三是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提升中拉生态环保合作、防灾减灾合作水平。在对拉援助方面，教育、医疗卫生、公共设施等应成为重点关注领域，使民生工程成为构筑民心相通的桥梁。
（四）发挥中国技术优势，探索数字化减贫合作的可能
在拉美地区，数字技术还没有广泛运用到扶贫减贫工作中。但是普遍存在的数字技术缺口和数字鸿沟为中拉数字减贫合作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拉美地区数字技术的发展受到生产结构、劳动力结构、福利水平、居民经济社会地位、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发展极不平衡。不同社会阶层对于数字技术的可获性存在巨大差异，数字技术的最大受益者是中高收入群体，而低收入者在获取数字技术、参与数字经济方面面临极大障碍。数字鸿沟已成为社会不平等的新表现形式。新冠疫情暴发后，拉美国家认识到跨越数字鸿沟对于抗击疫情、维持经济和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性。2020年11月，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第九届信息社会部长级会议发布《2022年拉美数字议程》，明确提出8个行动领域和39个具体目标，以加强地区数字化建设、缩小数字鸿沟为主要目标。预计未来数字经济在拉美地区将大有可为。
现有的研究表明，以数字技术为依托的电子商务、数字普惠金融和大数据精准扶贫管理等对于减少贫困发挥了积极作用。当前中拉合作正在向纵深发展，需要开拓新的合作模式。而数字减贫合作融合了技术输出、社区构建、城市管理、产业发展、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等，既有助于中国企业融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讲好中国故事，提升中国软实力，也有利于发挥中国技术和产业优势，创造经济效益。
中拉数字减贫合作可从如下两个方面切入。其一是支持并帮助拉美国家运用数字技术对贫困人口和家庭进行更加精细化的管理和更加精准的帮扶，提升管理水平和效率，提高减贫政策措施的有效性，规范扶贫资金的使用。其二是积极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使数字技术更具包容性，使更多的贫困人群享受数字红利，从而摆脱贫困。目前中国国内开展的农村电商、农业信息服务、普惠金融、智慧社区、灾害预警、气候和环境监测等都可以成为中拉数字减贫合作的内容。
五、结语
近年来，中拉合作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减贫合作理应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符合中拉双方的发展利益和发展需要。从整体合作的角度来看，拉美地区的发展水平高于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南亚和东亚的大部分国家，造成拉美地区贫困的主要原因、减贫的目标等也有别于上述地区，这决定了中拉减贫合作要在吸收借鉴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减贫合作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地区特色。从双边合作的角度来看，拉美国家贫困水平不一，发展诉求不同，中拉减贫合作要考虑国别差异，形成国别特色。从地方合作的角度看，由于拉美国家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和城乡二元结构都十分明显，中拉减贫合作要针对不同地区的发展特点形成地方特色。
虽然中拉减贫合作尚未开始机制化、体系化运作，但是发展潜力巨大。中国在亚非地区使用较多的对外援助，并不是中拉减贫合作的主要手段。相比于援助，对拉贸易和投资对于发展合作、贫困治理的作用更大。因此，中拉减贫合作的路径选择离不开这两个传统领域，但是提高其社会效益和减贫效应是未来努力的方向。减贫和发展知识共享体系的建设同样是中拉需要共同完成的目标，这是构筑中拉减贫合作范式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至于探索数字化减贫合作的可能性，是在充分考虑了中国的技术优势、拉美国家的数字基建水平和需求的基础上提出的方案。将科技与减贫相结合是目前中国正在积极探索的新型扶贫手段，如果将其引入中拉减贫合作的范畴，既是中国实践的海外延伸，也有助于双方共同学习、共同进步。
国际减贫合作是发展中国家贫困治理的重要途径。中拉减贫合作不仅将为各自的贫困治理提供更多、更有效的方案，也有助于将双方的发展命运相联系，使双方形成利益共享的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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