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女性主义的催化剂

卡尔·马克思在19世纪中期观察到的一个重要社会现象是，欧洲工人和美国工人变得更为贫困了，并且处于十分糟糕的劳动环境。其实，相较于之前的欧美，19世纪平民的生活有所增加，生活水准也有提高，但让人们看上去更加贫困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消费增多了。

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前期，欧洲国家普遍推行着重商主义政策，强调贸易壁垒、垄断、航运限制，尽可能多地输出商品，限制海外商品进入，也就是为了积累足够的财富，所以不惜加大对劳工阶层的压榨，从而确保出口商品的价格低廉。而此前就在推行的限奢令，仍在限制甚至禁止中产阶级、中下阶层的人们的所谓奢侈消费。

欧洲的17、18世纪是一个因海外殖民扩张、海外贸易繁荣、工业化发展的关键时期，“个人物品、舒适条件、品味和欲望都在发展并且日益精致，这引发了人们对无节制和腐化的强烈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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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消费正名，为消费者赋权   

近代欧洲为此出现了政治学和经济学两大学科的重大革新，那就是为消费正名，强调促进消费、流通可以改善经济发展。而这必然意味着清除之前的贸易壁垒、垄断和航运限制，重商主义欧洲国家由此转向了自由主义帝国。

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中期，也是清代中国走向衰落的过程。这一时期，欧洲殖民国家以及新生的美国已经借助此前长期的奴隶贸易，使得美洲的种植园有了充足的劳动力。所以，英国等欧洲国家，以及美国都逐渐禁绝了奴隶贸易。自由主义帝国自此开始宣示自己的各项道德主张。当然，这也不影响在印度爆发反英大起义后，英国直接将印度女皇的头衔授予了自己的女王，收紧对印度次大陆的控制，进一步加速促使印度本土手工业的解体。

自由主义帝国盛行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其实并不像20世纪晚期盛行的新自由主义所宣示的那样，要把一切都留给市场，反对国家和社会的参与。德国历史学家、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历史学教授和曼彻斯特大学可持续消费研究所历史与社会科学教授弗兰克·特伦特曼在其所著的《商品帝国》一书中谈到，19世纪的主流观念其实是为消费者赋权，认为消费者应该得到公共援助和保护。

为消费者赋权，最基础的含义就是要致力于供给低价可靠的商品，在此基础上，人们自然而然地推导出政治上的权利，以及消费者同时作为生产环节参与者的权利。“消费者的发现是社会公民身份的催化剂”。这也是为什么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欧美国家之中的许多贵族家庭中的年轻人和名媛也积极参与为平民、贫民、女性争取政治权利，谴责“血汗工厂”，要求提高劳工工资的原因。再后来，人们开始主张政府监管方式的延伸，将对商品质量的监管纳入其中。

《商品帝国》书中其实也提到了，在二战战争创伤被修复以后的20世纪60-80年代，苏联-东欧国家集团内部，人们对于商品消费的需要，构成了这些国家政治发展的最主要压力，“消费者的发现是社会公民身份的催化剂”也再度发挥作用——这些国家不能很好地回应人们的这方面需要，最终成为人心向背选择的最主要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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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创造现代城市奇迹   

工业化促进城市化，城市居民的消费频率又显著提高，反过来促进城市工业和商业变得更为繁荣。伦敦和巴黎从近代之初的城市面貌，发展到19世纪，已经扩容为容纳了数百万人口的世界都市，并且还没有停止进一步扩容的脚步。19世纪，煤气、水、公共交通以及后来的电的引入，“改变了城市的情感和物质空间”。

为了持续稳定地为城市人口供应煤气、水和电，现代城市竭力改善市政工程，丰富相关配套。更多的人口，更加旺盛的物质需求，也顺带促成了公共卫生体系的诞生。城市变得近代化、现代化，抽水马桶等发明被应用，塑造了现代型的个人卫生习惯，让人自居为现代人。

《商品帝国》书中也提到了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前期的中国。上海开埠以后，尽管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就成为了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但到了20世纪初，却仍然只有几万套房屋可以获得自来水供应。杭州在1931年才开始建成自来水厂。天津在1899年建成了自来水厂，却没有配套污水管道。

消费的力量继续改变和重塑着当时的城市。清王朝被推翻后，北京依然是国家的政治中心。民国初年的北京，王府井已经出现了现代型的百货公司。而民间最大的市场则在天桥地区（因为那是电车线路的终点），大批小商贩活跃于此。当时的北京市民可以在多达数百家商铺购买衣物，天桥商区还有照相馆、杂货店以及特殊服务机构，另外还有面向年轻人的保龄球馆和旱冰场。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虽然北京在当时仍然呈现出旧都市的形态，但消费的力量已经使之在快速演进之中，而在同时期的罗马、巴黎、米兰、伦敦、纽约、芝加哥、柏林、维也纳、莫斯科、东京，世界各地的人们都仿佛被卷入了一场大众消费的狂欢。“百货公司让那些过去习惯于一无所有的人猛然进入了一个欲望的世界”。

百货公司为代表的商业场所，最主要的消费者当然是城市女性，虽然这些女性分别位列不同阶层。玻璃橱柜和陈列，拉近了消费者与商品的关系，“玻璃可能比其他任何媒介都更能使欲望民主化，正如它使人们获取商品的途径民主化了一样”。还是那句话，“消费者的发现是社会公民身份的催化剂”，女性在消费中实现了对自我身份的进一步觉醒，这就是20世纪初成为女性主义浪潮勃发的一个最主要诱因。

当然，正如20世纪之中许多哲学家所反思指出的那样，更多的商品，更加频繁的消费，也使得金钱、大城市、商品与人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撕裂。人很容易被诱发欲求，但哪怕是中上阶级的社会成员，也会因无休止的消费欲求而感到不满足，从而难免变成这种消费欲望的奴隶。这似乎佐证了几个世纪以前的道德理由。而且，批判者们发明了新的批判理由，那就是认为热衷于消费的人们，本身会对其社会公民身份感到冷漠。这显然是荒谬的——让政治变得冷漠的原因只能是政治本身。

转自：“学术那些事儿”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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