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人殉宗教和仪式是如何走向毁灭的？

关中盆地在群山环绕之中，如一条东西狭长的柳叶，渭河从盆地中央流过，中途接受灞河等支流的注入，最终汇入黄河。新石器时代中，关中盆地涌现出许多繁茂的村落，但在四千多年前的龙山时代，华夏大地再现动荡，今天西安西郊的客省庄就出现了大量的杀戮、冲突、人祭迹象。之后，关中盆地又陷入了沉寂。

到了商朝，关中被纳入经营，逐渐成为人口集聚的区域。西安市东郊灞桥区老牛坡村的黄土地层，各期都留下了商人的文明痕迹，包括青铜冶炼遗迹，还有陶器碎片，以及用人献祭的痕迹。商人军队在关中西部平定名为“周”的羌人部族后，武丁王册封了王族显贵统治关中，被封者称为“周侯”。之后又在当地册封崇侯。

商人不断掀起征战，又在战争结束后大量殉人，因而也不得不吸纳边疆部族来充斥军力。周文王祖父一代的姬姓周族就是由此进入关中的。青年历史学家、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李硕在其所著的《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一书中指出，“改变上古华夏文明历程的大转折，也自此开启”。

书中梳理了近年来的考古实证，结合史料记载，叙述了夏商两代的历史。二里头-夏朝建成了大型聚落和复杂社会，依靠青铜技术保持着长期稳定。取而代之的商朝，高度尚武，并建立起体系繁盛的创世神话和图腾。依托神授权威获得统治正当性的商人，积极实施人殉——被殉人员主要是战俘，中原各地许多商朝时期的考古遗迹均出土了类似的大规模人殉痕迹。

《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书中历数了殷商王室和贵族主持的一系列可谓惨无人道的人殉献祭，动辄数千、上万。书作者解释说，通过大量献祭，商王宣称自己的王权获得了神权庇佑，并以此来凝聚国内各级贵族和民众。

书中考察了周族的起源。《诗经》中介绍了周族始祖姜嫄生下的后稷（又名“弃”），积极从事农业种植，播种各种作物，还革新了管理庄稼的技术，然后用农作物来祭祀获得了祖先神的庇佑。

祖先神本来是夏朝，以至商朝统治者的意识形态核心，强调其与夏朝以及后来的商朝王族的血脉相连，献祭-庇佑的关系是牢固的；但周族的创始神话和传说则证明了，完全可以不采用人殉来获得庇佑。《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书中认为，夏朝和商朝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畜牧业，而周朝及之前的姬姓周族的发展，则建立在农业基础上。

姬姓周族在学习商人青铜器铸造技术，以及相应的世界观体系后，又受商人崇侯的邀请从陕北迁居关中，这为自己掌握的农业技术应用，以及部族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书中根据1976年出土的周文王宅院以及相关的甲骨卜辞为据指出，周文王很早就开启了“和诸神共谋的翦商事业”。

周文王姬昌在自己的长子伯邑考和次子姬发开始分担部族征战工作（目的是采集缴纳供商人王庭人殉的人口）后，就开始研究占卜、祭祀、通灵等巫术。这其实已经是僭越之为，商朝规定刻在甲骨上的文字可传达给诸神，严禁王以外的人采用。商朝分封在各地的侯国，都没有发现刻字的占卜甲骨。

周文王宅院的地下室里，大量储藏了龟甲，就是供自己卜算。另一方面，姬昌还礼贤下士，积极吸纳因逃避纣王暴虐统治而西逃的各类人才，并打听商王献祭的消息，然后自己根据甲骨占卜来校验，从而提高自己占卜的水平。书中指出，周文王甚至自己祭祀商朝先王，包括纣王的祖父文丁和父亲帝乙。

《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书中指出，《易经》中其实记述了文王时代的献祭故事。纣王曾派重臣巡视周地，文王取悦了对方，并因此获得朝见纣王的机会。在殷都，姬昌参加了一些献祭仪式，更好地学习了卜算技术。但周族的强大，本就引起了纣王的猜忌。这种情况下，文王被投入大狱，很可能被选中作为人殉的对象。书作者解读认为，关押在监狱的姬昌，所吃的食物，还有之前被人殉杀死的人的肉。

姬昌被关押时年纪已经很大，周族又大量进贡财物，还走了纣王宠妃苏妲己的母族的后门，这在《易经》中也有清楚记载“贯鱼以宫人宠，无不利”，也就是说妲己派宦官贯鱼到牢狱探访姬昌，并促成其释放。《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书中指出，这段恩情对于周族非常重要，虽然妲己背负了诸多恶名，但周人代商后，还是重用了其家人。纣王的儿子武庚还被周武王分封，这个武庚就很可能是妲己所生。

姬昌关押期间，从易卦占算体系中获得了神启，坚定地认为商朝的暴虐统治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姬昌以及到殷都营救他的周族显贵，对于商王的残酷人殉心有余悸。在返回关中以后，除了担任质子的伯邑考，周文王父子开始为倾覆商王的统治展开更为积极而周密的布置。《易经》中也记述了姬昌等人的考量，比如如何渡过黄河，如何联络其他部族作为同盟军，如何学习商人的大兵团作战技术，如何学习和改良商人的铸铜技术。

这一切在周室代商以后，在周公辅政时期被悄然湮没了。周公的讲话文稿中将商王朝的倾覆归结于统治者的个人德行，完全没有提及商人的人殉宗教，以及过度尚武的文化造成的杀戮惯性。他还主持销毁了纣王时期的甲骨记录。周公做这一切的目的，并不是否认自己父亲和哥哥的功业，而是通过抹杀人殉宗教来清理记忆，防止其死灰复燃。《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书中指出，周公主持重修了华夏历史，指出夏人、商人、周人没有什么区别，王朝更替只因末代君王的德行缺陷。尽管之后历代仍残存了一些人殉的仪式，但已经不再成为政治和社会主流，也不为普遍的文化观念所接纳。至此，中华文明焕然一新，进入了一个高水平开化和文明的新阶段。

转自：“学术那些事儿”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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