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车事故如何促成近代天津的公共空间成长？

1897年，比利时在同英国的竞争中获胜，赢得了卢汉铁路（卢沟桥-汉口）的铺设权。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曾一度盘踞天津。比利时没有加入侵略军，但也成功获得租界。

八国联军盘踞天津期间，拆除了天津的城墙。尽管天津地方的士绅强烈抗议，认为没有城墙的城市是不可想象的，但列强为了增强对清政府的威慑，削弱京津防备，执意如此。在城墙旧址上修建了东马路、南马路、西马路、北马路，并在此基础上修建有轨电车。比利时通过一系列周密的运作，击败实力远胜于己的其他列强，成功获得天津的电灯和电车经营权合同。

1905年，电车开通计划实现。部分天津民众对此表示支持，但不满于外国主导事业。而人力车夫为代表的旧运输业从业者更是不加掩饰地表达了愤懑。在抗议中，民众提出，电车一经开通，会造成人力车夫等从业者失业，会妨碍道路通行，会引发人身事故——此前香港开通电车之初，两月内就造成300人死亡——此外，电车开通必然还将减少人力车、马车缴纳的执照捐。但这番抗议被直隶总督袁世凯驳回。

次年1月，天津南门外开始试行电车。当时有不少孩子因为好奇，进入电车轨道玩耍。为此，天津的巡警局贴出公告予以疏导。尽管如此，等到正式运行，仍然连续发生交通事故，连续有行人因为避闪不及而被撞，服务于洋人电车公司的司机往往还会停车，殴打被撞者。更大的挑战在于，对新奇事物的好奇心，足够让当时的天津市区内的孩子放下安全考量，试图近距离观看电车，由此造成碾压事故。

不得已的情况下，天津巡警局和电车公司开始完善行车规范，要求司机依照安全准则驾驶，尽可能在街道客流较多的情况下减速运行，尽到避让行人的作用，及时鸣笛警示。

1907年，当时的天津开风气之先，推出了专门的审判厅，增强了对肇事司机的惩处力度。天津在当时是不折不扣的改革先锋城市，率先举行地方选举，成立试办县议事会，而这成为了声讨电车霸权的重要场合。接任直隶总督的杨士骧加大了对电车公司的压力，要求其加强安全运行。1911年，县议事会否决了电车公司经由天津知县提交的电车线路延长的提案。

尽管1907-1911年间，电车公司与天津民众之间的冲突，总体上趋于和缓，但仍然不可能使事故绝迹。1911年8月16日中午，电车运行中，有儿童在轨道中玩耍，岗亭执勤的巡警奋不顾身将儿童托出轨道，自己却被电车轧断右腿，头部也受创严重。这起事件在当时引发了天津民众的强烈不满。肇事电车被投掷石块，民众更是挥舞棍棒砸烂车厢。电车公司宣布当日停运。

天津巡警局的长官出面安抚伤者和民众，平息事态，还加大了对旧城墙环线电车的警力巡逻。但电车公司态度强硬，反过来要追究巡警局事发时拘押肇事司机和乘务员的责任，并抗议巡警未能拘捕砸毁肇事电车的民众。

此事经由天津媒体报道后，引发公愤。巡警局方面对电车公司完善运营管理提出九条要求，并拒绝承担赔偿肇事电车等责任。在谈判期间，电车还接二连三地刮倒、撞倒行人及人力车夫。事件一直持续到武昌起义爆发，官府和民众的注意力被转移，才猝然告终。

长期致力于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教授吉泽诚一郎在其所著的《清末都市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统合：天津的近代》一书中深入讨论了比利时运营天津电车所造成的公愤问题。书中多处援引天津媒体，包括日本背景的报纸《顺天时报》对于该问题的持续报道，指出天津电车运营在当时一方面便利了民众出行，但另一方面确实也因为鲁莽、蛮横的运营方式，频频造成事故，从而引发了民众不满，表现为天津城民众的普遍情感。

这种公愤难以抑制地爆发，就连对于争议事件、社会问题通常持保守、调和立场的天津商界（民族资产阶级甚至买办阶层）也深感不满。而天津巡警局作为清政府基层治理的业务单元，在利益上代表天津商界，一再对电车公司作出退让，却也难抑悲愤。

吉泽诚一郎指出，天津的巡警组织不仅继承了一直以来的“父母官”的行政姿态，致力于保障全体人民的生活安宁，而且也承继了清末新政改革所接纳的地方自治的观念，确实相当程度上代言天津商界和普通民众的利益。所以，尽管人力车夫等从业者提出的排斥性意见，很可能被研判为不合理的利益诉求，但作为“父母官”或自治机构，也不能完全无视。当电车公司不断引发事故的情况下，巡警组织没有去追究民众的抗议甚至暴力毁车行为，这种选择的目的其实正是为了避免前面提到的公愤进一步升级。

书中指出，天津巡警为救孩子而受伤，由此引发的暴力事件其实也体现为民众对巡警行为的高度认同、广泛共鸣。民众生发的公愤，一致指向电车公司这个反派角色，“催生了地域社会的团结一致之感……民族主义在博取本地支持的政治运作中被巧妙地利用，并由此逐渐内化进入地方政治”。

《清末都市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统合：天津的近代》这本书讨论了天津在清代末年的各种社会现象，包括政治、文化、社会、经济等方面经历的显著变化，并因此产生市民社会、公共空间、公共舆论。清末新政带来的各项改革和新型治理试点，通常首先选择天津，这显然有力地推动了市民社会、公共空间和公共舆论的形成，并因此深化了国民意识、归属意识、城市意识，使得天津市民的观念率先跨入了近代阶段。

转自：“学术那些事儿”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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