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10期P23—P24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摘自《学术研究》2022年4期，李潇潇 王志强摘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的新自然观是原典马克思主义中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却被长期误读的理论内容，恩格斯与马克思在新自然观方面是根本一致的。
恩格斯倡导的新自然观基于19世纪的最新科学进展，它勾勒了一幅自然界演化的“大历史观”画面，契合了他和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说的“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在大历史观中，劳动使猿转变到人，开创了“人类纪”。这一大历史观有几个因素。一是“原始物质”，即星云气团：“我们在拉普拉斯那里又看到这种混沌，星云就近似于它，这种星云也只具有形式的萌芽。此后便发生了分化。”因此恩格斯特别强调康德—拉普拉斯的星云假说解释了“地球和整个太阳系表现为某种在时间的进程中生成的东西”。二是从无机物到有机物的界限被打破。三是蛋白体。恩格斯强调“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强调“一切蛋白体所固有的成形本能”，“如果化学有一天能够人工制造蛋白质，那么这样的蛋白质就一定会显示出生命现象，即使这种生命现象可能还很微弱。”
新自然观的核心是将“时间之矢”引入自然界。恩格斯已经看到，在旧自然观那里，“不管自然界本身是怎样产生的，只要它一旦存在，那么它在存在的时候就总是这个样子”，而且“只有经过人手才发生变化或移植”。恩格斯进一步指出，旧自然观否定自然界中的任何变化、任何发展，“自然界根本不被看做某种历史地发展着的、在时间上具有自己的历史的东西”。
当恩格斯说“整个有机界的发展史和单个机体的发展史之间存在着令人信服的一致”时，他真正强调的新自然观不是个别机体的发展史，而是整个有机界的发展史。总之，旧自然观中的时间是无方向的，而新自然观中的时间是历史时间，是有方向的，从而是不可逆的。
20世纪的系统论科学地解释了自然界由低级到高级演变的机制。对于恩格斯所阐发的质量互变规律和对立统一规律，我们最好从系统论的视角来解读。从低级到高级的演变涉及系统论所谓的“相变”，这是质量互变规律。教科书经常以水结冰来说明质量互变规律，这是旧自然观的思维残余，与恩格斯倡导的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没有关系。对立统一规律则揭示了系统从无序到有序（即涌现）或从旧秩序到新秩序的发生机制。比如恩格斯曾以对立统一规律来说明蛋白质产生过程中从无序到有序的内在机制。
由上可知，新自然观的硬核内容是关于自然史（即自然界的历史）的辩证法。事实上，自然史是恩格斯与马克思具有高度共识性的话题。马克思很早就使用过“自然史”（Geschichte der Natur）概念。1860年代以后，马克思开始将“自然史”与达尔文进化论联系起来。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还多次用到“自然史”这一概念。
恩格斯1867年12月为《观察家报》写了《资本论》第1卷的书评。恩格斯写到，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中“用崭新的唯物主义的自然史的方法论述了经济关系”，“他极力证明，现代社会，从经济学上来考察，孕育着另一个更高的社会形态，所以他只是力图将达尔文在自然史方面所证明的那一个逐渐变革的过程在社会领域中作为规律确立起来。”在同一页里，恩格斯交替使用了naturhistorisch和naturgeschich-tlich，看来恩格斯是把它们作为同义词来使用的。此外，恩格斯用的是“einer ganz neuen， materialistischen， naturhistorischen Methode”，这说明此处恩格斯没有把“唯物主义自然史”作为一个概念来使用，换句话说，恩格斯强调了一种以往被我们完全忽视了的“自然史的方法”。那么，什么是“自然史的方法”？应该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人体解剖方法，这种方法本质上与进化论的溯因方法相一致。当然，马克思主要是在人类历史和社会领域来运用自然史的方法的，而恩格斯则将其推广到整个自然界，并提出了自然辩证法概念。因此，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本质上是一种自然史方法。
马克思的原子论其实很接近莱布尼茨的单子论。在马克思所建构的原子作为质料与形式的统一、存在与本质的统一中，“形式”与“本质”就是抽象个别性（单一性），就是“自我意识”。它对应于莱布尼茨的“自主意识”。与单子一样，原子的意识也有一个从低级到高级的序列。但是，与单子一样，原子之间也没有演化关系，只是并列地存在于世界之中。总之，马克思《博士论文》中的自然哲学尚未引入历史性，也就是说，马克思当时还没有自然史的观念。这一点马克思既同于莱布尼茨，也与黑格尔有共同之处。
尽管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就提到了自然史，但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才真正引入历史性观念。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及“大地构造说”，这是其自然史的最初理论出场，而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创立的唯物史观则是自然史在人类社会领域的理论表达。达尔文进化论的创立，使得“自然史的方法”彻底嵌入马克思的理论方法论之中，马克思早期的自然哲学思想也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的自然哲学中得到进一步深化。可以想象，如果马克思晚年重新思考原子论问题，他一定会得出和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其核心是关于“自然界的历史”的新自然观）中一样的结论。
这里有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马克思为什么在1860年代以后与恩格斯不约而同地关注自然史？显然，达尔文进化论的创立只是推动马克思关注自然史的外在刺激因素。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史实，即马克思在似乎义无反顾地告别黑格尔（以《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为标志）十年之后，在写作《大纲》期间又重新阅读了一遍黑格尔的《逻辑学》，并说黑格尔的方法帮了大忙。这是马克思再次走进黑格尔的重要事件，也是马克思方法论获得突破性进展的开端。此时，黑格尔的辩证法对马克思有两个帮助，一是有助于马克思正面阐述自己的经济学体系（即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的二分），二是为唯物史观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在马克思1860年12月给恩格斯的信中出现了关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的措辞。马克思在此用了“我们的观点”（unsere Ansicht）这一表述。就在一年多之前，在公开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也曾写道：“我们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在这句话中，“我们的见解”德文原文就是“unsrer Ansicht”。显然，马克思这里指的就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共同创立的唯物史观。于是，进一步完善唯物史观的自然史基础，就与马克思此一时期所致力于的方法论创新（即从具体到抽象，从抽象到具体）正相契合。众所周知，马克思打算写辩证法专著的想法酝酿已久（马克思在《博士论文》时期就有写“新逻辑学”的想法）。那么马克思心目中的辩证法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它就是恩格斯所说的“自然史”的方法，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关于“从具体到抽象，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学（主要涉及研究方法）；一个是关于自然史的方法（体现在历史和社会的研究就是人体解剖方法）。从实际情况来看，恩格斯自觉承担起基于“大历史观”建构自然史方法的理论任务，而切入点就是新自然观。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只是关于历史的哲学，历史规律缺乏历史性；而按照黑格尔的自然哲学，自然界本身没有历史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哲学和自然哲学直接针对黑格尔的哲学，即表现为历史哲学和自然哲学的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当马克思强调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颠倒过来的时候，“自然史”的方法才是其实质性内容。这是一种唯物主义的方法，也是一种“全新的”（ganz neuen，或译为崭新的）方法论。显然，所谓马克思历史辩证法与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对立，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双重误读，而普列汉诺夫以降的辩证唯物主义也对这种论调的出现负有一定责任。
转自：“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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