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好资本的作用
胡家勇，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摘要：马克思对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和历史局限性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分析，为科学把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提供了基本理论框架。自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不断追逐先进技术和先进生产要素，与之迅速融合，开拓出新产品、新产业、新业态和新组织方式，并演化出新的资本形态。新形态资本同样具有二重性作用。作为一种生产关系和社会化生产的组织方式，资本所容纳的现代生产力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新发展阶段，要按照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逻辑发挥好资本的作用，通过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激发资本活力，同时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引导和规范资本的行为，有效抑制其消极作用。
关键词：资本 伟大的文明作用 历史局限性 中国式现代化
2020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防止资本无序扩张”。2021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指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2022年4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规范和引导资本发展，既是一个重大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既是一个重大实践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关系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关系改革开放基本国策，关系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关系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这些重要论述标志着党对资本的认识进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迈入一个新的阶段，必将对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产生深远影响。
一、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及其历史局限性
资本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马克思在《资本论》《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等经典著作中，对资本的特性、运动规律、作用和历史使命做了历史的、发展的、全面的、辩证的分析，形成了完整和科学的资本理论，为我们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资本提供了基本理论思维。
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已经抓住了“增殖”这一资本特性，而系统研究资本特性和运动规律的是马克思。马克思认为，资本的本质是在不断运动中无止境地攫取剩余价值或利润，资本的生产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表现为一种物，但“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资本的本质特性内在地驱使资本成为一个既具有积极作用又具有消极作用的矛盾混合体。
马克思对资本的双重作用做了深刻而系统的论述，既指出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又剖析了资本所固有的一系列弊端和历史局限性。马克思对“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的分析科学而深邃，指出：“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又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这些论述对于我们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充分发挥资本的力量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启迪。
“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首先表现为资本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突飞猛进的发展，从而奠定了社会文明进步的物质基础。从底层逻辑来看，资本重塑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把自然界从崇拜的、观念上的对象转化为现实的需要和利用的对象，它充分、有效地利用世界上已存在的各种生产性资源，唤醒了自然资源、社会资源和知识资源等各类资源，使它们发挥出现实的生产能力，创造出现实的物质财富。马克思指出：“资本量的每一次增加都不仅能按算术级数，而且还能按几何级数提高生产力。”不仅如此，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资本可以促进知识和经验的积累，并加以有效利用：“知识和经验的这种不断进步，是我们的伟大的力量。……这种进步，这种社会的进步属于资本，并为资本所利用。……只有资本才掌握历史的进步来为财富服务。”
资本促进生产力发展有一系列内在的机制。第一，资本有一种内在的节约趋势。成本的降低就意味着利润的增加。出于对利润的孜孜以求，资本总是“力图用尽可能少的花费——节约人力和费用——来生产一定的产品，也就是说，资本有一种节约的趋势，这种趋势教人类节约地花费自己的力量，用最少的资金来达到生产的目的”。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节约都意味着资源耗费和必要劳动时间的相对减少，也就意味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第二，资本能够激励创新。资本的生产主要表现为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是建立在整个社会技术进步的基础上的。基于对剩余价值的追逐，资本既扮演“破坏者”的角色，又扮演“创新者”的角色，不断激励科学发现和技术进步，并把它们并入到现实生产过程之中，转化为资本自身的力量。马克思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展，科学因素第一次被有意识地和广泛地加以发展、应用并体现在生活中，其规模是以往的时代根本想象不到的。”第三，资本会驱使各类生产要素不断流动，使资源配置处于动态优化状态。“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也力求超越时间界限。在逐利本性的驱使下，资本会对各类市场信号（不仅仅是价格信号，还包括消费者潜在偏好等信息）做出敏感的反应，不断打破地域、产业、时间和国界等的限制，从低效利用领域和使用者手中转向高效利用的领域和使用者手中。资本在不断流动中形成了聚集和扩散效应，深化了社会分工，形成了生产网络，获得了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好处。
“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不仅表现为通过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人类文明奠定物质基础，而且构成了人类文明发展本身。第一，资本促进了社会消费的增长，不断发现新需求、满足新需要。出于对利润的追逐，资本总是寻求一切办法去探寻潜在需求，刺激社会消费，不断生产出新的产品和服务、不断挖掘物的满足人类需要的属性、不断赋予使用价值的新形态，从而不断满足人的新需要。人的内在需要的发现和满足，就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形式和原动力。马克思指出，资本“发现、创造和满足由社会本身产生的新的需要。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第二，促进社会交往，使社会交往日趋多元化并变得丰富多彩。交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中的一个重要概念，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交往是确认和实现人的“类”本质和社会性的基本方式，因而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交往范围的扩大、交往频率的提高、交往形式的多样化、交往层次的加深，都意味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了交往的两种形态：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物质交往是人们在物质生产领域活动和能力的交换，精神交往则是人们的精神生活，是人们之间思想、观念、理论、风俗、习惯、感受和信息的交流。资本推动交往手段和形式的革命性变化，也促使交往发生革命性的变化，物质产品、劳动力、思想、知识、信息、数据的流动冲破地域、民族、国界的限制，交往的广度和深度随之发生革命性变化。“某一个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只有在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迄今，人类历史上发生了三次大的交往手段革命：第一次发生在农业社会，主要标志是文字和印刷术的发明和应用；第二次发生在工业社会，主是标志是以铁路和电报、电话的发明和应用为核心的交通和通信革命；第三次发生在当代正在成型的信息社会，主要标志是计算机和互联网等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人们的交往范围极大扩展，交往程度日益加深，信息流动越来越快（李素霞，2005）。在后两次交往手段的革命性变革中，资本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在促进相关技术发明的同时，把它变成了现实的、可以简单灵活运用的交往手段和工具。第三，资本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物质条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设想的未来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而资本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物质条件。“资本作为孜孜不倦地追求财富的一般形式的欲望，驱使劳动超过自己自然需要的界限，来为发展丰富的个性创造出物质要素，这种个性无论在生产上和消费上都是全面的。” “自由时间”是马克思在论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时所提出的一个重要范畴，他指出：“有……‘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也就是有真正的财富，这种时间不被直接生产劳动所吸收，而是用于娱乐和休息，从而为自由活动和发展开辟广阔天地。时间是发展才能等等的广阔天地。”而资本“成了为社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创造条件的工具，使整个社会的劳动时间缩减到不断下降的最低限度，从而为全体［社会成员］本身的发展腾出时间”。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需要主要体现在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领域，人们已经摆脱了物质需要和肉体需要方面的羁绊，能够自由地从事娱乐性、创造性、探索性甚至冒险性的活动，以寻求身心的愉悦；能够自由追求高质量的生态环境，在优美的环境中陶冶生活，实现自身与自然在更高层次上的融合统一；能够自由追求人的价值实现，把自由、交往、尊严、公平、正义、政治权利作为自身内在的、现实的需要。
在清晰认识到“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的同时，还要清晰认识到资本本性所内在生成的消极作用，对资本秉持一种客观的、全面的、辩证的态度，这对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同样是至关重要的。
资本的本性是在永不停歇的运动中不断追求价值增殖，价值增殖是资本的目的，其他一切实际上只是作为手段而存在的。马克思指出，资本“运动的决定目的本身，是交换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钱，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中介而赚到钱。］”。但是，支撑人类生活的基础却是使用价值，是现实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这样，资本运动的目的和社会生产的最终目的就有可能发生冲突。这种冲突在资本作为社会生产和资源配置主要组织方式的经济体制或社会形态中都是存在的。因此，从根本意义上讲，资本的局限性在于它追求价值增殖的过程本身就构造了人与物、劳动者与资本所有者的深刻矛盾，从而阻滞甚至破坏了社会再生产循环，限制了人的全面发展。
资本以价值增殖为目的的行为规律是现代经济社会诸多弊病的重要根源。第一，一旦存在可能性，资本总是会力图摆脱现实生产过程、越过“使用价值生产”而直奔价值增殖（G—G′），这就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经济的金融化、虚拟化和泡沫化，形成经济波动周期，造成资源的浪费。第二，资本利用自身在各类生产要素中的优势地位，特别是相对于劳动力的优势地位，攫取其他要素所有者，特别是劳动者所创造的价值，实现资本的迅速积累，造成收入和财富差距的扩大，导致社会需求不足，进而破坏宏观经济循环。托马斯·皮凯蒂（2013）分析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收入和财富分配差距扩大的内在趋势，认为其根本力量在于：由于资本的强势作用，资本收益率（包括利润、股利、利息、租金和其他资本收入）从长期看显著高于经济增长率，导致社会持续分化。第三，侵害消费者和中小投资者的利益，将他们的一部分收入直接装进自己的腰包。纵观资本主义发展史，商业和投资欺诈连绵不绝、花样翻新，资本掠夺消费者、大资本攫取小资本和普通投资人的现象层出不穷。爱德华·巴莱森（2017）比较细致地描述和分析了美国历史上的商业欺诈手段，以及欺诈所引发的收入和财富再分配，指出：19世纪以来，从一家试图出售几块位于俄亥俄乡下或密西西比河谷亚祖河地区地皮的地产公司的股份，到镀金时代经营某些热门领域生意的企业的股票，欺诈者先是激起公众对新的赚钱方式的渴望，再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一个充当欺骗载体的特定企业，一旦喧嚣吸引了足够的投资来抬高土地价格或目标公司的股票的价值，他们就抛售自己的资产。第四，通过垄断获取利润。一旦取得垄断地位，资本就可以轻松获取超额利润。为了取得垄断地位，资本会不断地扩大规模，使自己长成“资本大鳄”，而资本积累和信用是资本扩张的两个基本杠杆。当然，生产集中和规模扩大可以利用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的好处，还能促进创新，但一旦资本利用垄断地位和市场势力来排除竞争和攫取利润，它就走向了社会生产良性发展的反面。
随着资本规模的扩大，资本的权力和影响力会随之扩大，并超出经济领域，向政治、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舆论等领域延伸，目的依然是绕过使用价值或财富的生产环节，而通过非经济领域的运作和操纵来参与社会再分配，轻松获得利润和超额利润。资本影响乃至腐蚀政治是资本权力扩张的一个重要表现。约翰·沃利斯（John J.Wallis）提出经济腐败（venal corruption）的概念，意即资本通过腐蚀政治程序来追求资本利益。“当经济腐蚀政治时，就会发生经济腐败”，因此，需要设计一种有效的政府形式来抵制资本本性所滋生的经济腐败。贿赂和政治献金是经济腐败的典型形式，通过贿赂和政治献金，资本可以换取政府控制的多种资源和机会，包括公共资源（如公共自然资源、公共服务、公共财产）、由政府权力派生的垄断经营权、免于或逃避政府规制的约束和法律的制裁，甚至影响政策制订和执法司法，借以通过非生产的途径获取利润和超额利润。经济腐败在美国经济发展史上一直存在，“直到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参议院大厅这个神圣的场所，也不时会有装着现金的信封游荡其间。” “资本大鳄”试图通过操纵政治、意识形态、社会舆论和公众生活而获取利润的内在倾向尤为强烈。以美国科氏工业集团（Kochland）为例，该集团横跨从原油开采、炼化、贸易、管道运输、农业和畜牧业、金融服务、道路沥青到婴儿纸尿裤、纸质餐具、树脂包装材料、建筑材料、电子元件和医疗器械等广泛领域，在其成长壮大的过程中，不断资助政客和舆论，并利用各种基金会、媒体节目、智库、科研机构去影响大众，借助资本腐蚀政治、官僚和社会舆论，对21世纪以来美国的税收、节能减排、医疗改革等一系列重大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一个能够左右美国经济和政治的隐秘商业帝国。值得关注的是，科氏工业集团对教育和科研机构进行了大量资助，造成了美国社会严重分裂的价值观和政治生态。在资本与政治互动过程中，科氏工业集团获得了持久的政治和舆论影响力，并借助这种影响力收割了惊人的商业利益。
资本向政治、意识形态、舆论和公众生活领域渗透，并发挥巨大的影响力和支配力，表明现代社会资本事实上是作为一种“总体性权力”而存在的。因此，在市场经济中，仅仅理解资本的增殖逻辑是远远不够的，还要理解资本的权力逻辑，以及资本增殖逻辑和权力逻辑之间的互动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勾画出清晰的资本运行全景图。从权力的角度看待资本，马克思已有深刻的论述，指出：“工业上的最高权力成了资本的属性”；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资本的权力在增长……资本越来越表现为社会权力，这种权力的执行者是资本家”；“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资本之所以能演化为一种“总体性权力”，在于资本最初和最基本形态是货币，而货币具有跨越或穿透一切障碍的神奇魔力，是“一切纽带的纽带”“发动整个过程的第一推动力”和“发达的生产要素”。马克思指出：“如果货币是把我同人的生活，同社会，同自然界和人们联系起来的纽带，那么货币难道不是一切纽带的纽带吗？它难道不能够把一切纽带解开和联结在一起吗？……它既是地地道道的辅币，也是地地道道的黏合剂；它是社会的化合力。”从这个角度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有效约束资本在经济领域以外的权力，防止资本跨越界限的权力，而使其在发展社会生产力和改善人民生活的轨道上充分发挥作用。
二、技术和产业变革中的资本新形态
工业革命以来，资本总是力图追逐先进技术和先进生产要素，与之迅速融合，开拓出新产品、新产业、新业态和新的组织方式。资本具有高度灵敏的触角和嗅觉，能够率先发现新知识、新技术和新生产要素的潜在价值和应用前景，并把它们与现有生产要素有机组合起来，并入现有生产体系之中，将产业结构、社会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生活水平提高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对于资本吸收和利用新知识、新技术，马克思指出：“知识和技能的积累，社会智力的一般生产力的积累，……被吸收在资本当中，从而表现为资本的属性”；“资本的趋势是赋予生产以科学的性质。……在资本的进一步发展中，我们看到，一方面，资本是以生产力的一定的现有的历史发展为前提的——在这些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另一方面，资本又推动和促进生产力向前发展。”迄今发生的四次工业革命就是资本吸收和利用新知识、新技术，推动产业变革的生动例证。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标志，而在从水力和畜力向蒸汽动力演化的过程中，在资本、技术、劳动、自然的四角关系中，资本起到了“指挥棒”的引领作用（蔡华杰，2022）。由资本推动的蒸汽机的广泛应用又带来了铁路等行业的大发展，“可以说，铁路是随着蒸汽机的诞生而出现的一种运输方式”，从而推动人流和物流的加速和空间的拓展，使人类生产和生活发生质的飞跃。
不仅如此，随着新技术的发展、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经济的复杂化，资本的形态和组织方式也在迭代和进化，不断出现新形态的资本。股份资本就是资本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发展而诞生的一种资本形态和组织方式，它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资本的私人性质，使资本潜在的适应生产社会化的性质显露出来，从而释放出资本聚合资源、突破规模限制和容纳新生产要素的巨大能量。马克思充分肯定了股份资本对于社会化大生产的重要意义，他以铁路的修建为例指出：“假如必须等待积累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么恐怕直到今天世界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股份资本一经产生，在随后的技术和产业革命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被马克思称为资本的“最完善的形式”。
风险资本是资本适应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一次重要蝶变。第三次技术革命又称为“信息革命”，诞生了晶体管、半导体、计算机、控制器、生物技术等颠覆性技术，催生了计算机、软件、通信以及生物技术和新材料等新兴产业，这些技术和产业具有高风险和高收益。资本出于内在本性，竭力追逐、吸收和利用这些新技术，衍生出风险资本这一新形态。风险资本勇于承担风险、能够宽容失败，这些对于创新和创新者都是至关重要的，非常符合高科技初创企业的成长规律，推动了技术和发明迈向新的前沿。并且，风险资本吸引了大批专业人才，利用人力资本优势，能够探查和筛选出优质的投资项目。计算机技术、半导体技术、网络技术及生物技术等在形成新兴产业的过程中，都得到过风险资本的大力支持。风险资本不仅提供难得的初创资本，还是技术的孵化器，为科技成果、创业企业家和金融资本三者有机结合提供了纽带。从仙童公司到英特尔公司、数字设备公司（DEC），再到雅虎、亿贝、微软、苹果、谷歌、亚马逊等高科技公司，它们创业和成长过程中都伴随着风险资本。生物技术产业也是如此，圣迭戈生物技术公司28.1%的初创资本来源于风险投资机构和其他机构性的私募投资。
值得强调的是，政府资本也是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一种重要资本形态。除了信息技术上的突破外，第三次工业革命还实现了航天技术、原子能技术、人工合成材料、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工程等领域的突破，政府资本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政府资本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对重大技术创新和基础设施的支持和组织，这在美国较为典型。一是政府资本资助军用技术和高校科研，推动了信息技术和计算机、互联网等产业的发展，第一台电子计算机ENIAC就是美国军方与宾夕法尼亚大学合作项目的成果，生物技术及其产业的发展也依赖于政府资本对生物医学基础研究的巨额投入。二是政府资本在构建新型基础设施网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直接资助建立了一系列因特网交换点和网络接入点，推动了区域性计算机网络的形成。政府资本还大力资助高校的科研工作，实现了基础理论和核心技术的积累，使技术进步获得持续动力。三是政府资本组建研发基金，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和生物技术基金，通过基金的形式扶持新技术的研发、商业化及新兴产业的发展。在生物技术领域，美国通过基金代理机构对基础科学研究与临床研究进行资助，推动原创技术和核心技术取得突破，形成先发优势（杜传忠、曹艳乔，2017）。
目前，人类已经迈入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颠覆性技术、新生产要素和新生产组织形态已经出现并加速演进，基于信息通信技术的数字经济迅速发展，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方兴未艾。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技术包括数据、算法和算力。数据正在成为新的关键性生产要素，数据驱动正成为新的增长和发展“范式”。但是，少量、分散、无序、没有定价和无法交易的数据价值密度低，实际或应用价值也很低，只有经过算法的抓取、加工和处理后形成的结构化数据集合，才具有高市场价值，才能转化为宝贵的经济资源和生产要素。因此，在原始数据的收集和加工处理过程中，算法（algorithm）就成为数据价值转化和实现的关键与核心，进而成为决策的依据（李丹，2021）。不仅如此，在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算法实现过程已不再依赖于人类知识的表述。基于大量数据或案例，算法可以通过自我学习自动抽取特定规则”，这就凸显出算法作为人类社会数字环境新规则的重要性。而算力则是与数据、算法相协同的数字经济的基本元素，是类似于水、电、气一样的基础设施。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的高速发展和经济社会复杂性的快速提升，推动了数据的爆炸式增长和算法复杂程度的不断提高，对数据存储、计算、传输、应用的需求急剧上升，对算力规模、算力能力等需求随之快速上升。与历次产业革命一样，一旦有新技术、新要素出现，资本就会迅速感知、发现、追逐和融合它们，开拓出新产品、新产业和新生产组织形式。资本追逐数据技术并与之融合，形成了囊括大数据、算法和算力的数据资本。数据资本是数字经济时代出现的一种全新资本形态。
数据资本对大数据、算法和算力的整合带来了经济社会的深刻变化。第一，数据资本驱动各类信息，进而驱动人口和各类生产要素快速而广泛地流动，使经济社会更富灵活性、弹性和适应性，使之联结成一个更加紧密的有机体。第二，数据资本深刻改变了市场结构和消费者决策模式。在传统市场上，受制于信息收集、处理能力和信息成本约束，复杂的信息往往被压缩成简单的价格信息，以方便市场主体的选择，但这个过程过滤掉了个人偏好、产品质量和供应商信誉等许多重要信息，许多有价值的细节被消除掉了。因此，依据价格信息作出的决策或选择往往是片面的，甚至是糟糕的。在数据资本驱动的市场上，“参与者不再被围绕着价格的信息的潺潺细流限制，他们的目标是全面传达关于个人偏好的所有信息，并据此采取行动。”也就是说，在数据资本驱动的市场上，消费者选择参数的完备程度发生了质的提升，这从网络购物行为中就可以清晰地看到。消费者网上购物，价格仅仅是若干选择参数之一，除此之外，还要看过往的评价、商家信誉、产品花色和样式、送货时间、售后服务等诸多重要细节，基于比较完整的信息所作出的决策会更符合个人偏好，也提升了市场主体的选择自由度和市场交易效率。因此，在数据资本支撑和驱动的市场上，“数据是市场车轮的新型润滑剂，可以帮助市场参与者找到更好的匹配选项。”第三，数据资本赋予金融资本以更大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与其他传统资本形态相比，金融资本对经济社会生活本来就具有更大的渗透力和影响力，是高能量资本。当数据资本与金融资本相结合，金融资本便借助数据资本的网络效应和智能化，施展出更为强大的资源聚集、配置和控制能力，影响力呈几何级数增长。
数据资本作为一种新的资本形态几乎同时催生出新的经济组织形式，典型例子就是平台经济的出现和快速成长。平台经济依托云、网、端等网络基础设施，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将众多的生产者、供应商和消费者聚集在一起交易，借助高密度信息的高速流动，扩大参与者的搜寻范围和效率，降低搜寻成本，拓展选择空间和提高匹配效率，进一步挖掘出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多边市场的潜力和好处。数据是数字经济的“石油”，没有数据也就不会有平台经济，大数据分析是平台经济的关键性元素（黄益平，2022），因此，数据资本也就成为平台经济的关键生产要素和基本驱动力。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资本在技术和产业变革中能够持续焕发出巨大的力量，并不断衍生出新的资本形态。新形态资本吸收和容纳技术和经济组织形式的新发展，充分显示出资本的历史进步作用。但无论哪一种新形态资本，由于资本的本性，都不可避免地同时具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作用，造成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经济社会后果。前面提到，股份资本适应和促进了生产规模的扩大和生产社会化程度的提高，这一功能至今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是，包括股份资本在内的金融资本也为资本跳过使用价值和财富生产环节而直接攫取价值提供了便捷手段，打开了方便之门。金融资本在实际运行过程中不断催生出各种衍生工具，借助于自我扩张和自我循环机制，直接占有生产领域创造的价值和劳动者的收入，导致经济的虚拟化和资本循环脱离实体经济运转。风险资本也一样，一方面，它吸收、容纳和分散了创新过程的风险，刺激了前沿技术的发明和商业化，构成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一环；另一方面，也会累积和隐藏大量风险，甚至演化出“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若未能及时有效地加以释放，就会导致经济泡沫和经济动荡，甚至诱发经济走向萧条通道。20世纪后十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裂就是一个例证。20世纪90年代，网络科技迅速发展，风险资本趋之若鹜，许多网络公司并没有创造出真实的业绩，甚至依靠大量消耗资本金来维持运营。随着互联网泡沫越吹越大，1995—1999年，代表新兴科技股的纳斯达克指数翻了五番多。2000年，科技和互联网泡沫开始破裂，纳斯达克指数一路下跌，酿成了美国证券史上最严重的股灾之一。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资本借助信息通信技术、网络效应（消费网络、生产网络、创新网络等）和人工智能，信息流动速度、范围和精准性都大幅度提高。与传统形态的资本相比，数据资本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呈现几何级数增长，这既成倍放大了资本的积极作用，又大大助长了资本的消极作用。数据资本的积极作用前面已有所论述，从消极作用方面来看，第一，数据资本强化了资本对劳动过程的控制。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劳动过程和生产过程相对于资本的“清晰度”显著提高了，同时越来越多的劳动者被“去技能化”（de-skilling），而工程师、科学家、管理者、设计师等的技能却成了垄断性的技能，且“被完全吸收为资本的权力”，从而使“资本获得了对劳动过程越来越彻底、越来越完整的控制权”。马克思曾分析了机器大工业时代劳资关系的演变，并用劳动对资本的“形式上的从属”转变为“实际上的从属”来描述这种关系的演变。数字经济时代，劳动对资本、小资本对大资本的“实际上的从属”事实上被大大强化了。第二，数据资本的垄断势力明显强于传统资本。数据资本往往占据社会再生产的关键环节和高增殖环节，率先进入新兴产业部门，通过网络效应、算法和先占优势而拥有强大的市场势力，能够快速形成垄断地位，攫取垄断利润。平台资本作为数据资本的一种典型形式，具有聚集和辐射生产和消费的强大能量，网络效应和垄断势力巨大，“大数据杀熟”“二选一”等不正当竞争和垄断行为已然成为大型平台企业获取超额利润的惯常手段。第三，数据资本利用现代数据技术侵占消费者利益和损害社会利益。“每一种技术或科学的馈赠自有其阴暗面”，数据资本利用大数据和算法等先进技术手段攫取利益和影响力的现象已经屡见不鲜。以算法技术为例，毋庸置疑，算法作为挖掘数据价值的基本方法，重要性与日俱增，但数据资本为了自身利益和影响力会不正当使用算法技术，导致“算法歧视”“算法合谋”“深度伪造”“数据投毒”“信息茧房”“隐私泄露”，以及无处不在的“数据黑箱”，资本驱使下的算法应用已经引发了歧视性风险、责任性风险、误用及滥用性风险等三大风险（贾开、薛澜，2021）。
三、按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引导和规范资本的行为
根据党的十九大的战略安排，我国已经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国家新征程，同时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新历史条件下，必须按照中国式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来考虑如何充分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抑制资本的消极作用。
（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作为一种长期存在的力量，提供了一种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机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造。既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然会产生各种形态的资本。” 1984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这说明各种形态的资本将长期存在于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之中。对于资本的存在理由及其积极作用，可以从它在激励创新、繁荣市场经济、满足人民多样化需要、参与国际竞争等重要方面加以把握，但还有一个需要提及的重要理论和实践角度，那就是各种形态的资本在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仍然是剩余劳动转化为积累并投入到社会扩大再生产之中的有效载体和工具，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一种可以依靠的力量。
在经典作家那里，剩余劳动，即超过维持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需要的劳动，是“一切社会生产方式所共有的基础”。恩格斯明确指出：“劳动产品超出维持劳动的费用而形成剩余，以及社会的生产基金和后备基金靠这种剩余而形成和积累，过去和现在都是一切社会的、政治的和智力的发展的基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剩余劳动通过雇佣劳动转化为剩余价值并由资本吮吸，其中一部分转化为积累，进而转化为再生产过程的各种生产要素，进入经济循环之中，驱动社会扩大再生产。可以说，资本运动提供了社会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一种机制。在马克思设想的未来社会中，用于扩大再生产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剩余劳动依然是必需的和现实存在的，但不会采取剩余价值的形式，而是从社会总产品中直接扣除。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的三项扣除中，后两项实际上就是对剩余劳动的直接提取，即“用来扩大再生产的追加部分”，“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曾设想未来社会可以搞市场经济，剩余劳动也就不会经由资本和剩余价值等“曲折”途径形成积累并投入扩大再生产和公共需要之中。但实践证明，市场经济的充分发育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实现现代化不可逾越的阶段。在市场经济中，资本就是组织、吸取和凝聚剩余劳动进而实现扩大再生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也就是说，资本履行着积累、形成可投资资源并使其流向生产领域和实现动态配置的重要职能。不仅如此，一旦资本履行着这样的职能，它就会把千百万人的智慧，特别是企业家才能调动起来，动员到创造社会财富的轨道。当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并不是组织、吸收和转化剩余劳动的唯一手段，国家作为公共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代表，也会通过多种形式，如税收和公有企业利润等形式，直接提取剩余劳动用于扩大再生产和公共需要，这同样是极为重要的，也构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区别。
（二）把资本的运行置于中国式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内
我们正在全面建设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具备现代化的一般特征。从国际上看，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同时也是市场经济不断发育、不断完善并趋于成熟的过程，是一曲“市场经济的凯歌”。在这个过程中，各种机会竞相开放，现代产权制度和法治逐步健全，中产阶级迅速崛起；全国统一和广阔的市场形成，市场竞争充分展开，生产和消费呈现螺旋式上升；企业家队伍快速成长，成为现代化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政府职能逐步成型，如有效保护产权（包括发明和专利权保护）和反垄断；等等。中国式现代化从一个重要侧面看也是市场经济的现代化，新时代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是建立起现代市场经济（胡家勇，2022）。从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要素出发可以看出，在现代化进程中，资本具有广阔的作用空间，同时也要受到政府治理的严格制约，保持活力和秩序的有机统一。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又具有鲜明的制度特征，包括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有为政府的作用，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等等。这些都是引导资本健康发展和有效抑制资本消极作用的基本力量，能够确保资本始终在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所确定的基本框架内有序运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论述为我们在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发挥好资本作用提供了科学指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着显著不同，其理论结构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更为复杂一些，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具有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共有规律，诸如价值规律、供求规律、竞争规律等等，而且还具有自身的一些特殊规律”；“之所以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坚持我们的制度优越性，有效防范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这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自身的一些特殊规律”“有效防范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都与社会主义对资本行为的科学引导和有效约束密切相关。对于中国式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只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会有正确的发展观、现代化观。”中国式现代化“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物质主义膨胀的现代化、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化老路”。这说明，在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要以人民为中心，在充分发挥资本积极作用的同时，消除以资本为中心所酿成的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病。
（三）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逻辑引导和规范资本行为
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这个定语、现代化和“中国式”这个定语，从根本上勾画出我国资本运行的基本逻辑和框架，由此，引导和规范资本行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充分发挥竞争引导和规范资本行为的作用。既然是市场经济，特别是现代市场经济，首先就应该充分利用竞争的力量来激发资本的活力和抑制它的消极作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竞争理解为“许多资本的相互作用”。竞争能够激发出资本开拓生产新境界的巨大潜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主要靠市场发现和培育新的增长点。在供求关系日益复杂、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背景下，涌现出很多新技术、新产业、新产品，往往不是政府发现和培育出来的，而是‘放’出来的，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同时，竞争作为价值规律有效发挥作用的基本条件，能够形成相互对抗的力量抑制资本的消极行为，比如潜在的竞争能够抑制垄断和不正当竞争，竞争对手具有披露生产的技术条件、真实成本以及质量细节等信息的内在冲动，这些都便于消费者做出合理的选择，很大程度上缓解资本本身所固有的弊端。马克思曾提出“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的伟大设想，可以想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就是一个强有力的杠杆。因此，新发展阶段，我们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过加快完善生产要素市场、提高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消除行政性垄断和数字技术容易形成的经济性垄断等措施，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发挥竞争激发资本活力同时又抑制其消极行为的作用。
第二，处理好各种形态资本的关系，让公有资本特别是国有资本发出“普照的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存在着各种形态的资本，而最重要的两种资本形态是国有资本和非公有资本，处理好这两种形态资本的关系，就能从根本上建立起发挥好资本作用的重要机制。党的十五大提出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并明确指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对经济发展起主导作用。……公有资产占优势，要有量的优势，更要注重质的提高。国有经济起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控制力上。”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对国有资本的分布领域做了清晰的界定：“国有资本投资运营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重点提供公共服务、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行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可见，国有资本在各类形态的资本中居于主导地位，表现为控制国计民生领域和社会再生产的关键环节，形成经济社会发展和公众福利的骨架，带动和引领其他形态资本健康运行（胡家勇，2016）。
马克思深入分析了一种社会形态中各种生产关系的相互地位，提出了“普照的光”的理论，指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马克思的“普照的光”的理论具有深邃的洞见，国有资本的主导地位完全可以按照“普照的光”的理论和实践逻辑科学把握。也就是说，在国有资本“普照的光”的照耀下，非公有资本的性质和行为会发生重要改变，我们完全可以在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这些现代市场经济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让各种形态资本的优势和力量竞相迸发，焕发出勃勃生机和活力。
第三，防止资本向非经济领域渗透，尤其要斩断资本与权力的勾连。前面已经提到，出于本性，资本有绕过使用价值和财富生产而直接攫取价值的内在冲动，通过获取社会关注度、影响力和操控力来实现价值、利润和收入引流甚至侵占就是一种重要方式和途径。当资本达到一定规模以后，向公众舆论、新闻媒体、公共利益、意识形态和政治等领域渗透就成为一种常见现象。数字经济时代，资本向非经济领域渗透有了更加便捷的手段，例如，资本按照自己的意志，借助算法控制、平台渗透、舆情干预、境外操纵等方式对信息进行筛选和加工，甚至提供虚假信息（方旭，2022），以吸引社会注意力，甚至潜移默化地影响公众价值观，借此引导和控制社会需求，实现资本利益。值得注意的是，数字经济时代，金融资本、科技资本和数据资本的结合，可能会形成“超级资本”，“超级资本”拥有“超级权力”，会越过经济领域向政治领域、社会领域和文化领域扩张，形成对整个经济社会的权力。“超级权力”必须运用政治的力量加以抑制，以保证资本始终运行在健康的轨道上。
斩断资本与行政权力的勾连是规范资本行为、消除资本消极影响的重要环节。资本权力和行政（政治）权力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两项最大权力，二者的勾连会严重扭曲经济社会秩序，形成巨额的结构性租金，造成巨大的破坏力。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4月29日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强资本领域反腐败，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坚决打击以权力为依托的资本逐利行为，着力查处资本无序扩张、平台垄断等背后的腐败行为。”这为新时代规范资本行为指明了重要方向。
第四，运用法治的力量规范资本行为。法治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根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法治能够确定明确的行为规则，形成稳定的预期，能够从制度层面塑造资本的行为和行政权力的运行。在美国市场经济现代化的过程中，法治就扮演着重要角色。在“进步时代”，随着大公司的崛起和“资本大鳄”的形成，垄断势力对市场竞争的损害越来越明显，《谢尔曼反托拉斯法》（1890）以及《克莱顿法》（1914）和《联邦贸易委员会法》（1914）就是这一时期美国的重要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用法治规范资本的行为，当前有两个着力点：一是强化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实施。对各类产权进行有效而公平的保护是市场经济的基石，是竞争发挥作用的前提，中央一再强调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的产权和合法权益、保障契约的执行，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完善产权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产权的意见》，对依法保护产权提供了可操作的方案。二是加强《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司法和执法力度。适应数字经济时代垄断新形势，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强化数字经济领域的反垄断，强调“要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数据收集使用管理、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规范。要加强规制，提升监管能力，坚决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行为”。2022年修订并实施的《反垄断法》增加了数字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条款，规定：“经营者不得利用数据和算法、技术、资本优势以及平台规则等从事本法禁止的垄断行为。”2019年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强化了制止不正当竞争行为、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的力度。总之，引导资本健康发展，规范资本行为，抑制资本的消极作用，最终要依靠法治的力量。
（注和参考文献略）
原载《经济学动态》2022年第10期，全文可见经济学动态网站“最新目录”栏目，或点击微信页“阅读原文”。
转自：“经济学动态”微信公众号
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