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后，德国历史学界不可避免面临一个十分尴尬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应对、阐释纳粹时期的历史，如何展示那10多年或者20多年的历史。
同样的问题，也摆在二战后被划归西方阵营的联邦德国的国家面前。一个建构在罪行以及赎买罪行基础上的国家，是不是如很多人所担忧的那样，其努力注定是徒劳的？
直面、承认历史罪行并承担有关责任，作出一个直接的表态是容易的，但问题是，二战后的联邦德国，以及划入苏东阵营的民主德国，在政界、学界、经济界等的各式显贵，有相当数量的人有过在纳粹时期担任公职的经历，有的没有任过公职但加入过纳粹组织，还有的人参与过地下抵抗运动，或者是纳粹排犹政策的受害者，更多的人很可能是某种意义上的旁观者，也就是说旁观罪行的发生而不予抵抗、抗争和排斥，事实性地构成了所谓的“平庸之罪”。
这些人对于战争和纳粹罪恶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即便在美国和苏联，以及西欧、东欧国家的政治压力下，更可能将（联邦）德国背负的历史性原罪，如同一战后德国人所理解的那样，定义为战败者无权利。
新出版的《从过去通向未来：联邦德国的重负与选择》一书中，青年历史学者范丁梁援引历史学家彼得·赖伐尔的话指出，联邦德国克服纳粹主义过去的历史，是“连续不断且充满冲突的克服与排挤罪行的过程、政治转变的过程、哀悼纪念的过程、公众回忆与遗忘的过程、历史编纂解释与重新解释的过程以及虚构与叙述的过程”。
这个过程长达半个世纪，历史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文化学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比较系统性地关注、总结、分析、批判和反思德国人在各领域面对纳粹历史的种种行为，发展出完备的研究术语和体系。但这也带来愈多的歧见，尽管很多人确实赞赏（联邦）德国战后相较于日本能够更好地面对历史负担，但也有不在少数的人显然认为对于历史负担的承载过度。
如《从过去通向未来：联邦德国的重负与选择》书中所说，战后的德国历史学界和政界，在面对纳粹时期的历史，包括战争罪行和种族屠杀罪行，纳粹时期的立法和行政措施及其影响时所表现出的反思态度，其实引发了公众不满。
20世纪40年代后期到60年代，（联邦）德国公众中的中壮年、老年公民，都经历过纳粹统治时期。与同期日本民众相似的是，人们首先铭记的是自己经历的苦难，比如德国民众在1945年经历的饥饿，还有就是苏联红军攻入和占领时期所造成的践踏，又如日本民众对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产生的恐怖记忆。
这也意味着，战后的联邦德国，如书作者所说，选择的历史政策（基于党派或时政的原因，对历史的阐释），既不能完全走向否认历史罪行的一面，必须按照美苏两强的安排，培育德国民众培养新的历史意识，再加上联邦德国着意与法国等国建立欧共体的政治需要，必然要让民众接受战后惩罚（如战争赔款、纳粹人员安排、纳粹战犯审判，以及在国际舆论场上被频频提起的战争和种族灭绝罪行）的必要性；但又不可能完全逆反民众的愿望。
书中回顾了德国历史学研究的历史，以及历史研究服务于德意志民族意识、国家意识的历史历程。换言之，德意志民族意识和国家意识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二战战后经历得到几次转向不过是接续了过去的相关工作，旧德国时期的历史学家在二战战后依然活跃于学界。
书中梳理指出，在1949-1958年，联邦德国对纳粹主义的历史研究在辩护与回避的氛围中起步，政治势力乃至公众都与纳粹德国划清界限，很多人致力于将德国民众塑造为纳粹统治的受害者而非各种罪行的参与者甚至加害者。在日本也呈现了类似的进程。也就是说，战争的发起国因为战败的结果，以及战争中的悲惨遭遇，被用来“卖惨”，然后以情绪性的描述来拒绝对问题实质讨论的深入。美国人出于稳定联邦德国政局的需要，也接纳了这种理论，将少数纳粹战犯与大多数德国民众分开。当然，正如后来的很多历史学家所指出的那样，如果只有少数纳粹战犯存在罪责，纳粹的很多暴虐政策就不可能如此广泛地推行，并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
1959-1968年，历史学界继续加深相关讨论。但保守主义的历史学家仍然活跃于学界。学者很好地利用了民众对于连绵不绝讨论德国罪行的厌烦情绪，推出了许多奇谈怪论。当然，如《从过去通向未来：联邦德国的重负与选择》书中所谈到的那样，联邦德国这一时期新成长起来的许多青年历史学者对于历史的看法，就与老一辈学者尤其是保守主义者完全不同。
1969-1982年，进入深化、突破与新对立期。犹太人大屠杀，纳粹起源等命题被纳入更加深刻的讨论，德国政界与历史学界进行合作，推动了联邦德国各个阶层更加努力地正视和反思历史的进程，当然如书作者所说，这也加深了德国主要政党之间的对立甚至分裂。
到了1983-1989年，学界开始出现一些异见的声音，民族保守主义的历史政策试图将德意志民族从纳粹主义的不光彩历史中“解放”出来。但在这一时期，也有更多多元主体的纳粹时期历史出版，丰富了人们对于纳粹罪恶的理解。
总的来说，尽管曾长期试图回避战争罪责和种族灭绝等方面的问题，但（联邦）德国政界和历史学界仍然在持续的内部争吵、辩论和对抗中不断迈出艰难的步伐，相比日本，比较全面而深刻地直面了肮脏的历史，接受了历史罪责，打破了话语禁忌。这也是欧洲其他国家最终服膺于德国的领导，齐聚欧盟的关键。
《从过去通向未来：联邦德国的重负与选择》书中指出，对纳粹历史的讨论，不断推动德国人不可避免地聚焦于民族、民主、爱国主义等核心政治概念的讨论。
转自：“学术那些事儿”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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