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2年第10期P19—P20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原题《近代中国金融史研究的进路——以金融风潮为视角》，摘自《澳门理工学报》2022年2期，武雪彬摘
作为一个被迫卷入近代经济大潮的后发国家，中国在学习、追赶和融入近代世界体系的过程中，付出了相当沉重的代价，金融领域尤其如此。所有的经济体在近代经济金融发展的过程中，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经济金融形势，都不可避免地要走各种各样的弯路，中国尤其如此。这样的弯路集中表现为频发的大规模金融风潮。
19—20世纪，世界范围的金融风潮频频发生。金融风潮一度成为影响中国政治、社会和民众最不稳定的因素之一。从19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几乎每隔数年就发生一次较大的金融风潮，密度甚至高于西方国家，波及范围从金融领域扩展到经济、政治和社会各个层面。由此，深入研究近代中国金融风潮的源起、发展及危害，了解政府、社会、民众在其中的处境，不仅可以加深对金融风潮本身的认识，而且对透视近代中国独特的社会经济进程亦具重要的参考价值。
多元：历次金融风潮的成因
梳理近代以来的重大金融风潮，大致可以看出，这些风潮的起因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输入型金融风波占据很大比重。近代中国被列强强行拖入国际市场，中国自身经济体质严重不适应西方大国的经济运行逻辑，却又不得不亦步亦趋，造成应对能力严重不足。国际市场一有风吹草动，中国就成了风险的集聚点乃至爆发口。
二是过度投机带来的风险。金融风波和过度投机总是并行。金融运行中不可避免会有投机的成分，投机可以说是金融与生俱来的特性之一。但是过度投机却会带来巨大的金融风险，导致金融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的震荡。从近代金融风潮看，管理失控，投机情绪弥漫，金融杠杆畸形利用，大致就意味着已经存在过度投机的风险。
三是政府管理失控带来的危机。近代中国，无论是清政府、北京政府，还是南京国民政府，管理能力都比较薄弱，在传统经济形态向近代经济形态转型中的把控能力不足。加之社会政治腐败，政局动荡剧烈，危机的种子不断积累，政府管控可谓如履薄冰。
四是政治动荡加剧经济金融失控。1911年票号倒闭风潮与1948—1949年的法币和金圆券崩溃危机，可以说是政治动荡引发金融危机的典型案例。解放战争后期，国民政府军队在前线的溃败以及社会经济的全面崩坏，对民众信心造成巨大冲击，引发恶性通货膨胀。国民政府试图通过改发金圆券，以行政手段强行控制物价挽救危机，结果只能是扬汤止沸。金圆券发行的失败，使国民党统治加速走向崩溃。
风潮发生过程中，往往多种因素交错出现，相互影响，强调某个风潮发生的某一导向，只是说在这一风潮中，该因素起着更具决定性的作用。综合看，近代中国金融风潮最经常的发生地是银钱业，这和银钱业所具有的信用特性相关。而社会政治的不安定则常常是金融风潮爆发的导火索。
成长：危机应对的纵向观察
金融风潮的爆发，严重威胁金融乃至社会经济的稳定，对金融和社会秩序构成重大挑战，政府和金融系统的应对颇值关注。毫无疑问，近代中国的危机应对能力总体上确实严重不足，相对被动，但具体看，中国的政治力量与金融体系在面对危机时，又不都是坐以待毙，也在努力学习，试图克服并防范危机。这一点，在1916年和1921年两次挤兑金融体系不尽相同的反应中，即有非常明显的体现。
1916年第一次挤兑中，当北京政府做出停兑决定时，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在张嘉璈带领下，做出成功的危机应对。像张嘉璈这样的新一代银行经理人的成长，意味着中国被强行拉入世界经济金融体系后，本土精英开始了解和适应金融运行规则，并体现出冷静判断形势和勇于担当的品质。
除了本土金融精英的成长，政府管理能力也在增强。1921年，面对大规模的挤兑，北京政府没有像1916年第一次挤兑时那样仓猝停兑，而是采取措施予以疏导。由于应付较为得宜，第二次挤兑造成的危害速低于第一次挤兑。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先后颁布《银行法》《保险法》等法规，保证金融发展和监管有法可依，对金融风潮的应对在技术和法规上亦渐趋成熟。不过，这样的努力还是初步的，抗战期间及战后金融管理的失控，证明国民政府还远远没有找到非常态下应对经济金融危机的锁钥。
不容忽视的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一支新兴力量，随着根据地的建立，也在开始学习处理和应对金融问题。抗战时期，中共在敌后根据地面对财政和金融困难表现出的应对能力，以及与日方展开货币战时的自信从容，特别值得肯定。1946年解放战争爆发后，解放区也曾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困局。在同样面临巨大战争消耗及财政困难和通货膨胀难题时，中共如何成功化解这些危机，在财经战场上取胜，国共各自的理财逻辑、经济运行理路影响着双方的不同命运。
从近代中国金融风潮应对的历史梳理中可以看到，从晚清到民国处于不断进步之中。从风潮的爆发频率也可以看出，晚清金融风潮的频率最高，北洋政府时期次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最少。
日常：危机下的民众
金融风潮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和民众生活，民众是金融风潮最直接的受害者。通货膨胀、挤兑停兑、信用破产、债务危机，常常都会传导至社会末端，直接影响民众生活，使民众遭受损失。普通民众由于收入有限，抗风险能力差，通常都是金融风波的牺牲品。
民众既是金融风潮的受害者，同时又是经济金融活动的参与者，他们的心态及活动在金融风潮中常常发挥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大规模金融风波的酿成，不可避免会有广大民众主动或被动地参与，投机的暴利吸引着众多的人群加入，由此带来的庞大资金不断放大着风险，最终导致投机链条破裂，危机爆发。因此，金融风潮是经济金融运行的产物，风潮产生有制度性缺陷的影响，和国际背景、国内政治经济环境的动荡息息相关，同时还与民众心理变化及信息传播密切相关。常常呈现的状况是，风潮已经充分酝酿，但并不一定必然爆发，经济金融可以在危机的边缘运行。风潮由可能变为现实，市场心态的变化常常成为导火索，因此，揭示非常态下人们的心理反应、变化趋向与金融运行的复杂关系非常必要。
历次危机对不同群体、不同阶层的影响有轻重之别。民众在金融风潮中的具体生活状态，金融风潮如何传导到民众，民众如何应对，以及民众在多大程度上会反作用于金融风潮的发生，都是应该着力去搞清楚的问题。
可能的进路
学界对近代中国金融风潮的研究已经取得大量成果，不断丰富着对金融风潮的认知，不过，和任何研究领域一样，研究的深入又会催生新的问题，新问题的产生不意味着原有研究的不足，恰恰是既有研究深入推进的结果。从这一意义上说，或可从以下几个方向继续努力。
1. 相对长时段的考察。通过相对长时段的考察，才能充分把握近代中国金融风潮的生成、发酵与最终爆发过程，区别了解各个时期不同风潮的酝酿、形成、发生机制，探究政府和社会应对风潮的变化，从百年的长时段中发现金融风潮的变与不变。
2. 通过事件但超越事件。了解金融风潮，仅从宏观着手，往往会忽视影响金融运动的一些关键细节。然而，如果仅从微观着手，无法把具体的风潮放到历史的大趋势下予以准确定位和剖析。因此，在近代中国的背景下了解金融风潮，需要把政治、社会、经济、财政、中外关系等多个层面的因素纳入，综合考量。
3.非常的常态化与民众日常。金融风潮是经济金融运行的非常状态。通过观察若干非常态事件，也是为了看到近代中国金融的日常。事实上，从相对长时段来看，近代中国，金融风潮频频发生，加上长期处于外国入侵、战乱状态，几乎有由非常变成日常之势，金融的非常态已几成常态，即非常态的日常化，这是考察近代中国金融风潮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视角。透过近代中国常态化的非常态金融风潮，整体把握近代中国金融的流变，这样既可加深对近代中国金融变迁的认识，找到金融风潮的定位，把捉金融风潮的脉动，也可对非常态下的社会和民众有更多的了解。
转自：“中国学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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