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旧账，总是别有用意
读懂国际新闻，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读懂当事各方翻旧账的用意所在。
20世纪90年代初，南斯拉夫解体，各方利用历史证明各自的行为是正确的。塞尔维亚将自己视为其他南方的斯拉夫人的解放者，宣称塞尔维亚历史上抵御了奥斯曼帝国的入侵，捍卫了欧洲世界，是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的守护者。但克罗地亚人书写的历史则完全不同，他们认为克罗地亚一直属于西方世界，是奥地利帝国的一部分，而塞尔维亚人无论从感情上还是宗教信仰方面都更接近俄罗斯。
二战期间，克罗地亚出现了投靠纳粹德国的乌斯塔沙组织，专司屠杀塞尔维亚人和犹太人。所以，塞尔维亚电视台当时反复播映这方面的纪录片，就差直接指控克罗地亚等于乌斯塔沙。对此，当时的克罗地亚总统图季曼承认历史上乌斯塔沙的确犯下罪行，却依然是“克罗地亚民族历史上，渴望建立一个独立家园的表现”。
发生在30年前的这种争论，近几年来再度重演，俄罗斯-波兰，俄罗斯-乌克兰均娴熟地采用历史给对方贴标签，贬低其声誉。卡廷惨案是事实，一些乌克兰人二战期间倒戈加入德国阵营攻击苏军也是事实，沙皇俄国多次主持瓜分波兰还是事实，但重要的是如何选择这些事实材料进行解读，并以此得出结论，或是佐证先入为主的结论。
知名历史学家、牛津大学教授玛格丽特·麦克米伦，是英国一战名相劳合·乔治的曾外孙女，长期深入研究历史与国际关系，在其所著的《历史的运用与滥用》书中回顾了基于历史事实的滥用与误读所导致的严重后果。
一战战败以后，德国人就开始用历史作为武器，来削弱战败事实对于德国国民认同的冲击性，以及《凡尔赛和约》的合法性。战败之初，德国军方和知识阶层就开始编造所谓的内部出卖论，也就是社会主义者、和平主义者、犹太人合力与协约国勾结，成为了特洛伊木马，最终导致德国失败。德国战败后，协约国除了分割德国领土，对德国剩余领土并未出兵占领，这也被诠释为保全“德奸”的利益。
正是在政界、军界高层的纵容甚至主动鼓捣下，再加上部分知识阶层的投靠，“德奸”出卖论在德国民间有了可观市场，这就为阿道夫·希特勒煽动不满民众，从而团结中产阶级创造了条件。
德国还宣称，一战并非自己一家主动发起的战争，而是几乎所有参战国共同“搅和”的结果。这确实是历史事实，却经由主动、强化传播产生了两方面效果，一是德国民众对于《凡尔赛和约》的怨气越来越大，将德国20世纪20年代面临的经济困境悉数归结于此；二是在英国、美国、法国，也有相当数量的民众认可德国受了委屈，这正是后来英法美几国对德国重新武装、推行好战扩张持容忍态度，推行绥靖政策的民意基础。自此，通往二战的道路，就由历史滥用与误读铺平了。
谁在运用历史？谁在滥用历史？
《历史的运用与滥用》这本书开篇就指出，近年来大众媒体和社交媒体都越来越多地运作历史议题，通俗历史读物、电视纪录片、短视频甚嚣尘上。而各类历史博物馆等场所则起到了促使人们重视历史问题的作用。各国官方也创设出越来越多的历史纪念日。
历史热潮首先起到了很好的历史知识普及作用，虽然其中不无事实谬误，也可能加深受众的某方面偏见，但通常而言，即便是很有偏见的人，在涉及到与偏见观念关涉不深的历史问题时，增加了解，也增进认知，其偏见观念亦可能获得有益的对冲而淡化。
历史也能抚慰人们的内心。无论在中国，还是其他很多国家，“当复杂的现实世界正在迅速变化的时候，人们不知道世界究竟会向更好或是更坏的方向发展，故而人们会愿意回顾和沉浸在他们误认为的那个更单纯和简单的过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们怀缅历史人物，其实很主要的因素在于，历史人物距离自己足够远，书中提及，丘吉尔在英美国家人们留下的音响师“单枪匹马英勇对抗轴心国的大英雄”，很少有人记得丘吉尔一战期间指挥的加里波利之战堪称史诗级的战败灾难，更少有人会想起丘吉尔曾经在南非战场上被俘。
历史还可以作为掩盖现实问题的工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可以以反复就历史问题道歉来达成。二战期间，瑞士银行家纵容纳粹罪行，与之瓜分犹太人财产；美国和加拿大曾剥夺了已经加入本国国籍的日裔居民的财产，并将之关入集中营；加拿大和美国的很多城市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都曾长期迫害华人劳工；美国开国前后以及所谓的西进进程中，造成了大量的印度安人死亡；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曾长期侵犯原住民……这些对于所在国当然是难堪的历史记录，但所在国的政治势力其实完全可以通过反复提起对历史问题的道歉，给予可以忽略不计的赔偿、补偿，成功地赢得民意支持，塑造良好的政治形象——因为最重要的历史责任，其实并不需要道歉者直接承担。这种历史议题的运作，等于“劫持”公众注意力，从而让“人们没有资源和精力来解决当下所面临的问题”。
直面历史困难重重
轻率地戏说历史，从历史中节选有助于佐证当下观念、政策主张的片段，甚至半真半假地诠释历史，编造历史，这些做法在很多国家和地区都非常流行。
要纠正这种做法，即便在当下，也是不受欢迎，甚至具有相当的危险性。英国历史学家诺布尔·弗兰克兰就曾因自己的作品描述了英国二战后期对德国的野蛮轰炸，而被英国读者持续抨击。英国20世纪50-60年代出版的一些历史研究作品，以及舞台剧等文艺作品，因为揭示了英国对殖民地的残酷统治，而不是英国官方塑造的官方结论，也引发了民众的相当反感。
大众读者很多时候会对历史学家考证主流的历史叙述，指出伟大人物存在的缺陷等做法提出强烈抗议。这就像是约翰·肯尼迪的粉丝绝不接受将肯尼迪如实描述为一个依赖止痛药才能压制多种疾病的瘾君子一样。真实的历史，“从来都不是绝对的非黑即白”，但要接受这一点，需要读者祛除狭隘的民族主义、简单化的善恶二元论，所以是非常难以实现的。
研究历史面对的困难，还在于人们的记忆往往并不可靠。心理学家已经非常清楚地揭示了人们会主动塑造记忆，甚至不自觉地编造记忆内容，修饰、遗忘不愉快内容的情况所在。所以，专业的历史学家不会仅仅根据一个人的口述而判定或改写历史，但如果这一口述有益于强化狭隘的民族主义或是善恶二元论，却更可能被快速接纳。
真实的历史，自然也是相对意义上的。正如我们今天所能读到的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的历史，其实就是美国开国后，一批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合力重写的。而美国建国后的历史，也曾系统地经过这样的改写。美国在将历史课程稳固地确立进入中小学课程体系时，就曾完整性地接纳了上述改写，还根据地域的不同进行了内容的调整，比如在美国南方投入使用的中小学教材，尽量轻描淡写地书写奴隶制及其恶果，回避南方奴隶主的暴行，甚至写入非洲黑人天资不如白种人的观点。这正是为什么近年来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觉醒的民众要掀翻一些历史人物的塑像，正是对过度塑造历史做法的反击。
转自：“学术那些事儿”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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