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立新式巡警如何使天津完成近代化转型？

1901年，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天津自此以后的10年里成为清末新政的试验田。袁世凯首先推行了警务制度改革，先是在总督驻地保定，然后就是在天津创设近代意义上的巡警，并逐渐普及到了包括农村在内的直隶全境。

在此之前，清代的警察职能归属地方知州或知县衙门处理，案发由衙门派出捕役、衙役。地方绿营也会分担部分警察职责。此外，清代还通过保甲制度来进行民间管理。清代晚期，天津等地广泛设立乡甲局，增强城市的治理和保障能力。

此外，天津等通商口岸，还因清政府与列强签署的不平等条约而设立了租界，一次相应的警察机构。

义和团兴起后，八国联军侵华，天津一度被侵略军盘踞。这期间等于打破了清政府原先设置在天津等地的治安管理职能。袁世凯在出任总督后，接获日本浪人川岛浪速等人的建议，决意在天津设立警察制度。袁世凯还通过其他信息源获知了警察制度在西欧的发展史。袁世凯在保定设立警务局和警务学堂，在侵略军撤走后，以3000名巡警接管了天津。

长期致力于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教授吉泽诚一郎在其所著的《清末都市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统合：天津的近代》一书中深入讨论了天津巡警创设，以及因此带来的城市行政演变等问题。

当时的天津巡警分为北段总局和南段总局，其下设立几个分局，然后就是段、岗。袁世凯严抓巡警的组织纪律性，决意不让这支新队伍沾染清廷绿营的糟糕风气。但如书中所说，接管天津不久后，就曝出警员执法中索贿的丑闻。

日后引发民国初期巨大政治丑闻的赵秉钧，1903年出任天津巡警总办。赵秉钧更新了巡警录用条件，加强了纪律管理，并切实提高了巡警待遇。书中引述当时天津媒体对于巡警改革的建议，明确指出，天津中产以上的富户所缴纳的房捐，是巡警经费的主要来源，所以巡警应当加强对于富户的保护，改善治安，切实打击各路盗匪。

《清末都市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统合：天津的近代》书中提及，天津巡警还与同时期新设立的卫生局合作，严格促成街道这一公共空间的清洁卫生，从而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各种传染病的滋生和蔓延。

巡警的设立，其实相当程度上分走了知县的权力。巡警局总办赵秉钧的身份是候补知府，在品级上高于天津知县。所以，一般的市容管理，纠纷处理，其实处置权就已经从知县衙门转移到了巡警局。为了平衡两个部门的权力，避免处置重叠以及管理真空，1907年天津开始设立专司民事纠纷的审判厅，其中还引入了简易审判程序。这其实，就已经意味着城市行政出现了结构性改变。

《清末都市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统合：天津的近代》这本书评述指出，天津从19世纪后半叶以来城市化发展显著，人口不断激增，社会不安不稳；而且，正如巴黎、伦敦等欧洲大城市在城市化初期所呈现出的各种乱象以来，更大的城市亟待更加有效的治理，依照原有的治理模式已经行不通，人们所处一个相当意义上的陌生人社会，这种情况下，巡警局以及后来审判厅的引入正是响应社会、经济、政治等领域的变化。

书中还注意到，巡警局负责处理民事纠纷等日常事务后，知县衙门的职能其实朝着近代政府的方向转向，比如管理和协调卫生局进行公共卫生管理，比如设立工巡捐局实现财政税收功能。而在1904年，天津涌现出商人团体天津商务总会，并在此基础上为1907年的县议事会的产生创造了条件。简言之，天津的治理在一个并不算长的时间内，就完成了从古代模式到近代模式的转型升级。

当然，这种新模式也对应着新产生的问题。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更大的城市、陌生人社会使得卫道士们难以接受的一些问题更加频繁的出现，比如风月产业，比如新贵人士的奢侈消费，比如务工于工厂的劳工对于物质享受的贪恋，比如市民健讼，等等，这些问题有些被推到巡警局，有些则归于知县衙门或是审判厅、县议事会，对此推动了地方自治的更为深入推行，出台了许多地方自治法规。但这样的立法、行政，却因为对民间事务的过度涉入，其实不可能获得广泛一致的认可。在争论中，公共舆论、公共空间得以健全，市民社会渐趋成型。

《清末都市的政治文化与社会统合：天津的近代》这本书讨论了天津在清代末年的各种社会现象，包括政治、文化、社会、经济等方面经历的显著变化，并因此产生市民社会、公共空间、公共舆论。清末新政带来的各项改革和新型治理试点，通常首先选择天津，这显然有力地推动了市民社会、公共空间和公共舆论的形成，并因此深化了国民意识、归属意识、城市意识，使得天津市民的观念率先跨入了近代阶段。

转自：“学术那些事儿”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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