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减排不应只关注“排放大国”而忽视“中小型新兴排放经济体” | NSR

化石燃料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以下简称“碳排放”）是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之一。以往，政府和学界重点关注拥有庞大经济和人口规模的排放大国，而在最近发表于《国家科学评论》（National Science Review, NSR）的一篇文章中，清华大学关大博教授带领的国际研究团队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全球气候变化减排观点，即中小型新兴排放经济体（以下简称“新兴排放经济体”）减排是实现全球气候目标的关键。

研究者发现，自2000年以来，发展中国家中的中小型新兴经济体已成为全球碳排放增量的主要贡献者，尽管其单个国家碳排放相对较少，但整个经济体的碳排放合计总量却不容忽视。2010-2018年间，年排放量增长快于全球国家平均水平的61个国家中，就有59个是以越南、老挝、埃塞俄比亚为代表的新兴排放经济体，其整体排放总量位居世界第三，是印度的1.6倍。

2010-2018年间各国的GDP和碳排放的年度增长情况

这些国家中的一部分设有自主减排（NDC）甚至碳中和目标，但为了实现脱贫目标并追求发达国家的生产及生活方式，它们在工业和交通领域的基础设施建设仍在持续，未来将导致碳排放的激增（如文章所展示的2.5度情景），这对“本世纪末将全球变暖限制在1.5摄氏度以下”的目标提出了严峻挑战。

考虑到新兴排放经济体碳排放模式、变化趋势以及驱动力的独特性，作者模拟预测了未来30年不同情景下新兴排放经济体的未来碳排放量，以探讨新兴排放经济体达到全球减排目标的路径。结果表明，若无进一步的减排政策和技术支持，新兴排放经济体的碳排放还将持续快速增长。

预测结果：不同情景下新兴排放经济体的未来碳排放量

文章设计了一系列控制世纪末温升低于当前路径的情景，其中大部分情景需要大规模的“非排放能源”（如核能和风光等可再生能源）来替代化石燃料。基于此，作者进一步探讨了“控制温升目标下谁来减排？”的问题。

通过权衡新兴排放经济体和世界其他国家减排所需付出的努力，研究者发现尽管新兴排放经济体未来将比发达国家更具有潜在的减排成本效益，但由于减排成本高昂，其自身难以实现大幅减排。因此，如果全球要实现1.5度的温控目标，且保证新兴排放经济体的碳排放空间，其他国家则需每年减少7.2%的二氧化碳排放（如2010-2018间，欧盟和美国的碳排放年均下降速率分别为1.4%和0.9%）。但如果拥有先进减排技术的国家愿意承担更多责任，将有利于协同创造一个可实现控温1.5度目标的未来。这就要求以欧美为主的发达国家，一方面向新兴排放经济体提供经济和技术支持；另一方面通过强化自身减排目标，尽早实现负排放，为新兴排放经济体腾挪排放空间。

在此基础上，建立以“共识和诚信”为核心的全球气候变化谈判基石，其中的“诚信”的保障制度可参照设立由联合国托管的气候保释金机制，以提升全球气候治理的稳定性。

综上，在应对全球气候行动目标和自身经济发展的双重压力下，发展中国家实现低碳转型已是迫在眉睫，而发展中国家的长期排放轨迹，取决于其经济恢复增长时的气候和能源政策。在此情况下，为了更好地把握全球碳排放趋势，未来的全球气候治理需共同关注具有巨大排放潜能的中小型发展中国家碳排放。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应发挥在发展中国家经济体间的桥梁作用，充分挖掘中小国家群体的少排、缓排以及减排潜力，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路径，从根本上把握全球气候治理的方向以保障全球共同但有区别的气候目标的达成。

这项研究以“Global Mitigation Efforts Cannot Neglect Emerging Emitters”为题在线发表于NSR。关大博教授为通讯作者，其他主要作者包括清华大学崔璨、剑桥大学王道平、伦敦大学学院孟靖、世界银行Paul Brenton和Vicky Chemutai、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张少辉、伯明翰大学单钰理、清华大学张强、加州大学欧文分校Steven Davis等。该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41921005和72140001）的资助。

论文发表后，北京大学教授陶澍院士在评论文章“聚光灯下的新兴排放国”（Emerging Emitters in the Spotlight）中指出：“这篇文章关注了碳排放领域长期被忽视的新兴经济体，对其未来碳排放变化提出了科学的趋势预判，深化了全球气候变化减排的内涵解读。”他认为“这项工作可以倡导人们更多地关注新兴排放经济体减排工作，揭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过程中发达国家所应扮演的重要角色，即不仅要尊重中小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给予其减排的技术和资金援助，还要自身优先实现减排。”

转自：“中国科学杂志社”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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