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11期P25—P26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摘自《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2年3期，李潇潇摘
在马克思哲学认识论领域，“劳动”或“实践”观点的解读模式长期占据主导地位。
以哈贝马斯为例，其对马克思解读的深刻性，在于不是从知识客观性上来理解马克思认识论，而是通过把传统的“认识批判”改造为对“认识”的社会批判，大大拓展了探讨认识论的问题域。但哈贝马斯依据康德的遗产，错误地将马克思认识论阐释为通过社会劳动形成的综合，并认为由于马克思劳动概念的工具性质，其不仅没有建立起唯物主义的批判理论，并且走向了生产力技术决定论。
本文把哈贝马斯视为从劳动观点阐释马克思认识论的失败典型，提出应超越劳动观点，从反思形塑劳动的社会形式出发，在唯物史观的语境中重建马克思哲学的“认识批判”，进而表明：马克思并非直接以劳动综合取代意识综合，而是超越了近代主体性哲学的视域，实现了对“认识”的社会批判。作为批判理论的社会认识论，也是自觉参与历史运动的“革命的科学”，因此，在认识的逻辑中内蕴着实践的逻辑。
“认识”的社会批判：历史唯物主义对“认识论总问题”的变更
客观而言，马克思的文本中确实存在着大量能够支持劳动综合的论述，这在其早期手稿中尤为突出。
然而，结合马克思相关表述的语境来看，关键并不在于精神与自然何者具有本体的优先性问题，因为“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形成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也就是说，马克思从一开始就跳出了近代主客体二元的认识论框架，直接从一种朴素的感性意识来看待人类自我与社会的生成，强调在“社会状态”中解决“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等理论上的对立。换言之，马克思的真正问题意识并不是如何以某种唯物主义主体——无论是自然人抑或是实践的人——取代唯心主义的意识主体或精神主体的问题，这种理解是不得要领的；相反，马克思基于更深刻的考虑，实际是对近代认识论——作为意识形态的主—客体关系——本身进行了更彻底的“认识”。
上述“认识论总问题”的变更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语境中可以更清楚地呈现出来。
基于社会认识论的视野，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呈现了一种全然不同于传统哲学形态的写作。该文本以批判青年黑格尔派为开端，通过讨论诸种所有制形态的历史特定性问题，再次回答了唯心主义认识关于照相机倒立成像的问题，其中心意旨是人们的思维方式是由其所处的历史环境决定的这一思想。这样，认识的出发点就从“意识”转移到“存在”——现实的生活过程中，并要求从现实的生活过程中揭示意识的社会本质。因为“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由此，意识诸形式便不再具有“独立性的外观”，“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
在考察了“原初的历史的关系的四个因素、四个方面”之后，马克思揭示了意识从起初以自然为对象的“动物式的意识”，到以他人为对象的社会性的“部落意识”，再进展到随着分工发展而作为精神生产活动的“纯粹意识”三个发展阶段。这时，人类社会就呈现出生产力、社会状况（社会关系）和意识“三个因素”之间的矛盾关系。需要指出的是，通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往往只突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二元矛盾。
总之，要从根本上解决生产力、社会关系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只有通过变革生产方式再度消灭分工。尽管马克思声称唯一的“历史科学”将不再寻求从“词句的统治”中获得解放，但这却并不意味着放弃哲学实践的批判功能、走向哈贝马斯认为的那种纯粹以技术性积累为模式的社会；相反，对意识形态的社会本性的自觉，不仅意味着“清除实体、主体、自我意识和纯批判等无稽之谈”，而且意味着重新在历史唯物主义语境中恢复认识批判的解放性质，把握“现实的运动”。不过，从上述分析来看，《形态》还只是揭示了社会认识论的致思方向与分析方法。由于历史唯物主义在其本质上是一种反对抽象的具体认识论，因此，社会认识论的具体形态就表现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而这只有当马克思进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语境中才获得更加清晰的呈现。
“认识”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形式分析与其实践意涵
如前所述，无论以实践抑或是以劳动为轴心，主体性哲学的分析范式都无法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反思层级。因为历史唯物主义不是以劳动综合取代意识综合或精神综合的主体认识论，而是一种从社会性的视角破解主体意识之“镜”的社会认识论。劳动也并不像哈贝马斯所想象的那样，是一种对世界发挥综合统一作用的主体所内在具体的抽象能力；相反，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批判，表明了并不存在抽象的“劳动一般”。作为其理论的核心范畴，“劳动”是一种既对社会发挥中介作用、又被特定社会关系所形塑的历史性的“资本主义劳动”。马克思的批判理论就是要破除把“资本主义劳动”视为“劳动一般”的拜物教意识，恢复历史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内在反思性和批判性。
不过，商品形式并不会成为一个永恒的封闭体系，它必须不断地把劳动纳入，才能保证自身的总体化运动。而劳动在其本性上终究又是无法被彻底化约为一系列内在于商品形式的规定性的，这是因为尽管劳动力的交换价值是可以按照市场上生产和再生产它的社会劳动数量决定的，但它在使用和消费的过程中却创造了比它自身更大的价值。换言之，劳动既是商品形式的根源，又溢出了商品形式的运动，并且开始支配它。这就意味着，尽管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形式分析中，资本家和工人都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但从劳动过程和生产视角出发，依然能够敞开构建无产阶级主体性的自觉意识。从现实而言，工人阶级之所以能够组织起来，以充分利用和控制价值规律，防止工资被降低到劳动力的市场价值之下，从而获得高于这个价值的工资，正是基于对物化社会的认识批判才形成的实践结果。所谓“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列宁语），资本主义使人无意识地屈从于物化统治，而无产阶级对自身合理利益的捍卫则需要以正确的意识为前提。由此，我们可以从“认识批判”的角度回答如下问题：马克思将“新的哲学方法论和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内在结合起来”究竟如何可能？因为马克思哲学的认识批判使传统的主体性与客体性概念，全部转化为历史特殊性的社会形式的内在建构，其中，社会关系的结构规范了我们理解世界和行为规范的范畴，而随着先验认识论被激进化为社会认识论，先验的意识主体就被重塑为历史的实践主体。总之，社会认识论作为对形成物化意识的社会结构的批判分析，同时就包含了对创生新的历史性革命主体与社会客体形式的直觉洞察。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人的解放意味着最终要消灭阶级和阶级的统治。而要消灭阶级，就必须消灭对阶级发挥着赋形作用的社会形式，也就是消灭现今被视为财富实体的价值形式。因为价值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经济范畴，但却被误识为财富本身。而只有当其不再是建构社会的形式根据且社会关系直接表征“人的关系”时，个人才能真正作为自主性的存在。就此而言，由于当代技术革命并未改变现存社会关系的中介性质，人类因此仍处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无法单纯从生产力的增长中获得解放的希望。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要求哲学走出意志的“阿门塞斯冥国”，并在尘世的物质生活中获得公开展示，正是着眼于从批判的社会认识论中汲取意义的来源。事实上，通过反思资本主义生产与再生产，社会认识论也越来越成为“由历史运动产生与再生产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即“革命的科学”。
转自：“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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