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级金融改革试验区如何影响碳生产率
刘秉镰 孙鹏博
在“双碳”约束日益紧迫和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现实背景下，亟须金融业发挥示范带头作用实现社会经济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本文将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蹚水探路”的重要抓手——国家级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渐进式DID方法，使用城市和企业碳污染数据，实证检验了非绿色国家级金融改革试验区对城市碳生产率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研究发现：（1）国家级金融改革试验区设立显著提升了城市的碳生产率，这一结论在以通商口岸作为工具变量的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中均成立；（2）金融改革试验区实现了金融供给定向释放，降低了要素错配、强化行业内竞争，推动了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转型，从而提升了城市碳生产率；（3）异质性分析发现国家级金融改革试验区更多地提升了工业依赖型、经济发展滞后以及中小城市的碳生产率。以上结论为实现金融业与社会经济绿色高质量协同发展的“双赢”提供了现实依据，为下一步通过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稳就业和“双碳”目标的双赢提供了有益借鉴。
一、问题分析
绿色低碳是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重要目标。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先达峰，再中和”的双碳目标，中央也进一步强调实现协同推进增长、降碳的高质量发展。而金融业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在推进经济低碳化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亟待金融业完成由“规模效应”向“效率效应”的转型，实现社会经济绿色低碳的高质量发展。
较为遗憾的是，考察金融发展宏观效应的文献侧重于对碳排放总量的研究，忽视了在中国式分权的制度安排下，金融业改革对碳生产率的影响。提升碳生产率能够实现兼顾稳就业和稳定降低碳污染物消耗总量的双重目标。而现有研究金融政策对碳减排影响的文献聚焦于绿色金融的影响，忽视了其他类型金融改革对碳减排的影响，也缺乏对中国金融体系改革整体性、系统性的考察。鲜有文献关注到金融业改革的经济效应也可以通过缓解要素错配、推动技术进步和调整产业结构等方式间接地影响碳排放。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式（金融）分权的制度安排下，金融改革所释放的制度红利会对社会经济乃至生态环境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
第一，在研究视角上，本文应当是较早考察国家级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的碳排放绩效的文献。与现有研究聚焦于绿色金融发展的环境绩效不同，本文是较早在关注非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能否实现绿色低碳增长这一重要问题的文献，弥补了现有文献缺乏科学评价国家级金融改革试验区环境效应的缺憾。一方面，考虑到非绿色金融改革相比于绿色金融改革的试点范围更广，对经济和环境的影响更大，在经济复苏乏力和“双碳”目标日益紧迫的现实背景下，研究非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是否具有增长和减排的协同效应更具有现实意义。另一方面，考虑到并不是所有区域都适合推行绿色金融改革，总结非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提升环境绩效的经验和教训更具有推广意义，更符合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蹚水探路”的试点建设目标。
第二，在理论上，与现有文献重点关注单一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的经济与环境效应不同，本文从总体上着重考察金融改革试验区通过金融供给的定向释放和优化制度环境实现绿色发展的演绎逻辑。本文尝试从试验区解决融资约束和服务实体经济的共性出发，在一个框架内从更广阔视角综合评估不同试验区对于增长和碳减排协同效应的实现路径。不但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政策评估中广泛存在的选择性偏误问题，而且基于共性的分析可以为今后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如何服务好碳减排大局提供有益借鉴。
第三，在研究数据上，本文将研究深入到城市和企业层面，使用更为精细的城市和企业层面碳污染数据从微观上对金融改革试验区影响城市碳生产率的内在机制进行了检验。本文采用城市和企业碳污染数据剖析了金融改革试验区影响城市碳生产率的内在机制，验证了金融改革试验区通过释放制度红利和实现金融供给的定向释放，推动了市场竞争和实现了资源配置的优化。在上述积极效应下，金融改革试验区推动了高技术行业和低碳行业乃至城市整体的技术进步，从而以产业转型升级提升了城市碳生产率。并且这一效应在工业依赖型城市更加明显。本文的研究丰富了中国式金融改革的相关研究，为下一阶段工业依赖型城市何在做好“六稳”“六保”工作的同时稳步实现“双碳”目标提供可行思路，也为在“双碳”目标约束下金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践路径提供有益借鉴。
二、观点摘要
基于2003-2017年中国281个地级城市面板数据、2008-2015年税源调查数据、2003-2014年中国工业企业和创新数据的微观数据，本文使用多期DID方法和工具变量法系统的研究了非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对城市碳生产率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非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的设立显著地提升了城市碳生产率，在使用通商口岸（商埠）作为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问题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2）反事实估算表明，金融改革试验区政策从2012到2017年累计实现了约959.199~1051.289mtCO2的碳减排，约占累计总量的1.8%~2% ；（3）机制分析表明金融改革试验区实现了偏向性地释放金融供给，通过竞争效应和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城市尤其是高技术行业和低碳行业的技术进步，实现了产业转型升级提升了城市碳生产率。（4）分政策类型的分析表明创新和特色产业导向金融业改革试验区的政策效应较强，扶持小微企业导向和沿边和贸易导向的试验区在提升碳生产率上尚需发力。同时，金融改革试验区更多提升了初始创新水平较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人口较少和二产比重偏高的中小城市以及北方城市的碳生产率。
三、政策建议
本文的研究具有如下的政策启示：
第一，区域非绿色金融改革也具有环境效应。在新时期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不仅要关注“流量”的问题——推进和扩大绿色金融改革试点建设，也要做好“存量”工作——发挥好非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在实现稳增长和经济低碳化转型的积极作用。因此，在今后的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要着重发挥金融业的配置效应和引导效应。积极引导金融体系向实体经济让利，强化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科技创新、绿色发展的支持，推动金融服务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化。通过优化要素配置、扩大创新资金供给实现碳生产率的持续提升。同时，要转换处罚、关闭高能耗企业等固有的治理思路，以金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和诱发产业转型升级实现能源生产率提升作为新措施。通过推动产业向技术密集型和低碳化升级实现内生式污染治理，是实现稳就业与“双碳”目标兼顾的高质量发展的可行方案。
第二，金融与制度改革需要交相辉映、齐头并进。要发挥好金融改革试验区提升碳生产率的环境效应，也需要一定的金融、产业和制度基础。这就要求各地政府在深入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同时也要做好本职工工作。进一步深化机制体制改革，推进“放管服”工作，优化营商环境实现服务型政府转型。实现政府体制改革与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交相辉映、齐头并进的地方供给侧改革新格局，才能真正的实现强化金融业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推动资金走向创新、走向绿色发展，让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真正地成为发展的改革、绿色的改革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改革。
第三，布局中小城市能够更好地发力区域金融改革的能源环境效应。本文研究表明金融改革试验区更多地提升了中小城市以及北方城市的碳生产率。在下一阶段国家级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中，应该将试验区更多的布局到中小城市，最大程度发挥金融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环境效应，真正地将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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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秉镰，南开大学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南开大学经济行为与政策模拟实验室，邮政编码：300071，电子邮箱：liubl@ nankai. edu. cn；
孙鹏博（通讯作者），南开大学经济学院，邮政编码：300071，电子邮箱：2014816731@ qq.com。
原载《经济学动态》2022年第9期，全文可见经济学动态网站“最新目录”栏目，或点击微信页“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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