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1867.66万常住人口中，跨市流入人口即非广州市户籍人口937.88万，占全市常住人口比重为50.22%，占比超过广州户籍常住人口。
大量外来人口的涌入，在广州城区内固定成形地分布成为外来人口聚居区，最常见的就是城中村、加工产业密集的地区，比如白云区的同和，海珠区的凤阳、瑞宝，天河区的棠下，番禺区的大石。
新出版的《特大城市社会治理：理论与实践》一书收入了广东警官学院教授吴兴民与教师潘荣坤合写的《广州市外来人口聚居区的社会风险及其治理模式研究》。这篇论文最早刊于《信访与社会矛盾问题研究》2016年第2期，写于2016年以前，但仍能比较好地反映近年来广州市社会治理尤其是外来人口聚居区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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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来人口聚居区增进了广州经济活力
必须指出的是，外来人口聚居区在广州的形成，是因为进入广州的外来人口常常是因为同乡的引荐，进入到基于地缘关系而形成的加工产业务工，形成同产业、同地缘、同文化的聚居区。在这些聚居区，悄然嵌入了外来人口流出地的家乡习俗、文化要素，乡音无改，又与本地居民的广府话相映成趣。
这些与加工产业配套形成的地缘关系聚居区，有效降低了产业的用工成本，相当程度上提高了协作效率，促成了同乡工友、同乡小企业经营者、同乡工匠之间隐性知识的分享。这也正是尽管广州市历届主政者力图将这些产业迁出，形成现代型的加工产业园区，并促成相关的城中村拆迁改造，但推行障碍重重的原因所在。
而在天河区的石牌村，则成为了所谓的各地人口混杂居住的外来人口聚居区——石牌村居住人口中，有相当数量的外地户籍广州院校或外地院校的毕业生，以相较棠下、瑞宝、同和等地更高的价格，租住石牌村城中村的房屋，看中的正是石牌村毗邻广州天河的核心商务区。很多毕业生在本科或研究生毕业后，在石牌村等城市核心区保留的城中村租住多年，直至30+的年龄因买房、结婚，才搬离当地，并保留对石牌村生活岁月的爱恨情愁。
02
外来人口聚居区带来的社会风险
《广州市外来人口聚居区的社会风险及其治理模式研究》一文指出，基于地缘关系而形成的外来人口聚居区，存在较为突出的社会风险：
首先就是违法犯罪风险。这在2006-2009年以前尤为突出。经由广东省、广州市多年治理，城中村的违法犯罪现象被有效遏制，犯罪率降低，但城中村基层管治薄弱与公共服务供给缺失，小餐饮、小诊所、小饭馆、小浴室、小按摩店、小游乐休闲馆等面向同乡打工者的商业服务机构，尽管证照资质多不齐全，安全隐患突出，短期内也不可能被全部“打掉”。
第二，公共安全事故风险。如书中指出，村集体（股份公司）、村民为了实现收益的最大化，往往通过加建、抢建等方式最大化地挤占公共空间，出现了大量的“一线天”、“握手楼”、“贴面楼”。救护车、消防车常常难以进入聚居区的部分区域；地缘关系聚居区的公共治理，比如消防安全主要依赖城中村、股份公司自筹自建的消防队，以及治安联防，再加上区域内的建筑，住商工储四位一体，因而存在十分突出的安全风险。
第三，公共卫生事故风险。毋庸讳言，这类聚居区的人员高度流动，建筑高度密集，居住环境脏乱差，公共基础设施缺乏，发生原发性公共卫生事故、继发性公共卫生事故而走向失控的风险突出存在。
2022年10月以来在广州市海珠区部分区域，尤其是城中村区域出现的疫情，目前尽管已经得到了基本控制，但也反过来说明多年来该类区域存在的公共卫生事故风险，并没有得到比较系统、有效、前瞻化的化解。
第四，一些地区存在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之间的“土客”矛盾。
第五，聚居区容易导致劳资纠纷呈现结伙性特征，以及因市级、区级、街道公共治理，以及城中村、股份公司自治管理，与地缘关系外来人口群体之间发生矛盾，调解处置的难度很高。
《广州市外来人口聚居区的社会风险及其治理模式研究》文中剖析指出，归结起来，上述风险主要是因为三方面的制度风险所形成并强化的，首先就是户籍等制度隐含的风险，外来人口流入广州，服务当地经济作出了很大贡献，也接纳了广州的文化，却没有城市物质和服务的支撑。其次，外来人口在地缘关系聚居区，以及石牌村那样的混杂居住聚居区中，都是游离于城市与农村之间，游离于广州本地文化与家乡文化之间的“夹生层”，其中多数人经过毕生努力也不能达到广州本地人口“躺赢”获得的集体经济收益分红、自建房出租收益的基准线，因而存在较为突出的剥夺感、不公平感。第三，收入分配制度包含的风险。地缘关系聚居区的产业存在劳动强度大，工作时间长，工作环境恶劣，劳动保障措施不到位等问题。
03
推动融合，平抑聚居区社会风险
《广州市外来人口聚居区的社会风险及其治理模式研究》一文指出，广州市外来人口聚居区应当遵循推动外来人口聚居区合理布局，合理控制外来人口规模，适时推动产业调整升级的思路。
这项对策建议肯定是正确的。但类似的政策其实多年来就一直在反复提出，但落地转化的水平并不高。如前述，基于地缘关系形成的外来人口聚居区发育出很多高水平运作的细分加工产业，比如棉纺面料产业，又如面向广州市、深圳市各类层次的服饰企业的加工制造产业，承揽外包订单。虽然理论上，搬迁有关的城中村和聚居产业是可行的，但就会意味着城中村的股份公司和股民（村民）失去最为重要的厂房和仓库租赁、宿舍租赁、参股经营等红利，这种利益损失根本不可能通过一笔到位的拆迁补偿来对冲。而相关的聚居产业如果外迁，重新组织运行的适应成本和时间也可观，而且搬迁后的运行成本很可能就导致产业解体。
《广州市外来人口聚居区的社会风险及其治理模式研究》文中提出，应加大对外来人口聚居区公共资源的投入，完善该类区域的公平就业机制、社会保障机制、教育和培训机制、权益保障机制，构筑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推进多元文化的融合和共存等建议。
这些建议中，实现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增加配建消防等公共应急设施，增进文化融合等内容更具可行性。但加大其他方面公共资源的投入，完善多项机制，则不仅面临着投入成本的分摊，还有就是实现空间缺失。比如公共服务的均衡化，让务工者的子女也能如本地户籍居民的子女那样入读公办初中和小学，以及职业院校，这是很合理的权益保障措施，但问题是城中村区域内缺乏增建相关学校的空间，而且广州市的海珠区、天河区、白云区密布城中村的区域，周边城区的空间也相当逼仄紧张，很难大幅增加相关的学位配套。
《特大城市社会治理：理论与实践》这本书致力于探讨我国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因为人口密度过高、发展规划滞后或不合理、治理理念滞后于城市发展需要所产生的一系列“城市病”，依照中央领导提出的“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提高城市管理水平，要在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上下功夫”、“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等理念，对上海、广州、沈阳、北京等城市的人口治理、政府治理、社区治理、社会组织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收入了多篇高质量的论文。
转自：“学术那些事儿”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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