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起开始推行计划生育基本国策，发展到今天，我国独生子女占总人口的比例已超过10％，且独生子女的数量仍在继续扩大。预计到2050年，独生子女数量将达到３亿左右（王广州，2013）。然而，自从独生子女随政策实施以来，媒体就表现出对独生子女长期而持续的担忧，独生子女通常被斥为关注自我的“小皇帝”或“小公主”。成年的独生子女在劳动力市场中也通常遭到雇主的歧视。独生子女的行为模式异于非独生子女，行为表现不如非独生子女，甚至被已经被社会人士认为是常识。问题是社会上流行的对独生子女的负面的刻板印象是事实吗？
原文：《独生子女的经济行为有别于非独生子女吗？——来自实验室和田野实验的证据》，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第1期
01.问题提出与理论假说
计划生育政策实行三十多年来，独生子女群体一直备受中国社会关注，并形成了负面的刻板印象。近年来，随着数量庞大的独生子女群体逐渐进入劳动力市场，社会对独生子女群体的刻板印象进一步转化为劳动力市场上所出现的对独生子女的偏见甚至歧视态度。
但到底独生子女群体经济行为有何不同？迄今为止，经济学界对此研究甚少。理论界对独生子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心理学、教育学和社会学领域，这些研究以经验观察和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对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的认知能力、性格特征和社会交往能力方面的潜在差异进行了长期的对比分析，但不同研究并未获得关于上述差异的一致认识。
对于独生子女的经济偏好和行为特征方面的研究十分缺乏，对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经济行为严格的比较分析更是凤毛麟角。Cameron（2013）是目前比较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经济偏好和行为的唯一经济学研究。
总体而言，已有研究显示出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行为差异。何浩然、徐慧（2017）提醒我们对这个结论需抱有一定的谨慎性态度，原因如下：第一，绝大部分研究以锁定某一年龄阶段的人群为研究对象，无法追踪行为差异随年龄的发展变化而产生的影响。实际上，许多发现独生子女交往能力弱、合群性差的研究主要基于对幼儿和低龄儿童行为的观察与分析，独生子女社会化的发展及其与非独生子女之间的差异，随着其年龄的不同而发生变化。第二，不同年代的研究发现可能会受到特定时代环境限制。中国经济社会环境在过去几十年经历了快速发展和变迁，因此，不同年代下的研究发现很可能带着特定经济社会环境的烙印。有鉴于此，何浩然、徐慧（2017）提出了与主流研究结论相对立的研究假说，即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风险偏好和亲社会的经济行为方面不存在明显差异，在时间偏好和反社会行为方面也不存在显著差异。
02.实验设计
作者在实验设计上参考了Cameron（2013），但采用了与之不同的随机抽样方式：从同一样本池中随机招募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两类被试来开展实验的方式。为研究个体独立决策下的风险偏好和时间偏好，以及在与他人策略互动下相互合作的亲社会行为以及侵占、报复的反社会行为，作者设计了三个实验，实验被试来自2009-2012年间我国贵州省与北京市的普通大学生人群和非传统的工作成年人群。共招募到510名被试自愿参加，其中实验一200人，实验二192人，实验三118人。
每个独立实验所招募的两类群体间没有系统性年龄差距。各实验均是从目标人群中招募自愿参加的被试，且在招募程序中未涉及包括是否为独生子女等被试身份的筛选，故每个实验中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被试的人数不完全平衡：实验一和实验三中的独生子女的人数较少，实验二中的独生子女的人数较多。但所有实验均是在相同条件下招募自愿参加的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从而确保各实验中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被试均来自同一样本池。各实验分别在控制性实验条件下收集风险偏好、时间偏好、亲社会的合作行为和反社会的侵占和报复行为信息。在具体设计上，作者在实验一和实验二中采用了被试者间设计，在实验三中则采用了被试者内。实验一和实验三为纸笔实验，实验二为电脑实验。表1总结了各实验的基本信息。
实验1为在贵州省的几所大学招募大学生被试开展的风险和时间偏好测度实验。其中，风险偏好衡量的是个体对风险的喜好程度，可以大体分为风险厌恶、中性和风险喜好三种类型。作为衡量决策者耐心程度的指标，时间偏好反映了个体的耐心程度，以个体为等待特定时间所需要获得的额外收益数额来衡量。
实验2为在北京师范大学的招募大学生被试开展的公共品博弈实验实验，用标准的公共品博弈实验衡量个体的亲社会行为的合作倾向。
实验3为在北京师范大学招募的在该校业余大学学习的普通工作成年人开展的博弈实验。该实验在Abbink(2000)的夜袭博弈(Moonlighting Game)的基础上设计了一个侵占—报复两阶段的贯序博弈实验，测度个体的反社会行为。
03.实验结果
1. 描述统计
表2报告了独生和非独生被试在各实验中行为的描述性统计信息。
（1）在实验一的风险偏好测试中，独生子女相对比非独更偏好风险；在时间偏好测试中，独生子女比非独生子女选择早收益的题数更少，即独生子女更有耐心；（2）在实验二的公共品博弈实验中，独生子女比非独投入公共账户的金额多，即表现出更强的合作倾向；（3）在实验三的在侵占—报复博弈实验中，作为侵占者，独生子女比非独生子女更不容易侵占，但作为回应者，独生子女的报复行为却比非独生子女更强烈。不过，实验三中的回应者的行为均值在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之间差别小于１５％，而在三个实验中的其他行为均值在两类被试之间的差别均小于５％，这表明在独生子女和非独间的差别并不大。
表2：各实验中决策行为的描述性统计
2. 实验结果的非参数检验
为进一步检验风险偏好、时间偏好、亲社会行为和反社会行为在各实验中是否存在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之间的分布和均值差异，作者采用Wilcoxon秩和检验，并根据各实验中的数据特征对实验三中发生侵占行为的概率数据进行了比例检验，而对实验中的其他行为进行了中位数检验，表3概括了各实验中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行为差异的非参数检验。
表3：各实验中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行为差异的非参数检验
如表3所示，在所有实验的所有决策中，所有检验均未在２０％或更高的显著水平上拒绝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被试的行为之间的均值和分布无差异的原假设，即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在经济偏好和社会行为表现上并无显著差异。
3. 稳健性检验
作者考虑到在Wilcoxon秩和检验中，由于非参数检验并未控制诸如被试社会经济特征、实验局变量等可能对两类被试的行为产生影响的其他因素，故结果可能还不具备完全的说服力。为保证实验结果的稳健性，作者利用在实验后通过问卷搜集的被试及其家庭的社会、经济信息，进一步控制了可能干扰因果识别的其他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月收入甚至父母的受教育程度等），并构建了经济计量模型。由于实验一和实验三中的被试在多个任务中进行决策，而在实验二中，每位决策者只进行一次决策。因此，检验实验一和实验三决策行为的模型均采用随机效应面板数据回归对所得数据的面板特征进行处理，而检验实验二决策行为的模型则采用截面数据回归。
计量回归结果（图表略）表明，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后，检验各实验中所有决策行为模型的估计结果均显示“独生子女”变量的边际影响有负有正，表明在不同决策中独生与非独子女行为的均值各有高低。然而，所有模型中显示的双侧ｔ检验结果均表明该变量的边际影响未显著异于零。换言之，采用多元回归检验仍不能在10％或更高的显著水平上，拒绝独生与非独生子女的多种经济偏好和行为不存在差异的原假设。特别是，为了检验计量回归结果的稳健性，作者还尝试在模型中分别引入各种社会经济变量和控制变量分别与“独生子女”虚拟变量相交的各种交互变量，但均未发现独生子女行为在任一特定子群体中与非独生子女行为存在差异。
04.总结与讨论
作者通过分析2009-2012年在我国的贵州与北京两地分别针对大学生和成年工作人群所开展的三个独立实验的数据，对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多种经济偏好和行为进行比较，实验结果表明，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本研究所涉及的风险偏好、时间偏好、亲社会的合作行为以及反社会的侵占和报复行为上均不存在差异，且在控制了其他可能混淆因素后的多元回归回归中结果仍然稳健。特别是作者在部分实验中采用了非传统的普通人群被试开展的人工实地实验，增强了研究结果的外部有效性，研究结论具有很强的外推性。
本文在公共品博弈中初始合作行为上所发现的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间无差异的研究结果与Falbo(1978)在囚徒困境博弈的初始合作行为上所发现的结果相同，但我们在风险偏好和亲社会行为方面的研究结果却与Cameron等(2013)所发现的独生子女比非独生子女更规避风险以及具有更弱的亲社会行为的发现不一致。所采用的抽样方法不同应该是引起研究差异的主要原因。Cameron(2013)使用了政策前后具有较大年龄差异（对比组别之间年龄差异最大8岁，最小2岁）的两类青年人群的样本来进行对照比较，而作者则是在同一样本池随机抽取两类被试的采样方式，不仅尽可能避免了因两类被试在年龄上的系统性差异所带来的财富、经历等方面的差异而可能对所研究行为产生的混淆影响，也尝试降低了因中国社会经济环境的快速变迁而导致的个体行为受不同环境影响而可能产生的潜在差异。因而，本文结论的可信度更高。
不过，由于本文的实验对象均为成年人，因而研究结果只反映成年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经济行为不存在差异，无法排除这两类人群在幼年时期在行为上存在差异的可能性。因此，不能排除的一种可能是，处于幼年的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行为上可能存在差异，然而差异可能随着年岁增长而逐渐变小并趋同。也就是风笑天(2000)所提出的“消磨－趋同”理论。事实上，很多研究表明，人类的某些行为特征的确会随着年岁的增长以及社会化的过程而发展和改变。另外，本文的研究聚焦在经济行为上，无法排除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非经济行为上的差异。作者的采样方式也并不完美：鉴于选择生育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家庭间可能存在差异，并不能在抽样设计上完全控制来自于这一差异的可能影响。但作者通过在多元检验中控制被试主要的个人和家庭社会经济特征，尽可能地剔除了上述影响。
最后，虽然本文的研究并不能完全分离选择生育独生子女的家庭和独生子女的成长经历本身这两个方面分别对独生子女的经济偏好和行为的潜在影响，但本文的研究结论至少表明，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这两个群体在所研究的经济偏好和行为上不存在差异。本研究为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相关经济行为上是否存在差异提供了新的证据，并对反驳长期以来国内社会普遍存在的对独生子女群体的偏见和误解提供了依据。我们和作者一样，希望本研究能对改善劳动力市场中独生子女受到的潜在歧视以及相关人口政策的改革提供借鉴。
转自：“量化研究方法”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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