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伯特·克雷格：历史视野中的早期中国思想

历史视野中的早期中国思想

古代世界宗教和哲学革命的时代有时被称为“轴心时代”，这一说法是指后世宗教和哲学的发展都是以这些学说为中心展开的。如果把周朝的哲学革命与其他哲学革命相对比，它与一神论的犹太教和在其基础上衍生出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不同，与印度教和佛教也不同，而与古希腊哲学的发展比较相似，两者都呈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毛泽东曾在1956年提出“百花齐放”，就是以周朝那个多家哲学流派共存、富有创造力的时代为参照。

两者之中，希腊思想家更侧重理论的推演，更关注数学和自然界；中国思想家则通常更注重实际，更倾向于探讨社会和政治层面的问题。即使是在本质上无政治化的道家圣贤，也认为提出一套政治哲学理论十分必要。

此外，中国哲学的生命力远远胜过希腊哲学。“雅典的光荣”之后仅仅几个世纪，希腊哲学就被基督教的浪潮淹没了，成了神学的婢女，直到文艺复兴之前都没能作为独立的思想力量重新出现。相反，中国哲学尽管曾在几个世纪里受到佛教的冲击，但重新巩固了自身的优势地位，并一直保持到20世纪早期。当世界各地的其他文化都在宗教浪潮的冲击下日益衰落时，为何这些早期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思想能保持对中国的持久影响力？

原因之一，是通常受到历代王朝支持的儒家思想始终与许多流行宗教相互制衡，这些宗教都各自有其神鬼、天堂和地狱。绝大多数中国人都参与这一类宗教活动，神庙遍布全国的村庄和城镇。到了后来，只有从那些在儒家书院的纯粹环境中做研究的学者那里，我们才能看到“纯粹”的儒家哲学思想。

另一个原因，是儒家思想也有宗教维度，但它的一些假设与源自犹太教的宗教有很大不同。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世界观中存在一位上帝，上帝尽管非常关注人类，但并不属于人类世界。这种观念导致了二元论，即自然的人类世界与另一个超自然的世界相区别。而在中国的世界观中，这两者并不是割裂的：宇宙是唯一的、连续的、非二元的。它包含天、地、人，天在上，地在下，人立于天地之间。理想情况下人间由圣王统治，圣王通过个人德行的力量和祭祀牺牲来平衡天地宇宙的力量，达到和谐。

今天，在北京城中，我们依然能看到这种宇宙观在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朝时的表现形式。天坛位于城南，地坛位于城东北，皇宫在象征意义上位于两者之间。如果讨论皇帝在天坛的祭祀是世俗的（非宗教的）还是宗教的（非世俗的），那就偏离了问题的关键。这样做是把我们自身的二元对立假设强加给了中国。与此类似，我们所说的道家圣贤与自然天人合一，这里的自然并不等同于今天科学家所研究的自然，而是一种包含了形而上和宇宙力量的自然。这些力量在西方的世界观里，可能会被贴上“宗教”的标签。

文字来源：

（美）阿尔伯特·克雷格著，李阳译：《哈佛极简中国史——从文明起源到20世纪》，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51–53页。

转自：“学术痴”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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