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传媒业的自我救赎：超越偏见是可能的吗？

新闻学要大大晚于新闻业产生。新闻学从一开始，就定义新闻应当具有建设性。按照一般定义，“建设性新闻的最终目的是通过报道现实问题解决公民诉求来增进社会福祉”。美国第一所新闻学院的创始人沃尔特·威廉姆斯，以及另一所杰出的新闻学院创始人、普利策奖资助人约瑟夫·普利策都提出了类似的要求。

21世纪初，建设性新闻迎来了新一轮复兴，最初是在丹麦，然后是荷兰、瑞典，再然后就是英国的《卫报》和BBC，还有德国的一众主流报纸媒体。主要讨论内容比如，瑞典等欧洲国家的公众对非洲的看法和认知是不是一直停滞在20世纪80年代以及之前。而中东、北非地区涌入欧洲的移民增加，刺激了欧洲版的“土客之争”，新闻业也试图探讨如何消解这种矛盾，帮助移民融入本地社会，并同时解决本国居民的民生问题，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仅仅聚焦于挑动两类群体之间的矛盾。

建设性新闻因而出现了一个所谓的稳定框架。新出版的《超越问题的新闻：从市民新闻到方案新闻》一书提到，这一框架包括六条途径：聚焦解决方案、现在要做什么（未来导向）、建设性采访、事实性（评估进步还是倒退）、去极化的辩论形式、与公众共同创作。

但上述新闻机构复兴建设性新闻也带来了持久的争议。正如中国读者所看到的那样，英国的BBC和美国的CNN在涉华报道中的议程设置仍旧固执地贯穿了冷战思维。而欧洲很多国家的新闻媒体的从业者也发现，运作建设性新闻不可避免地要削弱报道的批判性。

并且，新闻报道很多情况下会难以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记者代表公众，却在涉及公众关切的报道中很少真实深入地介入公众。建设性新闻提出的“与公众共同创作”，很多情况下，仅仅是为了追求平衡，在既有报道、议程框架下避重就轻地加入利益相关者的声音。

更值得重视的是，建设性新闻不能以否认批评、批判性为前提，否则不免沦为为利益群体背书的公关软文，或者有关群体战略传播的一部分，或者复读机。依照新闻的基本定义，人们看到的很多报道，只能勉强算消息传播。

《超越问题的新闻：从市民新闻到方案新闻》探讨了近年来在欧美世界的传媒机构及从业者，为了增强新闻报道的生命力、公信力和社会责任感，所开展的多方面努力。包括：市民新闻、建设性新闻、方案新闻、解释性新闻、协作式新闻、参与式新闻、和平新闻、慢新闻。这八类新闻（新）模式都旨在重申新闻业的职业价值观，包括寻求真相、最大限度地减少伤害、独立行动、负责任、透明责任。

市民新闻指的是通过促进公众对新闻的参与和讨论使得公众参与民主进程的新闻方法。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包括美国和中国，媒体机构通过市民新闻议程，推动了公共教育、卫生等方面的问题得到解决。

方案新闻指的是对社会问题进行有效回应的报道方式，强调证据、见解和局限性。如果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媒体开启了“扒粪新闻”的模式，那么方案新闻就是在之基础上发展出以缓和矛盾、解决问题为导向的新闻，这也使之受到批评，认为形同软文。

解释性新闻是要为复杂的问题提供解释和深度。我们通过报纸媒体以及传统媒体社交媒体账号上看到的很多深度报道，其实就属于解释性新闻，促成公众对于专业化、复杂性程度很高的科学、财经、国际政治、国内社会等问题的理解。这其实也是传统媒体对抗互联网，夺回受众注意力的努力方向。但这种新闻很多时候不免成为“事后诸葛亮”式的、面面俱到式的背景因素罗列，无益于增进公众对于问题的深层次理解和预判。

协作式新闻指的是专业记者与公众合作，以公众利益为目标，收集、分析、解读信息；在此基础上纳入专家意见，推动专家、记者、公众观念和诉求的融合，就产生了参与式新闻。一些新闻媒体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以及网站上开展问卷调查，然后进行背景分析、公众选样调查，对某类问题进行的分析报道，就属于协作式新闻。新闻媒体还可以通过众包、征集在线评论等方式开展报道。《超越问题的新闻：从市民新闻到方案新闻》书中指出，这也不免产生了所谓的“黑暗协作”，也就是媒体在确定议程立场情况下，过滤不一致意见，甚至捏造相关的公众发声。

和平新闻是欧美国家的媒体，围绕枪支暴力、移民融合以及地缘冲突等突出矛盾，旨在弥合矛盾冲突所开展的报道，其内核是避免煽动性、妖魔化，推动和平更广泛实现。而慢新闻指的是所谓的旧闻深读。很清楚的一点是，美国以及欧洲主流媒体很多情况下难以突破自己的利益立场，真正放下成见和偏见，比如对特朗普及其支持群体的妖魔化报道，很多情况下属于渲染和激化矛盾而非相反。而欧洲媒体有时为了追求所谓的和平、关爱，为了凸显温情脉脉，在确实发生移民侵害本地居民的案件时，一味地为涉案者“洗地”、“洗白”，压制受害一方，就完全走向了助纣为虐的一端。

转自：“学术那些事儿”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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