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刊史中共产党报刊的
百年书写历程、基本经验与当代启示
作者｜黄春平 李萌
内容提要
百年以来，各种报刊史对共产党报刊是如何书写的？今天我们如何创新？论文通过文献法梳理了报刊史中共产党报刊的百年书写历程，发现它在多元报刊体系中经历了边缘化、正统化、模式化以及简略化四个阶段，形成了书写的政治化、主体化、体系化及宣教化为经验特征的“党报史模式”。这种模式的背后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念的植入、新中国报刊史学科的构建、西方学理的仿效、书写范式的兴替等多重逻辑共同推演的结果。新时代共产党报刊的书写创新要教学与研究兼顾、打破过去的“附骥式”书写、完善多元报刊的场域阐释、树立书写的“铸魂”担当。
关键词
报刊史 党报 书写 经验
正文
一、研究缘起与问题的提出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中国共产党的报刊也走过了百年历史。新时代如何回望共产党报刊的百年发展，将党的报刊史书写和研究牢牢地书写在祖国的大地上，这是我们当前需要回应时代的新课题。因而在这个重要时刻回顾过去的共产党报刊书写，阐释和总结其百年书写的基本经验就显得很有必要。
但民国至今尚无一部完整、系统的共产党报刊史。要追寻共产党报刊的百年书写演进，民初以来的代表性报刊史不啻为一个比较权威、可靠的选择。报刊史的编撰往往以一定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作指导，在书写实践中采用某种理论框架或分析方式，并就编撰的内容、侧重点和框架体例等作出整体规划和设计。而共产党报刊作为报刊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部分，它也遵循着报刊史本身的书写框架、撰史理念。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不同时代的报刊史可折射当时的书写主体对共产党报刊书写的理解、权重的现状。
无论是民国还是新中国的报刊史，它们构建的是一个“多元报刊体系”及这种体系下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诸多报刊“各安其位”的“秩序”。这种“秩序”下的报刊书写要么被强化，要么被削弱，并由此导致彼此之间书写的此消彼长乃至被遮蔽，其背后是史观、范式、文化及权力规制等多维逻辑的主导和演绎。它既蕴含着书写者的内在学术理路，又投射着外在的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而“共产党报刊的书写”是构成和观测这种“秩序”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维度，它反映了对于共产党报刊在一个多元报刊体系中的“位置”的理解与考量。因此，开展对百年报刊史著作的评析，可以成为透视共产党报刊书写进展的重要窗口，更可为百年大党的报刊史谱写新时代的华章。
需要说明的是，百年来共产党报刊的书写多见于民国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各大报刊史（学）代表性著作中，它们多为教材并形成了不同的书写范式。因各书叙史的截止时间有别，为便于统一比对，本研究只讨论建国前的党报，建国后的党报不列入考察范围。下面论及的各种报刊史、新闻事业史、新闻传播史等著作虽然在名称、内容及体例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站在共产党百年报刊发展的高度来看，这种区别大同小异，为便于叙述，这里我们暂将它们一并纳入报刊史的范畴。
二、文献综述
关于共产党报刊的书写，新中国成立前罕有专门的述及。新中国成立后《报刊史教学大纲》的出现对共产党报刊的书写产生了深远影响，后来的书写多是对它的一种“纠偏”加“补白”式的充填，由此产生对这种书写模式的反思，它聚焦于报刊史被书写成“党报史”、“革命史”的问题，可概括为两个方面：
一是突破过去的党报史模式，倡导回归“本体论”。早在20世纪60年代，王中就提出要“突破那种把报刊史写成革命史、思想史的苏联模式”。1980年4月，讨论“新闻史该如何编写”时方汉奇提出“应该打破党报的框框”，后丁淦林提出要突破过去的革命史范式。
究竟如何突破？1997年5月，在“中国新闻史学会换届暨98全国新闻史学术研讨会”上，宁树藩首次提出新闻史研究要有“本体意识”。2007年，《新闻大学》(春季号)开设“中国新闻史研究现状笔谈”专栏，丁淦林、李彬、黄旦、吴文虎、吴廷俊、程曼丽、宁树藩等就“本体论”各抒己见。后陆续有阳海洪、戴元光、田秋生、王润泽、王晓梅等持此观点，部分学者甚至还尝试了这方面的书写实践。新近黄旦又倡导以媒介为重点的“新报刊史书写”，这种书写“不是对原有书写的补充，而是在范式上的一种转换”。
二是倡导书写范式的兼容和视角的多元。这种观点对党报史模式并非完全排斥，而是倡导在传承的基础上尝试视角的多元化。如部分学者认为：“无论从报刊的主体视角研究报刊与社会互动关系，抑或从政治经济文化视角研究报刊在中国近代社会变迁中的历史作用，皆具有重要意义，截然划分清楚恐怕不易”；“多元的言说方式或许会帮助我们更可能地把握到历史的本真”。
后来人尽管可以去创造新的理论或体系，但完全可以也应该把凝聚了以方汉奇、宁树藩、甘惜分等一代甚至数代新闻史研究者智慧和汗水创造出来被称之为“革命史体系”(或阶级斗争范式)的叙述体系(作为一家之言)保存下来，而不必非要“颠覆”它。“颠覆”意味着彻底推翻，你准备在“彻底推翻”后建立的与原来彻底不同的范式是什么?“重构”意味着在推翻原来的基础上“重新构建”，你准备“重新构建”的是一个与原来在哪些地方有本质不同的框架？“研究范式之间的关系并非只能取而代之”，它们仅仅就是“两种路径异趣的研究思路”。
以上这些代表性的观点讨论的是新闻史（报刊史）的书写创新，涉及的言说对象是“革命史范式”，研究的聚焦实际上就是如何对待党报史书写模式问题。但学界一直未能对这个问题展开全面系统的梳理阐释和深刻的学理反思。下面将从共产党报刊百年书写的史学渊源、发展演进、形态特征、形成逻辑与学术影响展开全面的分析，以期为百年共产党报刊的书写创新提供新的契机。
三、报刊史中共产党报刊的百年书写历程
它大致经历了如下四个阶段：
（一）萌芽期：民国时期的边缘化介绍阶段
自1915年《青年杂志》的创办开始至新中国成立前，共产党报刊在民国的发展长达三十多年的历史。但民国报刊史（含部分新闻学）著作对它的介绍则寥寥无几。
早期汪英宾的《中国本土报刊的兴起》(1924年)只提到了《新青年》，蒋国珍的《中国新闻发达史》(1927年)、黄天鹏的《中国新闻事业（上/下）》（1930年）也罕有论及。
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1927年）则对《新青年》、《每周评论》、《向导》有过简略的陈述，称之为“中国共产党之宣传品也”。再后来他的《新闻学撮要（第2版）》(1929年)则介绍稍多，如《新青年》、《前锋》、《群众》、《布尔希维克》、《中国共产党党报》、《工人之路》等都有介绍。
后来胡道静的《上海的日报》（1935年）仅对《新青年》作了介绍，《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1935年）对《热血日报》作了介绍。胡道静的《新闻史上的新时代》（1946年）、程其恒的《战时中国报业》（1944年）、余戾林编的《中国近代新闻界大事纪》（1941年）、《中国报纸新闻学》（1942年）则重点介绍了《新华日报》的办报业务与报刊出版情况。张静庐的《中国的新闻记者与新闻纸（第4版）》（1932年）对《新青年》办刊情况有所介绍。储玉坤的《现代新闻学概论（第2版）》（1945年）只介绍了《新华日报》办报情况。
总体上，以上介绍多限于建党早期的标志性刊物《新青年》以及国统区的《新华日报》，而且非常简略，多为报刊发展现状和沿革的一种如实记录而已。因而共产党报刊在各大名家的新闻著述中所占篇幅极其有限，处于书写的边缘化状态，其描述几无系统性、完整性可言。
（二）发展期：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正统化书写阶段
新中国成立初期，非常重视报刊史编撰，有关部门曾组织专门的教学和研究人员收集革命报刊史料、编写教学大纲，并以办学的形式奠定了报刊史教学的专业基础课地位，由此共产党报刊的书写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并形成了一种规范有序的正统化书写框架与格局。
1. 发端于《报刊史教学大纲》的正统化设计阶段。
系统地阐述和揭示党报的发展历程始于1956年的《报刊史教学大纲》。它的编撰构成了党报史书写建构的主要途径，并由此确立了多元报刊体系中共产党报刊书写的正统化地位。
为适应马列学院新闻班的教学需要，1956年出台了《马列学院新闻班中国报刊史教学大纲(草稿)》，它规定“阐释党和其他进步报刊的历史”，“以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的、进步的新闻传媒的历史为主体，以新闻传媒在政治斗争、思想斗争的作用为基本内容”，其意在“阐明革命报刊的作用”、“对报刊工作者进行思想教育”和“报刊干部培养”。《大纲》设计为4编11章，其中第3编为中国共产主义报刊的产生与发展，第4编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报刊。可见内容篇幅上共产党的报刊事业占据了半壁江山，它成为书写的主角与核心。
《大纲》标志着报刊史书写与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它本身虽较为简略,但它蕴含着对共产党报刊的认知定位和报刊史学科体系的基本构想，也蕴含和指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书写者对共产党报刊发展主题脉络的意识形态掌控和思考，它随着新政权的建立而成为大学新闻学教育及共产党报刊书写的学术道统，它因突出报刊与政治、革命的关系而独具革命特色和时代价值，从而大大拓展了民初以降报刊史学科的理论内涵，构建了一片全新的党报史论视域，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分析框架，并在指导思想、历史分期、结构布局、体裁体例等方面为后来的报刊史尤其是党报史的编撰起到了重要的示范、指导作用。直至新世纪前诸多述史者还保持对这种政治史时间节点与叙述框架的自觉遵循。
从此，共产党报刊的书写也由民国时期的简略介绍走向新中国成立后的主体化、系统化、框架化，并以最新成果的形式走进了大学教材和课堂。
2. 形成于《中国现代报刊史讲义》的正统化方案实施阶段。
《讲义》就是承接和发展《大纲》编撰体例的初创之作。1959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了铅印的校内用书《中国现代报刊史讲义（初稿）》，它形成了以“党的历史为线索，以党的报刊为主体”的书写框架，它“就是党的报刊史”，后来的教材都是在它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有所拓宽的”。它具有范本性的权威，其编写思想和模式形成了“确定稳固的地位”。
1962年，复旦大学新闻系编印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闻事业史讲义》，1966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印了《中国新闻事业史(新民主主义时期)》。“实际上这两本教材都是以中央党校讲义为基础，各自重新编写出来的。”这三套“报刊史”秉承了《大纲》的撰史理念与框架模式，推进了共产党报刊的书写进程。
也正是这三套教材编写的完成及后来报刊史的课程化、学科化，报刊史中共产党报刊的正统地位及其主导的叙事逻辑才逐步稳固下来并最终得以确立。中国共产党报刊事业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才第一次真正得到了系统的梳理和评述。它们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一种书写探索，标志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共产党报刊史研究的一种创新尝试,也标志着共产党报刊的书写从此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受其牵引和指引，后来数十年出版的报刊史、广电史、通讯社史也多沿袭了这种书写思维和叙事模式。
（三）成熟期：改革开放以后的书写模式化阶段
改革开放后标志性的报刊史著有李龙牧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稿》、方汉奇的《中国新闻事业简史》以及《中国新闻传播史》。它们基本沿袭了《大纲》的思路和框架，将共产党报刊的书写固化、定型下来，并形成了走向成熟阶段的“党报史模式”。
1. 《史稿》形成了自觉的书写方法论意识。
1985年1月，李龙牧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稿》“贯彻和发展了马列学院新闻班教学大纲的精神”和“《中国报刊史教学大纲初稿》的指导思想”，并首次提出尝试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新闻史。它强调“密切联系一定历史时期政治与社会思潮的特点来探索报刊兴衰的内外因素”，这意味着从此有了自觉的书写方法论意识。
这种方法论规定了全书的叙事框架，它以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发展为全书的主体框架，突出共产党革命报刊的发展史及其发挥的宣传作用。“从马列学院新闻班的大纲到李龙牧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稿》，是新中国成立后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新闻史的一次尝试”。
由此，报刊史的书写重点转移到了共产党的“革命的报刊”，多元报刊体系中共产党报刊的正统性书写得到了极大地凸显，其书写由民国的历史沿革转向了后来的革命宣传作用，由历史描述转向政治分析。这种方法论是对民国以来共产党报刊书写的一次重大推进与突破。
2. 《简史》、《新闻传播史》固化了党报史模式。
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影响较大的《中国新闻事业简史》（方汉奇）完整地吸纳、延续了六七十年代的报刊史成果，它对共产党报刊的书写亦是如此。1982年版的《简史》编写说明指出它由“《中国近代报刊简史》和《中国新闻事业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两部校内讲义合并而成”，先后重印4次发行近15万册。1995年，该书第二版出版，其编写说明指出，第一版还参考过中央党校与中国人民大学合编的《中国现代革命报刊史讲义》，第二版还以国家教委高教司编的《中国新闻事业史教学大纲》为指导。可见这些报刊史的传承脉络非常清晰。
1995年，国家教委高教司编的《中国新闻事业史教学大纲》出版，其框架基本上沿袭了1956年的《大纲》思路，只是在内容上增补了新中国成立后的部分，由此新中国成立后的共产党报刊被纳入书写范围，它还重点推介了教学参考书目《中国近代报刊史》（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史稿》（李龙牧）、《中国新闻事业通史》（其第二卷的大部分内容为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共产党报刊史）。这意味着李龙牧、方汉奇的以共产党报刊为主体的党报史书写模式进一步以“制度化”的方式固化了下来。
新世纪后的标志性教材《中国新闻传播史》（方汉奇，2002年，下称《新闻史》）也基本遵循了这种书写模式，它至今已出第三版，发行了40多万册，影响了几代学人。
整体上，“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新闻史研究是沿着大纲草稿所认定的道路前行的”，“大纲的引导作用始终存在”。据统计，1949至2005年间，我国累计出版的新闻史专著和教材达253种，其中教材在60种以上，“但在内容和体例上基本上是相同或近似的”。后来很多报刊史多是一种“变形”性质的“大同小异”之作，它们对共产党报刊的书写也并未跳出原有的模式化“窠臼”。唯一不同的是，对新中国成立后的共产党报刊有了较为完整的描述。
（四）突破期：新世纪以后的书写简略化阶段
新世纪后，一批学者开始尝试报刊史书写的创新，过去的以共产党报刊为主体的党报史书写模式开始被突破。如吴廷俊基于“媒介生态”理论的视角撰写了《中国新闻史新修》（2008年）；李彬基于“社会史的范式和叙事学的方法”撰写了《中国新闻社会史(1815-2005年)》（2007年，下称《社会史》）；陈昌凤基于《挖掘新闻——美国报纸的社会史》提供的“比较经典的新闻史的视角和研究方法”的启示撰写了《中国新闻传播史：媒介社会学的视角》（2007年，下称《传播史》）；王润泽为了彻底摆脱革命史范式的束缚，尝试以媒介自身发展的视角撰写了《中国新闻媒介史(1949年前)》（2011年，下称《媒介史》），等等。
这些论著或删繁就简尽量撇开“断烂朝报”，或“‘蹊径’通幽”。其中一个显著性特征就是共产党报刊的书写出现简略化倾向，它不再占据主体地位，全书的历史分期和阐释框架也不再拘泥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严格划分，甚至已难觅其踪迹，它们独特的书写视角在新世纪开一代“学术”先风。但它们与《大纲》、《讲义》的最大不同，在于这些著作的最初撰写动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并不是完全基于教育教学，而是出于“研究”上的创新。因此党报史模式究竟如何进一步去寻求创新突破，似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从以上梳理可以看出，报刊史中共产党报刊的百年书写经历了边缘化、正统化、模式化、再简略化的过程，如果以报刊史中的党报书写的主体性特征来衡量的话，可以发现共产党报刊的书写实际上呈现出非党报化——逐步党报化——党报化——走出党报化的演进轨迹。
四、报刊史中共产党报刊的百年书写经验
共产党报刊在民国阶段因其被边缘化所以几无经验可介绍，新世纪后的情况亦是如此。因此主要集中和成熟于新中国成立后至新世纪前的系列报刊史著作，它在书写框架、书写主体、书写视角、书写体系方面积累了如下经验：
（一）被嵌入政治史分期的阐释框架
历史分期作为报刊史书写最重要的概念性工具，它提供的是一种书写的边界，限定的是观察的坐标和书写的范围，其背后隐含的是意识形态主导下的一种阐释框架与“秩序”，它可以起到“强化特定的立场”的作用。
受史学分期理念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的共产党报刊书写多被嵌入新民主主义政治史的分期与解释构架。《大纲》强调“以政治形势的变化为依据”，将报刊发展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民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这几乎完全脱胎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四个时期的论述，这样它将革命历史的分期框架更准确地契入报刊史的书写当中。后来的报刊史著作及1995年高教司的《大纲》等也沿袭了这种分期。因而全书中“革命”的共产党报刊自然也被糅合进政治史的阐释框架并成为书写的核心和主线。
报刊史的起止范围与分期表面上是报刊史的发展脉络问题,实际上涉及到以什么样的观念来阐释报刊史的发展，它决定了报刊史书写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当初《大纲》比附政治史框架描述出的报刊史图景，最突出的特征是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贯穿于报刊史的具体建构中，清晰地凸显出共产党报刊发展的社会逻辑,尤其是社会政治对它的决定作用。它构建了新中国的共产党报刊书写、教学乃至新中国报刊史学科建设的政治化规范。因而它在思想内涵及学术方法等方面明晰了共产党报刊在多元报刊体系中的主体地位与“秩序”，起着明显的规范与引领作用。
（二）多元报刊体系中“以我为主”的共产党报刊书写主体
新中国成立前的报刊史对共产党的描述多不甚了了，而新中国成立后的报刊史对共产党报刊的书写则浓墨重彩,却缺少对“其他政治倾向的报刊通讯社的研究”，通过对多元报刊体系中报刊的书写种类、书写频次、书写篇幅的设计构建了“以我为主”的共产党报刊书写主体，下面是各报刊史中共产党报刊的具体书写情况。
以上《讲义》、《事业史》的数据比较相近。《史稿》中共产党报刊与民营报刊数据（后者分别为33.3%、40.2%、39.4%）比较接近，共产党报刊仍是描述的重点，其描述频次和文字篇幅少于民营报刊。方汉奇的《中国新闻传播史》中民营报刊数据分别为31.9%、26.1%、25.4%，这里共产党报刊的频次与篇幅也还是超过了民营报刊。
这些比对数据大体可以说明，各大报刊史中的共产党报刊种类、频次、总字数在全书中处于主导地位，在全书的书写编排上占据着主要的篇幅。
而《社会史》和《传播史》中，民营报刊占据一半以上的篇幅与频次，并对过去重视不够的民营商业报刊作了重点呈现。《媒介史》也是这种情况，其民营报刊数据分别为15.6%、27.1%、28.5%。由此可见，它们彻底颠覆了过去报刊史中共产党报刊占主体的书写模式。
与同时期的国民党报刊相比，各书所占比重情况如下：
比较巧合的是，这些报刊史对国民党报刊都不约而同地着墨非常之少。《讲义》、《事业史》、《史稿》、《新闻史》的统计数据大体较为接近并保持了一定的书写稳定性。《社会史》、《媒介史》对国民党报刊种类的收录显然大大减少。《传播史》的数据表明它几乎实现了对过去书写传统的彻底颠覆。
以上关于共产党报刊与其他报刊比重关系的这种处置方式，反映了书写者对共产党报刊在一个多元报刊体系中的位置的理解。不赞成“以我为主”，难免就要以敌为主，或以“中间状态”的报刊为主，上述情况证明了这一点。也正是这种书写的主体性确立了多元报刊体系中共产党报刊的“正统地位”。
（三）以中央所办报刊为重点的书写体系
研究发现各报刊史收录的共产党报刊种类相对完整，基本形成了共产党报刊书写体系。
以上数据表明，《事业史》、《讲义》、《史稿》、《新闻史》对共产党报刊的收录都较为全面，有中央党刊、中央团刊，也有占有相当分量的地方党报党刊；还有共产党领导的工人报刊、农民报刊、军队报刊以及外商名义的“租界报刊”，基本覆盖到了革命的各个阶层，系统性强，构建了层级比较清晰、完整的共产党党报体系。后来的《媒介史》也基本上保持了这种书写取向。
如果以《讲义》中共产党报刊为底本，发现其他报刊史中的共产党报刊与《讲义》重合的有98种、110种、88种、13种、1种、48种，其重合度见下表。
共产党报刊的书写传承或近五成、六成、四成（《传播史》虽然也有占比大的数据，但其种类过少，因而不足为据）。可见对多元报刊体系中共产党报刊的书写都不约而同地保持了较大程度的遵循。
以《讲义》的中央所办党刊（相对团刊而言）为底本，其他报刊史中的中央所办党刊与《讲义》重合的有20种、18种、20种、8种、0种、17种，其重合度见下表。
其重合度达到五成、六成、七成（这里《传播史》因种类少同样属于例外）。可见各报刊史都不谋而合地将中央党刊作为书写的重点。据统计，各报刊史重点书写了如下刊物：《红色中华》（含《新中华报》）、《共产党人》、《向导》、《解放日报》、《人民日报》、《新华日报》、《热血日报》（这几种《传播史》未收录）。其次是《布尔塞维克》、《红旗》、《斗争》、《解放》周刊、《红旗日报》、《前锋》月刊（这几种《社会史》、《传播史》未收录）。其描述频次、字数较多，从而成为党报体系中的书写重点和书写主脉。
（四）党性鲜明的报刊教育工作视角
历史书写往往追求实录,尽可能节制、力避个人立场，因而多采用客观描述。新中国成立前的报刊史对共产党报刊的书写介绍多属于这种状况。
据“百年中共党报党刊文献整理与研究”课题组统计，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的第一人称代词“吾人”（即“我们”）多达27例，黄天鹏的《中国的新闻事业》共有“吾曹”、“吾人”乃至“我人”达27处。它们指代“新闻工作者”、“读者和作者”，虽然不无一定的报刊教育工作性质，但其立场中立，罕有党性意识的流露。
但新中国成立后的报刊史对共产党报刊的书写往往聚焦于报刊教育工作，表现出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有时还充满着革命情怀，其党性教育意识非常鲜明。
一个典型的标志是第一人称代词的使用，它站在共产党的立场，立足于共产党报刊教育工作的视角，开展对报刊工作者和读者的革命思想教育。《讲义》中出现“我们”50次，《事业史》27次，《史稿》35次。将三本著作合在一起统计，其中指代“共产党”占比30%（具体详情可参阅课题组成果）。而《简史》中出现“我们”达16次，其中指代“共产党”达37.5%。《新闻传播史》中“我们”仅4次，全指代“读者和作者”，革命思想教育已经淡化了很多。《社会史》、《传播史》、《媒介史》中则罕见这种情况。
报刊史的书写使用第一人称代词，它隐含的是作者的书写立场。全书中它不时代表着共产党，发出关于思想教育的议论和对敌对报刊的警告批判，通过这种预设的党性立场与价值观来教化读者，从而体现共产党报刊史的革命“教育功能”。
除了明显的人称标志，它还体现在对一些报刊报人的评价、判断的话语中不时充满着革命性和正义性，甚至表现出昂扬的斗志，饱含着革命的精神和气节，其教育目的非常明确。
如论及解放区新闻工作者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的“伟大革命精神”时指出，“这些都是我们无产阶级新闻工作的极其宝贵的革命传统，我们一定要永远继承它，发扬它”（人大《事业史》，1979年，第127页，后同）；论及国民党控制的其他报刊时，认为国民党“豢养和纠集一批文人和政客，办起大量官报和走狗报刊”（第96页）；论及重庆《新华日报》380名工作人员全部撤退到解放区，没有一人掉队，认为他们表现了“坚定的革命气节”（第168页）；最后还不忘号召：“新闻工作者们呵，我们要珍重！”（第357页）
即使20世纪80年代初的《简史》也存在这种情况。如“我们党几乎没有在自己领导的城市办城市报纸的经验。这是迫切需要解决的新问题”（《简史》，1983年，第253页），“我们一定要在新的实践中继承和发扬它，把党和人民的新闻事业办得更好”（第270页）。后来的《社会史》、《传播史》、《媒介史》中这种情况极为罕见。
总体上，“政治史分期”是共产党报刊书写遵循的基本阐释构架，“以我为主体”、“中央级报刊为重点”、“党性教育意识鲜明”等可以视为这种阐释构架下的具体的“模式化情节”，它们有机融合将书写经验内化、因袭为长达半个世纪的“党报史模式”。
五、报刊史中共产党报刊的百年书写逻辑
报刊史的书写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书写者依据特定时代所赋予的价值理念对多元报刊之间的历史关系进行重新阐释与定位，并使之与“时代使命”相契合的过程。这种价值理念与规范本身有着如下的演进逻辑。
（一）观念化植入：报刊史的资产阶级立场转向马克思主义史学
新中国成立前的报刊史书写立足于资产阶级立场，因而对共产党报刊重视不够甚至存在严重的偏见。“多数著作以资产阶级报刊为正统，以无产阶级的革命报刊为异端，对后一部分报刊的介绍，既简单又有偏见。”而共产党报刊本身“受到了忽视，很少被提及，偶尔被提及，也往往带有严重的偏见。这种情况，即使在著名新闻学者戈公振所写的《中国报学史》中，也难以避免”。
新中国成立后，文科教材的编写强调“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既要注意政治性和革命性，又要注意知识性和科学性，并使两方面较好地结合起来”。以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为指导思想的撰史模式成为当时的时代要求。
历史领域，“革命史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唯一的解释模式”，“只有根据他们提示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深入研究，才能得到科学的结论”；文学史也被赋予明确的革命功利主义目的，“着重在各阶段的文艺思想斗争和其发展状况”，文学史大家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就因没有完全贯彻政治纲领、体现政治框架的严重政治问题而被指责。
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代表了过去的一个时代。报刊史同样无不与当时的历史、文学思潮相协调，因而《大纲》及后来的系列报刊史自然将它作为当时权威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予以嵌入，“新闻史应该加入革命史的行列”，“用中共党史的分期方法来叙述报刊史”，这种报刊史“全面、系统、完整并有很强思想性”，它“属于建设性的工作”，“弥补了旧报刊史研究工作的空白”，等等。从而使共产党报刊的书写与阐释有了新视野、新理路、新话语和新方法，也具有强大的理论冲击力和逻辑征服力。它因具有极强的创新性和难以取代性，指导和规范构建了半个世纪以来的报刊史书写样式，形成了典型、成熟的“党报史模式”。
（二）学科化构建：报刊史的学科化使个人化撰述转向制度化赓续
新中国成立前的系列报刊史多为个人撰述，虽然它们也作为教材被当时的新闻院系采纳，甚至还因此被设置为一门必修课程，但总体上来说，当时的报刊史并未上升到作为一门学科来予以专门建设的高度，也从未借此强化新闻人才的革命思想教育。
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报刊史几乎成为高等教育知识生产的系统建构的一种产物。随着共产党政权的建立及相应的学科制度的设计，稳固、延续了报刊史中共产党报刊书写的正统地位并在学科发展史中获得了认可与传承。1956年的《大纲》刷新了民国时期报刊史中共产党报刊的书写，推动了1950-1980年代中国报刊史的重新建构，在建构中逐步内化为一套制度性的对新闻学教学研究进行指导与规范的国家意识形态，并通过报刊史教学和教材的编写予以具体化、制度化，从而在体制机制上最终保证了报刊史中共产党报刊正统性的历史延续。
后来基于教学教研指导的1995年的《大纲》也起到了同等重要的作用，它们都促成了报刊史书写的“教科书化”，适应了不同时期新闻人才培养和新闻学办学的现实需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促成和保障了报刊史教科书尤其是党报史书写模式的形成、赓续。在某种意义上，两次颁布的《教学大纲》正代表了在新中国的政治体制下协调报刊“多元”与“主体”之关系而做出的一种学科制度性确认。
（三）学理化仿效：对美苏报刊史的书写追随与不断调整
百年以来报刊史中的共产党报刊书写一直受到美苏报刊史的影响，对它们进行追随并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对共产党报刊的书写做出调整。
一方面是美国报刊史的反复影响。
民国时期的戈公振的报刊史分期受到了汪英宾著作的启发和影响，而汪英宾的分期观点主要源于20世纪初《密勒氏评论报》主笔柏德生（Patterson）的著作The Journalism of China（注：1929年9月出版的蒋国珍所著的《中国新闻发达史》的分期观点与戈著相差无几，似由日本人伊藤武雄1924年所发表的文章《支那に于ける新闻発达小史》翻译而来）。这种借鉴美国人写的中国报刊史的分期框架对共产党报刊的书写与阐述自然会边缘化，包括后来其他几本报刊史名著亦是如此。
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报刊史书写一直以苏联为师。到新世纪后学界开始“幡然醒悟”，转而又以“欧美”为师，采取多种视角，因而报刊史中共产党报刊的比重和阐释框架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其书写逐步走出模式化的“窠臼”，其所占比重甚至被大幅度地削弱，过去的主体性地位与系统化描述几乎“荡然无存”。
另一方面是苏共报刊史的重要影响。
“翻译、介绍、引进、学习苏共报刊史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新闻史教学研究工作的重要部分。”我们据林德海的《中国新闻学书目大全》统计，1949至1956年间,苏联新闻事业历史与现状的引介译著达14本（中国人自撰的“中国新闻事业历史与现状”著作有18本），甚至当时引介进来的3本美国新闻史就有2本是由苏联人执笔的。可见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对苏联报刊史学的学习热度与“单向性”的倚重。
这股学习热潮与倚重在共产党报刊的书写体例和书写思路的模式化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苏联报刊史“每一章都是什么什么报为了什么什么而斗争，和党当时的政治斗争、路线斗争紧密联系”，“列宁和斯大林关于定期报刊是阶级斗争的最尖锐武器的言论规定了作为科学课程的新闻史的任务和方法论的基础”。课题组曾统计，《苏共报刊史概要》收录的无产阶级刊物的种类是资产阶级的6倍，其频次和篇幅字数是后者的32倍；《新闻学研究提纲》（扎斯拉夫斯基主编，苏凡译、延安：解放社出版，1949年）中无产阶级刊物的种类约是资产阶级的3倍，频次为6倍，字数篇幅为5倍。这些都确立了苏联报刊史论的重要学科地位与苏共报刊书写、研究的方法论基础。
课题组还发现，苏共报刊的述史框架依据的也是列宁划分的三个历史阶段。译著《新闻学研究提纲》对俄国新闻事业发展四阶段的划分，几乎与1914年列宁的《俄国工人报刊的历史》描述的俄国解放运动经历的三阶段完全相吻合，它的第二编“布尔什维克报刊历史”长达37页（全书四编，89页）。
以苏联报刊史为师，“中央党校编写的内部教材《中国现代报刊史》讲义，以及复旦版、人大版教材等都是按照这个模式编写的。”它强调媒介的“政治功能”范式，20世纪50年代以后大陆的新闻通史论著都可归于此一范式之内。由此可见共产党报刊的书写中“以我为主”、“共产党报刊教育工作视角”、“政治史框架”这种模式是有迹、有据可循的。
（四）范式化更替：由精于史料考证的“报刊发达史”书写转向马克思主义视野下的“革命报刊史”再转向“多元化”视角下的“报刊本体论”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报刊史研究的科学基础仍较薄弱。当时的报刊史多讲授本国报纸的发展经过以及国内著名报纸的沿革，重报刊史料的梳理与描述，对报刊发展的历史经验与历史规律的触及相当有限，更毋庸谈成型的、特色显著的阐释框架了。戈著精于“史料考证”，李彬曾描述它不惮其烦地追索万千报刊的起止日期，堆砌云遮雾绕的如山史料，有学者将它归为“体制与媒介经营范式”；后来黄天鹏、胡道静、赵君豪的著作也莫不如此。因而彼时的共产党报刊书写自然也多是资料性的介绍。
新中国成立后报刊史的书写有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新的阐释框架，它将多元报刊尤其是共产党报刊的书写引入政治史和革命史因素，将“革命”、“政治”作为第一标准实施了对“报刊”的历史“阐释”的权力控制，它构建的是一种全新的“政治与媒介功能范式”,它实际上是对民国“报刊沿革性”书写倾向的一种匡正。它将各个政治派别的报刊安置于马克思主义史观所规定的“革命发展阶段”中，在“革命史”的意义上确定了共产党报刊相对于其他多元报刊的“先进”地位，由此奠定了其“正统性”，从而为我们理解共产党报刊的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审视视角。
新世纪以后逐步转向多元化视角下的“报刊本体论”，后者更关注报刊与社会、与实践、与生活的关联，由此多元报刊体系中商业化的民营报刊逐步成为书写主体，“似有由党报史回归专业史、淡化党报史色彩、注重报刊自身发展规律的倾向”，“向报刊史本体(商业性的民营报刊)回归”。结果便是共产党报刊的书写在报刊史中被简略化。
正因为百年期间发生了这种报刊史的范式更替，共产党报刊的书写才有了上述的渐显渐隐、潮起潮落式的百年流变。
六、报刊史中共产党报刊百年书写的当代启示
通过上面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报刊史中共产党报刊的百年书写积累了系列书写经验并构建了它自身的书写逻辑，最终形成了一种固化的、打上了政治化烙印的诠释体系与书写框架，它所蕴含的书写者的立场、视角与方法，被作为一种述史方式对中国20世纪的报刊发展给出了另外一种解释，这些无论如何都是难以否定的。在吸纳以往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它给新时代共产党报刊的书写创新带来如下四个方面的启示。
（一）书写将教学与研究适当兼顾，重塑当代人的“史识”、“史观”
百年来一些报刊史名著多兼顾了教学与研究。《中国报学史》既是专著又是教材。当初它应教学之需而编，设计出了我国报刊史的基本理论架构，重在介绍报刊发展沿革，因而它对共产党报刊的书写也仅仅限于简介而已。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党校基于育人目的而编写的《大纲》以及随后出现的三套教材，自然是教学性质，它们反过来引领了后来的共产党报刊书写并影响至今。因而不同时期的共产党报刊书写自然会基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聚焦点乃至不同的方法论。
新时代对共产党报刊的书写提出了新使命新要求。2020年的《全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规划》提出教材建设要增强“育人功能”。如何推动报刊史教材与研究同向同行，融理论研究体系于教材体系之中，以充分展现和发挥共产党报刊的价值引领、文化传承及铸魂育人功能，这是新时代共产党报刊书写的紧迫课题。
因而彰显新时代特色的百年中国共产党报刊的书写，首先需要理性反思过去的“党报史”模式的弊端与不足，更要关照现实，着眼于它对于当前和未来的意义，写在当前而指向未来。
遗憾的是，新世纪以后，随着报刊史中共产党报刊的书写比重的逐步压缩并走向简略化，过去报刊史书写中厚重的革命历史底蕴也正逐步淡化。过去的带有“革命”情怀和时代使命感的文脉也几乎断裂，描述和评价共产党报刊工作的激荡文气也几近渐丧。这种书写缺失自然难以形成一种获取国家振兴与民族认同的精神力量，更难以开启承担铸魂育人、培育国家栋梁的未来。
因此，为担当好新时代“教育”、“动员”、“培根铸魂”的育人功能，书写者要善于从已有的革命文化和固有的革命基因中汲取以往书写的成功经验，适当且适度保持书写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在新文科形势下科学分析和把握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现实需求，诠释百年共产党报刊内涵的红色文化和革命基因，阐释其当代意义，形成与中国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意识、政治认识、政治情感和政治认同，从而重塑我们当代人的“历史意识”与“新闻史观”，体现书写的思想性、科学性和时代性。
（二）打破“附骥式”的书写模式，探索建构共产党报刊自身的话语体系
所谓的“附骥式”，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编撰内容上附属于中国报刊（通）史。各个历史时期的共产党报刊书写仅作为通史的一部分而存在，虽然它在通史中占据一定的比重，但它至今还从来没有独立出来过，因而其本身发展的时代特征与历史规律的书写都受限于报刊（通）史的编撰思路。
另一个是编撰思路上受制于西方模式。
前面已经论及共产党报刊的书写一直是在西方学术语境的促动下开展的。新中国成立后模仿苏联的报刊史编写和参照体系，形成了典型的“党报史模式”并被复制而成为后来“合法”的书写样板。这种样板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对“多元报刊体系”中其他报刊（如国民党报刊、民营报刊）的一种遮蔽。这样才导致新世纪后的报刊史书写对它进行“纠偏”乃至“反弹”。
新世纪以后借鉴了英美的撰史理念和视角。“文革”结束后，教学和研究迫切需要人们采用新的视角看待中国报刊的发展历程，学者们热衷于借鉴英美视角来“回归本体”，并将“民营报业”的发展形态作为书写重点，这又不可避免地形成了对共产党报刊书写的一种新的“挤压”。
总体上，至今学界都还没有走出西方报刊史的书写“阴影”，“新闻学仍处在西方的学术控制和思想霸权之下。”“任何理论与方法后面都有一套价值观。”简单的“拿来主义”并不能很好地解释报刊史。毕竟，“苏联报刊史的路子太狭，我们不能照搬他们的做法”。如果“依美苏新闻史的样来画中国报刊史的葫芦”，会不会导致“削中国报刊史之足，以适美苏新闻史之履”？这是非常值得警戒的。
总之，我们要在重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的前提下，借鉴和吸收西方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来充实、拓展和丰富党报史研究的理论框架，探索和建构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场景下的共产党报刊自身的话语体系和书写方式。当前单独为这个百年大党撰写专门的百年报刊史的时机已经成熟，共产党报刊事业因它的独特性、丰富性，其历史书写研究甚至还可以发展为报刊史学科的一大重要支脉。
（三）完善多元报刊的场域阐释，提升共产党报刊书写的客观性和全面性
报刊史书写中“头脑中那种凝固的编写思路，如果不受到社会激烈的思想冲击，是难真正突破的”，如何构建“第三个理论架构”更是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对于共产党报刊的书写目前要突破过去的模式去取得创新性的进展仍需要时间和过程，但我们不妨对它进行先期的完善性研究。
过去，共产党报刊的书写常常“以论代史”，甚至还出现了撰史者的“论在史上”的强烈主观倾向，并因过于强调价值观导向而忽略对共产党报刊本身所处的多元报刊场域的关注与阐释，从而导致对书写客观性的彻底摒弃。
胡乔木曾提出报刊史要“叙述报刊在思想斗争中的作用”。为此他提议，要讲资产阶级报刊活动，也要说到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报刊。“目的在于使报刊工作者懂得它们的侵略性质，懂得以后人民政府驱逐帝国主义记者等等措施的正确性”，同时，还“必须详细地介绍一些杰出的报刊工作者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
为此我们需要去好好发掘以往由于时代背景、文献史料、研究方法局限所遮蔽的内容，搜集被湮没的碎片，讲述那些被遗忘的报人、报事，更重要的是要利用充分的史料去把握和展开对共产党报刊所处的国际与国内、党内与党外、中央与地方、党的领导人与普通党员、群众等多元场域下的多维度论述与报刊实践分析，这样才可以展现出各个时期共产党各级组织、民主党派、知识分子及其他各个阶层的复杂面相下的共产党报刊发展状貌，这便是当下共产党报刊百年书写的重要使命。
目前这方面的史料已有相当好的基础。高层领导人的文集、文选、文稿、传记和年谱都陆续被整理出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国家统计局、中国社科院、军事科学院等党和国家权威机构近年来编辑了不少专题性文献。综合使用这些新文献可增加对有关共产党报刊的重要论断的材料佐证，从而提高书写的客观性和全面性，此事正大有可为。
（四）由组织来安排与推动撰史，确保书写的“铸魂”担当
“历史书写”由书写者根据其所处时代的政治文化背景等对“历史材料”进行选择、组织和重构，一定程度上“隐含着历史学家所希冀的教育和动员的责任”。
就共产党报刊的书写而言，随着共产党政权的确立及民族复兴大业的振兴，它自然也要履行这种“教育”、“动员”的“铸魂”重任与担当。因而书写者须充分认同共产党的理想信念和政治信仰，并将这种认同和信仰融入共产党报刊的书写，去阐释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这些体现在书写实践中即需约定多元报刊体系中哪些报刊、报人、报事值得被记录，也需约定如何解释它们的“意义”并担当起“铸魂”的重任。过去两次《大纲》的颁布及系列报刊史著作的推出就是这种实践推衍的结果。
因而它要求动员组织力量来撰写共产党报刊史，只有在组织的安排下，才能有机会获得大量官方文献来记录呈现共产党报刊发展的历史进程，实现共产党报刊百年书写的权威性与系统性。才可以确保共产党报刊书写的组织化和去个性化，强化国家层面的统筹指导、整体设计和审核把关，才可以在多元报刊体系中确保书写始终贯彻和贯穿“铸魂”的担当。因为集体编撰有别于个性化特征鲜明的私人撰史，它可以书写的全面性、可信性与完整性超越私人史著的个人偏好、视角局限等等，去构建百年共产党报刊书写的宏大篇章，担当起新时代“铸魂”的重任。过去马工程教材的编写正是得益于这种组织方式。
总之，百年报刊史中共产党报刊的书写创新，关键在于构建一套兼具历史合理性和学理科学性的百年共产党报刊的解释体系，这样才能将报刊史中共产党报刊的百年书写从总体上推向一个新的阶段。这不仅仅是出于对政治和革命意识形态维护的需要，更是报刊史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属性使然，共产党新闻事业的本身性质使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闻学科建设的需要使然。
载《新闻与传播研究》2022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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