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德斌:百年之变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几个问题

2022年11月5日上午，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刘德斌教授应邀在第六届全国世界史中青年学者论坛作了题为“百年之变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几个问题”的主旨报告。本次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编辑部主办，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和江西师范大学欧美研究中心承办。论坛的主旨报告环节由《世界历史》副主编、编辑部主任徐再荣研究员主持。报告伊始，刘德斌教授援引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相关论述，指出这是对百年未有之变局的深入阐释，为历史学、国际关系学以及整个人文社会科学提出了新的命题。刘德斌教授提醒与会学者，面对当今纷乱动荡的世界形势，世界历史学者应注重现实关切，注意国际关系历史演进，尤其是大国博弈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发挥历史学的镜鉴作用与跨学科功能。刘德斌教授从三个方面阐释了百年之变与国际关系研究的几个问题。首先，他以俄乌冲突为中心，重点剖析了当下国际关系的剧烈变化。他指出，俄乌冲突再一次凸显了俄欧关系以及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历史复杂性。 俄乌矛盾背后蕴含着深层原因，如苏东国家转型、北约东扩以及地缘政治冲突等；冷战结束之后俄罗斯的身份认同逐渐发生了变化，与历史上的俄罗斯更为紧密的衔接在一起，既想融入西方，又对西方充满疑虑；俄乌冲突是否会使俄罗斯历史性地转向“欧亚主义”，还有待时间的检验。其次，俄乌冲突为西方“重组”提供了新的机遇。进入21世纪以来，有西方学者认为欧盟一体化、西方现代技术与理念的扩散以及非西方世界的崛起等等，已经促成了“西方的终结”。但俄乌冲突为美国修复其与西方盟友的关系创造了有利时机，西方阵营得以重启，一些“非西方国家”也被拉进来，围绕对俄制裁，形成了一个新的“西方的统一”。第三，日趋加剧的“油气危机”也加剧了欧盟国家的社会矛盾，欧美之间、欧盟国家之间内的一致性正在经受物价飞涨、政治动荡的考验，欧美之间对华政策矛盾的一面也将逐渐显现出来，“重启的”的西方能否“挺住”，还是未知数。第四，俄乌冲突促成了“中性”国家的崛起。以印度、土耳其、沙特阿拉伯、新加坡、阿联酋和哈萨克斯坦等国家为代表，凭借地缘和能源优势，在俄乌冲突、俄罗斯与西方新的“大博弈”中左右逢源，坐收渔利，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并将对新的国际关系格局形成产生重要影响。第五，俄乌冲突的爆发也直接或间接地加强了中美对立。虽然俄乌冲突陷入消耗战，久拖不决，占去了2022年西方国家的主要精力，并对全世界的能源、粮食安全和经济复苏造成破坏性冲击，但美西方依然把中国视为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的支持者，视为西方更主要的竞争对手，更具实力和意愿改变现有国际秩序的国家，国际关系面临越来越大的“两极化”压力。接下来，刘德斌教授以从“历史的终结”到“历史的回归”为线索，梳理了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学界对“百年变局”的研判。弗朗西斯·福山1989年提出的“历史终结论”饱受争议，甚至沦为学界的“笑柄”，许多人都认为他自己也放弃了“终结”的观点，但随着俄乌冲突的持续，福山在2022年又发表文章，重拾这一论调，声称俄乌冲突和中美对抗验证了他有关“历史终结”的论断。1990年，查尔斯·克劳萨摩提出了“单极时刻”，认为苏联解体和海湾战争后的世界是由美国所主导的单极世界，当时也风行一时，但现已无人问津。塞缪尔·亨廷顿于1993年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和法里德·扎卡利亚于2008年提出的“后美国世界”，则呈现出美西方研判世界局势走向的另外一种思路，影响很大。2008年，罗伯特·卡根以“历史的回归与梦想的终结”引发广泛关注。他认为1945年后大国之间无战争的状态是历史的偶然，随着非西方大国的崛起，大国角逐的历史正在重现，世界和平的“梦想”已经终结。当初应者寥寥，如今卡根关于“回归”的观点则被越来越多的西方学人和政客接受。刘德斌教授注意到早在1991年土耳其学者苏鲁诗·衣日法尼就发表了题目为《历史的回归》的文章，认为冷战的终结即是“历史的回归”，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凭借的是欧洲的历史经验，而第三世界的历史经验展现的是不同的前景。但这篇文章没有引发广泛关注。卡根2018年又发表了题为《丛林再生》的文章，进一步深化了他“历史的回归”的论断。对世界局势同样持悲观态度的还有约翰·米尔斯海默，他早在2001年就出版了《大国政治的悲剧》，认为国际政治就是大国政治，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驱使大国为了生存与安全而追求权力的最大化；除非成为霸主，没有愿意维持现状的国家，大国之间因此处于永无休止的竞争状态。米尔斯海默是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的“独行侠”，认同他观点的人不多，但近年来对美国政府对外政策决策层的影响却越来越大。面对百年变局中的“乱局”和“失序”现象，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家大多处于“失语”状态，因为“始料未及”的变化太多了。刘德斌教授特别指出，面对“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复杂局面，面对“世界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紧要关头，中国的历史学者应承担起相应的历史责任，将深入的历史研究与现实的剧烈变化结合起来，为国际关系研究的现实研判与理论构建，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提供更多的常识、思想和理念，发挥更为积极主动的作用。最后，刘德斌教授提出了当前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需要关注的几个重要问题。第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理论内涵的拓展。他指出，随着非殖民化的发展，全球民族国家数量大幅度增加，非西方国家已占全世界国家总数的3/4以上，但国际关系理论依然建立在欧洲国家历史经验基础之上，涵盖不了非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难以应对现实的考验。第二，随着“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的浮现，许多国家特别是大国的身份认同正在发生历史性变化，原来意义上的东西南北已经难以解读当下国际关系发展演变的现实，国际关系理论有必要对新变化、新现实作出新的解读。第三，以“世界体系”为标志的世界历史结构的变化。刘德斌教授指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中“中心-外围”的结构现在已经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进入到中心位置，外围国家发生了广泛的分化，在中心与外围之间形成了新的相互依存关系的同时，原来意义上的外围国家之间也正在呈现出一种新的“中心”与“外围”的分工体系。这方面的研究有待于进一步拓展。第四，共同体关系理论的深入探索。刘德斌教授认为，“共同体”的概念正在突破以往的框架。实际上，古往今来，人类社会的演进方式都可以用共同体来描述。从部落、城邦、帝国到民族国家和超越民族国家的区域共同体，体现为纵向的人类治理模式的发展变化；从部落、族群、宗教或教派，到信息化时代网络社会的蓬勃兴起和蔓延，人类身份认同的持续叠加，体现为人类组织形式的横向演进。在全球性问题日趋严重的情况下，即使国家之间的冲突甚至战争依然挥之不去，但人类社会从分散走向聚合的命运共同体已经是大势所趋，世界历史和国际关系研究有必要在这方面进行深入的探索。第五，中国经验世界意义的诠释。任何一种文明都有“我者”与“他者”的区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点是在“我者“与”他者“之间的持续交融中不断演化，绵延数千年而生生不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致命伤是依然以“我者”的视角来看待世界，非西方世界依然被视为与西方相对立的“他者”，而“我者”的责任就是用西方的“文明标准”来规制“他者”和全世界。当今世界的国际冲突，特别是大国博弈，归根结底或将取决于西方文明标准与非西方文明标准之间的博弈和交融。实际上，西方学者已经有人提出了“世界不再只有我们”的呼吁。对中国学界而言，最重要的挑战是如何在强调自身特性的同时，建构起来和阐释清楚中国与世界相通的理念、思想与价值体系。在此过程中，中国学者对世界历史的认知和对国际关系理论的探索发挥至关重要作用。报告结尾，刘德斌教授呼吁全国的世界史中青年学者，在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的背景下，不能只埋头书斋，要抬头关注正在发生变化的国际风云，不断更新理论与方法，承载更多知识构建的责任。本次主旨报告结束后，徐再荣研究员做了简要的总结。他认为，刘德斌教授的报告从新的角度全面分析了当下国际关系演变的特点、西方学界对“百年变局”的不同研判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需要关注的几个重要问题，体现了他对世界历史和国际政治的跨学科视野和对当代国际关系变化的洞察力。刘教授的报告对推进中国学界的国际关系理论构建与世界史研究具有独特的参考价值。

本文来源：世界历史编辑部微信公众号

转自：“智库中国”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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