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战争的根源：威慑、战略胁迫、先发制人

威慑，是冷战时期美苏两强及其各自主导的国家联盟阵营采取的核心策略。冷战后，不仅威慑策略在方法论上受到了摒弃和批判，而且美国在2002年干脆直接从威慑转向了先发制人。2008年、2014年、2022年，俄罗斯也效仿了这一转向。

先发制人的逻辑是，有些威胁无法制止，不能通过威慑而降低其威胁程度，而必须转向先行出手。这当然是因为自信的丧失。

仍然聚焦美国在21世纪初的战略转向。依照美国官方的宣示，阿富汗和伊拉克均构成了对美国重大的战略威胁，但同时进入威胁名单的国家，而实际威胁程度高于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国家还有朝鲜和伊朗。因为朝鲜直言不讳地承认拥核，而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则否认持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国际著名的战略理论研究专家、英国伦敦国王大学战争系荣休教授劳伦斯·弗里德曼爵士在其所著的《威慑》书中指出，美国当时选择伊拉克作为先发制人打击的目标，其实是因为伊拉克会更容易被彻底打败，这说明美国当时奉行的依然属于预防性战争，而不属于真正的先发制人。

美国提出并坚称先发制人具有相当程度的合法性，这在当时的欧美世界，除了少部分保守派智库成员，还有就是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知识界压倒性地提出了反对。其实，20年后的今天来看，这等于从魔瓶中放出了恶灵。

劳伦斯·弗里德曼的《威慑》英文版出版于2004年。书作者已经预料到，美国将先发制人发展成国家的一项正当权利，“是在为人作嫁……可能成为其他国家的‘狩猎许可证’。”印度在当时就被美国的这一概念扩张提出支持，其目的显然是打击与巴基斯坦存在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的分离分子。

正如我们在新闻中所看到的那样，俄罗斯在2014年、2022年不厌其烦地提及美国20年前的那场重要转向，强调自己曾予以坚决抵制，但依然不能阻挠美国及其忠实拥趸英国的做法。俄罗斯版的先发制人，目前看来很有可能使之陷入比美国2003年以后陷入的战略窘境更大的泥淖。但这必然也无法阻遏后来的效仿者，先发制人而不是非军事意义上的冲突预防（通常体现为外交斡旋），很可能仍将在未来不定期地刷新版本，不断制造纷争、战争和牺牲。

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我们仍有必要阅读《威慑》，有必要重新看待曾饱受诟病的威慑策略。威慑策略是在冷战时期，彼此缺乏基本信任而无法裁军、控军的背景下提出的，其目的是让军事力量慑服敌人，而并不急于改变现状。这项策略可以有效满足美国和苏联两强国内的军工利益集团，使之获得国家资源的注入，同意以非战争方式对峙，而将更多争议性问题的仲裁权交给所在国的文官政府，通过外交策略解决，从而带来了一个所谓的长期和平。

威慑策略推行之时，无论是苏东阵营的人们，还是西方国家体系下的国民，都表现出相当程度的不安和厌恶。很多人担心擦枪走火的情形出现，冷战时期也的确多次面临误读信号、错误的早期预警、飞行员偏航、通讯不良、指挥失误等状况，但没有一次转化为实际交火。冷战时期，苏联羽翼下的国家，包括朝鲜，以及西方阵营中的欧洲强国，包括联邦德国，都没有意愿发展核武器，而信服盟主对自己的保护。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项策略有用、有效的体现，就是人们感受不到其有用、有效。人们曾过度担忧威慑策略失效，而当苏联走向解体，作为新对峙力量的俄罗斯，很难真正意义上构成对美国的实际制约。但美国也发现，用威慑策略对于其他一些对手很难产生作用，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以及朝鲜，完全不理会美国“发狠话”，相继挤入了核国家阵营。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要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重新研判形成新的战略方针。

但美国仍相当程度上对其他大国，无论是构成潜在挑战的欧洲大国，还是俄罗斯、中国，以及成为核国家以后的印度，奉行关键性的威慑。大国之间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也不可能每一次都通过战争来消弭争端，但如果每每软弱退让，如书中所说的那样，如果盟友或者其他国家认为某个国家“具有天生退缩倾向”，就会将之认为更不可靠和软弱，更倾向于在以后的博弈中采取更具高压的态度。更具灾难效应的是，只要大国博弈中一方妥协，妥协一方的国民会表现出高度不满。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国之间的威慑，往往只会加剧对立。

如前述，冷战后，威慑的有效推行范围收缩了，大国与中小型国家，以及非国家政治、军事集团之间的博弈中，威慑就很难产生积极作用。美国代表的西方，也没有能力和意愿具体介入到每一场发生在中东、非洲、拉美许多地方的地方冲突，但一旦缺席，又会造成边缘化地位。但具体怎么介入，如何与其他大国在这些地方冲突中争夺利益，如何避免避免过度介入而损耗资源和信誉，也没有定律可以遵循。所以，先发制人某种程度上是美国的“牛仔总统”（小布什）推陈出新的发明，其目的是构建新型威慑，这种尝试不仅失败了，而且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创造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先例。

书中还谈到了战略胁迫。这其实是19世纪到20世纪前期，英国、俄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应用过的策略。战略胁迫不同于普通威慑的关键在于，要通过一方强势来迫使另一方改变某种现状。在巴尔干问题上，西方国家重启战略胁迫，压制塞尔维亚最终接受了科索沃的分离。但这同样带来了恶果，那些曾经赞同美国启用战略胁迫来对付塞尔维亚以及若干拉美国家的欧洲盟国，不得不尴尬地看到美国从20世纪末更加频繁地动用战略胁迫，而且俄罗斯也习得了这一点。

转自：“学术那些事儿”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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