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日，《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2年第5期在首篇位置刊发了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主任、《中国经济问题》常务副主编张兴祥教授与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洪永淼教授合作的《习近平关于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论述及其原创性贡献》一文。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是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主管、中央编译出版社主办承办的中央级首创比较研究大型理论期刊。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2年第5期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习近平关于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论述及其原创性贡献
内容提要：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论述，是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理论指南。本文首先对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的定义、内涵及价值意蕴作了梳理，进而围绕三者的辩证关系、理论建构和标志意义进行学理性阐释。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论述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论、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循环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原创性贡献，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
作者简介：
张兴祥，厦门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系主任、教授，《中国经济问题》常务副主编。
洪永淼，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项目“习近平关于对外开放的重要论述研究”（项目编号：2072021139）；福建省中特研究中心重大项目“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时的创新理念和重大实践研究”（项目编号：FJ2020ZTZ001）。
关键词：习近平 新发展阶段 新发展理念 新发展格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我国处在什么样的发展阶段､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作出科学分析和判断,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问题展开更系统､更全面､更深入的论述,形成具有实践广度､理论深度和思想高度的集成理论｡《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一书的出版,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纲领性文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论述,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大理论创新,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作出原创性贡献,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
一、
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的定义､内涵及价值意蕴
(一)新发展阶段的定义､内涵及价值意蕴
2020年10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的讲话中指出:“新发展阶段就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阶段｡”(习近平,2021)之后,他又对新发展阶段作了具体阐释,概括了四个方面的内涵:第一,新发展阶段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阶段;第二,新发展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阶段,同时是其中经过几十年的积累､站到了新起点上的一个阶段;第三,新发展阶段是在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性跨越的新阶段;第四,新发展阶段是我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新阶段(习近平,2021)｡
不难看出,习近平总书记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起点和目标等角度,多维度､全景式展示了新发展阶段的丰富内涵｡只有弄清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目前处在什么位置,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才能开好局,起好步,谋好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正确认识党和人民事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是我们党明确阶段性中心任务､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也是我们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经验｡”(习近平,2021)新发展阶段标明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明确了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方向和奋斗目标,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定位､定向､定标,擘画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新蓝图｡
(二)新发展理念的定义､内涵及价值意蕴
2015年10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中指出,“要以新的发展理念推动发展”,“建议稿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在理论和实践上有新的突破”,“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管长远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习近平,2015)｡同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基于问题导向,对五大发展理念作了具体阐释:创新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协调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绿色发展注重的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开放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共享发展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习近平,2021)｡同时,五大发展理念各自有清晰的内涵,例如创新发展包括理论､制度､科技､文化四个维度的创新;协调发展包括区域､城乡､经济与社会､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等;绿色发展包括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等;开放发展包括要素流动型开放和制度型开放､“引进来”与“走出去”均衡发展等;共享发展则包括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建共享和渐进共享(习近平,2021)｡
新发展理念是在科学总结和分析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和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形成的新思路､新战略､新举措,集中反映了我们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习近平,2017)｡新发展理念很好地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应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实现发展这一关系全局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打了个非常形象的比方,新发展理念就是指挥棒､红绿灯(习近平,2021)｡改革开放以来很长一段时期,我国依靠资本､资源､劳动力等三大传统要素投入,经济获得了飞速发展,但这是一种典型的“要素驱动”发展方式,随着要素条件与市场环境发生变化,这种发展方式已难以为继｡“改革未动,理念先行”,新发展理念对于进一步转变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寻找新的增长动能､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指导意义,也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通向“中国梦”之路指明了方向｡
(三)新发展格局的定义､内涵及价值意蕴
2020年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指出,“我们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新形势下我国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习近平,2021)｡此后,他在多个场合对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具体内涵作了阐释:首先,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把握主动权的“先手棋”,不是被迫之举和权宜之计;其次,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开放的､相互促进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不是封闭的国内单循环;再次,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基础上的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不是地方都搞自我小循环(习近平,2021)｡
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积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有大幅度的提升,已具备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支撑并带动国际循环的基础条件｡因此,这一战略构想的提出,有助于厘清新发展阶段的战略思路,不断激发经济增长的内需潜力,塑造国际合作和国际竞争新优势,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制,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是促进各种要素自由流动,确保经济循环畅通无阻｡2022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旨在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清除各种“路障”,从而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流动｡
二､
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的辩证关系､理论标志及实践功用
(一)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之间的辩证关系
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是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由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三重逻辑”得出的科学论断,不仅如此,三者之间还体现了互为依存､互为条件的辩证关系:进入新发展阶段明确了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把握新发展阶段是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现实依据;贯彻新发展理念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指导原则,为把握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了行动指南;构建新发展格局明确了我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是应对新发展阶段机遇和挑战､贯彻新发展理念的战略选择(习近平,2021)｡三者之间不是各自孤立的存在,而是辩证共生的统一体,形成一个科学严密的理论体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体现了鲜明的理论集成创新特征,必须把三者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理解和把握｡
(二)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的理论标志
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标志着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新进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提出一系列的新思想､新理念､新观点､新论断,其中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是关于新发展的集中表述,是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最新进展｡其突出表现是:第一,概念清晰,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三个概念所指明确,有关界定非常清晰;第二,逻辑自洽,三者之间可以互识､互补､互证,不存在自相矛盾之处;第三,解释力强,三者是根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发展理论,既有契合中国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又有可推广可借鉴的普适性;第四,包容性强,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论述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而是开放､包容､多元,具有极强的延拓性,其中新发展理念尤为突出｡
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标志着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新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对如何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作了科学而深刻的阐述,明确了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现代化建设的指导原则､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把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特别是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社会的一切问题都可以归结为发展问题,因为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即使是发展自身存在的问题也要依靠发展来解决,抓住发展,就是抓住了一切问题的“总钥匙”｡党的十八大以来,发展问题成为贯穿习近平经济思想的一条主线,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犹如三座高峰,矗立于这条主线上,代表了我们党在发展理论上取得的最新成果｡
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新飞跃｡三者充分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有关成果,并在已有理论基础上推陈出新,凝练出具有原创性的新话语｡三者的核心全在“新”字,其要领也在“新”字,是在“新”字上做时代大文章,体现了理论的时代性､系统性､科学性和创新性的有机统一｡三者互为支撑､相辅相成,形成一个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立体化的理论,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指南｡
(三)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的实践功用
新发展阶段起到方向标的作用｡新发展阶段从时间维度标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一是清晰确定了新发展阶段的时代坐标,为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设立了可检视的时间表｡二是准确界定了新发展阶段的历史起点和终点,其起点是“十四五”开局之年,即2020年,其终点是本世纪中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之际｡三是明确区分了新发展阶段的两个阶段,并提出相应的战略目标: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目标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目标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一般来说,展望未来的发展,方向越明确,目标越清晰,行动就越有力,也就更容易获得成功｡
新发展理念起到价值引领的作用｡新发展理念从价值维度阐明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宗旨,即发展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我们要始终把人民立场作为根本立场,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使命”(习近平,2018),“中国执政者的首要使命就是集中力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习近平,2017)｡正是本着这样的初心和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置于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的首位,并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视为新发展理念的“根”和“魂”(习近平,2021)｡五大发展理念,自始至终都贯穿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价值导向｡坚持创新发展,促进中国制造业向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攀升,实现高质量发展,目的是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坚持协调发展,不断缩小区域､城乡､收入等方面的差距,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不协调的问题,目的是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群体;坚持绿色发展,让中华大地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环境更优美,目的是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生态环境的改善,过上宜居宜业的好日子,不断提升幸福感和获得感;坚持开放发展,以开放倒逼改革,不断丰富对外开放的内涵,实现全方位高水平开放,全力推进国内国际要素高效有序流动,归根结底也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坚持共享发展,注重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以促进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作为人民幸福的着力点,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这种价值引领还具有世界意义,即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寻求破解世界经济难题良方时,自然而然地将新发展理念作为行动指南,进而拓展应用到国际领域｡例如,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他强调指出:“我们要讲求效率､注重公平,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习近平,2017)当今世界南北差距不断扩大,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破解“四大赤字”———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和信任赤字,非常需要新发展理念这样的价值观引领｡
新发展格局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新发展格局从空间维度凸显了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空间特性､主体性和互补性｡首先,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这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基石｡新发展格局拓展了马克思的空间生产理论,是在科学认识全球发展大势､深刻洞察世界格局变化基础上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进而对国内国际经济发展空间进行相应的重大战略调整｡其次,以国内大循环为主,意味着双循环在空间布局上有主次之分,这不是一种简单的位移或主次颠倒,而是改变我国经济增长长期高度依赖外需格局的必然逻辑｡同时,它也与世界经济地理重心东移的趋势一致,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明显加速了世界经济重心向亚洲东移的进程｡再次,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绝不是让国内大循环唱独角戏,双循环必然是一内一外相互促进,二者是互补的,缺一不可｡
三、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论述是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重大创新
(一)新发展阶段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论的重大创新
1.马克思､列宁的有关论述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基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在总结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对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进程作了阶段性划分｡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社会可区分为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的“两阶段说”,之后又在资本主义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之间增加了一个过渡阶段(中共中央编译局,1995a)｡这样,根据马克思的设想,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共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革命转变时期,即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实行无产阶级革命专政的过渡阶段;第二阶段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即经过长久阵痛终于从旧社会脱胎出来的新的发展阶段;第三阶段是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即在它自身基础上生产力和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已经有了充分发展的阶段(张兴祥､洪永淼,2018)｡其后,列宁在《国家与社会》中用“社会主义”指称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或低级阶段,而以“共产主义”指称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高级阶段(中共中央编译局,1985)｡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俄的诞生,就是列宁社会发展阶段论的直接产物｡
2.毛泽东､邓小平的初级阶段思想
知其所来,识其所在,方能明其所往｡弄清我国社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才能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毛泽东,1991)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他汲取“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失误的教训,对列宁的社会主义阶段提出了独到的观点:“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毛泽东,1999a)邓小平正是从毛泽东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细分思想中获得重要启示,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了经典性解读,即“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邓小平,1993)｡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具有特定内涵的新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是第一次｡
3.习近平的创新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的新发展阶段论,是同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阶段论一脉相承的,是创新性发展｡他在强调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时指出:“我们党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实践中逐步认识到,发展社会主义不仅是一个长期历史过程,而且是需要划分为不同历史阶段的过程｡”(习近平,2021)正是基于这一理论认知,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方位和发展阶段作出科学研判,明确了第二个百年的阶段性奋斗目标,为理论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思想源泉｡新发展阶段论对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程作了具体的､精确的表述,这个清晰的定位与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异曲同工,为我国今后一段时期的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动力源泉｡
(二)新发展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重大创新
1.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发展观
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观,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旨归(中共中央编译局,2009a),这是由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决定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物质基础是个人的需要———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都得到极大的满足｡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制度,就是“使社会的每一成员不仅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生产,而且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管理”,从而“足以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满足”(中共中央编译局,2009b)｡这是共同富裕或共享发展理念的源头｡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协调､平衡发展思想,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大基本矛盾特别是两大部类的实现条件引申出来的,“因为各式各样的不平衡具有互相对立的性质,并且因为这些不平衡会彼此接连不断地发生,所以它们会由它们的相反的方向,由它们互相之间的矛盾而互相平衡”(中共中央编译局,1995b)｡这种协调发展思想自然也延伸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可以说,实现人类同自然的和解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升华之所在｡“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因而“并不同自然界的其他联系相矛盾,而是相适应的”(中共中央编译局,2009c)｡注重绿色发展才能与自然共生共存,恩格斯早就告诫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中共中央编译局,2009c)
马克思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时,已注意到科技和知识发挥的重要作用,提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的著名论断,他还指出,“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中共中央编译局,1979)｡马克思关于国际分工､生产与交换的世界性和世界市场的论述,表明他脑海里已有经济全球化的概念｡正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全球扩张,即使是非工业国家,也会“由于世界交往而被卷入普遍竞争的斗争中”(中共中央编译局,1995c)｡对此,列宁也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主义共和国不同世界发生联系是不能生存下去的,在目前情况下应当把自己的生存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联系起来｡”(中共中央编译局,1986)经济全球化推动人类历史从封闭走向开放,对外开放成为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必由之路｡
2.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发展观
新中国成立后,通过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和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实践和探索,毛泽东相继提出平衡统一､统筹兼顾以及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协调发展等发展方针(毛泽东,1999b),奠定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的重要思想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邓小平提出“对外开放､对内改革”的发展政策､“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布局､“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以及“发展才是硬道理”等一系列发展思想(邓小平,1993),极大地丰富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理论｡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江泽民先后提出“以人民群众为本”(江泽民,2006a)､“科学的本质就是创新”“人力资源是第一资源”等重要论断,强调要“把发展作为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江泽民,2006b)｡进入21世纪,江泽民从全面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如何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出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造性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战略､发展动力和发展任务(江泽民,2006b)｡胡锦涛针对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等问题,提出科学发展观,对新形势下如何实现经济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作出了科学的回答｡在论及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时,胡锦涛提出加快推进自主创新､生态文明建设､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等发展思路(胡锦涛,2016),涵盖了新发展理念中的三个,即创新､协调､绿色｡
3.习近平的重大理论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对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许多重大理论和理念,其中新发展理念是最重要､最主要的”,新发展理念“回答了关于发展目的､动力､方式､路径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我们党关于发展的政治立场､价值导向､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重大政治问题”(习近平,2021)｡新发展理念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发展理念的凝练概括和科学把握,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思想和发展理念一脉相承,集中体现了新时代的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重大理论创新(谢伏瞻,2019)｡其重大理论创新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点上的突破,如“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就是对“科学是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的本质就是创新”的重大理论突破｡二是面上的拓展,以开放理念为例,它涉及开放目标､原则､战略､思路､格局､内容､核心､方式､举措､途径十个方面,而且每个方面都赋予新内容,是全方位的理论创新｡三是集成创新,新发展理念是五大发展理念的综合,体现以系统论为统摄的集成创新,突出“四个统一”,即继承性与创造性的统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现实性与理想性的统一､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如果说创新是新发展理念的灵魂,那么,新发展理念既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灵魂,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核心｡
新发展理念不仅是针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提出的治本之策,也是针对世界经济增长乏力､需求不振､国际贸易和投资持续低迷等多重风险和挑战提出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寻求破解世界经济难题的良方时,自然而然地将新发展理念作为行动指南｡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上,他系统､完整地将新发展理念贯彻到国际领域,陈述了如下主张:“我们要提倡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观,实现各国经济社会协同进步,解决发展不平衡带来的问题,缩小发展差距,促进共同繁荣｡”(习近平,2020)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习近平总书记的新发展理念,无疑为解决共同挑战､促进世界经济健康发展提供了科学方案｡
(三)新发展格局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循环理论的重大创新
1.马克思的经济“双循环”思想
魁奈(2017)用类似“血液循环”的术语去解释经济运行过程给马克思带来重要启示｡马克思从社会再生产角度,揭示了生产过程不断循环往复的基本特征:“不管生产过程的社会的形式怎样,生产过程必须是连续不断的,或者说,必须周而复始地经过同样一些阶段｡”(中共中央编译局,1995b)在《资本论》第一､二卷中,马克思对社会再生产各环节循环的条件和机制作了深入分析｡就封闭型经济而言,这就是一种经济内循环｡马克思曾拟定《资本论》“六册结构计划”,包括《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专册,但这一宏大计划未能完成,我们只能通过散见于各处的论述,窥见其若干要点或直接提示,如《对外贸易》阐述的是“资本的生产和流通”在国与国之间形成的关系(刘明远,2016)｡一方面,在马克思看来,“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既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又是它的结果”(马克思,1975),而“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中共中央编译局,2009a),国家或地区孤立和封闭的状态被打破,生产要素得以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生产､交换､消费等都进入了国际经济循环｡另一方面,马克思也注意到,“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的要素”(中共中央编译局,2009d),围绕资本生产及其空间需求,《资本论》论述了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资本生产总过程中所需要的生产空间､流通空间和土地空间(林承园,2019)｡马克思正是基于社会再生产､全球化唯物史观和空间生产视角,勾勒了经济“双循环”的逻辑主线｡
2.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经济“双循环”思想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经历了美国､苏联的敌对和封锁,其中有一段时间美苏的封锁还是叠加的(李兴,2019)｡所以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我国只能以国内循环为主｡改革开放掀开了思想解放大潮,邓小平审时度势,提出“搞两个开放,一个对外开放,一个对内开放”的开放思路(邓小平,1993)｡对外开放就是面向国际经济循环,对内开放是面向国内经济循环,这一双向开放思路奠定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基调和格局｡面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新形势,为了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江泽民提出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同时并举､相互促进的开放战略,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让“引进来”和“走出去”两个轮子一起转动起来(江泽民,2006b)｡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胡锦涛提出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更好地统一起来,把“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地结合起来,形成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胡锦涛,2016)｡这些重要论述都是对马克思经济“双循环”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3.习近平的重大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渐融入以欧美发达国家为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深度参与国际分工,形成“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发展格局,实际上是一种以国际大循环为主的发展思路,这一点从2006年我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已高达67%就可见一斑(习近平,2021)｡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逆全球化浪潮愈演愈烈,加上近年来新冠肺炎疫情的持续冲击,国际经济循环格局发生深度调整｡鉴于外部环境､条件已发生明显变化,我国的比较优势也发生相应变化,我国要有主动求变的应对之策｡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就是从我国发展全局出发作出前瞻性的重大战略决策｡“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既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再生产理论､空间生产理论､国际分工理论､世界市场理论,又创新了国民经济循环理论､科技创新驱动发展理论､大国竞争优势理论和多边主义共建共享理论,是畅通内外循环､实现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思想,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创性成果｡
综上所述,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提炼出的关于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论述,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原创性贡献,集前瞻性､战略性､纲领性和引领性于一体｡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的理论建构与理论创新,开拓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成为引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方向舵,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强大思想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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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潘 鹏）
（本文转载自《经济社会体制比较》微信公众号，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fUPvM1_9FY6ufR8tebj4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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