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8日，由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主办的“后疫情时代的智库建设与舆论传播”论坛在线举行，来自智库、学界和媒体界的专家学者共同探讨后疫情时代智库发展的关键问题与舆论传播能力的提升。
强化智库的舆论引导功能
当今，国际社会竞争加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更为突出，世界大变局的各种表现渐次展开。面对历史变革，越来越需要多元知识储备和创新思想支持。智库作为政策与战略问题的专业化研究与咨询机构，在当今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越来越突出。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王轶表示，智库作为国家战略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家意识形态建设，智力资本构建和全球发展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当下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纷繁复杂的国际地缘政治和经济挑战，国际形势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正处于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历史阶段，迫切需要提升智库的思想创新能力，提出具有创新性和引领性的思想成果。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公共管理学院院长严金明谈到，思想创新和舆论传播是智库发展的重要两翼，舆论传播建立在思想创新的基础上。在公共政策舆论场中，智库作为思想创新的核心发挥着重要的议程设定和舆论引导作用。2020年延续至今的全球性新冠肺炎疫情对人类社会方方面面都产生了深刻影响，时代之变和世纪疫情相互叠加，世界正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中国与世界都面临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对中国智库而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新闻学院教授王莉丽提出，智库作为从事公共政策研究的知识密集型组织，通过专家知识与舆论权力的高度结合，构成了影响世界政治、经济发展和人类未来的重要力量。当前，人类社会面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峻的全球性危机，世界各国亟需加强对话与协作，共同构建一个后疫情时代的美好世界。作为非国家行为体，智库通过思想创新、舆论传播、跨国智库网络建构和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为世界各国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提供了协商、对话与合作的可能路径。中国智库的思想创新与媒体的舆论传播互为补充，可以共同构建一个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当今局势促使我们再思考智库的舆论传播引导路径和国际话语权的斗争。
如何理解国际话语权？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周庆安谈到，对国际话语权的阐释应从“定义权”“解释权”“动员权”三个维度加以深化：定义权是一个国家或一个组织的知识生产能力，为全球提供新知识、新概念、新范畴；解释权可理解为关系生产能力，展现中国融入世界和全球发展息息相关的能力；动员权就是行动生产能力，是能够让我们的传播内容转化为集体的行动能力。智库知识生产要覆盖差异化和特色化，处理好独立叙事角色和集体叙事角色的辩证统一关系。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特征更加明显，面临新的发展机遇，新的战略任务，更需要智库发挥作用，做中国和世界联通的桥梁。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认为，中国智库应当具备时代感、责任感、使命感，站在捍卫国家权益的前沿，站在舆论斗争和国家战略的前沿，要勇于发声，善于发声。中国智库要认清历史方位，主动引导国际舆论，要敢于为国家建言献策，敢于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发声。中国智库需提升国际传播能力、交流对话能力、舆论引导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叙事体系。
发挥智库和媒体合作优势
今天的时代，呼唤中国要有一批真正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智库和媒体，建构起与中国国力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走出一条新型的智库和媒体相结合的道路。《环球时报》副总编辑谢戎彬表示，各类社交媒体快速崛起，传统媒体层级化的运作模式优势渐退，扁平和去中心化是互联网时代的传播特质，碎片化、轻阅读、强互动、定制化的特征使得读者由受众向用户转变，着力于信息深度加工和解读的媒体与智库合作越来越成为一种趋势。全球化背景下，各国民众对全球形势发展问题的关注日益加深，国内外舆论相互交织，媒体和智库需要发挥好国家决策层面和社会舆论层面的桥梁作用。中国媒体和智库更要积极参与国际话题讨论，发出中国声音，主动设置议题，引导国际舆论。
当前，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这些新词汇层出不穷，它们冲击着传统媒体的边界，也深刻改变着传媒的生态，以往由传统媒体垄断的传媒生态已经不停地有新业态加入，面对这种形势，传统媒体如何在信息传播中脱颖而出，如何提供更高质量、更能沉淀读者的产品和服务。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副总编辑李莉娟认为，当前主导传播模式已经从原来的大众传播发展为“多位一体”的共创传播。传播技术的演进深刻改变了国际传播的语境，社交媒体已经成为国际话语权博弈的主战场。在信息碎片化时代，更需要专业智库发出清晰的声音、深刻的见解、权威的信息，引起更深入、持久的传播效果。在国际传播过程中应当把专业话语转化成通俗话语，把抽象的理念、概念、观念转化成视觉语言，走用户路线，让中国声音能够更好地在海外落地。
同样作为媒体人，凤凰网总编辑邹明谈到他与国际大型智库合作的经验时提出，智库的内容建设和国际传播需从以下几方面着手：第一，努力培育具有国际IP效应的文化产品，积极尝试破圈；第二，智库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发挥媒体的功能；第三，我国智库应构建具有国际效应的年度论坛，吸纳全球精英，充分展现国际影响力；第四，中国智库要重视新媒体平台短、平、快的特点，充分利用“名人效应”来扩大自身的影响力，积极培育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知识型大V，向国外受众传播中国智慧；第五，中国智库应更加重视国际性的社交媒体平台，吸纳各领域的国际精英。
构建面向世界的中国特色话语体系
智库建设和舆论传播需要从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国际影响力三个维度持续发力。中国社会科学评价研究院院长荆林波认为，中国智库应发表更多高质量的论文；应改变过于依赖传统媒体的现状，提升运用新媒体能力，让更多专家成为更具影响力的意见领袖；智库需进一步拓宽国际发声渠道，跨越信息鸿沟，减少信息不对称。新时代的智库建设应进一步完善激励机制，营造良好的智库生存生态。
后疫情时代中国应当加快智库的建设步伐。新华社北京分社总编辑李斌谈到，中国智库的数量虽已攀升至全球第二，但其国际影响力和思想创新能力依然有待加强。中国的智库建设亟需提质增效：聚焦重大战略问题，增强战略性；聚焦焦点、痛点、堵点，增强针对性；未雨绸缪，加强研判，增强前瞻性；增强智库的思想性；培育新概念、新理念，增强概括性；增强智库的调查性；影响公众、推动决策，增强智库的参考性。
南京大学中国智库与评价研究中心主任李刚有着丰富的基层调研经验，他认为，智库是具备理论创新、决策咨询、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和公共外交功能的非赢利性机构，那些以营利为目的的所谓“智库”在一定程度上稀释了智库的概念，淡化了智库的公益属性。从中国国情出发，关注和服务基层治理，大力发展公益性的社会智库，重视重心下移和增量布局，在法律法规的规制下发展“思想市场”，这些都是后疫情时代需要重点考虑的。
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研究应坚持国际比较和本土研究并重，明确组织定位，完善内部治理结构，提升研究方法和政策分析能力。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执行院长朱旭峰认为，当前我国智库话语体系构建存在两个困境：第一，中国的话语体系构建长期受西方学术体系影响；第二，中国话语的对外传播长期受西方媒体系统制约。对此，中国需明确理论指导，构建国家品牌，培养“以受众为中心”意识，避免盲目顺从西方的评判和发表标准。中国智库不能止步于发出声音，更要让对方“听到”“听懂”。此外，构建中国智库的话语体系应当从五个维度着手：找准定位，从比较视角出发，思考中国学派在世界上的准确定位；贡献基于事实的观点，用真实的话语打动人；提升跨文化理解力和沟通力，尊重各国受众认知习惯；丰富品牌载体，保持开放心态；紧跟时代趋势，重视新媒体的传播潜力。
武汉大学国际法治研究院院长肖永平提出，加强智库与媒体的合作，不断提高中国故事的国际影响力，是后疫情时代中国智库建设的必解题，要大胆引进和培养一批政治可靠、善于国际传播的高水平人才，智库应与媒体共建国际话语创新平台，提升国际传播能力。话语创新平台需要从四方面着力建设：打造能够讲好中国法治故事的理论性话语平台；打造能够辨析国际事件法理的实施性话语平台；打造熟悉国际组织规则程序，参与拟定全球治理规则和规则性话语的输出平台；打造能够大胆布设学术交流网络，扩大国际朋友圈的话语调试平台。
中国的改革发展为一流智库的建设与发展提供了有利机遇，面对新的发展环境，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必须是能够适应新环境的智库。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王文表示，全球性的新冠肺炎疫情不但制造了一种空前的物理隔绝状态，而且还在国际传播过程中制造了巨大的信息差，这时刻影响着中国的智库工作者对于后疫情时代的全面认知。因此，中国智库工作者需要勉励奋进，研究真问题，真正地建言献策，真正地引导舆论，真正地争夺国际话语权。此外，后疫情时代中国智库的崛起，离不开制度的保障和激励，智库学者们应当“走出去”，积极探索世界各国对于后疫情时代的独特理解。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李彪谈到，从某种意义上讲，通过媒体的放大作用，智库可以引导社会思潮，并成为意见领袖。中国智库在未来的建设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建立多元主体互动的科学决策机制；建立智库和决策部门的常态化沟通和成果报送体系；建设战略和政策研究性一流人才培养机制与政府的“旋转门”；探索新型的治理机构和治理架构问题，优化评审机制。
原文标题：智库与媒体合作赋能中国话语权提升——“后疫情时代的智库建设与舆论传播”论坛综述
转自：“智库中国”微信公众号
如有侵权，请联系本站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