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国内外学术史脉络中，纪念史与记忆史有相当密切的关系。尤其是中国学界从记忆史视角研究纪念史，颇有新获。但纪念史研究并非总从记忆史角度观察，而有着独立成派之势，并从研究对象、方法、内容等方面日渐形成自身特色。同时，学界不乏批判之声，纪念史研究陷入某些困境。从纪念史研究已形成的特色，以及来自学界的议论而言，纪念史研究亟需回应处理这些质疑的声音。记忆史视域的思考将提供更多方法论启示，此亦纪念史与记忆史学术关系的应有之义。这将更好地为纪念史研究路径、研究对象、史料来源、问题意识等提供资鉴，有助于纪念史研究更好地发展。
关键词：纪念史 记忆史 学术关系 历史感
作者：郭辉，湖南师范大学历史记忆与社会意识研究中心教授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5期
多年前，学界逐渐兴起纪念史研究。“纪念”的本意是“用事物或行动对人或事表示怀念”，当纪念与历史挂钩时，就有了“纪念史”“纪念史学”之谓。“纪念史”概念出现后，诸多成果被统摄其中，蔚然成派。笔者有幸乘此“风势”，自2011年始，在中国近现代纪念活动领域开展了一些研究。当时已有“纪念史”概念，但笔者并未将这些研究纳入“纪念史”。后因参与华中师范大学罗福惠主持的教育部重大委托项目“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笔者才将自己当时关于纪念活动的研究视为“记忆史”，并进行相关理论思考。如今，反观当代中国“纪念史”与“记忆史”学术关系发展的历程，似有必要进一步梳理，以明晰其中牵扯的某些微妙问题，呈现当代中国学术实态，更好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纪念史研究的范畴和话语体系。特别是近年来笔者将研究旨趣从纪念史转向记忆史，愈发意识到在记忆史视域下研究纪念史的必要性。故笔者提出以下一些思考，求学界指正。
一、记忆史与纪念活动之辨
20世纪70年代，西方学界出现一股“新文化史”的研究倾向，80年代逐渐趋于成熟。其中，“社会记忆”被作为重要研究对象与内容，“记忆史”应运而生。该领域以法国学界的研究贡献最大。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为皮埃尔·诺拉主编的《记忆之场》，该书被称为“近20年来法国史学界最有影响的历史著作之一”，与“记忆史共同成长的学术历程、它的理论特色、它所代表的研究范式”，使之“成为集体记忆史研究成果的汇总”。该书的研究对象即包括纪念活动，如7月14日法国国庆节。这样看来，纪念活动作为“记忆场所”在记忆史研究中未曾缺席。先贤祠、埃菲尔铁塔、三色旗等与纪念有关的象征物，更是占据《记忆之场》一书大量篇幅。
西方学界的记忆史研究常将纪念活动当作对象。如丘比特的《历史与记忆》即阐述“历史与纪念”等问题。阿莱达·阿斯曼的《回忆空间》也专门研究“纪念的世俗化”，认为“死者纪念、身后功名和历史回忆是与过去发生联系的三种形式，这三种形式在近代的早期分化出来，作为文化记忆的三种相互竞争的功能同台竞技”。阿莱达·阿斯曼作为“文化记忆”理论的奠基人之一，并未忽视纪念作为文化记忆的表征。哈拉尔德·韦尔策在分析彼得·伯克的“社会记忆”时，即指出其中包括“口头流传实践、常规历史文献（如回忆录、日记等等）、绘制或摄制
、集体纪念礼仪仪式以及地理和社会空间”。记忆史研究包含纪念活动的例证不胜枚举。就上述这些人的研究而言，纪念活动本身即被当作记忆的重要载体与象征表达。
若观察专门的纪念活动研究，西方学界的某些成果则少见“记忆”。《记忆之场》中克里斯蒂安·阿马尔维的《七月十四日：从狂暴之日到庆典之日》，应属纪念史与记忆史结合较密切者。而像莫娜·奥祖夫的《革命节日》，并未明确阐述纪念活动与记忆史的关联，而是强调革命者为何发明及如何利用“节日”。就其观点而言，革命节日的世俗功能可能并不包括塑造记忆。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的《罗芒狂欢节》虽说“深刻地揭示了往昔文化中的各个层次”，但具体所述多为“活动”而非“记忆”。这跟《革命节日》与《罗芒狂欢节》两书写作的学术背景有关。二书最早均发行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社会记忆史”研究尚未成型。这种情形说明，因纪念史与记忆史学术发展脉络有异，西方学界虽将纪念活动纳入记忆史研究，但纪念活动研究并未天然与记忆史相勾连，二者既有交叉也有各自进路。
如果将记忆史视为现代学科意义上的专门研究领域，中国学界的相关研究显然受西方影响。记忆史传入中国史学界后，纪念活动刚开始并非其研究对象，其研究对象主要是族群认同、乡村社会、区域民俗等历史记忆，以及宏大历史事件、精英历史人物的记忆，侧重于研究“历史书写”与历史记忆的关系。随着记忆史研究的进一步拓展，某些地方仪式逐渐被纳入研究范畴，如朱小田试图从“芝村龙蚕会”所保存的记忆观察“近世以来社群关系的成长历程”，即关注到该地的仪式、典礼等。严格地讲，朱小田研究的仪式活动并非本文所指的纪念活动。民间仪式偏于民俗而为“惯性”，纪念活动则指对人或事的怀念活动，两者有时都能够成为记忆的研究对象，却有着本质差别。所以，仪式多属于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对象，且有不少从记忆角度进行阐述和观察者。
国外记忆史研究的对象本身包罗万象，其中不乏纪念活动，但国内学界在引入记忆史研究时，受限于学者各自的研究领域，基本没有考虑纪念活动。随着中国学界记忆史研究的日渐成熟，以及研究范畴的逐渐扩大，因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其中某些研究涉及纪念活动，从而将纪念活动列入记忆史考察对象。陈蕴茜与罗福惠应属国内学界从记忆史视角研究纪念活动的先行者。陈蕴茜研究“孙中山崇拜”现象，不仅在考察总理纪念周、植树节等纪念活动时涉及记忆方面，系统梳理孙中山纪念活动与记忆间的关系，而且扩大纪念活动的范畴，将纪念物、纪念空间等纳入研究。罗福惠主编的《辛亥革命的百年记忆与诠释》包括与辛亥革命有关的“纪念空间和仪式的探讨，如辛亥革命遗址遗物的保存，祠、墓、纪念公园、纪念馆场的建造，以及在这些场所进行的节日纪念、仪式操演等”。纪念活动的相关研究占据整个研究的大部分篇幅，包括政府、党派、民间社会的辛亥革命纪念，以及纪念空间与辛亥革命百年记忆。就国内学界的相关研究而言，纪念活动逐渐成为记忆史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
在中国史学界将纪念活动纳入记忆史研究范畴的同时，专门以纪念活动为对象的纪念史研究也风起云涌。陈金龙倡导的“中共纪念史”取得丰硕成果。学界也开始系统研究与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相关的纪念活动，包括黄花岗起义纪念、双十节、孔子诞辰纪念、九一八纪念、七七纪念、抗战胜利纪念等，且已出版多部专著。正是在学界的不懈努力下，纪念史研究逐渐发展成熟，并从研究对象、方法、内容等方面逐渐形成自身特色。当然，不同于记忆史视角下的纪念活动研究，纪念史研究更多地关注纪念活动本身，较少言及“记忆”。就中国学界的研究实践而言，纪念史与记忆史的关系依然既有交叉也有各自进路。换言之，二者既有联系又彼此殊途。
除从记忆史角度研究纪念活动外，纵观近年来中国学界的整个记忆史研究，已发展成一定规模，并向社会史和思想史两条不同路径演进。这两条路径在研究对象、史料获取、研究方法等方面各有特点，但也有综合发展的倾向，且“思想史路径与社会史路径的综合性研究取向为记忆史研究别开一面”。大致而言，社会史路径为“自下而上”的路径，“往往试图返观国家与社会的历史，解答为何会形成如此记忆，即记忆生产的大环境与小环境”；而思想史路径为“自上而下”的路径，“最终应落实到对记忆形成思想背景的解析，通过对记忆表现形式与记忆内容的挖掘，进而探析背后的理念与思想，以及这种理念与思想的展现与记忆形成的关系”。如此，则要求回答记忆背后相关问题。记忆史的某些特征将给纪念史带来如题材内容、史料来源、问题意识等方面的诸多启发。结合目前纪念史研究引发的评议，笔者将进一步思考纪念史与记忆史的学术关系问题。
二、纪念史研究之得失
（一）得。国内学界的纪念史研究经过多年发展，已有相当多的研究成果。综合而言，可以说具有以下几方面特色。
重大事件与重要人物的研究。纪念活动史的宏观研究，虽涌现出不少成果，但具体论证取材多为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这是因为重大事件与重要人物更容易为之举行相关纪念活动，留下的史料相对较多。笔者研究“国家仪式”与“国家纪念日”的专著，选取“国家纪念”为研究对象，能称“国家”者显然非普通事件与人物。综合性宏观研究虽有纳入更多素材的可能，但在材料选取上基本侧重重大事件与重要人物，源于获取这些材料的难易度与材料的典型性。诸多纪念活动史的个案研究，更是将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纪念作为研究对象，小人物纪念则相对少见。
多学科研究方法的交叉运用。纪念活动本身属于复杂的多面体，欲对其深入观察则需多学科方法介入，故在纪念史研究的具体操作中常采取多学科方法。陈蕴茜在该方面颇为自觉，借鉴语言学、人类学和记忆研究等学科方法，考察与孙中山相关的纪念活动，方法论上斩获不少创新。她将纪念活动研究进行理论提升，体现出视野之开阔、理论之巧妙。笔者在研究国家纪念日、国家仪式的过程中，也有意运用社会表演学、人类学仪式理论、社会记忆理论等方法，试图解答纪念活动的象征意义。
纪念活动及其意义阐发。纪念史的研究内容侧重于描述纪念活动，往往将纪念的形成与活动的具体内容作为研究重点。纪念史研究有诸多成果单纯以纪念活动为对象，此外，还注重对纪念活动意义与功能的阐发。陈金龙特别撰文研究新中国国庆纪念的社会功能。他还撰有系列文章，考察纪念活动在思想政治教育、国家形象建构、政党形象建构、中共抗战动员、中苏关系协调、历史话语建构等方面的功能与作用，且有五一纪念、国庆纪念、中共建党纪念、抗战纪念等纪念活动功能的个案研究。纪念活动意义与功能的研究较多使用归纳与总结方法，使研究相当细致、条理。
21世纪初，纪念活动逐渐成为中国史学界研究对象，虽然有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国近现代史领域，但显然属于史学研究领域的扩充。众所周知，史学研究的发展往往朝史料扩充与方法创新两方面进行，如此才有史学研究的拓展。纪念史属于新文化史这一整体研究范畴，中国史学界引入该理论方法后，以前较少受人关注的领域逐渐被纳入视野。纪念史的繁兴正是时代变迁下史学研究不断创新的产物，也是理论方法创新的结果，扩大了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视野，就该意义而言值得肯定。纪念史研究日渐繁盛，并已在多方面逐渐形成自身特色，这也将继续引导后续的相关研究，促使新成果不断涌现，以期丰富纪念活动研究，并有助于多维立体地呈现纪念活动。
（二）失。纪念史研究蔚然成风的同时，也面临诸多现实困境，缺少“新鲜感”，学界对此渐有批判之声。
有人因“中共纪念史”研究缺少“历史感”而抱怀疑态度，也有人主张纪念史研究要加强记忆史相关理论与方法的建构。这些争议或多或少指向纪念史的某些弊端，虽多出于现实困境的考虑，但其中或有误解，亦需要澄清。
纪念史研究的出现肯定属于史学研究领域的拓展。随着时代变迁与社会发展，近年来史学研究出现不少新领域，并形成强大影响，其中即包括纪念史、景观史、旅行史等。从当代学术发展而言，纪念史的出现仅有十余年。过去虽有仪式、祭祀等方面的研究，但与纪念史尚存显著差别。事实上，往往在事件发生之后，人们即已开始关注对该事件的纪念，或举行相关活动，进行评议、表达态度。如武昌起义发生次年，社会上即有如何举行纪念之议。当时有主张武昌地方纪念者，也有主张全国性纪念者，各自秉持立场。不仅如此，早在民国时期，即有从学理角度阐发纪念活动的意义者：“纪念并不是一回虚幻渺茫的事，乃是一桩有历史上价值的有意义的举动。一则可以藉此回顾已往种种——光荣与耻辱——的事迹；一则可以藉此激励我们奋斗向前的勇气。”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且民国时已使用“纪念史”一词，如1929年三民公司发行的《中国近代各种纪念史》、1933年上海新中国书局发行的《国耻纪念史》，以及诸多版本的“纪念日史”。这些冠以“纪念史”名目的文字更多为史事描述，而非研究性质。真正现代意义上的纪念史研究兴起于21世纪初，但过去各种“纪念史”的文字值得细细品味，并能为纪念史的学术研究提供丰富素材。
“纪念史”并非“纪念史学”，两者有被混淆的嫌疑，故应在区分的基础上正确认识纪念史。纪念史从原则上显然不同于纪念史学，两者虽然皆有批判之声，但纪念史学的历史远远早于纪念史。有学者以辛亥革命为例，言及“纪念及记忆‘共和’、‘革命’的过程，实际上是与对辛亥革命的政治评价和政权合法化的解释互为表里的。若追溯上述的‘纪念史学’的源流，则实可谓正是始自民国元年”。论者的“纪念史学”侧重于纪念活动的历史，实即纪念史。魏建克也是在此涵义上使用“纪念史学”一词，进而模糊纪念史与纪念史学的概念。就此而言，纪念史学被人为地赋予“纪念史”的意涵，即以纪念活动为对象的历史研究。其实，学界应严格区分二者，因为纪念史属于近年史学研究新领域，与“纪念史学”显然有别，并非纪念性学术文章或会议的纪念史学。纪念史学从广义言之，历史久远，或古已有之，文人交游怀古思情之作即可归于纪念，纪念史学并非当代学术发展的产物。学界不应混淆模糊二者，如此才能厘清“纪念史学”现象与“纪念史”研究的差别。从某种意义而言，纪念史学形成的材料恰能成为纪念史研究对象。纪念史学并非源自现今，予人重形式内容轻学术价值的嫌疑，而目前关于纪念史的批评主要针对“历史感”的缺失。
纪念史，尤其是“中共纪念史”，也就是近年才面临某些质疑。凌承纬指出，中共纪念史“随着学术实践的深入和细化，既有的研究路径所存在的重视实证研究而缺乏理论建构的问题”日益凸显：“多着力于对单个纪念活动本身的研究”；“缺乏恰当的研究方法可匹配，相当部分的中共纪念史研究，还仅停留于利用相关史料进行简单事实叙述的实证研究”；意义诠释路径存在“单一性”。显然，某些说法也确实属纪念史已形成的“特色”。如此，如何评价纪念史研究现状的问题浮出水面。既可以将之理解为研究特色的形成，属于学术研究渐趋成熟的表现，但也可以被说成“研究固化”的表现，发人深思。袁超乘则指出，中共纪念史研究作品的文本语言表达重“归纳”性认知，导致其缺少基本的“历史感”，希望“以可理解之情节（叙事）的方式来进行历史编纂”，从而创造出新的学术价值。面对这些说法与质疑，纪念史研究应该有所反思。不过，几乎所有学术研究皆有长短处，此亦学界共识，不能因出现某些问题而全盘否定有关研究的价值。适当的质疑与批判将更好地促进学术研究良性发展，且并非所有纪念史研究皆缺少“历史感”，应深入思索如何书写适合纪念史本身特征的纪念史。
纪念史特别是中共纪念史研究呈现出鲜明特色，乃至有固化或程式化研究的可能，但不至于如袁超乘所言需要“研究范式”的转移。若放眼整个纪念史研究的实际情况，颇有历史感。如陈蕴茜研究孙中山相关纪念活动，不仅有较强的理论自觉，且运用大量各类史料细致化处理研究对象，显然属于颇具“历史感”的学术研究。而在中共纪念史研究方面，确如批评者所言，某些成果缺少历史纵深和细致化描述，这可能缘于某些研究者非历史学专业出身，用政治学研究方法归纳议题，导致产生“先出观点再找材料进行论证”的“错觉”。所以，有研究者呼吁中共党史研究需要在历史学科视野下进行观照，促进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言外之意，目前的有关研究是将中共党史研究归属于政治学，否则，不可能有学术化、历史学科观照之谓。吴志军、郭若平等在中共党史研究的学术化方面皆有不少成果。就本质而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共党史研究取得不少真正“历史学”的学术成果，杨奎松、王奇生、黄道炫等贡献尤大。中共党史“回归”历史学并非一时之言，其声势并不弱。具体到中共纪念史方面，也应学习诸多中共党史已有研究成果，在“历史感”方面获取认同。这一方面目前也有所获得。当然，若秉持更宽容的心态，则“外观”已形成固化研究模式的中共纪念史研究也并非毫无长处可言，至少具有相当明晰的论点。
纪念史的已有研究与批判之声均需要辩证对待。正视存在的问题是学术对话的前提，也是学术继续发展的动力之源。当然，学术虽有高下之分，但无好坏之别。尤其是研究方法的使用，只有恰当与否。应依据不同研究对象来取舍方法。细致化处理历史研究当然有必要，但归纳与提炼也为研究所需。两者若能精准恰当融合，则能让研究更显完满。纪念活动的由来、制度规定、具体操演及其内涵与功能，皆应得到详尽叙述。纪念史研究不仅要注意横向间如不同群体的态度，也要留意纵向时代变迁下的演变，同时更要追求史料来源的多样多元化，如此才能更好地多维立体观察纪念活动，树立研究典范。学术批判之声理应受到正视，而非“熟视无睹”自说自话，除非没有对话基础。关于纪念史的相关批判有合理处，值得重视，但需要正确面对与处理、方能促进纪念史研究的持续繁盛。
三、记忆史视域之思
从纪念史与记忆史的学术发展脉络而言，二者虽归殊途，但亦相联。从已有纪念史研究形成的特色，以及来自学术界的评议而言，纪念史研究体现出正反两翼，但需正面应对质疑之声。纪念史研究本就与记忆史有所关联，记忆史视域下的纪念史研究也属题中应有之义。从已有研究经验出发，运用较为成熟的记忆史研究方法，将促进纪念史的发展，也能回应学界对纪念史的批判。
从纪念史与记忆史的学术发展而言，国内外学界的纪念史研究已关注到纪念活动作为记忆载体的一面，但相关研究尚需进一步深化。记忆史视域下的纪念史研究，将极大扩充已有研究，丰富相关认识，也将解决纪念史研究发展过程中遭遇的困境。记忆史研究本身已形成思想史与社会史两条路径，且各具特征，未来记忆史研究更应朝两条路径不断融合发展。若以思想史路径与社会史路径来观察纪念史，则可以发现以往的纪念史研究多集中于思想史路径，较少涉及社会史路径，适当地从社会史路径观察纪念活动将促进纪念史发展。记忆史的社会史路径要求更多地发掘底层社会记忆；本身即记忆载体的纪念活动，也可以秉持该研究思路，从另一角度研究重大事件与重要人物的纪念活动。一方面观察纪念活动如何从国家、精英层面传递至社会、民众，换言之，即社会民众如何观察体认、感知国家精英层面的纪念活动；另一方面也能更好地考察记忆如何借助纪念活动进行社会传递，并成为社会认同的重要资源。同时，纪念史更需强调小人物小事件纪念活动的研究，发掘更多社会层面的纪念活动，朝向社会史路径发展。这样的话，纪念史研究将呈现更丰富的面貌，本身也将拓展其研究对象。
记忆史视域下的纪念史研究除关注纪念活动之外，也将研究与纪念活动相关的事物。现有纪念史多侧重研究纪念活动，其中包括纪念文章、纪念话语、纪念会等，但这些还远远不够。其他如雕像、
、邮票、画册、图书、图章、服饰等大量物化的纪念品，也应纳入研究范畴。这些物化的纪念品在具体研究中容易被忽视，但它们恰恰是社会传递记忆的凭借物。记忆史不仅研究记忆的内容，更强调记忆形成的过程，而该过程涉及诸多层面，需要放宽研究视角。一栋建筑物、一份档案、一尊雕像、一棵树皆承载着记忆，而承载记忆之物往往与纪念相关。记忆史视角下的纪念史研究不仅关注纪念性文本，且诸多文字本身亦有其纪念价值。换言之，并非只有纪念文字属于纪念史研究范畴，文本的形成过程本身也传递着记忆，具有象征意义。扬·阿斯曼不仅讲述“文字使得记忆的外化成为可能”，并且“从床和椅子，餐具和盥洗用具，衣服和工具，再到房子、村庄、城市、街道、车船”，这些“物也反映了人自身，让他回忆起自己、自己的过去、自己的先辈等”。此言道出记忆的广义存在，也正是扬·阿斯曼“文化记忆”理论的精妙之处，记忆被物化。从该角度而言，这些物皆是关于过去的记忆与纪念，纪念史也应立于如此高度。
记忆史视域下的纪念史因研究取径与对象的变化，也要求史料来源更多元。文本材料是传统史学研究史料的主要来源，以往纪念史研究的取材多侧重于各种报纸、杂志、日记、回忆录等文本材料，相关的物化史料使用较少。重大事件与重要人物纪念活动的研究之所以在纪念史中占据相当篇幅，其主因即保留的相关文本史料相对丰富。但在记忆史观照下，纪念史的史料将得到极大扩充。社会史路径下的记忆史研究，其史料来源主要是地方志、谱牒、调查报告、口述传说、碑刻等“地方性”资料，以及录音、照片、影视、音乐、歌谣等视听资料。此外，还有人们制作的各种纪念产品，为相关人物树碑立传修筑的纪念场所，这些也能成为纪念史料。换言之，不仅是文字记载，某些社会互动也属于纪念的表达方式。显然，纪念史料的来源应得到扩充，史料作为研究基础，“史料视野”直接决定文章的叙述与议题，只有尽最大可能找寻各种类型的史料，才能使研究更加多维立体。
记忆史视域下的纪念史研究不仅能增加研究问题的广度，也要求增加问题意识的深度。显然，记忆史视野下的纪念史研究不能再停留于纪念活动及其内涵、意义、功能等的考察，因为这些偏于描述，主要回答“是什么”。记忆史还要求回答“为什么”与“怎么样”的问题，亦即纪念史不应只是简单描述纪念活动及其相关内容，关键是要回答为什么有这些纪念活动，为何选择以如此形式纪念该事件或人物，而其他事件或人物被遗忘。首先回答纪念对象的选择，为何是纪念这些事和这些人；其次回答为何用如此纪念形式。这些选择及选择背后的故事皆应被深入考察，将纪念活动置于时代变迁、意识形态建构、国家民族认同中。因此，只有摆脱以往单纯的“纪念史”，关注社会、政治、制度、经济、思想等各方面内容，才能真正回答好“为何”这个问题。即便具体到纪念活动的内涵、意义、功能等，也需要分层考察，而非铁板一块。这样说是因为，不同社会群体与纪念活动的关系存在差异。这一点也被过去的纪念史研究所忽略。正因记忆史研究的复杂性，才给予纪念史研究诸多启示。
纪念史与记忆史有不同之处，这里强调在记忆史观照下进行纪念史研究。记忆史的范畴显得广而博，正因如此，纪念史能从记忆史研究中获取更多灵感。陈蕴茜、罗福惠等在记忆史视角下的纪念史研究已创获颇丰。换言之，沿着记忆史视角这一条路，能使纪念史研究收获更多，也能更有效地进行纪念史研究。毕竟，记忆是纪念的内核，而纪念是记忆的载体。记忆是纪念的推进和扩充，记忆史视域下的纪念史研究能够更好地呈现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如中国共产党将“七一”视为诞辰日，但起初中共“一大”记忆并未与诞辰记忆发生任何关系，随着时局发展及各方面需求的提出，才确定七月的第一日为建党纪念日。而建党纪念日的确定及纪念活动的展开，反之又影响到当事人关于中共“一大”的记忆。两者的具体关系，即：“纪念是对记忆的外在表达，是历史记忆的一种载体，历史事实及对此产生的记忆是纪念的内质，这两者密切相关却又并非一致，二者关系即如事物与象征，象征是事物在某种文化语境中产生关联并赋予的意义符号，而型塑象征的文化语境往往是由人在一定的历史情境中制造，也只有深入文化语境之中才能理解和感受象征具有的意义。”并且，“纪念根植于记忆又影响到记忆，但是记忆与纪念皆围绕曾经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进行历史性追怀，铭记光辉历史时刻，从而将神圣过往不断接引进入现实世界。记忆是人类传承历史和精神的一种方式，纪念则是人类传承与再创精神的一种表达。”也只有如此，纪念史才能有更深层次的发展和更美好的前景。
从国内外学术发展脉络而言，记忆史将纪念活动作为重要研究内容，但纪念活动并非总从记忆史角度观察。随着学术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纪念史研究逐渐形成一定特色，有利于研究者操作的同时也导致“研究固化”。对于纪念史面临的某些质疑和挑战，应被更宽容地对待，以便学术的健康发展。若返回纪念史研究的原点，则不难发现某些学者在研究纪念活动时，已较正式地注意到记忆史视角，且颇有新获。换言之，记忆史研究运用多种方法重点考察纪念活动及其与记忆间的关系。纪念史研究已形成的特色与面临的挑战，要求重新思考纪念史研究的发展方向。从前辈学者的某些实证研究中可以获取经验和微光，记忆史堪为一条便捷之途，其中的某些内容将更好地为纪念史研究路径、研究对象、史料来源、问题意识等提供资鉴。故笔者提出纪念史研究的“记忆史视域之思”，以助学界相关研究，更好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纪念史研究范畴和话语体系，期待形成燎原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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