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信息：
https://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abs/pii/S0304387820301012
01
引言
在发展中国家中广泛存在的资源配置错配现象，被认为是农业和非农业部门生产率差异最为明显的特征。文章研究检验发现公有制下土地产权制度是导致发展中国家跨部门劳动力要素配置失衡的潜在原因。
文章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的背景下，公有制产生了重要的效率和再分配利益。相较于私有制，公有制使贫穷的农村社区可以选择利用土地再分配来重新分配财富，并弥补缺失市场在土地流转上的功效。同时，也存在劳动力非效率的问题。
文章构建了一个两期的模型来阐述公有产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首先，它为农村社区在公有制下的“按劳分配”土地使有权和频繁的土地再分配的现象提供了一种合理的理论解释。文章利用《农村土地承包法》（RLCL)改革来分析土地重新配置对各种经济结果的影响。利用村庄改革前后土地分配实践中的变化来进行分析。实证结果表明，公有制相对于私有制一般效率更高，更具有公平性。
实证分析分为两步：首先，分析在主要的土地调整阶段村庄分配土地给农户家庭。研究表明，村庄确实是符合“按劳分配”原则来进行土地分配的。然后，依靠RLCL改革来分析土地重新分配对各种经济因素的影响。实证分析表明，RLCL改革实施后，抑制土地调整导致农业产量下降。这表明，土地调整具有取代市场鼓励高效农业生产方面的作用，显著增加农户家庭间的收入不平等。
文章第二部分介绍了中国土地产权制度和制度改革背景；第三部分介绍了理论框架。第四部分对实证分析的数据进行处理和说明。第五部分则是实证分析结果。
02
实证分析
在接下来的两个部分中，文章对第三节中列出的理论模型的三个假说进行实证检验。首先，研究了村庄在不同家庭之间如何分配土地，以验证村庄在土地重新分配过程中确实采用了土地分配的“按劳分配”规则。
第一部分，为了检验土地重新分配中的规则，文章使用NFS家庭调查的数据进行分析，其估计模型如下：
其中，
为第t年j村全村重新分配后家庭i的总土地持有量。
和
分别为家庭i在重新分配前一年的农业生产劳动天数、家属人数、劳动者人数和土地持有量。
，即在时间t重新分配前一年村庄其他家庭的农业劳动力、受抚养人数量、劳动力数量和土地持有量。
和
分别指年份和家庭固定效应。
，即每个村庄-年份的每户平均可用土地持有量。其他变量不再赘述。
实证结果表明，村委会采用“按劳分配”的土地分配规则。文章结论肯定了根据家庭的异质性外部选择（即非农业工资），而不是其异质性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来重新分配土地的假设。总之，村庄在大范围内的土地重新分配期间确实采用了“按劳分配”规则。
第二部分，文章分析了土地再分配所造成的影响。
（一）土地再分配的衡量
文章采用两种方法来衡量土地再分配。
（1）
，即改革前一个村庄的土地重新调整的年均概率（从村庄实施HRS那年到2003年的土地重新分配的次数除以年份数量）。
（2）
，衡量家庭在村庄里重新分配时经历的土地面积变化程度。
（二）土地再分配对劳动力配置的影响
（1）识别策略
文章为了分析土地再分配的年概率对家庭劳动力配置决策的影响，利用样本数据估计以下方程:
代表j村在t年从事非农工作的劳动力的百分比，
是一个虚拟变量，如果在2003年RLCL改革之前取值为1，否则亦然。
和
分别代表时间固定效应和村庄固定效应，
反映了相对于改革后，村庄改革前的土地使用权不稳定性对非农劳动力分配的影响。其他变量与上文类似，不再赘述。因此如果
是负的，则表明，土地重新分配确实导致农业劳动力效率较低。
（2）基准回归结果
表 1 土地再分配概率对非农劳动力的影响
表1表明，估计系数
为显著为负数，并且加入额外的控制变量，并没有显著地改变其系数大小。这表明，土地重新分配确实导致家庭对农业部门的劳动力供应过剩。
（3）本地和非本地的非农工作
表 2 非农劳动力：流动人口和当地非农工作
表2结果表明，土地重新分配通过减少家庭劳动力转变为流动人口的概率，因此，也大量地减少了农民家庭的对非农劳动分配。同时，文章还进行了稳健性分析和工具变量法进行估计，鉴于篇幅不再赘述，详情见原文。
（三）其他影响结果
（1）对家庭间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本文对如下回归模型进行估计，分析土地重新分配对村庄内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是j村家庭间收入不平等的衡量指标，
反映了改革前通过土地重新分配实现的家庭间土地流转的程度如何影响家庭间收入不平等。其他变量与上文类似，不再赘述。
表 3 土地重新分配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表3结果表明，改革前的时间虚拟变量与村庄家庭土地流转比例的交互项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土地重新分配对村庄家庭间收入不平等会程度负向的影响，即会降低了村庄间家庭收入不平等程度。并且支持了识别策略背后的平行趋势假设。
（2）对农业生产率的影响
本文提出三种机制影响土地重新分配作用于农业生产率。首先，有效的土地转让可能有助于纠正市场不完善导致家庭的土地资源错配，从而提高村庄的整体农业生产率。其次，较高的土地再分配频率增加了家庭对农业的劳动力供给。最后，较高的土地再分配风险也会减少家庭农业投资。
表4表明，
在所有列中都是不显著。表8结果验证了土地重新分配在提高农业生产率方面的效率效益，这意味着中国农村的农业土地和劳动力市场发展不完善。
表 4 土地重新分配对农业生产率的影响
考虑到土地租赁的潜在存在会影响到村庄的农业土地生产率。但如表4的第(4)列和第(5)列的结果所示，估计结果仍然非常稳健。
（3）对家庭人均净收入的影响
土地重新分配可能对家庭人均净收入有三方面的影响。第一，通过在缺乏功能完善的市场下能够有效地促进土地流转，并提高整体农业生产效率，因此，土地重新分配对农村家庭的平均净收入产生积极影响。第二，土地重新分配导致家庭劳动力分配效率低下，从而对其净收入产生负面影响。第三，频繁的土地重新分配可能导致家庭农业投资不足，进而减少家庭农业收入。
表 5 土地重新分配对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影响
表5的数据显示，
是显著为正，土地重新分配对农业生产效率较低。平均而言，改革前的土地流转频率由0增加到1，将会导致家庭人均纯收入就会增加540%。表5的
负估计，与表4相比可以得出结论，即土地重新分配会导致农业和非农业部门之间劳动力分配效率低下。
03
结论
首先，在缺乏完善的土地和劳动力要素市场的情况下，土地公有制下频繁的土地再分配通过促进有效的家庭间土地资源配置，提高了中国农村的农业生产效率。此外，土地再分配还起着重要的财富再分配和社会保障作用。其次，导致资源错配的市场制度不完善，而这种市场制度不完善在公有制和私有制均可能存在。因此，中国土地市场不完善并非是由于集体土地持有的原因。在某些条件下，土地公共所有权有可能实现比私有财产权显著的效率效益。这篇文章与以往文章的不同之处在于，认为抑制土地重新调整是否确实增加了中国农村家庭的福利，存在着相当大的争议。土地重新调整兼具降低了农业劳动力生产率和降低农户家庭收入平等性的后果。最后，为了减轻因取消土地再分配相关的福利成本，改革应同时努力发展市场和建立替代社会保险机制。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rural communities’ land and labor choices under communal tenure. I develop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to explain why rural communities often adopt practices of labor-contingent land access and frequent land reallocation under communal tenure, and argue that, although these practices reduce cross-household income inequality and improve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efficiency under imperfect markets, they can nonetheless inefficiently trap labor in agriculture. I rely on a legal reform in 2003 that stopped land reallocation in all Chinese villages and exploit the variation in villages’ reallocation practices before the reform to test the model predictions. The results suggest that the elimination of land reallocation increased off-farm labor and household per capital net income by 7% and 6.5% respectively. However, this came at the cost of a 6% reduction in total
agricultural output and a significant jump in intra-village income inequality.
转自：“香樟经济学术圈”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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