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语言文化研究》（第十四辑）
主 编：柯 静
副主编：林温霜 董希骁
19—20世纪之交保加利亚文坛的“托尔斯泰热”及其背后的文学景观和民族精神图景
张建华
摘要：19 —20世纪之交托尔斯泰进入了保加利亚人的阅读视野，一场非同寻常的“托尔斯泰热”变成了被称作“托尔斯泰运动”的文学和社会思想运动。它为保加利亚文坛注入了一股批判现实的强大动力，一种悲悯时代和民族的美学元素，促成了保加利亚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形成和繁荣。保加利亚作家和批评家在以不同方式接受托尔斯泰创作与思想的同时，也为他们在新的历史文化语境中自身的文学和思想抉择提供了契机。对托尔斯泰的接受、评价，既体现了保加利亚文学创作观念结构的某种变迁，其背后也掩藏着一个历史时代保加利亚民族精神的独特图景。
关键词：托尔斯泰；传播与接受；保加利亚文学；民族精神图景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图景，亦即其民族文化中最为深邃、本质的部分并非外在显性的，而是隐潜深藏的。罗曼·罗兰说过，“一个民族的政治生活只是它存在的浅层部分，为了了解其内在的生命——其行动的源泉，我们必须通过他的文学、哲学，以及艺术这些反映该民族理念、情感和梦想的东西，来深入探索他的灵魂”（罗曼·罗兰，1998：1）。深而思之，我们不仅可以从一个民族的文学、艺术、哲学思想中发现其精神灵魂，从一种域外文学和一个域外作家在本土的走红或拒斥中也能窥见其精神图景的一些重要症候。正是带着这样的思考，我们将目光投向了1890—1910年发生在保加利亚大地上的一场非同寻常的“托尔斯泰热”，并试图从这一个案中考察这一现象背后的保加利亚文学景观和民族的精神图景。
1、“托尔斯泰热”及其
发生的民族历史文化语境
托尔斯泰的作品被翻译成保加利亚语（以下简称“保语”）是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的，但保加利亚人对这位俄罗斯艺术家的喜爱却可以追溯到更早时期，与俄文十分相近的斯拉夫语言使得每个受过基本教育的保加利亚人都能毫不费力地阅读并理解俄文作品。此后的二十年，托尔斯泰的著作被大量译成保语，其文学创作以及人文思想在保加利亚获得高度关注并得以广泛传播。保加利亚的翻译文学也借助托尔斯泰走红的东风获得了极大的繁荣。
1890年，托尔斯泰的中篇小说《克鲁采奏鸣曲》在保加利亚翻译出版。两年后保语版长篇巨著《战争与和平》问世。从1893年开始，托尔斯泰的三部曲、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家庭幸福》、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宁娜》《复活》先后与保加利亚读者见面。到了20世纪，托尔斯泰作品在保加利亚译介、传播又掀起了新的高潮。除了文学作品，托尔斯泰的政论、宗教哲学作品，如《忏悔录》《我的生活是怎样的？》《信仰是什么？》《什么是艺术？》《关于上帝的思想》《生命之路》《天国在你们的心中》等，也相继被翻译出版。一些重要著述，比如《我不能沉默了》《我的阅读书目》等甚至先于俄罗斯，直接由作家手稿译成保语在保加利亚流传。到1910年托尔斯泰去世时，他的主要著述都已在保加利亚翻译出版，一些作品甚至有了多个版本。保加利亚学者卡林采夫（И.Калинцевъ）说，“与任何一个俄罗斯作家相比，托尔斯泰不仅是被翻译得最多的，也是被书写、争论、批评和传播得最多的俄罗斯作家。对于保加利亚人来说，他已成为不同时代和不同民族的外国作家中最著名、最流行、最受爱戴的外国作家”（Калинцевъ，1911）。
托尔斯泰的创作首先引发了知识分子的关注和喜爱。他的文学创作和思想著作纵横捭阖、气势宏伟，反官方、反正统，不玄虚、不形而上，即使是讲宗教哲学，最终还是关乎人的生命和生活的智慧，充满了人格的力量和情感的魅力。这正是他的著作在二十年间源源不断地被翻译、分析、研究、传播的原因所在。从20世纪初开始，在每年一度的托尔斯泰诞辰日，保加利亚文学界和思想界几乎都要举行规模浩大的纪念活动和学术研讨会。1903年，在索非亚举行的欧洲斯拉夫民族代表大会所做的关于斯拉夫和保加利亚文学中最有声望作家的问卷调查中，托尔斯泰在俄罗斯作家中名列榜首。1907年，保加利亚《晚邮报》（Вечернапоща）发表了一系列纪念托尔斯泰创作活动50周年的文章，对当年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被他们称为“英帝国主义辩护士”的作家吉卜林，而不是托尔斯泰表达了极大的愤慨。作家托多罗夫（П.Тодоров）和克勒斯特夫（Й.Кръстев）为俄罗斯的《托尔斯泰纪念文集》分别撰文——“托尔斯泰在保加利亚”和“保加利亚文学中的不以暴力抗恶”。文章分别讲述了托尔斯泰的作品在保加利亚的阅读、传播状况和托尔斯泰对保加利亚文学以及对伐佐夫（И.Вазов）、米哈伊洛夫斯基（С.Михайловский）、康斯坦丁诺夫（А.Константинов）、斯拉维伊科夫（П.Славейков）、托多罗夫、弗拉伊科夫（Т.Влайков）等作家的重要影响。1908年适逢托尔斯泰诞辰80周年，尽管因为斐迪南一世正式宣告保加利亚王国成立这一政治原因，保加利亚没有举办统一的全国性纪念活动，但几乎所有的报纸、杂志都刊登了纪念文章，高度肯定托尔斯泰的世界性意义和重大影响。1910年，托尔斯泰逝世，全国规模的托尔斯泰追思会在索非亚举行。托多罗夫发表了“艺术家的天性”的学术报告，高度评价托尔斯泰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伟大的艺术成就，斯拉维伊科夫指出了托尔斯泰在俄罗斯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对保加利亚文学的深远影响，称他为俄罗斯的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斯特拉希米罗夫（А.Страшимиров）甚至深情地说，“由保加利亚人民来纪念托尔斯泰最合适不过，因为他们正是在托尔斯泰思想的哺育下成长的”（Страшимиров，1908）。托尔斯泰的崇拜者和追随者出版的纪念文集《复兴》全面介绍了托尔斯泰的文学成就，讲述了他的哲学、宗教道德学说，还收纳了保加利亚不同思想阵营代表对托尔斯泰的评论。这位俄罗斯文学和思想大师上传俄罗斯民主传统，下启社会改革的思潮，不仅向保加利亚知识分子传递了丰富的俄罗斯文化和思想信息，其激昂的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启迪他们的思想和想象，引起了保加利亚知识分子“深刻的自我反思”（Калинцевъ，1911）。
“托尔斯泰热”同时还进入了保加利亚普通民众的视野。托尔斯泰文学创作中对生活的热情，直面社会黑暗和人性颓丧的精神，款款的深情，爱憎分明的立场，不虚假、不造作的书写方式，极大地满足了普通读者的阅读兴趣、审美心理和精神诉求。由读者自发以民间读书会和俱乐部形式建立的广泛的读者群充分说明了托尔斯泰作品在民间受欢迎的程度。保加利亚民间甚至出现了为数众多的托尔斯泰主义的信奉者和践行者。年轻的士兵不愿为专制政权效力，因此拒服兵役；维护农民利益的乡村劳动团体大量成立；为穷苦农民孩子创办的学校不断涌现；贵族青年不顾家长的反对和阻挠，拒绝贵族生活方式，过起了平民生活……不少保加利亚人甚至慕名前往俄罗斯，造访伯爵庄园，求见作家本人，其中有农民、教师、神父、军官、警察、作家、大学生、医生、律师等。未能前往的则以写信方式求教于托尔斯泰，他们希望托尔斯泰对百姓的疾苦提供道义和精神上的救助，甚至向他陈述现实生活中的苦闷和尴尬。保加利亚民众声势浩大的反应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保加利亚既有的社会制度和道德秩序，政府开始迫害、镇压托尔斯泰主义的追随者，官方的东正教会也开始对托尔斯泰异教思想进行反击。如此高昂的民众热情和波澜壮阔的“偶像崇拜”恐怕是托尔斯泰本人与保加利亚人民前所未见的。
显然，托尔斯泰不仅是作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更是作为一个精神和思想标度进入保加利亚人民精神世界的。托尔斯泰创作谱系中所涉及的文学艺术、社会思想、精神道德、宗教信仰在保加利亚人民中间所引发的巨大共鸣和激烈论争中隐藏着两者有机的关联，那就是托尔斯泰作为一个思想性极强的作家，其丰富的精神资源满足了保加利亚人民重建民族精神的巨大诉求。
固然，民众对一个域外作家的喜爱会受到阅读选择、思想观念、审美兴趣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但更为重要的是作家作品与其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相关程度。
18世纪末到19世纪70年代是保加利亚民族自我意识觉醒，民族解放运动不断高涨，民族文化逐渐复兴的重要时期。1878年保加利亚摆脱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统治获得民族独立是这一复兴的重要标志。独立之后的保加利亚建立了资产阶级君主专制国家，人民面临着封建专制和资本掠夺的双重压迫。农民破产，市民贫困，社会矛盾加剧，阶级分化严重，曾经的民主运动成果逐渐丧失。此后的数十年里，保加利亚又成了欧洲各资本主义列强手中的政治玩偶和文化附庸。建构以独立、自由、民主为核心的新文明成为保加利亚社会文化的基本诉求。在这一大变动、大重组、大发展的历史时期，混杂、多样、丰富和不确定性交织在一起，时代既为保加利亚民族带来了对世事认知的困顿，对未来的迷茫，也提出了一系列社会新问题、新难题，同时也为知识分子的精神探索、道路寻觅提供了契机。
怀抱着保加利亚新社会、新文化理想的创作界知识分子成了托尔斯泰这个文学个体与社会民众之间的纽带，成为两者心灵与精神沟通的桥梁。作家尤鲁科夫（Д.Юруков）、绍波夫（Г.Шопов）、多塞夫（Хр.Досев）等人编辑出版的一系列著作成为畅销一时的图书，如《列夫·托尔斯泰》（ЛевТолстой）、《新社会》（Новоеобщество）等。专门用以介绍、分析、研究托尔斯泰思想学说的杂志《火炬》（Факел）在此期间问世。以《复兴》（Возраждение）为代表的大型杂志辟出托尔斯泰专栏，多个“托尔斯泰学会”在保加利亚创立。广大知识分子不仅用智慧和理性，更用心灵与情感表达对托尔斯泰的尊崇和痴迷。他们阅读、认知、研究托尔斯泰的过程成了一个不断超越文学范围，进入思想、精神、文化层面，成为为公众服务，指导公众意识的思想过程。“托尔斯泰热”很快演变成了一个持久而深入、遍及保加利亚社会生活多个领域的社会思想运动，被称为“托尔斯泰运动”（Толстовскоедвежение，2022）。这场以文学为媒介的思想运动与其说是对托尔斯泰文学创作和思想学说的探秘，莫如说是保加利亚民族对文学、社会、宗教、道德和理想的思考与寻觅。
2、保加利亚文学界对托尔斯泰
接受的整体性表达
在这场“托尔斯泰运动”中，创作界知识分子的思想尤显活跃。他们不仅需要一种新的艺术范式来呈现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更需要一种新的思想理论资源来认知社会和自我、历史与未来。托尔斯泰恰恰为他们树立了一个艺术家和思想家的光辉典范。
《克鲁采奏鸣曲》是第一部被翻译到保加利亚的托尔斯泰的中篇小说。这部以贝多芬《第九小提琴奏鸣曲》命名的作品提出了婚姻、家庭、道德的重要命题，它以作家重建两性关系道德价值的艺术表达引发了保加利亚作家和社会文化界的关注。尽管这一关注很快被托尔斯泰更具社会迫切意义的创作命题所淹没，却引发了保加利亚作家对如何书写生活，重建现代社会伦理秩序和精神目标的深入思考。小说家约夫科夫（Й.Йовков）的短篇小说《女人心》（Женскоесердце）、《最后的快乐》（Последняярадость）等就是他探讨爱情、两性关系的佳作，成为这一题材鲜见的优秀作品。白俄罗斯学者布拉茨卡娅（Н.А.Булацкая）说，“约夫科夫的伦理观显示出他对托尔斯泰学说和观念的好感”（Булацкая，2011：16）。作家米哈伊洛夫斯基尽管对托尔斯泰的道德观表示了异议，甚至以诗歌形式批判过这部中篇小说，但这并不妨碍他把托尔斯泰称为“我们时代最杰出的，最光明的天才”（Беляев，1965）。
拥有“保加利亚的普希金”“保加利亚文学之父”盛誉的作家伐佐夫是保加利亚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他高度肯定托尔斯泰创作的艺术成就和道德激情，一度试图从托尔斯泰的乌托邦理想中寻找改革保加利亚社会的良方。长篇小说《轭下》（Подигото）有明显的托尔斯泰史诗般再现社会风貌和历史真实的印迹。长篇小说《新土地》（Новаземя）塑造了一个保加利亚民主革命者的光辉形象。在长篇小说《卡扎拉尔女皇》（Казаларскацарица）中读者还能看到一个践行托尔斯泰主义，与恶抗争，实行道德自我完善的人物形象。伐佐夫是保加利亚最具批判精神的作家之一。他最大限度地突破了外在社会规约的限制，通过多种有效的叙事策略和批判手段，尖锐而深刻地表达了其对托尔斯泰的认知和评价。他在小说《风景》（Пейзаж）中说，“我愤愤不平的内心始终在寻找恶生成的原因，必然有原因，而且就存在于这个于我而言充满巨大不公的世界秩序中……我不由自主地把虔敬的目光投在一群伟大的乌托邦理想家——托尔斯泰主义者们的身上，他们对全世界的正义和富庶，幸福和其他美妙的憧憬充满了渴想……”（Вазов，1956：312）伐佐夫是最得托尔斯泰艺术和思想要义的保加利亚作家。他紧跟时代步伐，把握时代精神的脉络，真实地为社会作记录，将保加利亚社会所发生的种种变化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心态复杂而微妙的变动呈现在读者面前。与托尔斯泰一样，伐佐夫始终反对脱离现实生活的颓废主义、现代主义的创作倾向，把颓废主义诗歌称作是“世界主义的，冰冷的，非保加利亚的，未被人类情感点燃的诗歌”（Винштейн，2017）。作为保加利亚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者、史诗风格流派的创立者、长篇小说体裁的开拓者，伐佐夫的文学创作以及探讨托尔斯泰思想学说的政论文章可以看作是他试图改变保加利亚文学现状，建立新型文学和社会道德风貌所作努力的体现。他对托尔斯泰的艺术效仿和思想接受充分代表了托尔斯泰被保加利亚文坛接受的整体性特征。
我们还可以发现，保加利亚其他作家对托尔斯泰创作成就和思想学说与时代、社会、民族契合的不同理解。米哈伊洛夫斯基更看好这位俄罗斯作家文学创作的社会性价值，他在给托尔斯泰的信中说，“《安娜·卡列宁娜》的作者从来没有拒绝过对争取自由而斗争的同情，从来没有拒绝过用他那如椽之笔支持为自由而战的斗士，因而他必然会为我们为推翻哈米德制度所付出的一切努力祝福”（Беляев，1965）。在俄罗斯受过教育，与俄罗斯文学有着深厚渊源的康斯坦丁诺夫赞赏托尔斯泰“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和世界观”的艺术创造，把他看作是斯拉夫民族精神伟力的体现。他说，托尔斯泰“是绝无仅有的现象，不可能成为任何人必须遵循的榜样”，但正是在他思想的影响下，“一大批正直和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活动家走进了人民中间，过起普通人的生活，放弃一切个人的幸福并竭力唤醒大众，让他们变得高尚起来”（Винштейн，2017）。保加利亚文学语言的奠基人之一，启蒙主义文学家斯拉维伊科夫赞赏托尔斯泰不以暴力抗恶的思想，他的民主主义思想和人道主义激情，与托尔斯泰一样，他并不认同以革命和政治来取代个体的生命价值，这也许正是他的文学作品受到读者广泛喜爱并在民间得以广泛流行的重要原因。
需要指出的是，一大批思想倾向不一的保加利亚作家在以不同方式接受托尔斯泰创作的同时，也意味着他们为自己做出了新的文学选择和思想抉择。不少作家是从阅读、认知托尔斯泰开始，在自我质疑，甚至否定之后踏上批判现实主义之路的。
托多罗夫是最早把托尔斯泰的文学创作介绍给保加利亚的作家，他最早揭示了托尔斯泰作为道德学家的身份和其作为人类生活导师的价值和意义。这位政治倾向更接近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保加利亚作家早年受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的影响，但在阅读了托尔斯泰的创作之后，他说，“一个广阔的天国世界展现在了我的面前”，“那是一个曾经朦胧、模糊地被感知和猜测的世界，一个新的，从未听说，从未见过的世界。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托尔斯泰笔下的人物和人民的自然、简朴”（Калинцевъ，1911）。托尔斯泰让他看到了真实的生活，看到了鲜活生活中鲜活的人，看到了世界的复杂性，让他更深刻地了解了人类生活的真正意义和价值。他最终从自然主义文学中脱身，走向了批判现实主义。出身资产阶级文人家庭，深受法国消极浪漫主义诗人夏多布里昂影响的作家米哈伊洛夫斯基在托尔斯泰身上看到了热爱生活的伟大启蒙家和为自由而战的伟大斗士的光辉典范，从19世纪90年代起一改自由主义书写的创作倾向，以讽刺批判的创作激情投入到那个沸烫滚热的社会生活中。曾经的象征主义诗人雅沃罗夫（П.К.Яворов）以艺术形式诠释了托尔斯泰主义，表达了对托尔斯泰自我道德完善学说的崇尚和热心。他在剧作《雷鸣时回声隐隐》（Когатогръмудари,какехотозаглъхва）中塑造了一个坚持自我道德完善的托尔斯泰主义者形象。无独有偶，类似的形象我们还可以在作家伐佐夫、托多罗夫、弗拉伊科夫的作品中找到。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的作家弗拉伊科夫深受托尔斯泰创作观的影响，不再从民粹主义的历史陈迹中寻找文学命题，写下了大量反映社会底层民众生活，特别是乡村和农民精神生活的小说。《克莱采奏鸣曲》的保语译本（1890）出版者，保加利亚最早的托尔斯泰主义者古拉勃切夫（Гулабчев）甚至将托尔斯泰主义奉为其生活与行为的原则。
一些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作家，虽然也把托尔斯泰看作是否定和批判君主专制社会、国家制度和官方教会的同盟军，但从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革命事业出发，完全排斥托尔斯泰的宗教哲学学说。保加利亚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创始人之一布拉戈耶夫（Д.Благоев，拉丁文译名D.Blagoev）在他创办的马克思主义杂志《新时代》（Нововреме）上发表“列夫·托尔斯泰和社会民主”的专题文章，在肯定托尔斯泰对私有制批判的同时，指出他的宗教神秘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对社会主义革命是极其有害的，说他的思想不过是“民主主义与反动神秘学说的混合体”（布拉戈耶夫，转引自Беляев，1965）。保加利亚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博卡洛夫（Г.Бокалов）在《托尔斯泰与工人阶级》（Толстойирабочийкласс）一文中指出，无产阶级高度敬仰托尔斯泰，崇敬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认为作家强化了对既有社会制度的仇恨，同时他又强调，工人阶级不能不拒绝托尔斯泰的学说，因为他反对阶级斗争，所以托尔斯泰不仅是无产阶级不共戴天的资本家的敌人，同时他也只能成为工人阶级的敌人（Беляев，1965）。作家波利亚诺夫（Д.Полянов）、基尔科夫（Г.Кирков）对托尔斯泰反对无产阶级革命、阶级调和、不以暴力抗恶的社会学思想也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这一创作群体将对托尔斯泰的解读和批评转到了另一个方向，他们的观点有着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和文学史、思想史意义。
在保加利亚作家的眼中，托尔斯泰代表了新时代文学的艺术成就和思想品相，他们对托尔斯泰艺术创作和学说思想的不同评价体现了保加利亚作家创作观念结构的某种变迁，也映射着一个历史时代保加利亚文学变化和民族精神生活演进的独特图景。
3、“托尔斯泰热”背后的
保加利亚文学景观和民族的精神图景
保加利亚文学是最古老的斯拉夫文学，然而被200年的拜占庭统治和500年奥斯曼帝国的殖民统治所压制，长时间以来一直是一种被殖民话语所塑造和排斥的话语主体。相对于欧洲其他民族的文学，它的发展是相对滞后的。19世纪后半期，随着民族自我意识的高涨和解放运动的发展，特别是在摆脱了奥斯曼帝国统治之后，具有民族独立品格的保加利亚文学才得以真正勃兴和繁荣，进入了其现代的发展进程。
保加利亚文学的现代进程不仅得益于民族文学传统的催生，还有欧洲文学，特别是俄罗斯文学潜移默化的影响，又恰逢“托尔斯泰运动”的历史机缘。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保加利亚文学史上未曾有过的创作繁荣、群星闪耀的时期，也是感伤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无产阶级文学等文学现象多元多样、交织杂陈的时期。不过在19世纪90年代之前，欧洲高度繁荣、自成体系的文学思潮和流派并未能在保加利亚找到其明晰的存在和鲜明的分野。相对而言，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无产阶级文学在此间表现出更强的活力。托尔斯泰创作的译介为保加利亚文学注入了一股批判现实的强大动力，一种悲悯时代和民族的崇高与深邃的美学元素。正是在经历了“托尔斯泰运动”的文学和思想洗礼之后，创作出发点不同的保加利亚作家掀起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思潮逐渐成为19—20世纪之交保加利亚文学的主潮。
伐佐夫、康斯坦丁诺夫、米哈伊洛夫斯基、雅沃罗夫、斯特拉西米罗夫（Страшимиров）、彼林（Е.Пелин）、迪莫夫（Д.Димов）等一大批作家就是这一文学思潮的代表人物。这些作家拥有记者、俄罗斯文学译者、研究学者等多重身份，兼具艺术家、批评家、社会活动家的精神品格，他们以个人化和风格化的方式向着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向汇聚，成为此间保加利亚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揭露性、批判性、战斗性、哲理性的光辉典范。
伐佐夫汲取托尔斯泰创作叙事宏大和史诗性的特点，四部长篇小说显现出恢弘的气度和开阔的视野，成为这一思潮的引领者和卓越的成就建树者。康斯坦丁诺夫与米哈伊洛夫斯基以其犀利的讽刺、强有力的批判个性称道于文坛。雅沃罗夫的早期诗歌作品描写社会生活，反映资本主义的剥削给农民造成的苦难和农民自发的反抗，体现了现实主义基调。19世纪90年代才踏上文坛的斯特拉西米罗夫的小说是对时代、乡村、历史、风俗、爱情等多种题材的成功探索，他的创作带来了农村文学的繁兴和农民形象的丰饶，成为这一时期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新亮点。彼林更重于小体裁创作，除了乡村生活，他还对宗教命题进行书写和思考。迪莫夫格外注重对人的精神和心灵的探究，成为保加利亚文学中为数不多的心理现实主义的代表。保加利亚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对托尔斯泰艺术创作原点接受不同，使得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出现了类似于公民小说、幽默讽刺小说、乡村小说、心理小说、道德小说等不同风格流派的多彩景观。这种多彩的景观中却融汇着共同的价值取向：对国家和社会的关注，对现实生活的关怀，对普通人生存现状的关注，对时代和民族命运的悲悯。
受时代对文学反映社会生活诉求的推动，受本民族文学传统和托尔斯泰对象征主义、颓废主义文学否定的影响，现代主义文学未在保加利亚形成强大的潮流，也未能产生重要的思想和美学成果，只是被欧洲现代主义文学巨浪掀起的一个不大的文学浪花。克勒斯特夫（К.Кръстев）接受了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和欧洲唯美主义思想的影响，成为此间屈指可数的现代主义作家、文学批评家之一。他宣扬诗歌的使命不在于对“当下和永恒目标”的表达，认为文学“与生活的实际利益无关”。这位被保加利亚文坛和高尔基称为唯美主义者、个人主义者和现代主义代表的文学理论家认为思想倾向性是对文学的毁损，“是文学的异变和歧途”（Винштейн，2017）。斯拉维伊科夫是另一位接收了欧洲现代主义辐射的诗人。这位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刊物《思想》（Мисъл）的编辑和撰稿人宣扬诗歌不应反映当下现实和社会斗争，而应表现美的永恒。长诗《超人之死颂》（Химни за стъртта на свръхчовека）和《超人的影子》（Сянката на свръхчовека）中尼采式的超人形象释放出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主人公争辩的不同面貌。
无产阶级文学和马克思主义批评的诞生是此间一个新的文学现象，它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传播和无产阶级运动在欧洲风起云涌的文化果实。这一文学的出现同样伴随着作家们与对托尔斯泰接受认知的互动。在无产阶级作家的身上有着更为强烈的民族主义信仰因素，他们的创作总是与社会政治的和思想的批判联系在一起，作家力图从文学的社会认知、思想鼓动层面跃升到政治斗争层面。博卡洛夫以思想者和批评家的身份参与了无产阶级文学的建设和对托尔斯泰无政府主义社会观及其有害学说的批判。他的文学论集《保加利亚文学和社会主义》（Болгар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исо ц иализм）涉及了信仰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尤为突出文学创作中的政治引领作用，强调革命信仰对于作家的重要性。诗人波利亚诺夫和讽刺作家基尔科夫始终把文学创作活动与革命政治活动联系在一起，都把文学当作宣传革命思想和社会主义的手段和工具。前者的叙事长诗《被推倒的偶像》（Поверженные кумиры）以推翻上帝、皇帝和资本三大偶像为革命目标，是激越、昂扬的反资本主义檄文，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学的宣言书。后者的小品集《梦幻城中的怪人》（Дремиградские чудаки）是对保加利亚资产阶级王朝的巨大讽刺。我们从这些作家的创作中可以看到，一种学说和思想运动之所以能催生一种文学，不仅因为他们同时是诗人、作家或批评家，更与他们作为政治斗争参与者的存在方式息息相关。
大多数保加利亚作家并不满足于接受托尔斯泰文学创作和思想学说所展现的强大的“破”的力量，在他们内心深处，还潜藏着一个更为宏大的“建”的目标——保加利亚民族的精神重建。除了再现保加利亚苦难历史和严酷现实的艺术冲动，他们还有唤醒民族同胞、实现民族精神真正独立、思想解放的共同追求和争取人民和祖国美好未来的理想。这是创作界知识分子文学追求以外的文化抱负，尽管他们在艺术表达、政治立场、精神追求上有着明显的差异。
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作为此间保加利亚文坛社会批判精神的载体和进步思想的代表，借助于文学的认知功能、教育功能、审美功能，致力于反对资本主义专制社会的不公和资本对民众的掠夺。再现当代保加利亚社会生活以及塑造以革命家或新人为代表的主人公成为保加利亚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两大基本内容。作家关注现实生活，表现苦难，塑造小人物，把人民的苦难当作认知现代民族生存的情感基础、民族认同感和爱国之心的思想资源，从而唤起保加利亚民众的归属感。长篇小说《轭下》《新土地》正是这一艺术表达和思想追求的集中体现。应该看到，文学话语在再现、批判和改造现实的艺术追求中具有的强烈的政治倾向已显现出此间文学创作中一种“政治写作”的鲜明倾向，为日后现实主义文学中刻板、闭锁，受思想意图支使的文学模式的出现打下了伏笔。
作家队伍中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派似乎以旁观者的角色，在静观独立后的保加利亚发展进程中社会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的种种要素，试图以一种新的启蒙、改良激情掩盖社会现实中的苦难。与批判现实主义主流文学的题材、艺术理念、价值取向不同，他们更多关注的是具有全人类价值的文学话题。作家选择以人性为进入文学的路径，引领读者进入以人生为中心的艺术世界，以此削弱文学创作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色彩。托多罗夫的短篇小说集《田园牧歌》（Идилии）表达了对生活的高度关切，对人性的细心体察与深邃思考。他笔下不幸的主人公始终在生活的迷雾中穿行、寻觅，探究历史、生活、命运的奥秘，显现出一种形而上的哲学追求。约夫科夫在他的《保加利亚女人》（Болгарка）、《旁观者》（Наблюдатель）等短篇小说中把文学视野局限在一个相对狭小的生活场景中，力图还原一个人的生存形态。他以真挚的人道精神和巧妙的叙事手段丰富了文学对人、生活与社会的认知。他的作品被托马斯·曼称作“世界最优秀的短篇小说”（Файнгелеринт，1974）。显然，这部分作家的创作仍局限在对民众的思想启蒙、人性思考和社会的改良上，他们的思想贡献和文学成就一度被批判现实主义的主流文学所淹没和淡忘。然而，在激进的社会变革思潮占据文学话语主流地位时，他们语焉不详、立场暧昧的话语在一定程度上是对革命思想的掣肘。这种精神形态尽管是历史时代保加利亚文学创作界的少众，但其温婉而又不走极端的叙事和写作方式却也获得了大众读者的欢迎和拥戴。
带着对保加利亚旧制度的死亡和美好未来的近乎宗教般的虔诚和向往，保加利亚创作界的知识分子在对托尔斯泰探究、追问的精神谱系中透射出一股强烈的苦难意识和无比强悍的拯救力量，还有一种坚定的信念。正如俄罗斯东方学家布拉金斯基（И.С.Брагинский）主编的九卷本《世界文学史》（История всемир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中所言，以伐佐夫为代表的保加利亚作家的这一精神谱系中“有对保加利亚社会政治现实的不满，有对金钱产生贪婪向往的混乱时代的厌恶……对真切的社会美好未来憧憬的缺失……民族个体精神悲剧的表达，无力帮助人民的痛楚……，然而他们信念不灭”，“我们自由的土地将世代永存，我们在人民中间的歌声将万世流芳”（Бердников，1983）。
诚然，以创作界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保加利亚文化精英表现出的种种思想、立场和价值判断似难以反映世纪之交保加利亚民族精神历史图景的全部征象，但从他们文学世界所呈现的精神图景的“保加利亚气质”中我们却可以窥豹一斑。
抛开作为一个天才的艺术家不论，为什么高度唯心主义的、脱离尘世的托尔斯泰主义在保加利亚民族中拥有比在其他欧洲国家高得多的威望和强烈得多的反响？保加利亚学者卡林采夫对这一问题做出了这样的回答：原因在于保加利亚的接受主体在社会转型和现代社会信仰失落时期，对一种新的理性、精神、道德的强烈向往；在于保加利亚民族的“博戈米尔”习性a——对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神秘主义的崇尚和精神上的理想主义；在于兼具鞑靼人和斯拉夫人种族特性的保加利亚民族粗犷、感性、敏感、充满激情的性格；在于与俄罗斯民族共同的近千年历史的东正教信仰——对神圣天国的虔诚、笃信，对真善美必然胜利的坚定信念；在于宇宙进化论思想与东正教神学思想相结合的民族文化特性（Калинцевъ，1911）。正是民族性的精神文化底色决定了保加利亚作家对托尔斯泰的独特接受，决定了保加利亚文学和文化的发展演进，决定了保加利亚民族精神变化的基本向度。
注：本文选自《欧洲语言文化研究》第十四辑，第1—13页。由于篇幅所限，参考文献及注释已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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