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0-1800年的3个世纪里，经由欧洲国家的殖民扩张，世界各大洲被动地结为贸易商的整体。虽然在此以前，跨区域贸易早就欣欣向荣，非洲东岸、波斯湾地区与印度次大陆、爪哇、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以及日本的贸易联系，通过海上形成，并被不断发现时间一路前推的依据。路上丝绸之路形成以前，波斯、希腊、埃及与印度、中国其实也存在很密切的贸易、文化来往。
但近代塑造的全球化贸易，确实不同于此前。各个大洲的商品不仅被集合起来，批量性地销往远方，而且经由殖民者组建的贸易机构开始重塑生产和组装，形成全新的供应链。1800年时，世界各大洋上运输的商品是300年前的23倍。通过扩宽商业渠道，促进了进一步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
1500年开篇后的近200年里，世界贸易流向是从东到西，也就是亚洲商品以及拉美商品销往欧洲，开始因此塑造出欧洲全新的消费传统，也培育出一个富庶的商人阶层以及关联的金融家阶层。而在17世纪晚期开始，贸易开始向大西洋世界转移，英国以及欧洲其他国家借助工业化，以及殖民掠夺集聚的财富，培育出更强的产能，反过来将商品销往亚非拉。
这3个世纪里的贸易交换产生了巨大影响。德国历史学家、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历史学教授和曼彻斯特大学可持续消费研究所历史与社会科学教授弗兰克·特伦特曼在其所著的《商品帝国》一书中举例谈到，仅番薯这样一种作物，在传入中国后就使得承载的人口大幅增长，还让农村数以百万计甚至更多的农民参与到培育蚕丝，采摘茶叶，种植糖料作物之中，生产中国明朝后期和清代用来出口到商品。也就是说，这时期的中国事实上加深了在全球化的参与。
欧洲和中国都曾存在限奢令
在欧洲，甚至亚洲的很多国家，古代都牢固存在着崇尚节俭、反对奢侈浪费的社会风气。这其实也是对农耕时代，商品生产和贸易不足现实的一种自动妥协。弗兰克·特伦特曼在书中提到，欧洲近代过程中，仍长期存在公民自食其力、自给自足的传统，小农、小商户事实性地构成了欧洲国家的社会基础。
正因为此，当欧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尤其是沿海港口在1500年以后借助更多的海外贸易变得富足，涌现出一批贸易新贵以后，这些国家和地区开始推出了限制奢侈的法令。这种法令其实并没有办法得到完全严格的执行，而多为稳定社会的政治性举措。
一些学者以及贵族认为奢侈会导致货币和资源外流，而更重要的是，奢侈消费会导致人们丢弃坚毅品格。稍后，另一批学者会大胆提出反驳意见，指出消费会拉动经济增长。两种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的对立，及其驱动的公共政策，穿插于整个近代，以及之后至今。
弗兰克·特伦特曼在书中指出，鸦片战争后，欧洲人宣称中国愚昧落后。这完全是对事实的严重歪曲。中国明代后期在江南地区的手工业高度发达，商业兴盛，以至于当时的耶稣会传教士曾德昭赞叹认为中国人是“天生的商人”，还建立起了陆路和水路的发达交通系统。《商品帝国》书中指出，16世纪的中国，商业网络发展迅猛，生产者日益与更遥远地区的消费者联系起来，出现了相对高水平的专门化生产，很多地区的农民不再种植粮食，而是转而生产种植经济作物，再通过发达的市场来购买粮食。事实上，明代后期的中国相当多地区，已经呈现出了200多年以后欧洲英国、法国、奥地利、意大利等国的商业和社会形态。
《商品帝国》书中举例说，明末诞生的儒家世情小说《金瓶梅》其实就书写了明末商品社会的盛况。当然，与同时期欧洲旧贵族力推出台限奢令做法相一致的是，《金瓶梅》的作者其实是也是在警告奢侈会导致人自取灭亡。“明代士绅和士大夫都以怀疑的眼光看待新奇事物。在他们看来，富商和平民消费者都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所以这些人将专门为市场生产的物品认为是存在问题的，会滋养“淫心”、“淫欲”。
同时期的英格兰和荷兰，因为手工业不断发展出新技术，加之海外优质面料的输入，所以质地更轻、穿着更舒适的纺织品出现，所以人们不安地看到“仆人们穿着优良布料裁剪的大衣和用佛兰德染料上色的紧身裤招摇过市”。
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国大革命通过打垮一整个贵族阶层，迫使贵族接受与平民同样的面料，让过去专属于贵族和王室的服饰可以被平民合法穿着，这对于欧洲的消费革命是有决定性影响的。有意思的是，法国大革命还促成了过去服务于凡尔赛宫的许多菜式，流入法国民间。
明清中国为什么没能近代化转型？
为什么明代后期和清代中期的中国，没能像同时期的英国、法国、荷兰等国那样实现近代化的转型？按照《商品帝国》这本书的观点，由于欧洲西北部受益于殖民扩张的积累，再加上主动地、全面地融入了全球贸易，使得限奢令其实无法阻止产量、品种数目、创新性可观的新商品流入，从而形成更大的消费市场、更具活力的消费机制。这进一步释放了商品社会、消费社会的欲求，从而让欧洲殖民资本主义具有更强的扩张动力。
而在明代后期和清代中期的中国，虽然江南地区以及北京、广州等城市，甚至包括武汉、成都等地，确实也出现了类似的商业繁荣，却因为政治和文化障碍，使得消费风尚是“古物”驱使下发展，具备消费能力的群体对于外国商品并不感兴趣。明清两代对于向海外进行军事和贸易扩张也都毫无兴趣。当时的中国商品虽然行销全球各地，但贸易环节却是悉数拱手让给了欧洲各国的东印度公司，这意味着白白丧失了贸易红利。
《商品帝国》书中同样指出，全球各地的人们对于新事物的反应，往往都是厌恶。欧洲人在刚接触到巧克力、咖啡、茶时，都流露出难以抑制的厌恶。但经由长期的口味培养，这些异国成瘾食品都成为了欧洲人习以为常的日常用品，并深刻地改变了欧洲人的生活方式。
绿茶是中国汉族居民的首创，而东北地区的满族则在红茶中添加牛奶——绿茶和奶茶的饮用习惯后来就传播到了欧洲。有意思的是，波斯人首创了今天的星巴克最受欢迎的手冲咖啡的做法，就是烘焙咖啡豆然后研磨后，冲调而成饮品。
为什么欧洲人最终还是接纳了巧克力、咖啡和茶呢？《商品帝国》书中说，首先，它们都含有生物碱，容易上瘾。但克服口味障碍，则是长期的过程。具体来说，是因为美洲成为了欧洲殖民者种植甘蔗的大本营，从而可以海量低价地为欧洲人供给糖，从而对冲了对于欧洲人来说苦涩不堪的咖啡和茶。饮用咖啡和茶，必然要使用煮沸的水，这阴差阳错般地使得欧洲人不再饮用生水，降低了许多传染病的流传和为患程度，还能在工作中保持更为充沛的体力。而且，在1840年以前，也就是欧洲的“中国神话”没有破碎以前，饮茶作为东方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在欧洲中上阶级有着很强的吸引力。
转自：“学术那些事儿”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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